JEANE KIRKPATRICK：獨裁與雙重標準，1979

譯/Τ?μβο?原文：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dictatorships-double-standards/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失敗，現在對於除了其肇始者以外的所有人來講都很清晰了。哪怕是這些肇始者，他們私下必定不時對一個最高成就是準備巴拿馬運河，從美國轉交給一個卡斯特羅傾向的、狂妄自負的拉美獨裁者的政策抱有懷疑。在卡特總統宣誓就職的三十多個月裡，蘇聯的軍力戲劇性的增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軍力的停滯；以及蘇聯對索馬利亞半島、阿富汗、南非和加勒比海的影響力戲劇性的擴張，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在所有這些地區地位的下降。美國從未在第三世界建立並保持盟友關係上如此努力的嘗試並失敗的如此絕對。好像這還不夠糟一樣，眼下這一年美國遭受了另外兩大沉重打擊——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在重大戰略意義上。在這兩個國家，卡特政府不僅未能阻止我們不希望的結果，它還在把從親善美國利益的溫和獨裁者向不那麼友善的、帶有極端主義信仰的獨裁者的政權更替中積極合作。它太早確信什麼樣的政權會最終在伊朗和尼加拉瓜誕生，但日漸累積的證據卻表明，事情變得更糟的可能性與變得更好一樣高。尼加拉瓜的桑地諾們鞏固權力的能力看上去跟霍梅尼在愚民政策方面一樣嫻熟，並且這兩個革命的領導者展現出來的不寬容和驕矜，並沒有預示著對權力的和平分享和憲法政權的建立，特別是在兩個革命的領導人都表明他們並沒有追求這兩種理念的打算的情況下。這場苦澀的爭論還可能激發新一輪針對國家戰略地位和防衛政策的詳查，這一點是可能的，但是似乎並不存在任何人會認真考慮美國這個國家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發展上地位的跡象——儘管美國在美國在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摩洛哥、扎伊爾和其他地方遭遇類似的局面和抉擇敲響了警鐘。然而，在美國外交問題上，沒有比構建一個道德和戰略上可以接受的並且政治上現實主義的、用以處理與被蘇聯支持的顛覆活動所威脅的、非民主政府的計劃更為緊要的了。在沒有這種政策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預見，指引華盛頓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問題上所作所為的同樣反應，會被允許決定美國針對從韓國到墨西哥的行動——並給美國戰略地位帶來同樣災難性的影響。（卡特政府還仍然沒有把它在伊尼兩國的政策稱作失敗——也可能根本不會這樣想——這不過是在不改變問題本質的情況下把問題複雜化罷了。）當然，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美國在與上述這些不同國家之間的具體關係是有顯著不同的。石油、面積和與蘇聯為鄰的特性，給予了伊朗在經濟和戰略上比任何中美「共和國」更大的重要性；並且，美國與伊朗皇帝、參謀及其家族發展了比與索摩查總統、他的顧問和家庭的更為緊密的關係。我們對於他顯而易見的、明知現代化對於伊朗傳統社會文化模式的影響（包含那些強化了他的權威和法統的模式）卻仍要令伊朗現代化的意向表示讚許，這進一步改善了美伊關係。並且，當然，伊朗皇帝比索摩查帥氣得多並且總的來講更為時尚；他的私人生活更為浪漫，對媒體來講更為有趣，更為流行，等等。因此，美國人對伊朗皇帝要比對索摩查更為暸解。但儘管伊朗曾富有，有幸擁有美國與其盟友急需的產品，還由一位帥氣的皇帝領導，與此同時，尼加拉瓜很窮並且因為一位有著不那麼有衝擊性的長相的長時間在位的總統而不安定，這兩個國家以及我們與他們各自的關係曾具有許多相似性。兩個國家的領導人都不是從自由選舉中產生，並且也都不覺得自己有尋求經受大眾可接受度考驗的責任。兩者都確實容忍有限程度的反對派，包括反對派報紙和政黨，但是兩者都遭遇了傾向於社會政治革命的激進暴力的反對派。因此，這兩個統治者有時實行戒嚴並逮捕、監禁放逐，並且偶爾對反對者有所謂的折磨。兩者都把公共治安寄希望於據稱是太嚴厲、太武斷並且太強勢的警察力量。每一個都有美國媒體所稱的「私人武裝」，亦即，對統治者而不是對「憲法」或「國家」或其他非人實體效忠的武裝。簡而言之，索摩查和伊朗皇帝都是在中間道路上的半傳統社會的傳統統治者。儘管伊朗皇帝非常要創造一個技術上現代和強大的國家並且索摩查努力嘗試引進現代農業工藝，兩者都沒有試圖以任何社會公正和政治美德為引尋求改革社會。兩者都沒有試圖顯著改變商品、身份、或者權力的分配（儘管，在伊朗，伴隨著現代化的教育和手藝的民主化確實引起了那裡一定程度上的金錢和權力的再分配）。索摩查和伊朗皇帝都曾享受著長任期、大量的個人財富（其中的許多毫無疑問地徵收自總體稅收），以及與美國的良好關係。伊朗皇帝和索摩查不僅反垬，並且與美國積極交好，把他們的兒子等派遣到我們的大學受教育，與我們一起在聯合國投票，並且規律地支持美國的利益和地位，哪怕當這些牽涉個人和政治成本的時候。兩個政府的大使館在華盛頓社交場上活躍，並頻頻被在美國這個國家外交、軍事和政治生活上佔據主要地位的美國名流造訪。而且，伊朗皇帝和索摩查自身在華盛頓也受到歡迎，也擁有很多美國朋友。儘管這兩位中的每一位統治者都曾因違反公民和人類權利而被美國官員時時批評著，伊朗和尼加拉瓜人民僅僅間歇性的享有西方民主國家公民的權利這一事實並未阻止歷屆美國政府給予他們——由歷屆美國國會許可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對於伊朗和尼加拉瓜來說，美國支持的有形和無形的表態，一直持續到這政權成為明顯敵美國武裝力量的一個主要攻擊目標。可是，一旦傾向於毀滅的反對者開始攻擊，事情就都起了變化。令人擔憂和暴力的反對派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崛起，成為了一系列事件的開端；這些事件之間帶有令人產生聯想的相似性，並且也與在天朝蔣中正垮台和古巴卡斯特羅勝利前，和越戰特定關鍵時期以及更為晚近的安哥拉，我們的所作所為具有令人產生聯想的相似性。在上述每個國家裡，美國在一個面臨著暴力內部反對者的政府之上強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不僅僅失敗了，而且實際上協助了一個普通人在其中比在之前獨裁者統治下享有更少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新政權的掌權，而且這個新政權還對美國利益和政策抱有敵意。這種模式足夠令人熟悉了：一個與美國有著交好記錄的既有獨裁者被暴亂勢力攻擊，這其中一些反對勢力的領導人與垬運有長期聯繫，其中多數的武器裝備來自蘇聯，天朝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美國對這個獨裁者支持沒有給這些暴亂者多少選擇因而只能從「別處」尋找幫助這個假定的基礎上，「馬主義」的存在被美國官員和菁英媒體忽略和/或最小化。暴力蔓延，並且美國官員質疑一個「缺少他們自己人民支持」的政權的存續能力。反對黨的缺乏被譴責，並且對公民權利的侵犯被回顧。力薄儒專欄作家質疑繼續援助一個「右翼獨裁」的道德性，並且給一些「希望」看到美國會記得它自身革命起源的跡象的暴亂領導人，提供在必要的剋制方面的保證。來自被圍攻獨裁者的援助請求被忽視，並且「在事情變得太遲」之前應與反對派建立聯繫的呼聲漸長。總統先生，推遲了美國援助，派遣特別使者以確認政府地位的降低和控制局面能力的喪失和推薦「鞏固」和「自由化」這一政權的各種措施，其中所有提案都包含沖淡現政府權力。使者的建議被發表在日益增長的要求美國抽身的抗議背景之下，這一抗議是基於進一步的牽涉會坐實我們作為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反動派的代理人身份、與我們支持人權的立場不一致、把我們孤立於「民主力量」之外並且會使美國又一次被置於歷史的「失敗者」一面的假設之上的。這種輿論每一天都在被針對返回美國的宣傳員和「講道理」的反對派所佐證。隨著形勢的惡化，總統先生向世界保證美國只不過想要「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他斷絕了對現政府的一切武器援助，並且承擔由一旦被選中就要以對衝突進行「政治」清算為目的迅速行動的現政權的「溫和」批評者牽頭的，旨在建立「有更廣泛基礎」的聯合的協商義務。只要現任獨裁者膽敢對美國要求他靠邊站的要求有所抵觸，他就會快速被反對者的軍力所壓倒，而這些反對者的背後力量，會在美國減少對現任獨裁者軍售的同時繼續提供久經沙場的武裝力量和顧問。一旦現任獨裁者喪失信心以至於同意交出權力，他就會被一個美國選擇的「溫和派」取代。只有當這些暴亂者拒絕了別人提交的政治解決方案並且無政府擴散到整個國度，這個政府的新領導人缺乏明顯的追隨者、沒有執政經驗也沒有領導天賦這一點才會被人注意到。屆時，不再被國家領導人約束的軍隊司令們，會罷黜這位拙劣的「溫和派」而轉為支持他們選擇的狂熱分子。無論是哪種情況，美國都因為錯估局勢而主動罷黜一位往昔的朋友和盟友並且建立一個對美國的世界利益和政策抱有敵意的政府。最好的情況是，我們失去了通往友好領土的途徑。最壞的情況是，蘇聯獲得新的基地。並且，在世界的每個角落，我們的朋友會意識到，在情勢危急的時候美國是靠不住的；我們的敵人會觀察到，在對抗歷史的進步方面，美國的支持提供不了任何安全保障。沒有任何特定的危機完全符合以上所描述事件的發生次序；在這個問題上總有一些些微的不同。在伊朗，比如說，卡特政府——以及總統自己——給統治者更久的支持，儘管到1978年12月總統承認他不知道伊朗皇帝會否存活，以及，美國不會「直接涉入」。美國也從沒公開要求伊朗皇帝下台。然而，總統特使George Ball，「據報導得出伊朗皇帝不能希望獨攬大權並且必須現在與反對派中溫和勢力妥協的結論……」並且「據稱業已討論不同替代方案以有效協助伊朗皇帝放下大權」（華盛頓郵報，1978年12月15日）。並且，在美國協助了伊朗皇帝的去職和安排權力交接給巴赫蒂亞爾。在伊朗，卡特政府對於不干涉的責任心被證明強過戰略考慮和國家自尊。世界其他部分把這當作一場美國的慘烈失敗，美國政府卻把它當成伊朗人自行解決的事端。「我們個人更喜歡伊朗皇帝在政府佔據主要地位」，總統承認，「但那個是留給伊朗人民的決定」。尼加拉瓜的事件也與之前描述的劇情有所不同，因為古巴和蘇聯的角色明顯得多而且美國官員也在更為密集地和公開地反對索摩查。在索摩查政權擊退了桑地諾的第一波暴力行為之後，美國停止了支援，強加了制裁，並且採取了其他削弱當時政府在內政外交方面地位和信譽的舉措。在六月初一名國民警衛隊隊員謀殺ABC特派記者Bill Stewart和七月末桑地諾勝利之間，美國國務院指派了一名拒絕把國書遞交給索摩查的大使，儘管當時索摩查仍然是國家領袖；並且號召以一個「有廣泛基礎的包含桑地諾游擊隊代表的臨時政府」取而代之。美國國務卿Viron Vaky向美國人民保證，「尼加拉瓜人和我們在拉美的民主朋友不想看到尼加拉瓜變成第二個古巴」，儘管國務院知道，桑地諾高級幹部與哈瓦那有密切的個人關係，並且與哈瓦那持續接觸，並且，更為確切的說，一名古巴秘密警察，Julian Lopez，頻繁進出桑地諾總部而且古巴軍隊參謀位列桑地諾隊伍之中。在這樣一個似乎樂意與任何人在任何地點協商任何事情的卡特政府的非典型行為裡，美國政府在同索摩查打交道時採納了一個非常弔詭的不妥協姿態。「這場危機沒有終點是可能的，」Vaky說，「若並不以索摩查去職和他的政權倒台開始。對索摩查政府不會再有任何協商、斡旋或者妥協。解決方案只能以一個與過去的犀利的告別開始。」在這條道路上努力嘗試著，我們不僅禁止了對尼加拉瓜政府的所有武器交易，而且施壓要求以色列、瓜地馬拉以及其他國家做同樣的事情——全都是為了保證一個「民主」的結果。最終，隨著桑地諾領導人鞏固了對武器和通訊的控制，禁止了反對派，並交由古巴掌控，卡特總統警告我們不要把這場「進化的變革」歸咎於「古巴的陰謀」並且向世界保證美國只不過想要「尼加拉瓜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不管所有這些些微的不同，卡特政府帶給伊朗和尼加拉瓜危機幾個共通的假設，其中每一個都在加速使比之前更加有壓迫性的的獨裁政權的勝利上起了主要作用。這些是，首先，相信著當危機發生之時，現政權的民主替代品是存在的；其次，相信現狀的延續是不可能的；再次，相信包含由自封馬主義革命者領導的政府建立在內的任何變化，相對於當前政府都是更可取的。上述每一條理念，大體上曾經並且正在力薄儒群體內被分享。這些理念，沒有一條能經得住甄選。儘管現今世界上的大多數政府如同他們一直以來一樣，是一種或者另一種專制政府，在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心裡，沒有什麼觀點能比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和任何情勢下民主化政府是可能的這一信仰更有分量了。這一概念，被基於數個國家試圖從專制政府轉變為民主政府的努力，獲得的多多少少（通常是少少）的成功的經驗的海量的證據證偽。許多本世紀以及以前的、最明智的政治科學家贊同，民主體制非常難以建立和維護——因為它對人口的每一個階層都作出嚴格的要求，還因為它依賴於複雜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條件。二三十年前，當馬主義在美國姿勢分子中享有最高的聲譽的時候，民主在經濟上的先決條件被社會科學家們著重強調。民主，他們辯稱，只能在有著先進經濟體、大量中產階級和受教育人口的相對富裕社會正常發揮作用，但是可以期待，只要當這些條件佔主導之後，民主差不多會自動出現。今天，這個圖景看起來整個被過分簡化了。雖然有一個足夠強大到可以給所有人提供體面水平的福利和足夠「開放」到提供流動性和鼓勵進取的經濟體確然有幫助，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格局和正確的政治文化——還有時間——甚至更為必要。在《代議制政府》的文章中，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確立了三條卡特政府應該好好思量的基本條件。它們是：「第一，人們應當樂於接受它（代議制政府）；第二，他們樂意並且有能力做必要的工作來維護它；第三，他們必須樂意並有能力履行義務並執行它加給他們的職責。」履行義務並執行代議制政府的職責對領導人和公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參與和限制，以及共識和妥協。所有公民都熱衷於政治或者對公共事務博聞強識並非必要——儘管比獨裁國家廣泛的多得多的興趣和流動性還是需要的。大量的公民認為他們自己是社會決策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被法律束縛的主體，這一點是必要的。而且，社會各部門的領導者必須認同，只能通過合法手段追求權力，必須避開（至少原則上）暴力、偷盜和舞弊，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必須接受失敗。他們也必須擅長在多樣化的觀點和利益中尋找和創造共同點，並且相關地，樂於在基本價值之外的一切方面進行妥協。除合適的政治文化外，民主政府需要強大到足以引導和容納矛盾的機構。自願的、非官方的機構也是表達和收集不同利益和觀點所需要的。否則，正規的政府機構就不會有能力把大眾的需求轉化為公共政策。在它所存在的少數地區，在擴展了之前有限的參與形式——領導人業已勉強適應容忍異議和反對者，反對派接受他們可以擊敗而不是毀滅當權者這一概念，並且人們對政府對他們生活的影響和他們對政府可能的影響有所醒覺——的經驗之後，民主政府誕生得很緩慢。人們通常需要數十年——如果不是數個世紀的話——來習得相關原則和習慣。在不列顛，從大憲章（the Magna Carta）到王位繼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到偉大的1832，1867和1885改革法令，橫跨了七個世紀。美國歷史也並沒給相信民主可以輕易的、迅速的，或者招之即來的降臨提供更好的基礎。一場獨立戰爭，一部不成功的憲法，一場內戰，一個標誌著我們通往憲政民主政府的進步的、漫長的漸變政治權利解放過程。法國的路徑則更加艱辛。恐怖，獨裁，皇權，動盪和不適格出現在本該引領一個手足之情的千年的革命之後。僅僅在二十世紀，民主原則最終在法國獲得廣泛認同，並且直到二戰，命令與民主、大眾政權與專制政體，才在足以包容激烈衝突的公共觀點之流的機構中最終得以緩和。儘管不存在革命「社會」主義或者垬產主義社會民主化的先例，右翼專制政權的的確確有時會進化為民主政體——如果被給予時間、有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大環境、有天分的領導人以及對於代議制政府的強烈本土需求。這樣的轉變過程正在發生在伊比利亞半島，並且巴西也邁出了第一步。有理由相信，如果美國的爭鳴和參與展開得更為平緩，類似的事情本來也可能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發生的。但是，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肇始者們對如何鼓勵專制政權自由化沒有什麼暸解，這一點似乎是明顯的。在伊朗和尼加拉瓜上，他們兩次沒能認識到，把當時獨裁者替換為「溫和」批評者之一或「有著廣泛基礎的聯合」的努力所產生的唯一可能結果，就是動搖業已存在的政權卻不會把它向民主政體的方向挪動寸分。然而，這種結局是完全可以預料得到的。傳統專制社會中的權威是通過個人關係傳遞的：從統治者到他親近的副手們（親戚，家庭成員，個人朋友）然後從副手們到與這些副手的關係類似這些副手與統治者的關係的人。當位於頂端的人的權力和地位被顛覆或者消除之後，社會結構會從權威開始迅速解離。這些專制者在位越久，他們的影響越深入，一個國家的組織機構就會越加依賴於他。沒了他，有組織的社會生活會崩塌，正如柱石被移除了的拱門。把伊朗軍隊置於皇帝舒服之下或把國民衛隊置於索摩查束縛之下的那些混合特質，對於支撐一個傳統專制政權來說，是很典型的——個人的，階級的，不可流通的。一旦專制者被移除，軍隊崩潰、官僚機構停擺和社會結構解體的速度，常常使適應了基於普適教條而非特權關係的公共機構的美國政策制定者與記者大為驚奇。未能理解這些關係這一敗筆，是這屆以及之前美國美國政府政策失敗的根源之一。然而還有其他的根源。在伊朗和尼加拉瓜（正如之前在越南、古巴和天朝一樣）華盛頓高估了反對派的政治多樣性——特別是「溫和派」和「民主派」在反對運動中的力量；低估了激進派在運動中的力量和固執；也錯估了反對運動的本質與美國對當時政府和反對派的影響力的程度。對於反對派角色的混淆不清，特別是它的固執與權力慾，通常導致對克制其暴力傾向所需的力量的輕視。在伊朗和尼加拉瓜上，美國兩次未能足夠清晰的領會到，當時政府在面對一個在意識形態上極端化的反對派之時保持社會秩序所遇到的問題。儘管這些群體的存在廣為人知。國務院1977年的人權報告描述伊朗面臨著「少量左翼和右翼恐怖分子在這個國家內的活動。有證據表明他們曾接受大量國外支持與訓練……[並]對針對伊朗政府官員和美國人的謀殺負有責任……」同一份報告用如下的措辭描述索摩查的反對者「一個名為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游擊隊組織尋求暴力推翻政府，並且它從古巴接受了大量外國支援。FSLN在1974年12月進行了一次襲擊，殺了四個人，抓了一些官員作人質……自那時起，它持續在一些孤立地區挑戰行政當局。」1978年，國務院報告說，索摩查政府撤銷包圍狀態之後，桑地諾的暴力仍在持續中。當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大批力薄儒媒體，把這種暴亂解釋成廣泛的不滿和民主的意願之後，事情就註定是一場災難。就因為如果公民鬥爭反映了大眾對民主的渴求，則可以得出結論說一個「自由化」的政府對於「公眾觀點」來說更能被接受。因此，在強化政府的希望之下，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被引導著——一個錯誤接著另一個的——把幾乎肯定會削弱當局的措施強加上去。倉促間強迫缺乏必要政治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的的社會接受複雜而陌生的政治實踐的努力，不僅沒能產生我們想要的結果，若它們是在傳統政權被攻擊的時候被施行的話，實際上是使暴亂者的工作變得更容易。越南想來是教會我們美國當不了世界警察；它也應當教會我們，當民主的誕生被策劃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之下，嘗試當民主的世界助產士的危險。如果政府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行動反映出一個深入人心而卻是錯會的假設——即一個人可以輕易的把民主定位並強加給當權的專制政府——的話，這些行動也同樣反映出另一個同樣深入人心而有著缺陷的信念，那就是在這樣的專制國家內的變革本身是不可不免的、可欲的和符合美國利益的。正是這樣的信念，誘導著卡特政府積極參與傾覆非垬產專制政權的同時面臨赤色陣營擴張保持消極姿態。在卡特政府剛剛上任的時候，總統先生已經組織了一個共享外交政策新方案和國家利益新概念的團隊曾被廣泛報導。這個新方案的主要元素據稱有兩點：深信冷戰已然結束，以及深信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應該更優先考慮南北問題並幫助欠發達國家找到他們自己的目標。比最初能看到的更多方面已然牽涉其中。因為並不像它可能看起來那樣，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確是被一個相對完善的歷史哲學所引導，也即如同歷史哲學一直以來那樣，包含一個社會變革的理論，或者，正如當下被人們稱呼那樣，一個現代化的教條。如同其他多數十八世紀以來在西方出現的歷史哲學一樣，卡特政府的教條預示著進步（以對於所有社會來說的現代化為形式）和美好結局（以一個由發達的、資質的國家構成的世界共同體為形式）。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務上的方案，可以從1970年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所著，關於美國在電子技術時代所扮演角色的《兩個時代之間》一書看到預示。在那本書中，布熱津斯基展現了他著眼於冷戰之上的、關於一個全球政治和獨立的美麗新世界的想像。為了應對那個新世界，一個新的方案正在「進化」，布熱津斯基將其命名為「理性人文主義」。在這個新的方案中，帶有「民族優越性」的「成見」，會讓步於「環球」角度，並且國際問題應當被看作「人類議題」，而不是「政治對峙」。應對外交政策的傳統知識框架必須被拋棄：「時值今日，舊的國際政治框架……連同他們的影響勢力範圍，民族國家之間的軍事聯盟，主權的幻想，產生於19世紀危機的教條性的衝突——顯然不再與現實相容。」只有蘇聯的「被拖後了的發展」，「一個存在性地但還並不規範地經歷了現代性的古老的信教共同體，」阻止了人們對意識形態已然終結這一事實的更為廣泛的認知。對於美國來講，布熱津斯基推薦「大量的耐心」，一個對世界革命過程的更加超然的態度，以及一個對蘇聯抱有更少焦慮的成見。相比於參與古式的外交消遣，我們應該「為包容走向混亂的全球趨勢作更廣泛的努力，」同時協助會使世界朝向「發達國家共同體」轉變的變革過程。布熱津斯基這本書的關注核心，如同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樣，是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從一開始，政府就表現出對所謂第三世界問題的特別的密集的興趣。但政府政策的肇始者們並未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待國際發展——如同國家利益在歷史上被看待那樣——而是在自啟蒙時代以來創傷西方想像的同樣觀點的當代版的角度來看待。以其當前的形式，這一現代化的概念所牽涉的，多過工業化，多過「政治發展」（不管它是何所指）。相反地，它被用來指代「一個傳統的、前科技時代的社會在轉型為一個以機械科技、理性而世俗的態度和高度分化的社會結構為特徵的社會時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孔多塞、孔德、黑格爾、馬克思以及韋伯在得出現代性觀點的時候都抱有這一對歷史的看法。這一現代化概念的關鍵元素已被塞繆爾·P·亨廷頓（儘管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卻的確不是政府政策的肇始者）清晰地闡述出來。這一現代化範式，亨廷頓觀察到，假定了這樣一個正在進行中的變革過程：複雜，因為它牽涉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系統性，因為它的元素以可預知的、必要的方式相互作用；全球化，因為所有社會都必然會經歷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漫長，因為需要時間來使得經濟和社會組織、特性和文化現代化；分階段的，因為每個現代化中的社會必須經過本質上相同的若干階段；趨同，因為它傾向於社會的融合與互賴；不可逆轉，因為大方向是在此過程的元素中「被給定的」；進步主義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可欲的，並且長遠來看給受牽涉的人民帶來顯著的收益。儘管現代化範式已被證明在社會科學中是一個有時有用並且與影響力的工具，它業已成為尋求已然一個接一個地挑戰其中心假設的批評的對象。然而，它作為分析工具的境界是存在缺陷的，當其作為思考外交政策的框架時是不夠格的，這裡它的主要影響是鼓勵這樣一個看法，也就是事件是不可控制的深刻歷史力量的表現並且任何政府能夠做到的頂多是作一個歷史的「助產士」，即幫助事件朝向他們已經走出的方向前進。針對當代事件的這一角度在預見持續的人類進步這一意義上是樂觀的；在它把事件看作由人和政策幾乎不能施加什麼影響的過程所操控這一意義上是確定性的；在認為歷史和美國政策有道德目的這一點上是說教性質的；在嘗試不從美國利益角度或意圖、卻從有革命和道德的正在現代化的國家和包含這三點的美國政策的角度看待世界這一意義上說是世界主義的。每當政府發言人闡述和解釋政策的時候，是「（歷史）力量」而不是人們塑造了事件這一觀點都會反復出現。例如，總統先生今年二月向我們保證；「伊朗的革命，是伊朗自身歷史催生的，深刻的社會、政治、宗教和經濟因素的產物。」關於亞洲他則說：「此時此刻，在從印度洋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國家裡，正在發生著混亂和變革；一些發生在印度支那的混亂是積年仇恨的產物，被被矛盾著的力量的影響所支配的仇讎所激化。另一些國家的穩定被現代化的過程，對國家意義的追尋，或者實現合理人類希望和人類抱負的願望所動搖。」Harold Saunders，近東和南非事務助理秘書，對伊朗和索馬利亞半島的「不穩定」做了如下評論：「我們當然認識到根本性的變化正在發生於西亞和東北非——經濟現代化、社會變革、宗教的復興、復甦的民族主義、對政治過程更廣泛的大眾參與的訴求。這些變革是由每個國家內部的力量所催生的。」或者看看這位安東尼·雷克（Anthony Lake），國務院政策計劃人員的主管，對南非的評價：「變革會降臨在南非。那裡人們的福祉，與美國的利益，會被它們降臨的方式深刻地影響。問題只在於，這一過程會否和平。」布熱津斯基把這一觀點表達得更為清晰。在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的發言中，他向我們保證，亞非國家針對權力的鬥爭確實只是沿著現代化道路而行的事件：「位於從東北亞到南非的弧形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在繼續尋找有能力應對現代化過程的、切實可行的政府形式。」入目所見的入侵、譁變、內戰以及不那麼暴力的政治鬥爭，無論如何都並不像是對能夠應對現代化過程的某人進行的全球人事搜索。無論是布熱津斯基還是其他任何人都沒有被這樣一個事實所困擾，那就是在從東北亞到南非的弧形的政治參與者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尋找有能力應對現代化過程的、切實可行的政府形式。」真實人類的動機和企圖不與現代化範式相關，正如它們不遵循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點一樣。在這個水平的抽象概念上看，只有「力量」作數，而不是人。所以，若這些在如此多樣化的地區諸如伊朗、索馬利亞半島、東南亞、中美洲，以及聯合國起作用的「深刻的歷史力量」看起來特別像俄羅斯人和古巴人，又當如何呢？在經歷了總統先生稱作我們「對垬產主義的不協調的恐懼」，（譯者註：何其類似今日之「Islamophobia」！）被他確認為是冷戰，我們應該，我們被告知，現在有能力甄別蘇聯和古巴的「陰謀」——這一無論如何都存在於冷戰戰士和其他因過分把世界簡單化看待的而有罪過的人們腦海中的概念——與進化性變革，而只有後者似乎才是事實上正在發生的。一個面臨著如此複雜、無情、非人的過程的美國總統能做什麼呢？答案——一次又一次地被總統先生和他的高官們給出——是，沒多少。既然事件不是由人類決定所引起，那麼也就不能被人類阻止或者改變。比如說布熱津斯基曾言：「我們認識到，世界正在任何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影響下變化……」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曾警告：「我們不能使變革停止，正如克努特大帝無法使水域靜止。」卡特政府對當代事件的本質上確定性的和非政治性的觀點阻礙了美國的積極性的回應並鼓勵了被動性。美國對影響伊朗發生的事件的無能為力成為了卡特政府的主旋律：「那些爭辯美國應該或可能直接干預以阻撓[伊朗革命]的人，關於伊朗現實的認知是錯誤的……我們在我們有限的能力範圍內鼓勵了對巴赫蒂亞爾政府的支持……[伊朗皇帝]多久會離開伊朗，我們是沒有辦法決定的。未來的事件和他自己的訴求會決定那一點……任何人參與未來所有政治事件都是不可能的……哪怕我們有能力參與即將在伊朗或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件，顯然我們決定這些事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重點強調]。」萬斯重複了同樣觀點：「在伊朗，我們在整個當前危機期間的政策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只有伊朗人能解決他們現在面臨的基本政治問題。」曾幾何時，當美國總統可能派遣海軍陸戰隊來確保美國戰略利益的之時，根本沒有留給進步與自決的這個世界的力量的餘地。總統先生在諾特丹告訴我們，武力不會起作用；那是他從越南學到的教訓。武力只提供「膚淺的」解決方案。關於伊朗，他說：「我們當然沒有願望或者能力把大量部隊遣入伊朗或其他任何國家來決定當地政治事務的結果。這是我們從沒有企圖在另一個國家做的事情。我們在越南嘗試了一次。它根本行不通，正如你們熟知的那樣。」伊朗並無獨特之處，氣候與語言確有不同但「歷史力量」和美國的回應是別無二致的。軍事干涉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助理國務卿Varon Vaky把「使用美國軍力來干涉另一個美洲國家的內部事務」描述為「不可思議的」。萬斯為非洲提供了類似的保證，宣稱我們不會嘗試與古巴或者蘇聯在那裡的活動進行攀比。在這些條件下，外交政策的作用是什麼？是理解變革的過程，然後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站在歷史這一遍，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能稍微貢獻一點穩定。並且這一點——如同政府發言人向我們保證的一樣——正是我們在做的。卡特政府把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定義為與現代化過程公認的目標一模一樣。萬斯在最近的陳述中坦言，美國關於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建立在對通過支持發展中國家改善經濟和保留政治獨立性，我們才能為我們的利益服務得最好的確信的基礎上。」我們「對世界範圍內建設性變革的推廣的責任」（語出布熱津斯基）在每一個能想像得到的背景下都已經被承諾。但存在一個問題。能夠想像得到的背景最終被證明是處於革命游擊隊壓力之下的非垬產專制。因為莫斯科是今日的侵略性和擴張性的力量，暴亂分子因而通常被蘇聯煽動和武裝起來，挑戰現狀。美國在抽象意義上對「變革」的責任，最後變成默認讓我們跟蘇聯代理人，和像霍梅尼或最後跟阿拉法特一樣的不負責任的極端分子站在一起。迄今為止，對「變革」的協助並未使卡特政府針對垬產國家進行顛覆動搖。因此，自決和不干預的原則都是在被有選擇性的實行。我們似乎接受了垬產國家的現狀（以「多元化」和民族自治為名義），但對被「右翼」獨裁者或白人寡頭統治的國家卻並非如此。在天朝問題上，比如說，布熱津斯基觀察到：「我們認識到天朝跟我們有著不一樣的意識形態與政經制度……我們對通過頻繁接觸以便把這個國家重塑為美國式形象既不抱希望也不抱欲求。的確，我們接受差異。」關於東南亞，總統在二月指出：「我們的利益是推廣和平和撤回外部力量，以及在亞洲國家的衝突中不受牽連。並且，總體上講，我們的利益是推廣個體社會的健康和發展，並不是如同我們美國模式的一刀切，而是針對相關人們的希望、需要和欲求進行的量體裁衣。」但是政府的立場在對南非問題的討論上卻發生的急劇變化。比如，1978末安東尼·雷克斷言：「……我們已向南非政府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即若它不向種族平等的方向取得顯著的進步，它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包括美國，註定會惡化。」年復一年，我們通過一系列進步的步驟，嘗試表明美國不能也不會與正在持續的種族隔離實踐扯上關係。至於尼加拉瓜，Hodding Carter三世1979年二月曾言：「尼加拉瓜政府對接受團體（美洲國家組織，OAS）的提案的不情願，由此產生的重建與極化的前景，以及尼加拉瓜人權狀況……不可避免的影響到我們與那個政府所能保持的關係……」還有卡特對拉美專制政權的評論：「我的政府會毫不遲疑地以我們所能做到的任何方式保護人權，包括經濟和社會權利。我們更傾向於採取積極行動，但在堅持嚴重違反人權的國家，我們會繼續表明公然無視國際標準是要付出代價的。」在此問題上，某些事情顯得尤為奇怪。一個想要讓人民思考出他們自己命運的政府，怎麼會被捲入發生在南非、扎伊爾、尼加拉瓜、薩爾瓦多以及任何其他地方改革的決然的努力中呢？一個致力於對越南柬埔寨執行不干涉政策的政府，怎麼可以宣稱它「會毫不遲疑地」糾正南非的錯誤呢？一個視美國利益等同於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獨立，但卻毫無在意地把台灣，這樣一個在亞洲無出其右地成功進行了經濟現代化和財富平均分配的國家置於危險境地的政府究竟是用什麼煉成的？這種對比，如同政府對尼加拉瓜新獨裁政權的瘋狂的承認速度，與對承認辛巴威-羅德西亞的民選政府的持續拒絕，或者它拒絕派遣人員到辛巴威-羅德西亞卻同時在古巴成立美國信息辦公室之間的對比一樣令人震驚。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和雙重標准在起作用，這種意識形態既不適合也不能解釋現實，並且這個雙重標準包括政府對其自身原則的大量矛盾。對於多數社會來講，前後不一致的情形並不罕見。然而通常，當這些原則與國家利益矛盾之時，政府才會表現的虛偽。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卡特政府前後不一致之處如下：首先，卡特政府的道德準則，使其在面臨虛偽的指控的時候變得尤為虛弱無力；並且其次，這屆政府的政策偏好有悖美國戰略和經濟利益。這屆政府的國家利益概念近乎雙重思考（doublethink）：它發現友善政權因維持現狀而罪惡而視不友善團體的勝利為利於美國的「真正利益」。這個邏輯很明顯地被這屆政府的許多官員的偏見與偏好所強化。傳統專制政體，總體上和本質上，深深地冒犯當代美國人的情感。公共事務應當由基於親緣、友誼和其他個人關係而非客觀「理性」的標準所主導這一理念，與我們關於公正和效率的概念有悖。寧要穩定不要變革的偏好，對於國家經驗是依賴於變革、增長與進步美國人來說也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傳統社會財富的貧富特性的極端性也令我們感到冒犯，特別是因為窮人通常特別窮，而且被其世襲的分配角色束縛在貧困境地中。不僅如此，富人相對缺少關懷，統治者們——被貧困、無知和疾病困擾的「他們的」人民之上的——享受安逸生活的統治者們，被美國人解讀為單純而簡單的道德上的玩忽職守。的確，美國人幾乎不能容忍這樣的社會和這樣的統治者。面對他們的時候，我們自詡的文化相對主義不翼而飛，而且我們變得如同面對新英格蘭的罪惡的Cotton Mather一樣吹毛求疵。但是，若傳統和版傳統的專制政體幾乎是與我們自己的相對立——在象徵性和操作性層面——進步主義革命的浮誇對我們來講聽起來就好多了；它們的象徵可是更可接受得多。一些現代美國人相較傳統專制政體更偏愛「射穢主義」的專制政體的一個原因是，後者擁抱了現代性並接受了現代模式與視點，包括針對多數社會、文化和個人事務上的工具性的、操作性的，作用性的導向，普適性的規範的信念，對理性、科學、教育和進步的推重，對神性的看輕，以及「理性」的官僚機構。他們使用我們的話語。因為蘇聯/天朝/古巴那種社會主義，是一種植根於引發啟蒙運動和十八世紀民主革命的同樣價值的一種變體的意識形態；因為它是現代的而非傳統的；因為它假定同樣吸引基督徒和世俗價值（人類的手足之情，對權力作為人類關係的一種模式的消除）的目標，它在象徵性層面高度投美國許多美國人所好。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們使用描述充滿希望的未來的話語但傳統獨裁者使用沒有吸引力的過去的話語。因為左翼革命者假借民主的象徵和價值——推重平均主義而非階級與特權，自由而非秩序，主動而非被動——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承認為為了自由與民主奮鬥的熱心分子。沒有誰，會比一次又一次地被最終被證明是極權主義者的「解放者們」所愚弄的力薄儒們，更親近自由主義（liberalism）、基督教和馬克思社會主義，而且在左翼神職人員中，世俗類型的「救贖性共同體」對他們的吸引力，要比因社會主義政權對宗教的敵視所產生的憤慨更強烈。在吉米·卡特心中——他本身就是平均主義的、樂觀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基督教的——對明火執仗的非民主統治者和階級社會的厭惡心態，幾乎與受到大眾革命、解放和進步的理念吸引的心態一樣強烈。卡特是那種會把革命與理想主義、變革與進步，以及樂觀主義與美德混為一談的力薄儒中的翹楚。當慮及「社會主義包圍圈」，蘇聯擴張，以及被其前任們所預先掌握的、針對此類簡單綜合體國家利益的傳統概念之時，卡特關於國家利益和現代化的教條鼓勵對所有以「人民」的名義發生的變革的支持，哪怕它有著「淺層意義上的」馬主義和反美內容。任何對美國是否應該在衝突之中的支持一位「久經考驗的朋友」，如伊朗皇帝，或者一股友善力量，如辛巴威-羅德西亞，以對抗蔑視我們的反對力量的殘存的疑問，都會被對我們「真正的」，我們「長期的」利益的偏好所弭平。華盛頓郵報的Stephen Rosenfeld把卡特政府的責任描述為這樣一種「進步自由主義」：「卡特政府正式掌權，歸根結底，精準地致力於削弱美國政策中與莫斯科進行戰略角逐的中心地位，和擴展美國與它準備好接受的、作為世界範圍內合情合理的未來潮流的大眾運動的聯繫——首當其衝的，就是與在越南的勝利了的運動的聯繫。」……印度支那應該是美國可以展現其「後越南」企圖，以向被已基辛格這位反派所否定了的進步主義大眾元素妥協的國度。換句話講，Rosenfeld告訴我們，卡特政府掌權之後，下定決心不再以「冷戰」思維為引評估國際發展，而是接受代表「大眾」願景和「進步」力量的革命團體的一面之詞——不管這些革命分子與蘇聯的聯繫。為此，旨在與越南，古巴和天朝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的主動示好行為被執行，並且旨在冷落與韓國、南非、尼加拉瓜、菲律賓和其他國家的步驟被採納。這些舉動是從對如同我們的敵人所言那樣，美國已因支持維持現狀而反對革命而站在了歷史的錯誤一邊的確信自然而然得到的。有人可能會想，這種思維可能會被自「進步」力量戰勝「反動勢力」以來發生在東南亞的事件所沖淡。在此引用Roselfeld所言：「在本屆政府任內，對於大量美國公共意見而言，越南已然完成轉型，從一個被美國所不公正對待的國家到一個展現出其自身殘酷本質的國家。」這已經成為卡特的擁護者們（正如對所有力薄儒們而言）的一個不起眼但卻重大的精神創傷，給他們的自信和公共信任一類的宣稱留下了陰影。然而，據推測，柬埔寨和越南「進步」政府的暴行對總統先生和他的主要參謀們而言，並不如對Rosenfeld那樣令人痛苦，蓋因並沒有要在白宮和國務院的關鍵層面上改變導向的證據。總統先生的舉動一如往常——並不像一個痛惡專制的人，而像一個僅僅痛惡右翼專制的人。事實上，卡特政府的高官比他們看起來更理解當代蘇聯在非洲、中東、東南亞、印度洋中美和加勒比海的侵略性的、擴張性的特點。但儘管蘇聯/古巴在格瑞那達、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的角色（包括對古巴的米格-23交易）業已暗示了古巴監控的重啟（這一點反過來確認了一個蘇聯戰鬥旅的存在），總統先生對於不要「炒熱」公共觀點大氣候的熱望，仍然比他對美國人民講出真相的責任更強烈。他對尼加拉瓜的聲明清晰的反映了這種優先級：「美國人對每一次進化性的變革在這個半球發生都是古巴秘密而大規模干涉的結果的設想或者宣稱是個錯誤。尼加拉瓜的事實是索摩查喪失了人民的信心。為了帶來一場有秩序的轉變，我們的努力應該是讓尼加拉瓜人最終決定誰來當領導人——他們應該擁有什麼樣的政府形式。」這條聲明，想來代表了總統先生在此問題上的最佳思考，是帶有啟發性的。卡特在這個特定國家的軍事事件上，為打消作為國民把任何風吹草動都當作「古巴陰謀」的體現的顧慮所作的努力，構成了旨在矯飾現實的一種令人震驚的努力。在尼加拉瓜，不存在「進化性的變革」或者將其歸咎於卡斯特羅特工的問題。唯一存在的問題，是關於美國對一個因其位置而具有與其面積和力量不成比例的戰略重要性的國家裡的軍事鬥爭的回應。但這並非全部。總統聲明的剩餘部分，形象地闡述了在他對事件的解讀中意識形態的盲目力量。當他講到「索摩查政權喪失了人民的信心」，總統先生暗示，這個政權之前是仰賴「人民」的信心，但是情況現在有了變化。事實上，索摩查政權從未依賴於大眾的意願（卻是依賴於操縱、強迫和習慣），也並不是被它所罷黜。它不過是屈服於武裝和士兵之下。然而，桑地諾分子和索摩查分子之間的武裝衝突等價於國民公投這一假設，給予總統先生這樣一種想像，即它可以被，並應該被尼加拉瓜人民解決。甚至為了令這種虔誠的情感看上去是真實的，總統先生必須未能注意到暴亂分子從非尼加拉瓜人接受相當大數量的武裝；以及美國在解除索摩查政權的武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總統先生的錯會和曲解全都是很時髦的。他的假設，是那些在「右翼」專制和「左翼」挑戰的衝突中急切地想要站在進步主義一邊的人們的，並且這些人更喜愛後者，幾乎不管可能產生的後果。當然，總統、萬斯或者布熱津斯基並不想蘇聯支持的政權發展壯大。每一位都聲明了其對於蘇聯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干預」的不認可。但儘管如此，每一位都仍然樂於在無法確保它們不會被反動極權神權政體、極權蘇聯代理國，或者最糟糕的波爾布特謀殺狂變種所取代的前提下，「動搖」友善或者中立專制政權。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並未敗於缺乏良好企圖，而是缺乏關於傳統派與革命派專制的本質及其與美國利益關係的現實主義。只有知識分子的時尚與左/右思維的專橫，才會阻止聰明而具有良好願望的人接受如下現實，即傳統威權政府不如革命專制政體那樣具有鎮壓性，它們對自由化更包容，以及它們與美國利益更加兼容。關於這些觀點的證據已然足夠明顯。當然，如下這些描述已然毋庸置疑：當前越南、柬埔寨、寮國的政府比之前被鄙夷的統治者更有鎮壓性；天朝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比台灣更有鎮壓性，北韓比南韓更有鎮壓性，等等。這才是越南和柬埔寨帶來的最重要的教訓。這並不新奇，但卻是對殘酷現實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提醒。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一個真正兇殘的統治者可以以這兩種專制形式的任一種掌權——伊迪·阿明、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約瑟夫·史達林、波爾布特就是例子——但兩種政權都不會定期產出這種道德怪物（儘管民主政體定期阻止他們上位掌權）。然而，在傳統與革命專政之間，存在著系統性的差異，並對它們的鎮壓度有一種可以預估得到的影響。總體來講，傳統專制容忍社會不公、殘忍和貧困而革命專制創造它們。傳統獨裁者保留既存的財富、權力、身份和其他資源的分配，在傳統社會中這會照顧到富裕的少數並把民眾維持在貧困狀態。但他們崇拜傳統神靈並謹守傳統禁忌。他們不會干擾慣常的工作與休憩節奏，慣常的居住地，慣常的家庭和個人關係模式。因為傳統生活的可悲司空見慣，它們對於成長在這個社會並學會適應的普通人群來說是可以忍受的，正如生為印度賤民的孩子們習得以這種他們註定要扮演的可悲角色生存所必需的技藝與態度。這樣的社會不創造難民。對於革命垬產政權來說，事實卻恰恰相反。它們創造上百萬的難民，因為它們聲稱對整個社會生活具有管轄權，並要求進行有悖於內化了的價值和習慣的變革，這導致了居民成萬地逃離，令人吃驚地期待他們的態度、價值和目標會在外國比在本土更合拍。從1976年到1979年8月叛逃為止一直擔任越南國會前副主席的黃文歡，最近如此描述越南正在進行的革命，對這個國家的一百多萬天朝居民的影響：「他們已經從居住了數代的地方被趕走。他們的財產全都被霸佔——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房屋。他們被趕到被稱作新經濟區的地帶，但卻沒有得到任何援助。他們哪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墾荒維持生計？他們因為一系列原因漸漸死亡——疾病、艱難的生活。他們也死於羞辱。」自「解放」以來，不僅僅是天朝人在東南亞受難，而且天朝人也不僅僅在越南一地受難。到1978年底為止，六百多萬難民從馬主義政府統治的國家逃離。儘管有圍牆、籬笆、槍支和鯊魚阻撓，人們逃離革命烏托邦的穩流仍在持續。在馬主義政權和其他專制政體創造的難民的數字之間，存在著一個鮮明的對比：從卡斯特羅崛起以來，一百萬以上的古巴人背井離鄉（每九位居民中就有一位難民），比之於大約來自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三萬五千人。在非洲，逃離幾內亞和幾內亞比索的難民是離開辛巴威-羅德西亞的五倍還多，昭示著內戰和種族歧視對多數人來說比馬主義式的解放更容易接受。而且，本世紀的歷史並沒有給期待激進極權政權會自我轉變提供任何基礎。此時此刻，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政府進行進步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要遠比古巴政府大得多；在台灣比在天朝大得多；在南韓比在北韓大得多；在扎伊爾比在安哥拉大得多；等等。既然許多傳統專制容許有限程度的論爭和參與，美國政策並非不可能有效鼓勵自由化和民主化過程，前提是這種努力不是在當局政府在與敵對力量進行殊死鬥爭中，以及提出的改革意在產生漸變而非一夜間就要完美的民主。為了達成這一點，需要有懂得實際的民主整體是如何在事實上誕生的政策制定者。歷史是比良好企圖更好的嚮導。旨在保護我們自己利益和協助欠發達國家自決能力的現實主義政策，會需要面對這樣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如果暴力的、由馬主義革命者所領導的叛亂取勝，不會導致極權暴政之外的任何結果。援引馬克思並由蘇聯陣營以武裝和顧問支援的武裝知識分子幾乎一定不會成為土地改革者，或者簡單的民族主義者，或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無論看起來多麼令人不可理解，馬主義革命者並不是寫下獨立宣言的美國人的當代化身，而且他們也不會對建立一個他們在其中只是為數眾多的發言者一員的、有廣泛基礎的聯合感到滿意。區分變革的民主和極權代言人或許並總是那麼容易，但也並不太困難。正宗的民主革命者旨在政府是基於被統治者的自願並且相信平凡的人有能力使用自由、知曉他們自己的利益、選擇統治者。他們並不會如同當下尼加拉瓜的領導人一樣，假設把選舉推遲三到五年以贏得足夠時間來「治癒」幾乎每個人的虛假意識是必需的。而且，若革命領導人把美國形容為20世紀的禍害，熱愛自由的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屠殺、戰爭的兇手，那麼他們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或者溫和一點講，朋友。自我定義為敵人的團體就當被視作敵人。美國在事實上並非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力量，它並不實踐屠殺，它不用擴張性行為威脅世界和平。特別是上個十年間，我們到處都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剋制並承擔起由布熱津斯基推薦的、適應這個電子科技時代的、「針對國防開支的單邊約束」。我們也比世界或歷史上任何多種族國家向著消除國內種族主義的方向前進得更遠、更快。鑑於包含上述理由在內的原因，對第三世界持續的自我貶低和致歉，既在道德上不必要，也在政治上不適當。因為他們假借大眾解放的名義便要支持美國的明面上的敵人，這種行為不再是必要或者適當的了。甚至我們的領導人也不必要也不適合承諾放棄使用軍力來對抗軍力。自由理想主義沒必要淪落成自虐主義，也沒必要與對自由和國家利益的捍衛不兼容。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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