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轉型中探尋規制之路（《上海證券報》）

　　比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的學術對於中國就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當下的中國，經過30餘年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原本只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出現的產業組織現象和問題在經濟轉型期也暴露了出來。以往中國的產業政策過於重視產業結構而沒有深入到產業組織中去，把許多不屬於產業範圍的內容，如經濟增長理論、增長方式的轉變、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等問題都納入產業視野。這是不清晰的思路。現在，應該對產業政策進行反思、清理與重新設計構建，使其邏輯結構更加合理，能夠與國際慣例接軌。

　　而在企業行為方面，目前的改革主要是沿著產權――企業行為――改革對策這樣一種模式來展開的。在現有體制下，產權制度的確是決定企業行為的關鍵因素。但產權制度畢竟不是決定企業行為的唯一或全部因素，忽視對市場結構、企業組織這些相關因素的深入分析，得出的優化企業行為的對策，將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梯若爾倡導簡單的政策規則，比如，為寡頭公司設定價格上限、禁止競爭者之間串通，但允許產業鏈上位置不同的公司進行合作，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下，以刻畫最優規製為目的，設計的激勵機制，有極強的現實操作意義。

　　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規制政策是須臾不可或缺的。人們常常將市場機制比作「看不見的手」，將政府干預經濟或管理經濟的活動稱為「看得見的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市場機制和國際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時，會產生市場失靈。政府互補的「兩隻手」能夠相輔相成地糾正市場失靈：一是宏觀調控，從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視角，糾正國內市場宏觀失靈和國際市場失靈對經濟的消極影響；二是政府規制從微觀視角，糾正國內市場微觀失靈和國際市場失靈對國內產業和民族企業的損害。

　　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深入地與國際經濟相融合，中國從封閉經濟轉向開放經濟，經濟社會迎來許多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政府規制領域面臨的問題越來越複雜。中國不僅要加強宏觀調控，而且要加強政府規制，要創建中國特色的政府規制政策體系。

　　另外，在中國構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國企改革」始終是重頭戲。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是一種委託――代理關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除了自然壟斷行業和某些特殊行業外,混合經濟所有制將成為主流，這個轉軌的過程,政府如何進行制度安排,破解壟斷難題，實現最優規制，提高市場效率就變得意義重大。

　　在梯若爾的理論中,「俘獲」這個詞的內涵已被拓寬。運用一系列經濟學方法的研究使規制俘獲理論對實際情況的分析更為貼切。從舊規制經濟學將規制俘獲理論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到新規制經濟學用信息結構和激勵機制來打開規制俘獲理論的黑箱,不僅指出了俘獲存在的可能性,而且還提供了阻止俘獲和合謀的方法。

　　規制俘獲理論深刻地指出了政策目的與公眾利益相悖、規制機構執行效率降低的原因,從社會福利的角度指出腐敗、賄賂等行為的性質及其危害。這些為我們在組織機構設立、制定權責原則以及規範行業行為等方面,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

　　如「旋轉門」現象,即國家機構的官員離任後,可能會在國企任職，使得國企與國家機構的一些部門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許多管制並沒有改變行業的整體競爭結構,只是使得最大型企業獲得了更多的市場份額,行業中的普通企業並未從管制中得到好處,而中央企業卻從管制中獲得了更高的收益,並在放鬆管制之後可以獲得更多的補償。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的競爭劣勢正在於此。為了能讓所有企業進行同樣的競爭,讓民營企業發揮自主積極性,達到所有生產要素的最優發揮,國家相關部門應對行業進行充分的分析,減少信息不對稱,擴大獲得意見的渠道，這樣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