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刊物預言：第二次冷戰到來
來源：The National Interest
翻譯：學術plus 公眾號
譯校：Alex
2018年5-6月號的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表封面文章《美國對陣中俄：第二次冷戰到來》（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該文從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角度分析了當今世界面臨「第二次冷戰」的現狀和原因，比較了兩次冷戰的異同，認為如果美國將勝利定義為克服抵抗、特別是克服中國的抵抗以實現其全球霸權，那麼它在新冷戰中將遭敗績。
《國家利益》雙月刊由美國知名記者、評論員Irving Kristol 和Owen Harries於1985年創辦，倡導廣泛的美國利益至上。本文由公眾號」學術plus「翻譯，思享君作了一些修正和調整。
2017年11月28日，夏威夷拉響了空襲警報，這是冷戰後的頭一遭，是為了應對朝鮮核導彈威脅而強化國家緊急預警系統的一部分。但警報器的尖嘯聲可能也象徵著第二次冷戰（COLD WAR II）的到來。
歷史學家從沒能就第一次冷戰開始的時間達成一致。1946年美國和英國在希臘內戰中與蘇聯發生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17年10月在俄羅斯的共產主義政變？關於冷戰結束的時間也沒有共識：1986年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發表關於放棄蘇聯外交政策的講話？1989年柏林牆倒塌？蘇聯在1990年正式解體，葉利欽取代戈爾巴喬夫成為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的領導人？
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就「第二次冷戰」何時開始展開類似的嚴肅辯論：是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激起美國及其歐洲盟友的反彈？還是從2008年的俄羅斯-喬治亞戰爭開始？其他人可能會以中國在南海修建島礁並聲稱主權的行動作為開始的時間。
但有一點很清楚：過去的幾年裡，葉利欽在1994年所說的俄羅斯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冷和平」，已變得更冷、更不和平。美國和中國在軍事、外交和經濟領域都變得越來越對立。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冷和平已經結束，第二次冷戰到來。
第二次冷戰是在第一次冷戰相互對立的雙方之間的「複賽」。一方面是美國及其東亞和歐洲盟友，包括歐洲中東部新的北約盟國和波羅的海國家，另一方面是俄羅斯和中國及其盟友。
和第一次冷戰一樣，第二次冷戰的雙方都組織了相互競爭的軍事聯盟。冷戰後，儘管遭到強烈反對，美國一直支持北約並將其擴展到俄羅斯邊界。同樣，在東亞，美國與日本、韓國和台灣保持冷戰聯盟，繼續對中國和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實施遏制政策。為了應對中國軍事力量和自信心的崛起，美國還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一起參加四方安全對話（Quad），它被廣泛認為是事實上的反華聯盟，是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策略以應對日益增長的中國力量的一部分。
曾經的華沙條約成員國中所有的非蘇聯國家，現在都是美國領導的北約聯盟的成員。俄羅斯通過2008年與喬治亞的戰爭，以及吞併克里米亞和支持烏克蘭分離主義分子，阻止了北約吸納喬治亞和烏克蘭的想法。同時俄羅斯試圖鞏固前蘇聯大部分領土的勢力範圍，部分以歐亞經濟聯盟的形式出現，其中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和亞美尼亞。
俄羅斯還與中國形成了鬆散結盟，並與其他國家結成了自己的歐亞聯盟：上海合作組織（SCO）。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於2001年，包括伊朗和印度，不包括美國的軍事盟友，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除外。上海合作組織2005年拒絕了美國申請成為觀察員的要求。由於中國和印度的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涵蓋了世界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還有俄羅斯這個面積最大的國家。
雖然上海合作組織的目的是打擊恐怖主義，但中俄軍事合作是該組織定期軍事演習的中心（下一次將於2018年9月在俄羅斯舉行）。上海合作組織的核心成員包括美國戰略界視為主要對手的三個國家：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思享君註：伊朗是觀察員國）。
中國和俄羅斯也在加強與盟國的關係，以提高他們向海外擴張的能力。俄羅斯通過吞併克里米亞，防止了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港可能遭受的損失，俄介入敘利亞內戰，部分是為了確保其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
頂著美國和許多鄰國的反對，中國對南海宣示了廣泛的主權，並試圖通過修建和強化人造島嶼來讓其合法化。所謂的「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是指從南海到孟加拉國，再到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由中國海軍基地、民用港口和航運中心組成的一個網路，有些人認為這是對印度的戰略包圍。中國在非洲之角吉布地建立了一個軍事前哨基地，離該國的美國基地不遠。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量民間投資和商業活動也擴大了其全球影響力。
軍備競賽更證明世界已經從冷和平走向冷戰。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正在擴大其核武庫，中國似乎滿足於較小的用於威懾的軍事力量。
美國宣布將採取新的軍事和經濟措施，以報復俄羅斯部署一種新的導彈。根據華盛頓的說法，這違反了《中導條約》(INF)，該條約從歐洲取消了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與此同時，華盛頓的一些人認為，INF條約不必要地束縛了美國軍方的手腳，國會在2018年國防預算中撥款5800萬美元用於開發陸基巡航導彈。2016年12月，當選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寫道，「讓它成為一場軍備競賽」，他在推特上宣布美國「必須大力加強和擴大其核能力，直到世界對核武器感到滿足為止。」在今年3月的年度講話中，普京展示了一段高超音速導彈的動畫視頻，視頻中顯示的場景是美國的佛羅里達。
第二次冷戰的間諜和破壞活動也正在進行。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2017年2月報告，美國受到俄羅斯和中國，伊朗和朝鮮的網路攻擊威脅。美國聲稱，與中國政府有關的黑客竊取了知識產權來幫助中國企業。2月，當時擔任特朗普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克馬斯特在慕尼黑說，莫斯科「無可辯駁」地干預了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此外，據美國稱，外國在計算機網路中植入了可能影響美國電網的惡意軟體，這種被指起源於俄羅斯政府的惡意軟體「BlackEnergy」，曾用來攻擊烏克蘭電網。
但美國擁有自己的網路戰力量。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成功對朝鮮導彈發射進行了網路攻擊，造成其失敗率很高。據稱，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研製了一種惡意的電腦蠕蟲「震網」（Stuxnet），旨在削弱伊朗核離心機項目。
第二次冷戰同樣陷入太空競賽。儘管美國和中國都在談論一些雄心勃勃的計劃，比如派遣宇航員登陸月球或火星，但第二次冷戰的太空競賽是由軍事意圖推動的。2007年中國摧毀了自己的一顆衛星來驗證反衛星能力，這種測試由於碎片造成的破壞而在20世紀80年代被美國和蘇聯阻止。
2017年夏季中國測試了一種基於衛星和地面站之間「量子糾纏」現象的超聲間諜衛星，中國在這一技術領域超過了美國。為了擺脫對美國製造的全球定位系統的依賴，中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北斗導航系統。
自太空梭計劃退役以來，美國已將載人航天的領導權交給了俄羅斯，俄羅斯一直將宇航員送到國際空間站。由於缺乏任何現有的載人航天能力，美國已經退而讓宇航員搭乘俄羅斯火箭前往國際空間站。更尷尬的是，五角大樓未來幾年將依靠俄羅斯製造的火箭發動機來發射軍用衛星，同時支持美國的備選計劃——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合資的聯合發射聯盟（ULA），以及馬斯克的SpaceX。
第二次冷戰中，對立的貿易同盟成為對立的軍事聯盟的補充。美國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就開始對中國採取更為強硬的路線。比如，奧巴馬在世貿組織WTO共發起了23起投訴，其中14起針對中國。奧巴馬政府用明確的反華語言刻畫其貿易政策。《新聞周刊》2015年10月12日寫道：
「TTIP和TPP都是關於美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為與中國競爭建立的聯盟......簡而言之，這兩個協議都被看作是美國和中國為制定21世紀貿易規則而進行的競爭。」
在2016年2月15日發送給白宮的電子郵件中，奧巴馬總統坦率地將TPP視為在一個影響全球貿易規則的零和競爭中反制中國的措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確保是美國 ，而不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來制定本世紀世界經濟規則......目前，中國希望制定亞洲商業規則，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的競爭對手將可以隨意忽視基本的環境和勞工標準，使它們在與美國工人競爭時擁有不公平的優勢。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我們要負責制定規則。」
為了捍衛TPP免受民粹主義等的批評，奧巴馬政府動員了國家安全官員和外交政策名人，宣稱該協議是由美國領導的全球反華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2017年1月，共和党參議員麥凱恩就譴責特朗普基於地緣政治理由撤出TPP的決定：「我擔心的是我們將亞太地區交給了中國。」
特朗普政府擊沉了TPP，而TTIP則由於歐洲內部和美國的反對而處於休眠狀態。在《總統的2017年貿易政策議程》中，特朗普政府不認可冷戰結束後其前任的多邊主義，在貿易中推行「美國優先」策略（America First）：
「20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遵循這樣的貿易政策：強調旨在促進外貿慣例漸進式變化的多邊和其他協議，遵守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結果]我們發現在很多情況下，美國人在全球市場處於不公平位置。在這種情況下，是時候採用一種新的貿易政策來捍衛美國的主權，執行美國的貿易法律，利用美國的槓桿打開海外市場，並且談判商定更公平、更有效的新貿易協定。」
特朗普政府的批評者經常把他的經濟國家主義描繪成重商主義的災難性逆轉，可能導致貿易衝突和世界戰爭的不可控的漩渦。這忽視了特朗普及其雙邊協議顧問，與奧巴馬的多邊方式具有相同的目標：阻止美國國內和全球市場份額進一步落入中國政府支持的公司手中。
作為其對中國經濟戰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拒絕將中國列為「市場經濟國家」，而這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條約中已經聲明了的權利。 「中國製造2025」為了中國的利益而獲取外國技術的計劃震驚了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他們都在考慮擴大美國對外投資委員會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其中涉及外國參與者的兼并和收購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經濟制裁是第二次冷戰中大國對抗的另一種手段。就俄羅斯而言，美國的制裁政策側重於迫使俄羅斯和外國個人和公司為其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的政策而受到懲罰。美國財政部的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監督針對俄羅斯金融、能源和國防部門等的制裁。特朗普希望與俄羅斯改善關係，但俄羅斯與美國在ISIS和其他共同威脅方面的合作，受到2017年夏季國會通過的對俄更嚴厲制裁措施的阻撓。
第二次冷戰中，馬列主義作為一種好戰信仰，給世界大戰的地緣爭鬥增添了意識形態色彩，典型的一幕是蘇聯共產主義者拉了一幫臨時夥伴結成聯盟，對抗美國和英國的資本主義、白人至上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而第一次冷戰時期，西方民主國家則分化成反共產主義國家、支持共產主義國家和反-反共產主義國家。
有人認為第二次冷戰涉及全球意識形態的鬥爭，即自由民主體制對新威權主義，以普京和X，還有特朗普為代表。這種論點的一種說法認為，自由資本主義是支持「基於規則的自由全球秩序」，它與國家資本主義或各種形式的經濟國家主義，在經濟領域形成對立，而新的「北京共識」則同時對政治和經濟自由造成威脅。
這是沒有說服力的。美國的盟友包含了軍事獨裁的埃及、專制君主制的沙烏地阿拉伯。普京的強人政治更像是北約盟國土耳其的埃爾多安，而不是中國的領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決策者的特權背景和技術官僚路徑來說，美國出現與中國最類似的時期是柯林頓和小布希執政期間，而非民粹主義的外來者特朗普時代。
應該從廣闊的歷史視野看待今天的冷戰。其前身第一次冷戰是20世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它通過軍備競賽、代理人戰爭、經濟戰爭和意識形態戰爭間接地進行，因為傳統戰爭和核戰爭的高成本阻止了直接的軍事衝突。
1914年至1989年間發生的三場世界大戰，起源於德國、俄羅斯企業獲取歐洲主導權。歐洲霸權對柏林和莫斯科來說都是必要的，它們可以把國家從單純的地區力量轉變為超級大國，規模可與美國一爭高下。
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目標是統治歐洲。而希特勒更激進的選擇是一個巨大的「種族純粹」的德意志民族國家，「雅利安」先驅定居在東歐和俄羅斯的一個新的農業中心地帶，而斯拉夫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則通過種族滅絕、饑荒等被遷移走。
1945年以後，蘇聯憑藉其在歐洲東部的霸主地位成為第二個超級大國，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了德國。如果沒有東歐（包括東德）的技術人員和產業，僅俄羅斯，即便包括蘇聯從沙俄繼承的外圍國家，充其量可能是個地區強國。如果西歐富裕但弱小的國家，特別是西德可能被嚇倒成為中立國，蘇聯的經濟基礎就會進一步擴大，這反過來又可能促使西歐按蘇聯方式進行貿易和投資，進一步強化蘇聯的實力。
柏林和莫斯科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分子」是前三次世界大戰的煽動者，第二次冷戰則因當代唯一的全球大國——美國，謀求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無限制的全球霸權地位，而中國和俄羅斯對此作出反擊而起。
「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是米爾斯海默推行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變體，認為在一個沒有主權的無政府主義世界中，國家將傾向於盡可能多地積累相對力量。大國永遠不會覺得自己足夠強大和安全。俗話說「最好的防守是好的進攻」，或者如梅·韋斯特（Mae West）所說：「好事多多益善」。
納粹德國圖謀成為超級大國演變為赤裸裸的侵略，與瘋狂的種族主義陰謀論分不開。但在以前，德國像弗里德里希·諾曼和馬克斯·韋伯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就支持德國在中歐各國中成為一強，並在20世紀面對美國、英國和俄羅斯帝國仍保住其地位。如果是另一種情況，德國和歐洲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或俄羅斯人的附屬國，那麼德國對歐洲的征服就可以合理化為一種自衛。
現在我們知道，二戰後斯大林沒有侵略西歐的計劃。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他認為德國和日本的最終復甦將引發新一輪類似前兩次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內部戰爭。蘇聯要堅持擴大共產主義集團的機會，並準備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倖存下來，戰爭可能會從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之間的衝突開始，從這個角度來看，蘇聯影響力的機會性擴張是預防型的。
20世紀90年代，柯林頓政府毫不猶豫地將北約擴大到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邊界，作為美國應對未來可能的俄羅斯復仇的對沖方式。我們同樣沒有理由懷疑，布希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的官員真的認為消滅薩達姆、卡扎菲和阿薩德，並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扶持親美統治者將改善美國的安全。同樣也可以說，美國兩黨選出的總統繼續把美國定為東亞地區無可爭議的軍事霸主，而不是中國。
一國視為預防的措施，其對手會視之為侵略。這就是米爾斯海默所說的「強權政治的悲劇」。正是在這種悲劇性的背景下，美國對全球霸權的追求必須被審視。這也不用說，從莫斯科和北京的角度來看，華盛頓以自我保護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名義使行為合法化，與美國努力包圍和遏制俄羅斯和中國是一致的。
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認為，看似無關的美國政策（包括北約擴張、美國在中東的戰爭、支持「顏色革命」以及急於「鎖定」類似WTO和多邊協議這類自由貿易規則等等），它們聯繫起來會形成一種感覺，在中國的長期崛起之前，美國塑造符合美國價值和利益的世界秩序，只有短暫的機會窗口，西方財富和權力的消散，不可避免地將削弱美國的影響力。那些將當代中國與1900年代（1900-1909——思享君注）的德意志帝國相比的可以獲得反證。當代中國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沙俄：巨大、有耐心，並在authoritarian的治下逐漸現代化；而美國的所作所為則像德意志帝國一樣。那時，德國「精英」擔心俄羅斯財富和權力的增長使德國的計劃不可能實現，他們只有很短的時間來實現歐洲霸權。
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中國實力上升的擔憂，促使美國幾屆政府採取匆忙草率行動，以鞏固其全球「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但在過去30年，美國構造長久全球霸權的努力已失敗，美國的時間不多了。
因此我的第一個觀點是，第二次冷戰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在第一次冷戰後圖謀全球霸權，而中國和俄羅斯予以抵抗。我的第二個論點是，如果將美國的勝利定義為面對中俄抵抗、特別是中國抵抗，仍然實現美國的全球霸權，那我認為美國在第二次冷戰中將被失敗。
根據那些「新冷戰鬥士」的言辭，美國的多種目標至少包括以下幾點：中國接受美國在東亞的軍事主導；中國接受沒有其參與的、由美國及其歐洲和亞洲盟友起草的世界貿易規則；俄羅斯默許美國和北約在其邊界的永久存在；俄羅斯將克里米亞歸還烏克蘭。
無需爭辯，這些地緣政治目標從美國的角度看也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些目標無論好壞都不可能實現。讓國家去承諾那些不能完成的任務，必將導致丟盡臉面的失敗。
讓我們仔細研究這些美國主流外交政策的目標：
1、中國接受美國在東亞的永久軍事霸權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冷和平20年間，美國的外交政策專家有時會聽到這樣的說法：儘管中國人可能會抱怨，但他們最終會默認美國在東亞營造的和平，因為這服務於他們的商業利益，或是阻止了日本的軍事化。
去年11月，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的圓桌會議上，總結了美國自由霸權主義的中國戰略，丟棄了粗魯的霸權政治的理想主義面具：
「我認為中國在經濟方面做得很好，你不能用你的軍隊在這個地區擴大權力地位。這公平嗎？不。這正義嗎？不。我們有門羅主義而你沒有。這就是現在的行事方式，很抱歉……我們遏制中國，中國人也認為我們正在遏制他們。」
在1997年時，至少還有可能相信，中國和日本、德國一樣，會接受作為美國保護國這一地位，並且專註於成為出口導向型的民間力量。這種想法在今天是妄想。
美國在東亞的軍事霸權是不可能的。鑒於中國國力和財富的持續增長，唯一現實的選擇是，形成在該地區中美軍事對抗兩極存在，中國、美國或加上地區其它強國分庭抗禮，或者是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下降後中國成為地區霸權。
從美國及其盟國的角度來看，如果第三條道路不可行，延續與中國的低烈度對抗，可能要好於美國默許中國的勢力範圍和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鄰國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但接受一個兩極存在的、分化的東亞，包括美國在緩衝區內保持克制不挑釁中國，就標誌著美國要從樂觀的冷戰後秩序中後撤，中國不再是美國主導下的亞洲和世界中只居於從屬地位的民間貿易力量。
2、中國接受美國及其盟友起草而自身缺席的世界貿易規則
第二次冷戰的另一個受傷者是全球「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至少是那些由美國及其盟友起草的、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規則，如TPP談判。奧巴馬政府聲稱，如果要參與TPP和TTIP將創造的多邊市場，中國將被迫更多地按自由市場規則辦事，這是荒謬的。
首先，TPP這個據稱規模巨大的貿易同盟，主要參與者是美國和日本，兩國已經與中國經濟緊密相聯，其它一些小型經濟體也與中國存在大量貿易。至於跨大西洋的TTIP，美國和歐洲渴望中國的勞動力、消費者，甚至資本，這就反駁了中國為打入新的、更深的歐美市場將採用自由資本主義的說法。
以為21世紀早期美國、歐洲和日本可以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鎖定」貿易和投資規則，中國被迫數十年或未來幾代人都不得不遵守的想法，根本就是幻想。按購買力平價（PPP）衡量，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未來十年左右的某個時候，用其他指標、市場匯率來衡量，也將超過美國。中國從發展中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過程中，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但中國將保持比美國或其歐洲和亞洲發達國家盟友更高的增速。
據普華永道（PwC）估計，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5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58.5萬億美元，美國將是34.1萬億美元，日本僅為6.8萬億美元。當然，可以肯定，美國和日本的人均GDP、人口構成中中產階級消費者和工人的比例都比中國高得多。只有在中國發生了極具挑釁性和令人恐懼的行為，才可能阻止其經濟穩定增長的慣性。
2015年，當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成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競爭對手時，奧巴馬政府向美國盟友施壓不要參與其中。英國卻不顧特殊關係，在歐洲各國中帶頭與亞投行合作。正如新加坡的基肖爾·馬布巴尼（KishoreMahbubani，前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思享君注）當時在題為「為什麼英國加入亞投行是美國衰落的跡象」的文章中寫的那樣：
「美國無法再主宰世界歷史。新的大國崛起了。與大多數其他中等強國一樣，英國人決定對沖他們的賭注，同時與中國和美國共事。這事關生存，如果倫敦不服務於崛起中的中國的金融和經濟利益，它在21世紀將被邊緣化，因此，英國人別無選擇，只能與中國合作。」
背信棄義的英國佬認為對的事，其它美國軍事盟友也會認為是對的。特別是美國的歐洲盟友，你不要指望他們會犧牲自己與中國在商業關係中的利益。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還不會像第一次冷戰時紅軍佔領半個歐洲那樣馬上威脅到他們。中國的「新絲綢之路」倡議旨在把遠在西歐的國家聯結到一個新的泛歐亞經濟體系中，想想歐洲國家的經濟利益，想想他們在經濟萎縮或低增長中正寄望于海外市場和勞動力，那麼，對抗中國的歐美經濟聯盟註定前景不妙。
3、俄羅斯默許美國和北約在其邊界的永久軍事存在，將克里米亞歸還烏克蘭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美國也可能被迫從冷戰的目標中羞辱地退出，因為目標目前無法實現。
柏林牆倒塌後，美國宣稱「勢力範圍」的觀念已經過時。2013年奧巴馬的國務卿克里宣布：「門羅主義時代已經結束。」
真的嗎？ 轉向公平競爭？ 如果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抵達俄羅斯邊界是合法的，那麼俄羅斯在古巴的新基地是否也可以接受？美國真的不會反對中國和墨西哥結成軍事同盟，讓中國在美墨邊界建設軍事設施，並讓中國軍艦在墨西哥灣挑釁性自由航行？美國的所有鄰國，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歷史上都曾被美國入侵過，那麼，中國可以聲稱它的北美軍事聯盟純粹是防禦性的。
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美國都會發現「勢力範圍」是個治國有用工具。美國全球霸權的倡導者經常將大國與小國間的非軍事區等同於臣服者，但像比利時、瑞士這樣的非軍事區和中立國，在國際外交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成為避免衝突的技術手段中的一種。19世紀，美國和英國作為軍事對手，在俄勒岡地區分享共治了幾十年，使大湖地區非軍事化，雙方還探討開挖「中美洲運河」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丘吉爾向斯大林建議，戰後蘇聯可以在羅馬尼亞獲得90％的影響力，在保加利亞獲得75％的影響力，英國與蘇聯分享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影響力，並擁有對希臘90％的影響力。導致冷戰的不是蘇聯人在1945年後的邊界附近缺乏進攻力量，而是他們在整個東歐建立了共產主義puppet政權，加上其高度的軍國主義和反西方外交政策。
美國通過承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保持了第一次冷戰的狀態，它拒絕在紅軍擊潰德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時進行干預。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政府堅持要求蘇聯撤出古巴的核導彈，並同意從蘇聯邊界附近的土耳其移除北約導彈，從而打破了僵局。
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友在北約和歐盟的合作因俄羅斯的反對而擱置，實際上他們已經承認了俄羅斯在喬治亞和烏克蘭的勢力範圍。俄羅斯不可能將克里米亞歸還烏克蘭，就像美國不會把德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歸還給墨西哥。解決烏克蘭代理人戰爭的持久方案，將基於對親俄羅斯地區的部分協商自治和烏克蘭的整體中立化。東亞的解決方案，不是協商中立、權力分享，就是繼續衝突。在任何可以想像的政權下，俄羅斯和中國都不可能接受美國在其邊界附近的軍事設施和行動的合法化。
美國應該放棄沿襲第一次冷戰而來、並已挑起第二次冷戰的全球霸權圖謀。應當成為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所描述的、不可通約價值（incommensurable values）社會的一個地緣政治版本，或稱「暫時妥協」（modus vivendi）。
一個全球性的「暫行妥協」可能會有一些過去在大國協調和外交爭端解決方面的類似特徵。會有軍控嘗試，但不是完全的裁軍，因為每個大國都有權維持對其防禦至關重要的基本武裝力量。
在新的「暫時妥協」中，勢力範圍和非軍事區將成為外交談判的合法對象，以此減輕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小國和弱國可能會擔心此類協議對其獨立性施加的限制，但這種不適無法避免，因為我們身處一個無論國內政府模式如何，主要基於軍事和經濟力量劃分、組織的世界中。
在經濟政策方面，有一個實用主義暫時妥協方案可替代無法實現的宏偉設計。全球經濟不可能由一套單一規則來管理，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其它。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經濟模式，被所有國家、在所有發展階段或在所有情況下採用。
在冷戰時期，反國家主義的美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瑞典、計劃經濟的法國、經濟國家主義的日本、實行進口替代保護主義的拉美國家，以及封建石油君主制的中東國家結成了地緣政治聯盟。在冷戰結束後，推崇自由資本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時常被東亞的成功國家所忽視。
華盛頓共識不會被北京共識取代，會被經濟多元化取代。如果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發現雙邊主義或小多邊（minilateralism）更適合他們的國家經濟利益，那就沒有理由對放棄全球經濟單一規則表示惋惜，這個烏托邦目標的吸引力，從來沒有超出技術專家、遊說者和學者的狹隘圈子。
至於價值觀，美國人不需要成為道德或文化相對主義者。雖然個人和私營團體可以根據他們所認為的universal values改變信仰，比如以後現代世俗自由主義或福音派新教的形式，但對美國政府來說，將那些並不認同這些價值觀的國家視為非法政權的做法，並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簡言之，真正的美國利益和有益的同盟關係都處於危險之境，美國應該對中國、俄羅斯或任何其它國家進行有力反擊，但繼續把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創造和維繫一個全球「美式和平」劃等號是愚蠢的，不僅美國的對手排斥它，美國的盟友也不太可能使勁捍衛它。只有平衡其資源和承諾，美國才能引導世界從新冷戰回到新的冷和平。
IrvingKristol（歐文·克里斯托，1920-2009），被稱為「新保守主義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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