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現代醫學
醫學是人類為適應生存環境並克服疾病過程中不斷積累的經驗總結與理論概括。它既古老又新興。古老是指它與人類同開始,源遠流長。說它新興,是指醫學發展為科學體系不過四百多年,同時,醫學隨著自然和社會環境改變而在日新月異,永無止境。但是,古往今來,由於人們對醫學重微觀輕宏觀的局限,加之普遍性的事物難以概括,古今中外的學者與醫者,至今都在從各自的視角探究醫學的定義。今天,全球化市場經濟下的現代社會紛繁複雜,醫學和醫療工作受到史無前例的巨大衝擊,科學認知現代醫學內涵並實踐之,成為醫學界和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使命。本文試從現代社會的特徵與醫患溝通的視角探索醫學本來面目,進而梳理出現代醫學的內涵和定義。
1醫學與醫療的歷史認知
1.1 醫學概念的演變
醫學是什麼?醫者和醫療是什麼?古今中外關於它們的論述較多,從不同角度涉及了其概念與內涵,縱觀歷史上醫學概念的的變化,期望從中能發現共同的規律。
中國古代醫學的發展史就是中醫學的發展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名醫大家主要有:扁鵲、張仲景、華佗、孫思邈、陶弘景等人。他們不僅醫術高超、醫德高尚,而且在大量的醫學實踐經驗中形成了觀點鮮明的醫學思想,並用來指導後來醫者。因此,中國古代對醫學的認識,儘管沒有形成今天教科書式的詮釋形式,但在幾千年來的中醫領域,卻留下了一些公認並共同遵守的觀點。如認為「醫者易也」、「醫者意也」、「醫者藝也」。說明醫學和醫術是哲學思辯、觀念理論及技藝活動。有認為「醫乃仁術」。即表明醫學是治傷療病、救助民眾的高尚仁愛技術職業。也有人認為「下醫醫病、中醫醫人、大醫醫國」。在此,強調了醫學的社會屬性與功能,把治病、保健及與治理國家社會緊密結合起來。還有醫家提出「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主張未病先防,防重於治的思想。[1]更有醫家根據親身經驗認為「夫醫者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世」,對醫者知識結構和社會活動能力等素質提出了基本標準。
此外,古代中醫由於人類認識的局限性,醫學基本思想是「天人相應」,即自然界是「大周天」,人體為「小周天」,「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建構了中醫陰陽五行理論,診治上體現為,著眼整體、辨證施治、調整陰陽,扶正怯邪。[1]
古希臘是古代西方醫學的發源地,被後人尊為「醫學之父」的醫生希波克拉底,是西方醫學的奠基人。他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希波克拉底文集》、《希波克拉底箴言》、《希波克拉底誓詞》、《論醫生》、《論高貴的品行》等。其中,一些名言概括了對醫學內涵豐富的理解。如他說:「生命短暫,醫術長青,機遇難求,經驗常謬,確診實難。」精練地闡明了醫學地位的高尚和重要,同時也說明了醫療活動的艱難和複雜。他說:「醫學是藝術,也是技能。」把醫學的綜合性、實踐性以及經驗性的特徵直觀確切的反映出來。他還說:「醫生有三個寶:語言、藥物和手術刀。」指出醫生語言對醫療效果的特別重要性,表現出了對患者心理和社會因素的關注。希波克拉底的醫學思想源於古希臘的自然哲學的土、水、風、火四元素組成萬物和人體的觀念演化而來,他提出了「四體液」說,從整體和普遍聯繫上看待人與自然,不僅視人身體的各部分相互聯繫相互制約,而且把人與自然和社會視為一體,認為疾病是自然、社會及人的情緒等因素綜合作用所致,和諧調整人的「四體液」可治癒疾病。顯然,古代西醫與古代中醫的醫學哲學和治療思路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近代醫學的最大特徵是歐洲工業革命的成果使實驗醫學認識了生物體的微觀世界,人類對疾病對自己的認識進入了細微結構。診治疾病的方法和手段更加科學更加有效。強大的科技力量注入醫學實踐中後,生物醫學模式不已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形成了當時醫學界公認並影響至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即把人看成類似機器的生物體,診治疾病只需象「修理」機器那樣的程序和方法即可。
現代生產力和科學的高度發展,使現代醫學發展趨向為精密、定量、高度分化與綜合的龐大科學知識和技術體系。現代醫學戰勝了許多過去難以治癒的疾病,但卻對文明社會中好發的疾病和人的身心疾病辦法不多。生物醫學模式暴露出了它的弱點,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應運而生。醫學學科間開始相互促進、滲透的同時,又與其它學科相互交叉、融合,醫學不僅與其它自然科學交叉,而且還與社會科學交叉。新的交叉學科不斷湧現。醫學模式和醫學觀念開始發生轉變,尤其是健康觀念的轉變。1946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全新的健康觀念:「健康是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適應上的完好狀態,而不僅是沒有疾病或虛弱」。隨著醫學知識的普及和醫學實踐的深入,人們初步認識到醫學與社會的密切關係。
1.2 醫學科學性質的討論
長期以來,醫學科學一直被看作一門單純的應用技術科學,屬自然科學的生物學範疇。理由是醫學研究的對象是人,而人是生物體的一種,而且醫學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屬性(如人體結構、生理與病理等),醫學並不研究人的生產關係等(《辭海》1979年版)。
隨著醫學研究和醫療實踐範圍的擴大,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學科的會通,許多醫學家和科學家對醫學的科學性質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德國著名病理學家和社會醫學家微耳(R.Virchow)說「醫學本質上是社會科學,而政治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醫學。」此外,著名的醫史學家西格里斯(H.E.Sigerist)也說:「當我說與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
我國著名社會科學家于光遠寫道:「很明顯醫學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而是兩個科學門類相結合的科學。因為醫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自然界物質的人,另一方面,這個人又是在一定社會種生活的。他的健康和疾病受到社會環境的嚴重影響,有些疾病甚至完全是由於社會原因引起的。」[2]從今天觀察,于光遠的觀點指出了醫學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符合現代醫學整體網路化於社會化發展的現狀,適應現代醫學模式的發展趨勢。
1.3醫學與醫療內在聯繫
醫學是人類醫療過程和相關健康研究中形成的知識與理論,醫學的主要實踐活動就是醫療,古時的醫學研究也大多在醫療過程中。因此,醫療是遵循醫學理論進行維護人類健康的實踐探索。醫學與醫療,本質與內涵相同,僅表達形式不同,一般說,有什麼樣的醫學理論知識,就有什麼樣的醫療活動。
2現代社會下醫學與醫療進化的剖析
2.1 現代社會特徵對醫學與醫療的影響
第一,市場經濟制度給醫學與醫療添加了經濟利益的砝碼。由於把市場機製作為經濟建設最基本的法則,經濟利益成為現代社會的最普遍的追求對象和價值標準[3]。醫學與醫療本來那種單純的技術行為被套上了沉重的經濟利益砝碼,非醫療技術的經濟因素橫擋在醫療行為與醫患之前,導致醫療行為異化,醫患關係緊張。如一些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為了團體的效益和個人的私利,開大處方,進行不必要的檢查、或過度治療等。如果這些不良的醫療服務行為被糾正或遏制,醫療經濟化傾向反而是一種有利於構建醫患平等關係的平台,有助於規範醫療行為並改善醫患關係。因為醫院的醫療市場完全依靠患者的就醫,優質的醫療和服務是醫院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失去了患者的信任和「惠顧」,就丟失了醫療市場。
第二,民主法制進步為醫學與醫療增設了新的權益規則。民主化程度越高,越證明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我國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促使全社會的民主意識明顯增強。人們對自身權益的覺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必然反映到醫患關係中。在這樣的環境下,醫學界意識到醫生權力過大的弊病,也意識到患者權利必須得到尊重和滿足,還意識到醫務人員合理的利益需求。因此,在醫療過程中,醫患雙方都依據國家的法律法規,特別注意維護各自的權益,醫方對患者的自主權利的尊重,以及在社會關愛的活動中已開始顯現出來。而患者用法律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及行為已非常普遍。
第三,科學技術發展為醫學與醫療輸入了巨大的能力。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支撐下,醫療技術幾乎無所不能,人們對人體和疾病的認知,從整體、器官、組織、細胞、分子……漸漸深入進去,攻克了許多醫學難關,治癒或控制了許多疑難病症,特別是當器官移植、試管嬰兒、克隆技術以及人類基因自測序的實施,人體就像一部已被組裝好的精密機器,而醫生的任務似乎就是對這部人體機器進行維修,醫務人員被高技術所主導,只注重有形的疾患,而忽視人的心理、思想、感情以及社會因素影響健康的無形性,醫療行為過分依賴機器的傾向成為全球趨勢。
第四,現代生活方式轉移了醫學與醫療許多目標。當今社會,與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疾病已構成了威脅人們健康的主要問題。當物質生活富裕後,由於缺乏必要的衛生保健知識,許多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不科學,對健康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於心理情緒緊張刺激增加、飲食營養結構不合理、環境污染、吸煙飲酒的人增多等多方面的因素,導致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病、糖尿病等因果性疾病發病率增高,成為早亡、致殘的重要原因;二是由於現代生活節奏加快,競爭觀念增強,就業壓力加大,獨生子女及離退休職工增多,生活中緊張刺激因素增加,心理情緒反應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致病因素,引起了一些心身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大量增加。
第五,全球經濟「一體化」使醫學與醫療趨向無國界。我國已正式加入WTO,國際醫療衛生評價標準、醫學教育標準及醫療服務市場規範對國內影響明顯,國內醫療服務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義利的取捨將更加有序化,更加符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我國醫療服務與國際接軌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現在迫切需要我們在醫學認識、衛生政策與法規、醫療市場運行、醫療機構管理、醫學教育、醫療保險等關鍵環節上既要有中國國情特色,又要與國際標準相適應。
第六,全球環境惡化使各國高度重視人類健康生存。2005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的代表們指出,全球可預防疾病病例中的25%與環境惡化有關。環境惡化影響了健康和經濟發展水平,而健康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下降又將影響全球環境,醫療資金不足、缺乏基本的和先進的藥物與醫療技術是解決健康問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國都高度重視環境惡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2.2現代社會對醫學與醫療的新要求
首先是現代人心理與社會需要日益豐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引發了人的需要結構的必然變化,這種變化是從單純性到豐富性、從動物式的本能需要到真正人的需要的全面進化過程。由於人的社會性和意識能力,純物質需要已極少存在,人的需要都包含著某種心理、精神或社會的要求。如當今人們需要交往和審美,渴望友誼和同情,人們的衣食住行已不再是單純的本意了,而是具有了享樂、名譽、審美等新的價值,這些已經積澱為人的內在情感。馬斯洛需要理論告訴我們,此時,人還更需要自尊、自主及自我實現,即使在醫療過程中,患者面對醫學和醫生,這些需要依然表現的十分強烈。
其次,國際組織制定出新的醫學相關目標與標準。1977年第30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提出了一個全球性目標:「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1996年由英國、美國、中國、德國等14個國家參加的國際醫學教育會議上,對醫學目的作出了如下界定:⑴預防疾病和損傷,促進和保護健康;⑵ 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痛苦和疼痛;⑶ 對疾病的保健與治療,以及對不治之症的保健;⑷避免早死,追求安詳死亡[4]。該會上還對二十一世紀醫生的基本素質作了規定:⑴醫生能促進健康,防止疾病,提供初級衛生保健;⑵醫生要有職業道德,熱心治病和減輕病人痛苦;⑶醫生應是衛生管理人才、病人和社區的代言人;⑷醫生應是交際家、有創建的思想家和信息專家;(5)醫生應是社會科學、心理行為科學的終身學習者。
顯然,上述目標和標準指向最多的不是治病,而是人類如何維護健康和提高生存質量。
3 醫患溝通的凸現與內涵
3.1 醫患矛盾激發醫患溝通的凸現
二十一世紀初,醫患溝通出現在我國看似偶然,實為必然,它是醫學內在規律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相結合的產物。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我國步入市場經濟體制之中,經濟快速增長,人民在走向富裕和文明,人們的觀念、心理、需要、行為也在發生變化,尤其是給醫患雙方思想觀念上的衝擊是巨大的。醫方的思想觀念和職業行為不得不隨我國國情、市場經濟環境及相關政策的改變而改變,形成醫療「重利」的觀念與行為,而患者和社會仍堅守醫學「重義」的認識,醫患關係驟然緊張,醫患矛盾和糾紛成為普遍性的社會矛盾。
事實上,醫患矛盾在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美國、日本等國。只是這些國家的法制建設、人文教育、醫生條件、國民素質、衛生政策等較我國更有利於解決和緩解醫患矛盾。而在我國,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已不能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要求,醫學界和社會各界都在呼喚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到來。醫者和患者站在各自的位置,從各自的利益出發,提出了許多融洽醫患關係的觀點和建議,雙方都有著迫切的溝通願望和需要,然而由於視角和利益的差異,醫患雙方難以形成共識,難以調解矛盾,並與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趨勢格格不入,這一社會矛盾給醫患雙方都帶來了重大危害。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醫患溝通產生的社會必然性。
3.2 醫患溝通的涵義
由於我國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經濟社會發展又極為不平衡,法制建設、人文教育、醫生條件、國民素質、衛生政策等較西方發達國家明顯滯後,醫患之間矛盾的背後是多種複雜的因素所致。為更有效地解決我國國情下的醫患矛盾和醫療工作中的種種問題,我國醫患溝通的內涵定義原則應是:順應中國經濟社會現實,尊重中國倫理價值觀及東方文化背景,衛生宏觀與醫療微觀相結合,更貼近醫學的真諦,更易於實施現代醫學模式。
因此,醫患溝通的基本含義應為:「醫」,狹義指指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廣義上指各類醫務工作者、衛生管理人員及醫療衛生機構,還包括醫學教育工作者。「患」,狹義上指患者和家屬親友及相關單位利益人;廣義是指除「醫」以外的社會人群。「溝通」的含義是,人與人全方位信息交流所達到的人際間建立共識、分享利益並發展關係的過程[5]。
醫患溝通(Doctor-PatientCommunication)的定義是:在醫療衛生和保健工作中,醫患雙方圍繞傷病、診療、健康及相關因素等主題,以醫方為主導,通過各有特徵的全方位信息的多途徑交流,科學指引診療患者傷病,使醫患雙方形成共識並建立信任合作關係,達到維護人類健康、促進醫學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目的[6]。
狹義的醫患溝通,是指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在日常診療過程中,與患者及家屬就傷病、診療、健康及相關因素(如費用、服務等),主要以診療和服務的方式進行的溝通交流,它構成了單純醫技與醫療綜合服務實踐中十分重要的基礎環節,也是醫患溝通的主要構成。
廣義的醫患溝通,是指各類醫務工作者、衛生管理人員及醫療衛生機構,還包括醫學教育工作者,主要圍繞醫療衛生和健康服務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道德與規範、醫療技術與服務標準、醫學人才培養等方面,以非診療服務的各種方式與社會各界進行的溝通交流。它是由許多未處理好且社會影響較大的醫患溝通(關係)個案所引發。如一段時期以來社會上反映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經醫療行業與社會各界廣泛的交流溝通後,大家已認識到這不能歸咎醫院失職,而是多因素形成的結果。廣義的醫患溝通產生的社會效益和長久的現實意義是巨大的,它不僅有利於醫患雙方個體的信任合作及關係融洽,更重要的是它能推動醫學發展和社會進步[5]。
醫學界延續著一種自我封閉的歷史傳統,醫務人員以壟斷性的專業技能埋頭看病,自認為可以不問社會之事,溝通的對象局限在患者和家屬間。現代社會中,醫患溝通的對象是全民性的,但重點應在醫務人員、衛生管理人員及醫學教育工作者與患者、家屬及利益相關人、媒體人員、政府決策者之間的溝通。今天的醫患溝通,特別需要醫務衛生人員積极參与政府醫療衛生等宏觀決策和法規制定,參與通過媒體進行健康教育等,真正實現現代意義上的醫患溝通。
3.3 醫療過程中醫患溝通的客觀需要
其一,是正確診斷疾病的需要。醫者與患者主動溝通,首先是為了收集患者儘可能多的疾病相關信息,並進行分析、研究,最後才能作出正確診斷。這裡的溝通是以詢問病史和體格檢查為主,溝通越多,獲得的信息就越全面,診斷正確率就越高,誤診率就越低。可是這些年來,我們一些醫生恰恰忽略了做醫生的基本原則和技能,忽視獲取病史和體檢的信息,往往以實驗室檢查結果的信息作為診斷的主要依據,主觀臆斷,違反診斷規程,致誤診和漏診率上升,也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還為醫患糾紛埋下了隱患。
其二,是更有效治療疾病的需要。國內外大量臨床事實證明,在患者治療疾病過程中,也特別需要醫患溝通。作用有三:一是在治療過程中,患者病情是變化的,因此診斷也應是動態的,才能確保治療是正確和及時的,這就需要醫護人員隨時與患者和家屬溝通,掌握準確的病情信息,不斷精確修正診斷並調整治療方案,以獲得優良的療效;二是告知患者和家屬真實病情,維護患者知情權,同時徵求患者和家屬對治療方案(包括費用)的選擇意見,增強醫患合作性與患者的依從性;三是及時對患者和家屬施以不斷的積極影響和優良的服務,促進醫患互動,增強患者信心與抗病能力,減少併發症,增強療效。
其三,是融洽醫患關係的需要。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醫患關係大大不同於計劃經濟環境那樣單純。經營、價格、服務、權益、效益、誠信、聲譽、法規、證據、管理、新技術、新藥物、風險性等等,都是以前醫療過程中所少有的複雜要素,平衡好這些隨時都會發生糾紛的因素,需要較強的醫患溝通觀念和能力,特別要求醫院的管理人員建立較科學完善的醫患溝通的制度和規範,引導全體醫護員工都來融洽醫患關係,以構建新型的醫患合作信任關係。
其四,是妥善解決醫患糾紛的需要。由於醫療過程中的風險和種種不確定因素,醫患糾紛古今中外都有,隨著社會進步和人們維權意識的增強,醫患糾紛會一直存在下去。近些年來,國內外許多醫療機構在處理大量醫患糾紛的實踐中得出的一條基本經驗是:強化醫患溝通(醫患關係)機構的職能和人員培訓,通過醫患溝通的途徑妥善解決糾紛,避免矛盾激化[5]。
4 醫患溝通思維下的現代醫學新內涵
4.1 現代社會下醫學與醫療的真諦
所謂真諦,就是真實無謬的道理,是事物的本質內涵。現代醫學與醫療的真諦在於:促進全人類的健康,需要全人類的參與,須由醫方人員主導。
首先,促進全人類的健康是醫學與醫療的基本目的。生命是健康的基礎,沒有生命焉來健康?長期以來生命價值至高無上占居著主導地位,並規定了醫學之目的。即傳統的醫學目的在於通過治療傷病而保護和延長人之生命。但在現代社會的今天,物質財富大大增加,卻面臨許多棘手的新問題,如物慾橫流,精神空虛,心身疲憊,環境污染,依賴機器,毒品泛濫等等。人們反思:現代人應該追求什麼?人生命的真正價值是一般生存還是健康生活?如今普遍認為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最終要體現在人健康的生存狀態上[6]。由此,健康價值觀作為新時代人類的意識覺醒自然走上了醫學歷史舞台。社會大眾對健康的渴求與日俱增,對生活、生存的質量愈加重視,人民的健康需要已成為一種最廣泛、最重要的社會需要。此外,健康已被確認為基本的人權,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章程莊嚴地寫著:「健康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之一」。
其次,全人類的共同參與是醫學與醫療的前提條件。社會的繁榮與進步,使城市化趨勢加快,生產和生活消費行為逐步社會化,公共衛生和社會保健的作用日益突出。人類與疾病的鬥爭已不可能是醫生的個人行為,許多疾病和健康問題必須採取社會化措施才能解決,整個社會系統都承擔著保健職能[7]。人們日益感到人類具有共同的健康利益,人人享有健康,健康是基本人權的觀念已成為全球共識;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全球性一些高發病、嚴重傳染病的共同防護,更使醫學社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這種趨勢自然就形成了全人類參與社會健康工程的不可阻撓的潮流。
醫學與醫療由醫方人員主導是基本科學方法。作為人類生命科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醫學與醫療是非常系統而又複雜的知識體系與實踐活動,專業性極強。不論是宏觀上制定醫療衛生政策和法規與管理,還是微觀層面的醫學研究、醫療救護、預防保健及醫學教育等,都需要有醫學專業知識結構和專業背景的醫方人員為主導,提供足夠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溝通社會各方面力量,開展醫學與醫療的相關工作。
就醫學本身而言,現代醫學已基本實現了對人疾病在靜態、內部、結構、功能的認知和把握,但是它對人疾病在動態、外部、機能、互動的認知和把握則困難重重,即心理因素、社會因素、環境因素、技術因素等對人健康的影響。解決這些難題也是現代醫學的重大使命,因此更需要在醫方的主導下,取得患者(包括正常人)的理解、合作及參與,需要形成醫患更緊密更有效的溝通機制,這是現代醫學發展的必然選擇。
4.2 醫患溝通是醫學實踐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準則
我們不難發現醫學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醫學是運動和變化發展的。運動發展的軌跡表現在——醫和患(人類)在抗拒疾病中,一直恪守著溝通協作、合作共存、互相影響及互利互惠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共同使醫學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到精,醫學一直伴隨著人類經濟社會進步在發展和精深。所以,醫患溝通是醫學與醫療產生和發展的動因之一。現代社會中,醫和患又背負著更多更複雜的共同社會因素,現代醫學的深入發展更需要醫患雙方攜手共進。這一規律既是醫學發展的規律,又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規律,不會以任何個人意志而改變。
同時,醫患溝通是醫學與醫療行動的依據和標準。作為人際溝通的一種類別,醫患溝通的信息是有特殊意義的信息。這些信息的傳遞主要依靠人際間的語言、行為及相關環境等。醫患溝通信息的特殊性在於,信息的內涵不僅僅是患者的傷病信息和醫者的診療信息,還包括與之相關的價值信念、倫理觀念、經濟利益、法律規章、文化習俗、情感意志等,這些複雜的信息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組成了醫患溝通既有人際共性又有人際個性的信息群,並通過語言、行為及環境以多途徑多形式進行傳遞,最終實現醫學與醫療的各級目標和目的。
另一方面,醫患溝通已構成現代醫療服務過程的動態模式。具體表現為:醫與患成為醫學與醫療的共同實踐者。新環境下醫務人員主觀和客觀都需要患者方面參與醫療過程,獲取患者病情信息、選擇診斷與治療方案、選擇相關服務及費用等都依賴患者及家屬的積極配合。同時,新環境下患方由於多方面的因素,也迫切要求參與醫療過程。醫患雙方在溝通中完成了醫療衛生服務的全過程,良性溝通是醫患都歡迎的操作性強的合作平台,體現了更優化更具體的醫學應用動態模式。
4.3 推導現代醫學新定義
無數事實證明,醫學有顯著的時代性和社會性,我們今天對醫學定義的目的,是為了讓醫務衛生人員和全社會具有新的思維方式和理念,更科學更有益於現代人健康生存、醫學發展、社會和諧。現代人不可能也無必要抽象出人類過去幾千年醫學的定義並適用於今天,以史為鑒則是必須的,更重要的是應以現代社會的背景與趨勢為醫學定義的首要依據。因此,根據上述古今中外對醫學的評論、現代社會的諸多特徵及醫患溝通的內涵,我們有理由對現代醫學的定義作如下表述:現代醫學是研究人類維護身心健康、提高生存質量及延長生命時間的科學體系與實踐活動。醫學實踐以人類共同健康利益為準則,以醫務衛生人員為主導,全社會合作參與,融合身心、社會及自然三個環境系統,用自然科學的技術,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的行為,通過醫學研究、醫護傷病、預防保健及醫學教育等活動,實現個人健康長壽、國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醫學目的。
顯然,現代醫學的主體,是由生命科學為主多學科的科學知識體系與相關的系統實踐活動構成。所謂「維護身心健康、提高生存質量、延長生命時間」就是醫學研究和實踐的具體目標;「以人類共同健康利益為準則」即為醫學實踐的道德標準;「以醫務衛生人員為主導,全社會人群合作參與,融合身心、社會及自然三個環境系統」則是醫學實踐的科學方法;「用自然科學的技術,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的行為」是醫學實踐的實施手段;「醫學研究、醫護傷病、預防保健及醫學教育等活動」是醫學實踐的有效途徑;而醫學的最終目的就是:「個人健康長壽,國家與社會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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