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08第八章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間的問題

　　　　　　　　　　　　　　 西方的普世主義　　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僅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間的關係比其他文明更具有產生衝突的傾向。在微觀層面上，最強烈的斷層線是在伊斯蘭國家與其東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鄰國之間。在宏觀層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在以穆斯林和亞洲社會為一方，以西方為另一方之間，存在著最為嚴重的衝突。未來的危險衝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 　　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獨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產生過重大的。有時是壓倒一切的影響。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與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就成為文明世界最為普遍的特徵。當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對增強、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時，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對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責任感也隨之增強。因此，西方與非西方關係的中心問題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西方文化的努力與其推廣能力的下降這兩者之間的不協調。 　　共產主義的崩潰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義思想取得了全球性勝利，因而它是普遍適用的，並因此加劇了這種木協調。西方，特別是一貫富有使命感的美國，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場、權利有限的政府、人權、個人主義和法制的價值觀念，並將這些價值觀念納入他們的體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贊同和提倡這些價值的人只是少數，大部分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對於它們的佔主導地位的態度或是普遍懷疑，或是強烈反對。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來說就是帝國主義。 　　西方正在、並將繼續試圖通過將自己的利益確定為「世界共同體」的利益來保持其主導地位和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個詞已成為一個委婉的集合名詞（代替了「自由世界」），它賦予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為維護其利益而採取的行動以全球合法性。例如，西方正試圖把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納入一個由自己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西方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經濟機構來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並且將自認為恰當的經濟政策強加給其他國家。然而，任何非西方國家的民意測驗都顯示出，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疑會得到財政部長們和少數其他人的支持，但除此之外幾乎所有人對它的評價都是不利的。他們會贊同阿爾巴托夫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的描述：「一群熱衷於奪取他人錢財、將不民主和相異的經濟政治行動規則強加於人、壓制經濟自由的新型布爾什維克。 　　非西方人還會毫不猶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則與其行為之間的差距。堅持普世主義的代價，就是被指責為偽善、實行雙重標準和「例外」原則。民主要提倡，但如果這將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上台執政，就該另當別論；防止核擴散的說教是針對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針對以色列的；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但不適用於農業；人權對中國是個問題，對沙烏地阿拉伯則不然；對石油擁有國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規模地粉碎，但對沒有石油的波斯尼亞的入侵則不予理睬。實踐中的雙重標準是推行原則的普遍標準所無法避免的代價。 　　取得政治獨立之後，非西方國家便希望擺脫西方對其經濟、軍事和文化的控制。東亞社會在爭取與西方經濟平等的道路上進展順利，亞洲和伊斯蘭國家正在尋求與西方取得軍事平衡的捷徑。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傳播、西方實力的相對削弱和其他文明對自身文化的日益伸張這幾個因素一道，決定了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關係總體說來是一種困難的關係。然而，這些關係的性質及其對抗的程度卻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它們可以歸為三類。西方與屬於挑戰者文明的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關係可能會持續緊張，並經常出現嚴重的對抗；與屬於較弱文明（部分地依賴於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衝突程度則要輕得多，特別是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俄羅斯、日本和印度與西方的關係可能介乎於上述兩類之間，同時具有合作和衝突的因素，因為這三個核心國家時而與挑戰者文明站在一起，時而又與西方站在一邊，「搖擺」於以西方為一方。以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為另一方的兩者之間。 　　伊斯蘭國家和中國擁有與西方極為不同的偉大的文化傳統，並自認其傳統遠較西方的優越。在與西方的關係中，隨著其權力和自我伸張性的增強，它們與西方在價值觀念和利益方面的衝突日益增多和加劇。由於伊斯蘭世界缺少一個核心國家，因而其各個國家與西方的關係有著極大的差異。然而自7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個持續的反西方浪潮，其標誌就是原教旨主義的興起，穆斯林國家的政權從親西方向反西方的人手中的轉移，一些伊斯蘭集團和西方之間的准戰爭，以及冷戰期間一些穆斯林國家與美國之間存在過的安全紐帶的削弱。造成一些特定問題上差異的，是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在塑造世界的未來之時，相對於西方而言，這些文明將起什麼樣的作用？ 21世紀的全球體制、權力分配以及各國的政治和經濟，將主要反映西方的價值和利益，還是這一切將主要由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價值和利益來決定？ 　　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預測，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家將攜起手來抵制西方的支配權。在一些地區，這一現象確已發生。然而在最近的將來，反西方的全面聯盟似乎還不會形成。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在宗教、文化、社會結構、傳統、政治和植根於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觀念上，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從根本上來說，這兩者之間具有的共性可能還不及它們各自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敵人將產生共同的利益。伊斯蘭社會和華人社會都視西方為對手，因此它們有理由彼此合作來反對西方，甚至會像同盟國和斯大林聯手對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們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包括人權和經濟問題，但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從屬於這兩個文明的國家攜手發展其軍事能力，特別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火箭，以此來抗衡西方在常規武器方面的優勢。到9O年代初，出現了以中國和北朝鮮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蘭教聯繫」，它們在上述問題上聯合起來對抗西方。 　　這些使西方和上述其他社會產生分歧的問題在國際日程上變得日益重要，其中有三個問題關係到西方的努力：1、通過不擴散和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及其運載手段擴散政策保持其軍事優勢；2、施加壓力要其他社會像西方一樣尊重人權並實行民主制度，以此來推廣西方的政治價值和體制；3、限制非西方國家移民或難民的入境人數，以保護西方社會的文化、社會和種族的完整。在所有這三個領域裡，西方在反對非西方社會以保護自身利益時已經並可能繼續遇到困難。 　　　　　　　　　　　　　　　　武器擴散　　軍事能力的擴散是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結果。當日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更為富裕之時，其軍事實力也變得更加強大，伊斯蘭國家最終也將出現這種情況。如果俄羅斯經濟改革獲得成功，它也會是如此。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許多非西方國家從西方各國、俄羅斯、以色列和中國得到了先進的武器，並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產設施。21世紀初期，這些進程還將繼續下去並可能加速。然而，在進入21世紀後相當一段時期之內，將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國和法國幫助的美國——具備在世界幾乎所有地區進行軍事干預的能力，也只有美國具備有效地轟炸世界任何地區的空中力量。這些是決定作為世界強國的美國的軍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決定西方作為世界主導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內，西方與非西方常規軍事力量的對比將是西方佔壓倒優勢。 　　發展一流的常規軍事能力需要時間、努力和資金，這就強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國家尋求以其他方式來對抗西方的常規軍事力量。它們認為捷徑就是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國家，以及已經成為或渴望成為在區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國家，特彆強烈地希望得到這些武器。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它們在本文明內和地區內控制其他國家，其次可以使它們具有威懾美國或其他外部國家對本文明或區域干涉的手段。如果薩達姆·海珊對科威特的入侵推遲兩三年，直至伊拉克擁有了核武器，那麼他就很可能佔領科威特，並極有可能佔領沙特的油田。非西方國家從海灣戰爭中汲取了明顯的教訓。對北朝鮮的軍人來說，這教訓即是：「不要讓美國人集結他們的軍隊，不要讓他們動用空軍，不要讓他們獲得主動權，不要讓他們打一場傷亡極小的戰爭。」對一位印度高級將領來說，這個教訓甚至更為明確：「不要和美國人打仗，除非你擁有核武器。」整個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和軍事將領們都牢牢地記住了這一教訓，因為他們有一個似乎合理的推論：「如果你擁有核武器，美國就不會與你開戰。」 　　勞倫斯·弗里德曼指出：「與通常的強勢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實上加強了國際體系四分五裂的趨勢。在這個體系中，以往的大國所起的作用正在減弱。」因此，對於西方來說，核武器在冷戰後的世界所起的作用與冷戰期間的作用正相反。正如美國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當年彌補了西方與蘇聯相比在常規武器方面所處的劣勢。它們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擁有「無與匹敵的常規軍事力量，我們的潛在對手則可能擁有核武器。結果被平衡的是我們自己」。 　　因此，俄羅斯在其防務計劃中強調核武器的作用，並於1995年計劃從烏克蘭購買洲際導彈和轟炸機，便不值得大驚小怪了。美國的一位武器專家評論道：「現在我們聽到的正是自己在50年代指責俄國人的那些話。現在是俄國人在說『我們需要核武器來彌補我們在常規武器方面的劣勢』。」另一個反過來的相關事例是，冷戰期間美國出於威懾目的而拒絕宣布放棄首先使用核武器。為了使核武器在冷戰後的世界具有新的威懾作用，1993年俄羅斯宣布放棄前蘇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與此同時，冷戰後的中國在發展其有限核威懾戰略時，對它於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提出了疑問，並開始降調。當其他核心國家和地區強國獲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也可能效仿它們的舉動，盡量擴大其武器對西方針對其常規軍事行動的威懾效果。 　　核武器還可能更直接地威脅西方。中國和俄羅斯都擁有可達到歐洲和北美的裝有核彈頭的彈道導彈。北朝鮮、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擴大其導彈的射程，在將來的某一時刻，也可能擁有直接打擊西方的能力。此外，核武器還可以用其他方式運載。軍事分析家對諸如恐怖主義、零星游擊戰這類強度很低的戰爭，到有限戰爭、動用大規模常規武器的更大的戰爭，直至核戰爭的暴力範圍作了界定。歷史上，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擁有常規軍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彌補常規力量劣勢的手段。過去，恐怖主義者所能進行的只是有限的暴力活動，在這裡殺幾個人，在那裡摧毀一個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暴力活動需具備大規模的軍事力量。然而，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少數恐怖主義者將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暴力活動並造成大規模的破壞。恐怖主義和核武器分別是非西方的弱國手中的武器。一旦這兩者結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國就會變得強大起來。 　　在冷戰後的世界，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蘭教和儒教國家。巴基斯坦，也許還有北朝鮮，擁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快速裝配核武器的能力，它們還在研製或購置能夠運載核武器的射程更遠的導彈。伊拉克曾具有不可忽視的進行化學戰的能力，並為獲得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作過巨大的努力。伊朗制定了一個研製核武器的龐大計劃，並一直在擴大其運載核武器的能力。1988年，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宣稱：伊朗「必須用進攻性和防禦性及化學武器、細菌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全面武裝自己」。3年後，伊朗副總統在一次伊斯蘭會議上說：「既然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我們穆斯林就必須合作生產原子彈，而不顧聯合國防止核擴散的努力。」1992年和1993年，美國高級情報官員說，伊朗正在尋求獲得核武器；1995年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明確地指出：「今天伊朗正在不顧一切地研製核武器。」其他穆斯林國家據說對研製核武器也有興趣，其中包括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沙烏地阿拉伯。依照阿里·馬茲瑞富有詩意的說法，「新月懸掛在蘑菇雲之上」，除西方之外它還會威脅到其他國家。伊斯蘭最終會「與其他兩個文明——南亞的印度教文明和中東的猶太復國主義及政治化了的猶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輪盤賭」。 　　武器擴散一直是儒教-伊斯蘭教聯繫的最為密切和具體之處。中國在向伊斯蘭國家轉讓常規武器和非常規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這些轉讓包括：在阿爾及利亞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備嚴密的秘密核反應堆，表面上它是用於研究的，但西方專家們普遍認為它具備生產鈈的能力；向利比亞出售化學武器原料；向沙烏地阿拉伯提供CSS- 2中程導彈；向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北朝鮮提供核技術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規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鮮在90年代初經由伊朗向敘利亞提供了「飛毛腿C導彈」，此後又提供了這些導彈的機動發射架。 　　儒教-伊斯蘭教軍事聯繫的中心環節是以中國和在較小程度上還有北朝鮮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為另一方之間的關係。1980—1991年，中國武器的兩個主要接受國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70年代起，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發展了異常密切的軍事關係。1989年，兩國簽署了在「購買、聯合研製和開發。共同生產、技術轉讓以及通過雙邊協議向第三國出口方面進行合作」的10年諒解備忘錄。1993年又簽署了一個由中國為巴基斯坦購買武器提供信貸的補充協議。結果中國成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應者，為巴基斯坦提供了幾乎所有種類和用於各軍種的武器」。中國還幫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產噴氣式飛機。坦克、裝甲車和導彈的設施。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為巴基斯坦研製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據說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濃縮用的鈾，為設計導彈提供諮詢，還可能允許巴基斯坦在中國的試驗場上爆炸核裝置。中國此後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夠運載核武器的射程為300公里的M－11彈道導彈，從而違背了對美國作出的承諾。作為回報，中國從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術和毒剌式導彈。 　　到9O年代，中國和伊朗之間的武器聯繫也變得緊密起來。在80年代的兩伊戰爭中，中國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並在1989年成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應者。中國還對伊朗公開聲明的獲取核武器的努力給予了積極的合作。「中國-伊朗合作協議草案」簽署之後，兩國於1990年正月達成了一個關於科學合作和軍事技術轉讓的10年諒解協議。1992年9月，拉夫桑賈尼總統在伊朗核專家的陪同下訪問了巴基斯坦，然後去中國簽署了另一個核合作協議。1993年2月，中國同意在伊朗建設兩個300兆瓦的核反應堆。在執行這些協議時，中國向伊朗提供了核技術和核情報，幫助伊朗培訓科學家和工程師，並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濃縮裝置。1995年，在美國的持續壓力下、中國同意「終止」（根據美國的說法），或「中止」（根據中國的說法）出售這兩個300兆瓦反應堆。中國還是伊朗導彈和導彈技術的主要供應國，包括80年代後期通過北朝鮮提供的蠶式導彈，1994－1995年提供的「幾十或者幾百個導彈制導系統和電腦化機械裝置」。中國還許可伊朗生產中國式的地對地導彈。北朝鮮也協助援助，向伊朗運送了飛毛腿導彈，幫助伊朗發展自己的生產設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為600英里的諾冬I型導彈。作為這個三角關係的第三個邊，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領域中也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巴基斯坦為伊朗培訓科學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於1992年11月達成了聯合進行核項目的協議。中國為巴基斯坦和伊朗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提供了廣泛援助，這證明這些國家相互承擔的義務和合作達到了異乎尋常的水平。 　　　　表8.1　中國在1980－1991年間的部分武器轉讓 　　┌────────┬─────┬────┬───┐ 　　│　　　　　　　　│伊朗　　　│巴基斯坦│伊拉克│ 　　├────────┼─────┼────┼───┤ 　　│主戰坦克　　　　│　　540　 │ 1，100 │1，300│ 　　│裝甲運兵車　　　│　　300　 │　-　　 │　650 │ 　　│反坦克導彈　　　│　7， 500 │　100　 │　-　 │ 　　│火炮／火箭發射器│　1，200* │　50　　│　720 │ 　　│戰鬥機　　　　　│　　140　 │　212　 │　-　 │ 　　│反艦導彈　　　　│　　332　 │　32　　│　-　 │ 　　│地對空導彈　　　│　788*　　│　222*　│　-　 │ 　　└────────┴─────┴────┴───┘ 　　*數字未全部核實。 　　資料來源：卡爾·艾肯伯里：《解釋與影響中國的武器轉讓》（華盛頓：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麥克尼爾文件第36期，1995年2月），第12頁。 　　這些事態發展和它們對西方利益構成的潛在威脅，使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問題成為西方安全議程的首要問題。例如，1990年， 59％的美國公眾認為防止核武器擴散是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1994年，82％的公眾和90％的對外政策制定者持上述看法。1993年9月，柯林頓總統強調了核不擴散的首要性；1994年秋天又宣布了「全國緊急動員」，來對付「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及其運載手段擴散」對「美國國家安全、對外政策和經濟造成的異常巨大的威脅」。199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了擁有100名工作人員的核不擴散中心；1993年12月，美國國防部長阿斯平宣布了一個新的國防部反擴散動議，並新設了一個負責核安全和核不擴散事務的助理部長職位。 　　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進行了一場古典式的軍備競賽，研製了技術上越來越先進的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這是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增強軍事能力。在冷戰後的世界，主要的軍備競賽卻是另一種類型。西方的對手試圖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西方則試圖阻止它們。這不是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增強軍事能力，而是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抑制增強軍事能力。除了口頭上的爭辯以外，西方核武庫的規模和能力並非是競爭的一部分。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增強軍事能力的武器競賽的結果取決於雙方在資源、義務和技術上的競爭，它不是預先註定的。但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抑制增強軍事能力的競賽結果卻更容易預測。西方的抑制努力可以減緩其他社會增強軍事能力，卻不能阻止它們。非西方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有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通過出售武器、技術和專業知識獲取利潤的商業刺激，以及核心國家和區域強國保護其地區霸權的政治企圖，都削弱了美國為抑制所作的努力。 　　西方提倡核不擴散符合世界所有國家維護國際秩序和國際穩定的利益。然而，其他國家卻認為，核不擴散是為了維護西方的霸權利益。這一情況反映了西方，特別是美國，與安全利益可能受到核擴散影響的地區強國之間在核擴散問題上的分歧。朝鮮的情況明顯是如此。1993年和1994年，美國在北朝鮮核武器發展問題上使自己陷入了一場心理危機。1993年11月，柯林頓總統明確聲明：「不能允許北朝鮮發展核彈，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態度必須非常堅決。」參議員、眾議員和前布希政府的官員們討論了對北朝鮮核設施發動先發制人襲擊的可能必要性。美國對北朝鮮核計劃的關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於它對全球核擴散的考慮。北朝鮮的核力量不僅會使美國在東亞可能採取的行動受到遏制和複雜化，而且，如果北朝鮮出售核技術和武器，還會影響美國在南亞和中東的行動。 　　另一方面，南朝鮮將核彈與其地區利益聯繫在一起。許多南朝鮮人將北朝鮮的核彈視為「朝鮮的」核彈，也就是說它永遠不會被用來攻擊其他的朝鮮人，而可能用來保衛朝鮮的獨立和利益以對抗日本和其他的潛在威脅。南朝鮮的文武官員們明確地希望組成一個具備核能力的統一的朝鮮。這樣，南朝鮮的利益將萬無一失，因為北朝鮮花費了資金並為發展核彈而遭到國際譴責，而南朝鮮最終會繼承它；北朝鮮的核武器和南朝鮮的工業力量結合在一起，可以使一個統一的朝鮮在東亞舞台上作為一個重要角色而發揮與其身份相稱的作用。結果，美國和南朝鮮之間的明顯重大分歧達到了這一程度：1994年，華盛頓認為朝鮮半島出現了嚴重危機，但漢城卻沒有任何嚴重危機感，這造成了兩個首都之間的「驚人差異」。一位記者在1994年6月「危機」達到高潮時評論說：「始於幾年前的北朝鮮核武器怪現象之一，是危機感加劇了來自朝鮮的更大的危機」。美國的安全利益和南亞國家的利益之間也存在著同樣的差距，美國對那裡核武器擴散的關切更甚於該地區的居民。印度和巴基斯坦更容易接受彼此的核威脅，而難以接受美國遏制、減輕或消除來自這兩個國家核威脅的建議。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一「平衡器」擴散的努力成效甚微，並且可能繼續是如此。就在美國總統柯林頓宣布不能允許北朝鮮擁有核武器一個月之後，美國的情報機構向他報告說，北朝鮮可能已擁有了一、兩件核武器。美國隨之轉而對北朝鮮採取胡蘿蔔政策，引誘它不要擴大核武庫。同樣，美國無法扭轉或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器，亦無法使伊朗停止發展。 　　1995年4月召開的關於核不擴散條約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該條約的期限是否應續定為無限期或者定為25年。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贊成無限期地延長，但其他許多國家反對作這樣的延長，除非五個公認的核大國更大幅度地削減核武器。此外，埃及反對延長，除非以色列簽署該條約並接受安全核查。最後，美國非常成功地通過耍手腕、賄賂和威脅並用，在無限期延長的問題上贏得了壓倒多數國家的同意。例如，埃及和墨西哥都曾反對無限期地延長該條約，但由於它們在經濟上依賴美國，因而無法堅持自己的立場。儘管該條約的延長得到了一致的贊同，但七個穆斯林國家（敘利亞、約旦、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埃及、馬來西亞）和一個非洲國家（奈及利亞）在最後辯論時仍提出了反對意見。 　　1993年，西方的主要目標正如美國的政策所表現出的那樣；從核不擴散轉向了反核擴散。這種轉變是對現實的承認，即某些核擴散已無法避免。在適當的時候，美國的政策將會從反對擴散轉向接受擴散，如果美國政府能夠跳出冷戰思維定式，轉而去促進擴散、使其服務於美國和西方利益的話。然而，美國和西方至1995年止仍然堅持奉行抑制政策，而這一政策最終註定要失敗。在一個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是權力緩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個主要表現。 　　　　　　　　　　　　　　　 人權和民主　　在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從獨裁轉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這種轉變浪潮，經濟發展無疑是促成這些政治變化的主要根本因素。此外，美國、西歐主要國家和國際機構的政策和行動，也對西班牙、葡萄牙、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菲律賓。南朝鮮和東歐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幫助作用。民主化在基督教和西方影響強大的國家最為成功。新的民主政權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南歐和中歐最可能保持穩定，在拉丁美洲穩定性較差。在東亞，信奉天主教和受到美國極大影響的菲律賓於80年代回到了民主國家的行列。同時，南朝鮮和台灣的基督教領袖們也在推動民主化運動的發展。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穩定的民主制度在前蘇聯，波羅的海港共和國取得了成功；在東正教諸共和國中，民主制度的穩定程度彼此有相當大的差別，並且難以預測；穆斯林國家的民主前景則很暗淡。至90年代，除了古巴，其他大多數信奉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影響強大的國家都開始了向民主制的轉變，但非洲是例外。 　　這些轉變和蘇聯的崩潰使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相信全世界正在進行著一場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長時間，西方的人權觀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將在全球盛行，因此，促進民主的傳播便成為西方人首要的目標。布希政府也贊同這一看法。1990年4月，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說：「在遏制之後等待著的是民主制。」談到冷戰後的世界，他說：「布希總統指出，我們的新任務是促進和鞏固民主制度。」在1992年大選中，比爾·柯林頓反覆強調推進民主是該政府的首要考慮，在一次重要的競選演說中談到對外政策時，他用整個篇幅談論民主化問題。柯林頓上台之後，他建議將撥給全國民主基金會的資金增加三分之二；他的國家安全助理將柯林頓對外政策的主題表述為「擴大民主」；他的國防部長確認促進民主是該部的四個主要目標之一，並試圖在國防部設立一個高級職位來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促進人權和民主在較小的程度上、以較不明顯的方式，在歐洲國家的對外政策中佔據了突出的地位，由西方控制的國際經濟機構也將此作為給予發展中國家貸款和援助的標準。 　　到1995年，歐洲和美國為達到上述目標所作的努力相同。幾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對來自西方的壓力採取了抵制態度，包括印度教、東正教和非洲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包括拉丁美洲國家。但是對西方民主化努力抵製得最強烈的還是伊斯蘭和亞洲。這種抵制植根於伸張自身文化的更廣泛的運動之中，具體表現為伊斯蘭復興運動和亞洲的自我肯定。 　　美國在亞洲的失敗，主要源於亞洲經濟財富的增長和亞洲國家政府自信心的增長。亞洲的國際法專家反覆地提醒西方，亞洲依賴和從屬於西方的舊時代已經過去，40年代西方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一半、控制聯合國、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局面已經成為歷史。一位新加坡官員說：「在亞洲促進人權的努力，必須考慮到冷戰後世界權力分配的變化……西方對東亞和東南亞的影響已經極大地減弱。 　　他言之有理。美國和北朝鮮就核問題達成的協議可被恰當地稱為「有條件的投降」，而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屈服，則是無條件的投降。美國曾威脅說，如果中國不在人權問題上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便不給予它最惠國待遇，但結果是柯林頓政府的國務卿在北京受到了甚至不給面子的冷遇。美國對此事作出的反應是放棄原先的政策，將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脫鉤。中國對美國軟弱表現的回應是繼續並強化柯林頓政府所反對的做法。美國政府在與新加坡就一位美國公民遭鞭答、與印度尼西亞就其在東帝議施行暴力鎮壓的問題打交道時，也採取了退縮的態度。 　　亞洲國家政權抵抗西方在人權問題上施壓的能力，還由於其他一些因素而增強。美國和歐洲國家的企業急切地想要與亞洲國家發展貿易、到經濟迅速增長的國家投資，因而對政府施加了極大的壓力，要求政府不干擾它們與這些國家的經濟關係。此外，亞洲國家將西方的壓力視為對其主權的侵犯。當出現這些問題時便會團結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國是否獲得美國的最惠國待遇，關係到在中國投資的台灣、日本和香港商人的重大利益。日本政府通常與美國的人權政策保持距離。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久，日本首相宮澤喜一說：我們不會讓「抽象的人權觀念」影響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東盟國家不願意對緬甸施加壓力，而且於1994年歡迎它的軍人政府參加會議；而歐洲聯盟，正如其發言人所說的，不得不承認它的政策「一直不很成功」，因為它不得不與東盟對緬甸的態度保持一致。此外，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諸如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能夠對批評它們或者參與它們認為令人不愉快行動的國家和公司實行「反條件限制」。 　　亞洲國家總體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它們對西方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可以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理查德·尼克松於1994年說：「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輕率；10年之內，會顯得不著邊際；20年之內，會顯得可笑。」然而，到那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使西方沒有必要再作任何說教。經濟增長會加強亞洲國家政府相對於西方國家政府的權力；從長遠看，它又會加強亞洲社會相對於亞洲國家政府的權力。民主制會由於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希望它到來而在更多的亞洲國家實現。 　　與無限期延長核不擴散條約相比較，西方在聯合國機構中促進人權和民主的努力總的說來是一無所獲。除個別例外，比如對伊拉克的譴責，有關人權的決議在聯合國的投票中總是被否決。除了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其他國家政府總是不情願支持被許多人視為「人權帝國主義」的努力。一比如，1990年瑞典代表20個西方國家提出譴責緬甸軍人政府的提案，但由於亞洲和其他國家的反對而被否決。譴責伊朗踐踏入權的決議亦被否決，而且90年代在連續5年的時間裡，中國都能夠動員亞洲國家的支持，否決由西方發起的對其侵犯人權表示關注的提案。1994年，巴基斯坦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議案，譴責印度在克什米爾侵犯人權的行為，但遭到與印度友好的國家的聯合反對，而巴基斯坦的兩個最親密的朋友，同樣曾是攻擊目標的中國和伊朗也表示反對，並且勸巴基斯坦撤消提案。（經濟學家）雜誌評論道：由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未能對印度在克什米爾的殘暴行為進行譴責，它便「因失職而認可了印度的行為。其他國家也正在逍遙法外：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哥倫比亞和阿爾及利亞都逃脫了譴責。人權委員會就是這樣支持了施行屠殺和酷刑的政府，這與其創建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西方和其他文明在人權觀念上的差異，以及西方實現其目標的有限能力，在1993年6月的維也納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上被明確地揭示出來。歐洲和北美國家形成一方，由大約50個非西方國家組成的集團形成為另一方，後者中最活躍的15個成員國包括1個拉丁美洲國家（古巴），1個佛教國家（緬甸），4個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制度和發展水平差異極大的儒教國家（新加坡、越南、北朝鮮和中國），9個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葉門、蘇丹和利比亞）的政府。這個亞洲-伊斯蘭集團的領袖是中國、敘利亞和伊朗。處於這兩個集團之間的是除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國家，它們經常支持西方；還有非洲和東正教國家，它們有時支持西方，但更經常的是持反對西方的立場。 　　使各國沿著文明線劃分開來的問題包括：關於人權的普遍性與文化相對主義；是經濟和社會權利，包括發展權利優先，還是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相對優先的爭執；是否應對經濟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條件；是否應設立聯合國人權專員；應在何等程度上允許同時在維也納集會的非政府人權組織參加政府會議；應當得到大會認可的特殊權利；以及一些更為具體的問題，例如，是否允許達賴喇嘛在會上發言，是否明確譴責波斯尼亞踐踏入權的行為。 　　西方國家和亞洲-伊斯蘭集團在這些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維也納會議召開兩個月之前，亞洲國家在曼谷聚會並通過了一份宣言。宣言強調：人權必須「置於國家和地區特性，以及各種歷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來考慮；人權狀況監督侵犯了國家主權；將人權狀況作為經濟援助的條件有悖於發展權。在上述和其他問題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維也納大會最後預備會議（5月初於日內瓦召開）產生的幾乎全部文件都不得不加上括弧，以標明一個或更多國家不同意。 　　西方國家沒有為維也納會議的召開做好準備，它們在數量上處於劣勢，而且在會議中比其對手作出了更大的讓步。結果，除了對維護婦女權利表示強烈支持外，大會通過的宣言只是個最低限度文件。一位人權支持者評論道：這是一份充滿「分歧和矛盾」的文件，代表了亞洲一伊斯蘭聯盟的勝利和西方的失敗。維也納宣言沒有明確地表示對言論、新聞、集會和宗教自由的贊同。因而，它在許多方面的立場比1948年通過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軟弱。這一變化反映了西方權力的衰落。一位美國人權支持者指出：「1945年的國際人權制度已不復存在。美國的霸權已經衰落。即使有1992年發生的一些事件，歐洲也不過是個半島。現在的世界是阿拉伯人、亞洲人和非洲人的世界，正像它是西方人的世界一樣。如今，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對於世界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那樣重要。」一位對西方持批判態度的亞洲評論家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自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以來，沒有完全進入猶太-基督教和自然法傳統的國家第一次跨入了一流國家的行列。這一前所未有的形勢將決定新的國際人權政治，並將帶來更多的衝突機會。另一位觀察家評論道：維也納會議的「大贏家顯然是中國，至少如果以告訴他人不要管閑事為成功標準的話是如此。在整個會議期間，中國不斷取得勝利，其方法就是到處顯示它的重量」。然而，在維也納會議上票數處於劣勢和失去調動權的西方，卻在幾個月之後獲得了反對中國的一個不小的勝利。爭取在北京舉辦200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它為得到舉辦權投入了巨大的資金。在中國，要求舉辦奧運會的呼聲很高，公眾的期望也很高；中國政府還遊說其他國家政府對本國的奧林匹克委員會施加壓力；台灣和香港也來助威。另一方面，美國國會、歐洲議會和人權組織都強烈地反對選擇北京。儘管國標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投票是秘密進行的，但各國的態度很明顯是以文明劃分的。在第一輪投票中，北京據說贏得了非洲國家的廣泛支持，所得票數居首位，悉尼次之。在隨後幾輪的投票中，當伊斯坦布爾被排除之後，絕大多數儒教-伊斯蘭教國家將其選票投給了北京；在柏林和曼徹斯特退出之後，這兩個城市原先得到的絕大部分選票又轉給了悉尼，使它在第四輪中獲得了勝利，使中國遭到慘敗。中國則把這筆賬都記在了美國身上* 。李光耀說：「美國和英國成功地降低了中國的威望……它們反對中國的表面原因是『人權』、真正的原因卻是政治，為的是顯示西方的政治影響。」毫無疑問，世界上更多的人關心的是體育而不是人權。但是，鑒於西方在維也納和其他地方在人權問題上遭到的失敗，這一顯示西方「影響」的孤立事件仍會令人想到西方的虛弱。 　　——————— 　　　　　　　　　　　　　　　 四輪投票情況如下： 　　┌────────────────────┐ 　　│　　　　　　 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三輪 第四輪│ 　　│北京　　　　　 32　　 37　　40　　　43　│ 　　│悉尼　　　　　 30　　 30　　37　　　45　│ 　　│曼徹斯特　　　 11　　 13　　11　　　　　│ 　　│柏林　　　　　 9　　　9　　　　　　　　 │ 　　│伊斯坦布爾　　 7　　　　　　　　　　　　│ 　　│棄權　　　　　 1　　　1　　 　　　　　　│ 　　│總數　　　　　89　　 89　　 89　　　89　│ 　　└────────────────────┘ 　　不僅西方的影響被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問題上的自相矛盾還減弱了它在冷戰後的世界促進民主的願望。冷戰時期，西方，特別是美國面臨著「友好的暴君」的問題：在那一時期，反共的軍人政府和獨裁者是冷戰中的有用夥伴，這使得若與它們合作，便會面臨進退兩難。當這些政權粗暴地踐踏入權時，這種合作會令人不安，有時會令人尷尬。然而，西方辯解說，這種合作是較少有害的，因為這些政府通常不像共產主義政權那樣完全是壓制性的，而且它們維持的時間可能不會長久，也更容易接受美國和其他的外部影響。為什麼不接受一個較為不野蠻的友好的暴君，如果另一個選擇是更野蠻的不友好的暴君？在冷戰後的世界，在一個友好的暴君和一個不友好的民主制之間作選擇可能更為困難。西方自然而然的假設是，民主選舉的政府是可以合作的，但非西方社會的政府不一定親西方，因為在那裡，競選可能導致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上台執政。1992年，阿爾及利亞軍人干涉並取消了明顯地將導致原教旨主義政黨伊斯蘭拯救陣線獲勝的選舉，令西方人如釋重負。1995年和1996年，土耳其的原教旨主義政黨繁榮黨、印度的民族主義政黨印度人民黨在選舉失敗後被趕下了台，亦令西方各國政府放下心來。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其革命進程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伊斯蘭世界中最民主的政權之一；而在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在內的許多阿拉伯國家中，競爭幾乎肯定會導致遠不及其不民主的前任同情西方利益的政府上台。在中國，通過公民選舉上台的政府，很可能會是一個高度民族主義的政府。西方國家的領導人認識到，非西方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常常產生對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們在試圖影響這些選舉的同時，喪失了在這些社會中促進民主的熱情。 　　　　　　　　　　　　　　　　　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麼人口流動便是歷史的發動機。在過去的幾世紀里，不同的增長率、經濟狀況和政府政策導致了希臘人、猶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納維亞人、土耳其人、俄羅斯人。華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況下，這些遷移是相對平和的，在另一些情況下卻充滿了暴力。然而在19世紀，歐洲人是人口向外擴張的主要種族。1821至1924年間，大約有5，500萬歐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萬到了美國。西方人征服、有時甚至消滅了其他民族，開發了人口密度較低的土地並定居下來。人口輸出可能是16—20世紀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標準。 　　20世紀末出現了一個不同以往但規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國際移民有將近1億人，難民約1，900萬，而非法移民至少達到了1，000多萬。這個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國家的建立，以及鼓勵或強迫人民遷移的國家政策的產物，但同時它也是現代化和技術發展的結果。運輸工具的改進使遷移更簡便、省時和省錢；通訊的改善則增強了尋求經濟機會的刺激，並密切了移民與其留在祖國的家庭之間的聯繫。此外，正如西方的經濟增長刺激了19世紀的向外移民一樣，非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同樣刺激了20世紀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進程。邁倫·韋納認為：「如果存在一個統一的移民『法則』的話，那便是移民潮一旦開始，它便會自我促進。移民們會為家鄉的親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經費使他們能夠移民，並幫助他們尋找工作和住房。」其結果，按照他的話說，就是一個「全球移民危機」。 　　西方人一貫和強烈地反對核擴散，支持民主和人權。與此相反，他們對移民問題的看法卻是矛盾的，並隨著2O世紀最後20年均勢的重大變化而改變。直至70年代，歐洲國家普遍贊同移民，有些國家，特別是德國和瑞士，還鼓勵移民以彌補勞動力的短缺。1965年，美國取消了20年代制定的偏向於歐洲的移民限額，並徹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和SO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為可能，並造成了新的移民來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業率、移民人數的增長和移民佔壓倒優勢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歐洲人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幾年之後，出於同樣的考慮，美國人的態度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 　　20世紀末，大多數移民和難民是從一個非西方國家遷往另一個非西方國家，但是進入西方國家的移民人數已接近了19世紀西方外移人口的絕對數字。1990年，估計有2，000萬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國， 1，550萬人生活在歐洲，800萬人生活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歐洲主要國家中，移民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7％－8％。1994年，美國的移民人數占其全部人口的8．7％，為1970年的兩倍；佔加利福尼亞州人口的　25％，紐約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約有830萬人進入了美國，在90年代的前4年這一數字大約是450萬。 　　新移民絕大部分來自非西方國家。在德國，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萬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來自南斯拉夫、義大利和希臘。在義大利，主要的移民來自摩洛哥、美國（據信大量的義大利籍美國人返回了家園）、突尼西亞和菲律賓。90年代中期，大約有400萬穆斯林居住在法國，在整個西歐，穆斯林人口達到了1，300萬。50年代，進入美國的移民有三分之二來自歐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數大量增加，其中大約　35％來自亞洲、45％來自拉丁美洲，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則不足15％。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很低，歐洲的自然人口增長實際上為零。由於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們將佔西方國家未來增長人口的大部分。結果是，西方人日益擔心，「他們現在不是在遭到軍隊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講著其他語言、信奉其他神和屬於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們還擔心，移民會搶走他們的工作，佔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制度，並且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認為，這些因西方國家人口相對減少而造成的恐懼，「是基於真正的文化衝突和對喪失民族特性的擔憂」。 　　90年代初，在歐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問題中，歐洲人最為關切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戰來自人口——移民佔西歐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占布魯塞爾出生人口的50％——和文化。穆斯林社區，不論是德國的土耳其人還是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都沒有融入所在國的文化，而且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將來會如此。讓-瑪麗·多姆納克1991年說：「在整個歐洲，人們越來越擔憂橫跨歐洲文化線的穆斯林會形成歐洲共同體的第十三個國家。」一位美國記者這樣評論移民問題： 　　奇怪的是，歐洲人的故意是有選擇的。在法國，很少有人擔心來自東方的入侵——波蘭人畢竟是歐洲人和天主教徒。絕大部分人既不懼怕也不輕視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故意大部分是針對穆斯林的。「移民」事實上是伊斯蘭的同義詞，而伊斯蘭教目前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這一現象反映了深深植根於法國歷史的文化歧視和種族歧視。 　　然而，從任何嚴格意義上說，法國人更是文化主義者，而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講完美法語的黑非洲人，但是他們不能接受在校園裡蒙著頭蓋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國公眾認為在法國有太多的阿拉伯人， 46％認為黑人太多，40％認為亞洲人太多，24％認為猶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國人不願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們的街區， 39％不願意有波蘭人，36％不願意有土耳其人，　20％不願意有猶太人作他們的鄰居。在西歐，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義，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猶太人的反猶太主義。 　　公眾反對移民和對移民的敵意表現在針對移民社區和個人的極端暴力行動上，90年代初它已成為德國的一個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和反移民政黨的選票在增加，儘管為數不多。德國共和黨在198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了超過7％的選票，但在199O年的全國大選中卻只得到2．1％。在法國，國民陣線在1981年時僅獲得微不足道的選票，而1988年選票升至9．6％，此後在地區和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穩定在12％和15％。1995年，兩個民族主義的總統候選人獲得了19．9％的選票，國民陣線贏得了幾個城市的市長職位，包括土倫和尼斯。在義大利，社會運動-國民聯盟的得票率同樣從 80年代的約5％升至　gO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時，佛蘭芒集團國民陣線的選票在1994年的地方選舉中增加到9％，該集團在安特衛普得到28％的選票。在奧地利的大選中，自由黨的得票率從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達到將近23％。 　　在很大程度上，歐洲反對穆斯林移民的政黨正是穆斯林國家中伊斯蘭政黨的影像。它們都是在野黨，都譴責權力機構和政黨的腐敗，都利用經濟困境，特別是失業問題，向種族集團和宗教集團發出呼籲，都攻擊外國人在其社會中的影響，而且兩者的極端主義分子都參與了恐怖主義和暴力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伊斯蘭政黨和歐洲民族主義政黨在地方選舉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國大選更好的結果。穆斯林國家和歐洲國家的權勢集團對這些事態發展作出了類似的反應。在穆斯林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政府的取向、象徵、政策和實踐普遍變得更伊斯蘭化。歐洲的主流政黨則採用了右翼的、反移民政黨的辭藻，並推行它們的措施。在民主政治有效發揮作用，而且存在著另外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可供選擇的政黨的地方，伊斯蘭主義政黨或民族主義政黨的選票可望達到大約20％。只有當不存在可能代替執政黨或執政聯盟的政黨時，反對黨才能打破這個比率，正如阿爾及利亞、奧地利，以及在相當程度上義大利的情況那樣。 　　90年代初，歐洲的政治領袖競相對反移民情緒作出反應。在法國，希拉克於1990年宣布「必須完全停止移民」；內政部長帕斯卡於 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拉松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採取了反對移民的立場。移民是 1993年議會選舉中的主要問題，並明顯地有助於保守政黨的勝利。 90年代初，法國政府改變了政策，使外國人子女入法國國籍、外國人家屬移民。申請避難，以及阿爾及利亞人獲得法國簽證變得更為困難。非法移民被驅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負責移民問題的政府當局的權力得到了加強。 　　在德國，科爾和其他政治領導人也對移民問題表示了關切，政府最重要的舉動是修訂了德國憲法第 16條（該條規定「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難），並削減了尋求避難者的福利。 1992年到德國避難的人數達 43．8萬人，而 1994年只有 12．7萬人。1980年，英國大幅度地削減了允許移民入境的人數，每年控制在 5萬人左右，因而移民問題沒有像在歐洲大陸那樣引起嚴重的緊張情緒和反對。然而，1992－ 1994年，英國再次將批准避難人數從 2萬多人減至1萬人以下。由於歐盟國家實現了邊境開放，英國最為擔心的就是非歐洲移民從大陸進入英國。在整個9O年代中期，所有歐洲國家都愈益堅決地將移民人數減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完全禁止非歐洲移民的話。 　　在美國，移民問題成為一個緊要的問題稍晚於歐洲，且未引起那樣緊張的情緒。美國從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家，並自認為如此，它在歷史上曾發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此外，在 80和90年代，美國的失業問題遠不及歐洲國家嚴重，害怕失業不是形成對待移民態度的一個決定因素。美國的移民來源也比歐洲更為多樣化，所以擔心被一個單一的外國群體所湮沒的恐懼亦沒有那樣遍及全國，儘管在一些特殊地區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兩個最大的移民群體與美國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歐洲的那樣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講西班牙語；而菲律賓人信奉天主教，講英語。 　　儘管存在著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許大量增加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過後的四分之一世紀里，美國的公眾輿論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1965年，希望減少移民的人只佔美國人口的33％；1977年佔42％；1986年佔49％；在1990年和1993年佔61％。90年代的民意測驗持續表明　60％或以上的美國公眾贊同減少移民人數。儘管對經濟的關切和經濟狀況影響了公眾對移民的態度，但不論經濟狀況好壞，反對移民的人數都在持續增長，這說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眾改變觀點的更為重要的原因。一位評論家在1994年說道：「很多美國人，也許是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將他們的國家視為歐洲人定居的國家，因為他們繼承了英國的法律，語言是（並將繼續是）英語，他們的體制和公共建築從西方的古典形式中獲得了啟發，他們的宗教具有猶太教一基督教本源，他們的偉大源於新教的倫理原則。」在被抽樣調查的人中，有 55％的人認為移民是對美國文化的威脅，使反映了這些擔憂。歐洲人認為移民威脅來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國家，美國人則認為他們的威脅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但主要還是來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及美國來自哪個國家的移民太多時，認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兩倍，其次是古巴、東方（沒有特指）、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沒有特指）、日本、越南、中國和朝鮮。 　　90年代初，美國公眾反對移民情緒的日益高漲引起了類似在歐洲發生的政治反應。鑒於美國政治制度的性質，右翼政黨和反移民的政黨雖未贏得選票，但反對移民的國際法專家和利益集團卻越來越多，越來越活躍而且暢言無忌。人們的不滿主要集中在350萬-400萬非法移民上，對此政治家們作出了反應。如同在歐洲一樣，反應最強烈的是承擔移民大部分費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級。結果，佛羅里達州1994年向聯邦政府提出每年8．84億美元的撥款要求，以支付教育、福利、執法以及其他由非法移民引起的開支，此後又有6個州提出同樣的要求。加利福尼亞州的移民無論在絕對人數還是比例上都居首位。該州州長彼得·威爾遜極力主張不允許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絕給予非法移民在美國出生的子女公民權，停止由州為非法移民支付緊急醫療費用，從而贏得了廣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亞州以壓倒多數通過了187法案，拒絕給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醫療、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樣是在1994年，柯林頓政府改變了其早期的立場，開始對移民實行嚴格控制：嚴格了政治避難管理制度，擴大了移民局，加強了邊境巡邏，並沿墨西哥邊界修築了障礙物。1990年由國會授權的移民改革委員會於1995年建議將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數從80萬減至55萬，給予現有公民和居民的子女、配偶而不是其他親屬以優先權，這一規定「激怒了亞裔和拉美裔美國家庭」。1995年至1996年，包括許多委員會的建議和其他嚴格限制移民措施的立法進入了國會立法程序。至90年代中期，移民已成為美國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1996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總統競選中將反對移民作為其主要政綱。美國緊隨歐洲之後大幅度地削減了非西方人的入境數量。 　　歐洲或美國能夠制止移民潮嗎？法國曾陷入人口悲觀論的嚴重困境，從刀年代讓·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說，90年代讓·克洛德·謝耐所作的學術分析，至皮埃爾·勒魯什在其評論中所作的總結：「歷史、親緣關係和貧困使法國和歐洲註定要擠滿來自南方不成功國家的人民。歐洲過去是白人的和猶太教- 基督教的歐洲，將來卻不是。*但是未來並非不可改變，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問題並不在於歐洲是否伊斯蘭化，或者美國是否拉美化，而在於歐洲和美國是否會成為分裂的社會，擁有來自兩種不同文明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離的社會。這將取決於移民的數量和他們融入在歐洲和美國佔優勢的現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 拉斯帕伊所著《聖賢營》一書1973年首次出版（巴黎：羅伯特·拉夫蘭特版）。在法國對移民問題的關切日增之際，又於1985年發行了新版本。1994年，當馬修·康奈利和保羅·肯尼迪在（大西洋月刊）第274期（199年12月）上發表的題為《一定是非西方反對西方嗎？》的文章加強了美國人對移民問題的關注時，這部小說也極大地吸引了美國人的注意力。拉斯帕伊為1985年法文版所寫的序言後又在《社會交往》第4期（1993－1994年冬季號，第115－117頁）上用英文發表。——原書腳註 　　總的說來，歐洲社會並不願同化移民，這樣做亦存在極大的困難，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們的子女願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續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國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兩個群體。這個結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歐洲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願意承受限制移民的代價，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財政支出、使現存移民社區進一步疏遠的社會代價，以及由於勞動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潛在的長期經濟代價。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問題可能會減輕，因為北非和中東社會的人口增長率已達到了頂峰並開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國家已經出現的那樣。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壓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會大大減少。不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況並非如此，如果其經濟得到發展並促進了西非和中非的社會流動，那麼對移民的刺激和進行移民的能力也將增強，於是歐洲「伊斯蘭化」威脅就將為「非洲化」威脅所取代。這種威脅在何等程度上能夠實現，也將極大地取決於非洲人口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減少的程度，以及南非從非洲其他國家吸引移民的能力。 　　穆斯林給歐洲造成了直接的問題，墨西哥人則給美國造成了問題。假設當前的趨勢和政策繼續下去，美國的人口構成將如表8．2所顯示的那樣發生巨大的變化，在21世紀上半葉將擁有大約50％的白人和　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歐洲一樣，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實施可能改變這些預測，但即便如此，中心問題將仍然是拉美育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體一樣被美國社會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民面臨著被同化的廣泛刺激和壓力。另一方面，墨西哥與其他移民有著潛在的重要不同。首先，來自歐洲或者亞洲的移民需要漂洋過海，墨西哥人卻只需步行穿過邊界或者渡過一條河。交通和通訊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們能夠與家鄉保持緊密的聯繫並仍然認同於家鄉的社會群體。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國的西南部，構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羅拉多連成一片的墨西哥社會。第三，有證據顯示，墨西哥移民對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體更為強烈，他們傾向於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認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亞州圍繞著187法案的鬥爭所明確顯示的那樣。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區是19世紀中葉在美國打敗墨西哥後為美國所吞併的。墨西哥的經濟發展幾乎必然地會激起墨西哥人的復仇主義情緒。到一定時候，美國19世紀軍事擴張的結果可能會受到21世紀墨西哥人口擴張的威脅，並為它所改變。 　　文明之間均勢的變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擴散、人權、移民和其他問題上實現其目標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一形勢下，西方若想盡量減少損失，就必須在與其他社會打交道時巧妙地將其經濟資源作為胡蘿蔔和大棒來應用，同時促進西方聯盟，協調兵政策，以便使其他社會挑動一個西方國家反對另一個西方國家的手段難以實現，並促進和利用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差別。西方推行這些戰略的能力，一方面取決於它與挑戰者文明之間衝突的性質和強度；另一方面，取決於它們認同於搖擺文明的程度和與之發展共同利益的程度。 　　　　　表8．2按種族和民族計算的美國人口（％） 　　—————————— 　　　　　　　　　 　　　　　　　 1995　　2020（預測）2050（預測） 　　非拉丁美洲白人　　　　　　　　 74　　　　 64　　　　　53 　　拉丁美洲裔人　　　　　　　　　 10　　　　 16　　　　　25 　　黑人　　　　　　　　　　　　　 12　　　　 13　　　　　14 　　亞洲人和太平洋島嶼人　　　　　　3　　　　　6　　　　　 8 　　美國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　〈1　　　　〈1　　　　　 1 　　總數（萬）　　　　　　　　 26，300　　　 32300　　　39，400 　　——————————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調查局：《美國人口按年齡、性別、種族及拉丁美洲裔區分的預測：1995－2050年》（華盛頓：美國政府出版署，1996年），第1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