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節氣形成年代考

作者簡介：沈志忠(1968-)，男，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農史》副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考古、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研究。

一

我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中，逐步認識並掌握了氣候條件和農業生產之間的關係，而二十四節氣正是勞動人民認識氣候變化的經驗結晶。我國古代曆法自商周以來就是陰陽合曆，為了調整回歸年與朔望月之間的關係，必須設置閏月來調整季節。為了合理置閏必須掌握節氣，準確地反映季節的變化。因此，節氣與置閏成為我國傳統曆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點。

人們根據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將一年劃分為二十四個節氣。每個節氣相隔15天左右，有著大體固定的日期。二十四節氣表明了氣候變化和農事季節，在農業生產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至於二十四節氣的形成年代，學術界迄今尚未有統一的看法。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這一問題略加整理、考辨，以就正於方家。

二

商代是我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可考的最早的一個朝代。商人已知採取了設置閏月的措施來調整「太陰經月」與「太陽紀年」二者的差異，這在甲骨學界已取得共識。那麼，甲骨文中有沒有關於節氣的記載呢?也就是說，商人是否已經能夠測得夏至和冬至，這在學術界尚存爭議。

董作賓先生力主商人已經能測定「日至」，然而他用以證明其結論的兩項卜辭材料，據常正光先生考證，是不能成立的。李亞農先生也曾認為商人已能測定「日至」，但溫少峰等先生認為李先生對據以論證的卜辭的釋讀完全是錯誤。

那麼，甲骨文中到底有沒有測定「日至」的記錄呢？溫少峰等先生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從卜辭文例和先秦文獻考察，認為卜辭中有關「至日」的記載，就是指的「日至」，不僅「日至」稱「至日」，測影以定日至也稱為「至日」，我們認為，溫、袁二位先生的解釋，頗有道理，可從。

另外，甲骨文中又有「日南」、「南日」的有關記載，據肖良瓊先生研究，這可能就是後來《左傳》所記「日南至」(即冬至)的雛形。

從客觀情況來分析，我們認為商人也應該能夠測定「日至」，理由如下：

其一，根據陳久金先生對《夏小正》所記載的星象、太陽方位、斗柄指向和物候等的研究，《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曆。「《夏小正》源於夏代而作於春秋」，它應該就是從夏代流傳下來的曆書。

《夏小正》有五月「時有養日」和十月「時有養夜」的記載，《傳》曰：「養，長也」，也即《禮記·月令》和《呂氏春秋·十二紀》所言的「日長至」、「日短至」，也就是說，當時已出現有關夏至和冬至的記載了,如此看來，商人也應該能夠測得夏至和冬至。

其二，通過對我國原始聚落及氏族墓地的布局（包括墓向、人骨頭向）的研究表明，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已有了明確的方位概念和依天象定方位的方法。殷墟發掘中發現南北向的宮殿基址方向與今日的指南針所指的方向是一致的。同時甲骨文中記時用語已有旦、明、朝、中日、大采、小采、大食、小食、昃、墉兮、昏等等，說明其對於一日內各個時段的劃分已相對細緻、明確。而時刻和方向的決定顯然與觀測太陽、測定日影有關。並且「殷人已掌握了給木表以水平地基，和以繩懸垂來驗證木表的垂直度的技術」。可見商人已有能力測定日至，雖然其所測數值，未必很精確。

殷墟宮殿區衛星圖

三

如果說，學術界對商人是否已能測得日至尚存爭議，那麼對西周時期人們已能測定日至，則觀點較為一致。目前，有關節氣記載的最早文獻記錄見之於《尚書·堯典》：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

據研究，「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分別相當於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據竺可楨先生推定，這是約公元前11世紀（殷周之際）的天象。可見這一時期已有了二分二至的原始概念。根據《周禮》的記載，西周時期有馮相氏之官，「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也提及觀察冬至、夏至的太陽和春分、秋分的月亮，以定四季。此外，《周禮》當中還有多處關於夏至、冬至的記載，如：

《春官·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夏官·柞民》：「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等等，這些記載說明了西周時期，人們不僅測定了二至，也測定了二分。

到了春秋中葉，約公元前7世紀，土圭測量使用十分普遍，對於一個回歸年的日數可以測量得非常準確。從《左傳》、《國語》等古籍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已經出現「十九年七閏」的置閏法則。同時，除兩分、兩至以外，四立節氣也已出現。《左傳》中有多處記載，如：

《僖公五年》：「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昭公十七年》：「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庄公二十九年》：「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等等。從這幾段文義來看，可知在春秋時期，除了兩分、兩至，四立也已確立。

四

我們認為，二十四節氣在戰國時期已基本形成，理由如下：

首先，這一時期已能確定二十四節氣的天文定位。《左傳》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由於史官失職，亂了曆法，忘了閏月，竟使冬至節氣出現在二月己丑，負責望氛祥的梓慎也未加糾正，只是《左傳》注意到了這一點，不寫冬至而寫「日南至」，引出了履端（定一年起點）和節氣定位問題。《漢書·律曆志》記載了這件事：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日至其中為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

節氣的天文定位，是按12次來進行的。把每一次分為初、中兩段，於是太陽運行的整個圓形軌道（實際是地球繞日公轉軌道）分成了24份。太陽剛進入某一次，就是節氣；到達這次的中點，就是中氣。《左傳》時代，已對每宿次的初與中都作了測定，才能對不履端、失閏之事提出批評。這次計算節氣、中氣，「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影）最長」，據此推算，時間在公元前530年-公元前330年之間，與昭公二十年前後相符。所以說，至遲在戰國時代，二十四節氣的天文定位已經確立，並且有了節氣、中氣之分。另外，就考古材料而言，1978年湖北隨縣出土了戰國初年的曾侯乙墓，在一件漆箱蓋上的星象圖中有關於28宿名稱的記載，可見28宿早在公元前5世紀就已確定了。既然28宿能夠精細測定，12次自然也能精細測定，每一次的起點（初）與中點（中）也能精細測定，因為它們屬於同一個系統。我們相信，隨著考古發掘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必將有戰國時期二十四節氣的地下新發現。

曾侯乙墓星象圖

其次，二十四節氣系統在戰國時期已實行應用於許多方面。這套系統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自不必說，同時它也被推廣應用於醫療理論與實踐，《內經》就有這方面的記載：「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日為一候，三候十五日為一節氣，六個節氣為一季（時），四季為一年（歲）。五運六氣不僅統轄到年、季、月，而且「候亦同法」，也管到每個節氣、每個候。

不僅如此，這套系統也用於政事，普及於基層和民間。隱居楚國深山的鶡冠子，在其著作中也講到了這套系統的應用：

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四時始於歷。故家裡用提，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鶡冠子·王鐵第九》）

這是一套嚴格的行政報告制度，按政權組織形式，依不同的節氣間隔向上級報告一次。

第三，戰國時期，文獻中也已出現了關於二十四節氣的記載。這方面的材料主要見之於《黃帝內經》、《逸周書》和《呂氏春秋》。《黃帝內經》已如上述。《逸周書·時則訓》有完整的二十四節氣的排列。這個節氣系統，這種排列在《逸周書》的時代出現，我們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呂氏春秋·十二紀》是綜合《逸周書》的《月令》、《時則訓》二篇而寫成，這從內容上可以得到證明。然而關於《逸周書·時則訓》與《呂氏春秋·十二紀》的傳承關係中，有一點頗令人迷惑不解，即《時則訓》中有完整的二十四節氣排列，而《十二紀》中明確作為節氣名稱的只有八節。按理《逸周書》的二十四節氣名稱與現在相同者不應多於《呂氏春秋》，因為它更早些。也許是因為八節（即二分二至和四立）都在每季的初、中之月，需要舉行重大祭祀活動，《十二紀》對於其他節氣因而略而不述；也許是漢人按《淮南子》來訂正《逸周書》二十四節氣名稱，這一點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也許將來地下實物能解開這個謎。

五

綜上，我們認為，關於二十四節氣的萌芽可能源於夏商時期，當時已能由測日影而定冬至、夏至，西周時期人們進一步測得春分、秋分。到了春秋時期，隨著測量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八節已經確立。戰國時期隨著二十四節氣天文定位的確定，二十四節氣已基本形成，並在秦漢之時趨於完善並定型。二十四節氣的創立，使勞動人民能夠更恰當地安排一年四季的農事活動，大大促進古代農業生產的發展。直到今天，二十四節氣對農業生產仍然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

信息來源

此文原載《東南文化》2001年第01期，注釋從略，感謝作者授權發布，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