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為何拒絕與斯大林碰杯?
林彪為何拒絕與斯大林碰杯?
文/ 吳語
1950年6月25日,在秘密取得斯大林支持後,金日成指揮朝鮮人民軍向南朝鮮發動進攻。毛澤東是在戰爭爆發後,從外國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中國(毛澤東)彼時的尷尬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金日成在戰前未向中國透露任何具體計劃,戰爭爆發後仍然對中國領導人封鎖消息。直到8月(北朝鮮軍隊向南朝鮮發動攻擊的一個多月後),中國提出派觀察員到朝鮮了解戰況的要求,仍遭到了金日成的拒絕。
不僅如此,當毛澤東主動、熱情地向金日成表示「準備給予必要的協助」時,金日成也並不領情,而是將中國主動提出援助的願望拒之門外。
在金日成看來,既然莫斯科已經給予了全部必要的援助,就不願中國再插手朝鮮事務,因為,金日成對中國出兵「有某種擔心和憂慮」。
朝鮮戰爭爆發時,朝鮮人民軍一開始打得很順利,莫斯科的態度非常積極。蘇聯不僅向朝鮮人民軍人民軍「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軍事裝備」,還向朝鮮人民軍派遣了3000多名蘇聯軍事顧問,即差不多每45個朝鮮官兵就有一名蘇聯顧問。
6月28日,朝鮮人民軍攻佔漢城後,斯大林即指示金日成「絕對必須繼續進攻,儘快解放南朝鮮而不給(美國)入侵造成機會」。斯大林還稱讚朝鮮「已經成為亞洲擺脫帝國主義枷鎖的解放運動的旗幟」。
不料,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指揮美軍於9月15日在仁川登陸。美軍和李承晚軍隊對朝鮮人民軍形成了南北夾擊之勢,朝鮮形勢急轉直下。
在危急的情勢下,斯大林開始指責「(朝鮮人民軍)前線司令部、軍團司令部和各部隊在軍事指揮方面,特別是在戰術方面犯有嚴重錯誤」。
在危急的情勢下,之前「高傲」和「樂觀」的金日成,於9月28日召開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一致承認局勢是嚴峻的」。「政治局經過激烈爭論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止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而一旦敵人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殘餘部隊將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
因此,北朝鮮領導人「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毫不遲緩地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
毛澤東雖然多次主動向金日成表示過中國將「支持解放南朝鮮」,至於是否直接出兵,則提到過三個前提條件:一、中國解放台灣以後;二、美軍介入戰爭並跨越「三八線」;三、蘇聯提供武器支援,尤其是空軍支援。
由於金日成在發動戰爭時,並沒有將希望放在中國的支持上,因此,既沒有與中國協商,更沒有考慮中國尚未解放台灣這個因素。
而當戰局惡化,美國真的越過三八線,朝鮮急需莫斯科給以直接軍事援助時,斯大林既沒有派出地面部隊,也沒有派空軍。
至於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責任,斯大林則毫不猶豫地推給了毛澤東。
在出兵朝鮮問題上,中國和蘇聯的情況是有所不同的:
一、蘇聯在二戰結束後,是有駐兵朝鮮的權利的。蘇軍退出朝鮮是基於美軍撤出南韓,而當美軍重返朝鮮介入朝鮮內戰時,蘇聯更有理由支援北朝鮮;二、蘇聯雖經二戰苦戰,但畢竟已建國幾十年。而中國則不僅經受了十四年日本的侵略、盤剝,而且又經歷了三年內戰,剛剛建國幾個月,台灣尚未收復,大陸百廢待興;三、中國與蘇聯的國力(尤其是工業化程度)原本就不在一個層級。
對於在東北中朝邊界加強邊防軍力,中國高層的意見是一致的。並調集四個主力軍,成立了「東北邊防軍」。
但在中國是否直接出兵入朝與聯合國軍作戰問題上,中國決策高層的意見是不統一的。其中,不主張直接出兵入朝的意見佔大多數。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官方和有關當事人對於當時決策的過程,尤其是大多數不主張直接出兵的領導人和具體意見都諱莫如深。即便這樣,還是透露了一些端倪。
薄一波回憶說:「當時下決心出兵打這場戰爭,對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來說並不是沒有風險的。百廢待興,困難很大。」會上還有的同志認為:「等到蘇聯紅軍直接參戰或同我們共同出兵,比現在我們單獨出兵好。」
聶榮臻回憶說:「有些同志認為,我們打了這麼多年仗,迫切需要休養生息,建國才一年,困難重重,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
當然,當事人們對林彪、高崗當時的意見則毫不避諱,甚至有意誇大。從目前披露的回憶資料看,林彪大致有以下觀點:
林彪發言說:「主席讓我們擺擺出兵的不利條件,我贊成。我認為,我國已經打了20多年仗,國內戰爭創傷亟待醫治,部分地區尚未解放,新解放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元氣沒有恢復。我們建國不久,百廢待興,國力很弱,沒有能力再打大仗」。
按照黨內的「潛規則」,被聶、薄成為「同志」的,絕不會是林彪。只不過,林彪的上述意見與聶榮臻、薄一波等所述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林彪還一口氣道出了我軍與美軍火力配備的對比數字。
林彪還說過:「主席啊,蘇聯為什麼不出兵?蘇聯老大哥建國幾十年了,我們才建國幾個月,陳毅說得對,我們要休養生息。美國已經給我們信息,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立即與中國建交。這可能是一個陰謀,但也不失一個機會。」
林彪認為:「朝鮮戰爭是斯大林挑撥東西方關係的一次陰謀,縱容北朝鮮襲擊南朝鮮,引發聯合國出兵北朝鮮。」「而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恢復國力,入朝作戰不是上策」。
林彪甚至對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美國侵犯中國,我帶兵抗擊美國。美國侵華,在國際輿論上中國佔上風。而現在我們入朝,面對的是聯合國軍,從世界輿論和中國本身的國力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鮮的地形不利於北朝鮮和中國,而有利於南朝鮮和有大批軍艦的美國。」
林彪的結論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我看還是加強東北邊防為好。」
毛澤東問林彪,美國會不會過鴨綠江?林彪認為不會。依據是:美國如果想介入中國,早在解放戰爭後期就該有所動作。
從當事人披露的資料來看,主張「慎重出戰」的意見占多數,而主張出兵的是毛澤東,只有臨時應召參與討論的彭德懷附和了毛澤東的意見。
這個決定的確是個「艱難的抉擇」,毛澤東讓大家暢所欲言:「關於出兵援朝問題,大家還可以擺出不利和有利條件。各抒己見嘛。」
「不利條件」大家已經擺得很充分了,至於「有利條件」,即便是主張出兵的毛澤東和彭德懷也沒能擺出來。毛澤東在表達自己主張出兵意見時只是說:「你們說的都有道理,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難過」。
毛澤東雖然認同眾多領導人「說的都有道理」,但他卻認為「一百條理由一千條理由駁不倒一條理由」。他慷慨激昂地擺出的「一條理由」――「那就是我們應該有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友鄰有難,就要挺身支援。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美德......」。
而彭德懷的理由只是「打爛了,最多就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
以前人們多認為,在毛澤東、彭德懷一番拍胸脯之後,中國出兵朝鮮的事就已敲定了,其實不然――毛澤東的話固然講得慷慨激昂,但那時的毛還是比較慎重的,還沒有意氣用事、草率決定。
10月8日,中共高層關於是否出兵朝鮮的討論尚未結束,毛澤東便派周恩來和林彪秘密飛赴莫斯科,代表中國與斯大林進行磋商。
當時同機前往莫斯科的翻譯師哲的回憶錄,透露了一個以前大家不知道的重要細節:周恩來對斯大林表示「(中國)認為以不出兵為宜」。
師哲回憶說:「中央討論時有兩種意見。另外,我國的空軍還未成立,美國控制著制空權,給我們造成很大的困難」。
「第二天,在布爾加寧陪同下,周總理、林彪去南俄靠近高加索黑海邊的阿布哈茲區,到阿德列爾斯大林的休養所,蘇聯政治局其他委員都等候在那裡。午後,開始會談。我方是總理、林彪,蘇方是幾乎全體政治局委員。但發言的主要是斯大林。我和費德林二人擔任翻譯」。
「開始時氣氛有點緊張,因為互相都不摸底,都在放氣球試探」。「(斯大林)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朝鮮前線的情況,指出朝鮮同志由於戰爭開始時軍事進展順利,疏忽了對情況逆轉的思想轉杯,也許產生了輕敵思想。美帝在仁川登陸反撲對朝方壓力很大,現在招架不住了。看來,敵人不會就此止步,不會停止前進,如果碰不到強大阻力的話。而且,朝鮮目前已受到極大的挫傷,戰場的形勢是嚴重的,對我們都是很不利的。今天想聽聽中國同志的看法和想法」。
「隨後,恩來開門見山地講:中國對一般情況是了解的。特別是考慮和研究了國內實際情況及主觀因素,認為以不出兵為宜。原因是中國由於長期戰爭,連年遭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許多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沒有解決。如果現在又捲入戰爭,不僅人民的困苦生活無法改善,而且國家的經濟恢復工作也無從談起。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擔負戰爭消耗的重擔,實在困難。況且軍隊的武器裝備和接濟,無不困難重重。戰爭不是兒戲,陷入這個漩渦,多年擺不脫身,如何收場?!並且這場戰爭如果僵持不下,還可能牽涉到各兄弟國家。因而認為不出兵較好」。
很顯然,周恩來闡述的,正是包括林彪、陳毅甚至周恩來本人在內的,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所擺出的意見。而這個意見,周恩來是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向斯大林提出的。
師哲的回憶錄接續寫道:
「斯大林聽了以後,說:按目前情況,美軍已越過三八線,進入朝鮮北部。朝鮮如果沒有後援,至多維持一個禮拜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與其進行無望的抵抗,最終會被敵人消滅掉,就不如早點主動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難以預料以後的一切。如何對付可能出現的這種情況,是必須考慮到的」。
「其次,如果朝鮮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著他們白白犧牲,那就不如馬上告訴他們作有組織、有計劃的撤退,並答應他們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質和工作人員撤到中國東北,而把老弱殘廢、傷病員大部分撤到蘇聯境內。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東北,是為了以後便於重新進入朝鮮。從中國東北要比從蘇聯進入朝鮮容易得多」。
「總之,我們兩家都得承擔起這個重擔。建議把我們商談的這個情況,即撤退的意見,立刻電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時間」。
從師哲披露的資料來看,斯大林內心固然希望中國出兵充當「炮灰」,但也認同中共「不出兵」的意見。或許,中國「不出兵」也是在斯大林預料之中的。所以,斯大林當場就說出了他的備選方案――「(朝鮮同志)與其進行無望的抵抗,最終會被敵人消滅掉,就不如早點主動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斯大林甚至連朝鮮同志的撤退步驟都想好了:「把有生力量撤到東北」,「把老弱殘廢、傷病員大部分撤到蘇聯境內」。
這就如同抗日戰爭時期,斯大林將 「東北抗聯」及金日成游擊隊撤到蘇聯境內一樣。不過,斯大林沒有想過:
當年的「東北抗聯」及金日成游擊隊撤到蘇聯境內,其「流亡」殘部雖然得以保存,但卻不能牽制和消耗日軍,更無法發動群眾、壯大隊伍和開闢根據地。而留在敵後的八路軍、新四軍卻從幾萬人,發展為127萬人,還開闢了五個大的根據地。
也正因如此,金日成若不依附蘇軍,連北朝鮮也解放不了,而中共軍隊則在蘇聯老大哥不肯出手的情況下,仍能獨自解放全中國。
師哲回憶說:「講到這裡時,林彪插話說:『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應讓他們留在朝鮮境內。那裡多山、有森林,他們可以進入山溝森林,進行長期游擊戰爭,而且轉戰於朝鮮南北各地,以待時機』」。
其實,林彪的這個構想,並不是「講到這裡時」才突發奇想的。
早在9月7日,柴成文(我國駐朝鮮大使館代辦)回到北京後,林彪就把柴成文接到家裡詳細了解朝鮮的情況。林彪問柴成文:「他們有無上山打游擊的準備?」「我們不出兵,讓他們上山打游擊行不行?」
柴成文一時答不上來。
另外,根據俄羅斯解密的電文檔案,毛澤東曾通過羅申轉告斯大林:
「我們原計劃當敵人前進到三八線的時候派幾個師的志願軍到北朝鮮為朝鮮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經過全面考慮,我們現在認為採取這樣的行動可能會承擔極其嚴重的後果。......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目前最好還是耐心一些,不派出軍隊,同時積極準備我們的力量......由於暫時的失敗,朝鮮可以把鬥爭的形式改為游擊戰。」
師哲繼續回憶道:「斯大林對這個建議十分不感興趣,回答說:恐怕敵人不會允許游擊隊存在下去,而會很快把它消滅掉。既然不打算出兵,我們就得具體地籌劃,如何安置朝鮮同志和他們的武裝人員,保存實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時機」。
「斯大林隨後說:我們曾經設想過如何幫助朝鮮同志。但我們(蘇聯)早已聲明過,我們的軍隊已全部撤出朝鮮,現在我們再出兵到朝鮮去有困難,因為這等於我們同美國直接交戰。所以設想,中國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我們供應武器裝備;在作戰時,我們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空軍作掩護。自然,也只限於在後方和前沿活動。」
「現在還是應該把我們商討的結果和建議立即告訴朝鮮同志,請他們不失時機地早日做好撤退準備。鑒於目前形成的局勢,只好走這條路了」。
接著,師哲又披露了一個看似「花絮」,但去並不尋常的細節:
「在宴席上,為了表示好感,斯大林向林彪敬酒,希望他顯示出革命軍人所具有的革命豪情與英雄氣概來。斯大林再三向他敬酒,而且只是一杯紅寶石甜葡萄酒,但是,林彪竟始終不敢用舌尖舔一下。斯大林無可奈何地開玩笑說:『酒里沒有毒藥,稍飲一口無妨。』可他還是不敢嘗一下,即使是作個飲酒姿態,他也不肯。在座的人都為他難堪。斯大林末了說了一句:『不知這位將軍如何在前線指揮作戰!?』」
「結果,除林彪一人頑固地不祝酒、不飲酒,而遭到圍攻外,其餘的人都已醉眼,酒意酣濃,直到太陽從東方升起,宴席才結束」。
眾所周知,在社會主義陣營里,尤其是在留過蘇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們的眼裡,能見到斯大林都是萬分幸福的,若能有幸得到斯大林幾句隻言片語的垂詢,更是令人羨慕不已。而斯大林竟然在全體政治局委員面前,親自向林彪敬酒,在師哲眼裡,這不僅是林彪的榮幸,簡直就是整個中共的幸福了。
所以,師哲雖然沒說林彪不買斯大林的賬是「不識抬舉」,但字裡行間還是認為林彪「不祝酒、不飲酒」是「頑固」的。
斯大林既要求中國出兵接戰現代化的美軍,自己又不敢派出空軍支援;而且還打算將金日成的「流亡」政府及殘餘軍隊撤到中國東北。這樣,美軍將會毫無後顧之憂地把重兵壓在中朝邊境。
對此,林彪十分不滿。後來,當林豆豆問「抗美援朝究竟是中國還是美國贏了」時,林彪回答說「中國、美國都沒贏,斯大林贏了。」
斯大林是共產世界的天神,毛澤東是全中國的救星,能在此二人面前受寵不驚,還保持獨立個性的人實在不多。
此外,師哲還披露了一個更重要的細節:「……我們回到住地奧斯特羅夫斯卡婭街8號公寓,周總理坐下喝茶水,我到康一民的房間去看看國內有什麼新的指示。康一民正在抄報,一見我進去就說:剛剛收到毛主席的電報,你們看看。他大致地講了講來電主張出兵的內容。我大吃一驚。拿起電文一看,電文的第一句是:你們走後,我們繼續開會,政治局同志多數人主張出兵。」
「我急忙轉身回到周總理休息的房間,向他報告。周總理不相信,認為我看錯了。我又回到康一民那裡將電文的第一頁拿給他看。當時,他坐在沙發上。看後,他一言未發,雙手抱著頭,陷入深深的沉思。」
「因為在幾個鐘頭之前,他所談的話與這個電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剛剛講過中國不能出兵援朝,並以極有說服力的話,向斯大林證明了這點,而且也作出決定,立即採取不出兵的準備和安排。但現在,國內來電又說大家(中央政治局的絕大多數)主張出兵抗美援朝。電文分析了形勢,制定了兵力部署、調動以及進入戰鬥的作戰計劃與具體的戰術。而今又得向蘇方重新交涉,校正數小時以前談過的一切話......。」
師哲的回憶證實,周恩來和林彪赴莫斯科時,中共中央形成的共識還仍是周恩來開門見山所講的「(中國)認為以不出兵為宜」。
而後,中央最終決定出兵朝鮮,並任命彭德懷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時,周恩來和林彪並不在國內。周回國時,林彪依中央事先的安排,繼續留在蘇聯治病,並參與商議具體武器援助事宜。
在中央醞釀過程中,林彪和周恩來、陳毅等大多數黨內、軍內領導人擺了出兵的「不利條件」。毛澤東個人雖然傾向於「出兵」,但也沒擺出多少出兵的「有利條件」來。同時,毛澤東也認同「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
所以,直至周、林彪赴蘇時,中央說形成的共識還是「以不出兵為宜」。而這個主張又是與毛澤東通過羅申向斯大林轉達的「目前最好還是耐心一些,不派出軍隊」意見相吻合的。
因此,關於「林彪反對出兵」、「林彪拒絕挂帥」等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正如師哲所說的:
「後來我才知道:周總理離京之後,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工作,他說: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見主席下了決心,自然也就沒有什麼意見了」。
總之,這場來得不適時的「開國之戰」,要下決心是極其艱難的。更何況,朝方因為「猜忌」而對中國封鎖消息,錯過了出兵的良好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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