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延高：李白和杜甫

　　用好奇的眼睛回觀唐朝，一定會遭遇李白。提及李白，勢必不能避過杜甫。李杜在歷史上是齊名的，今天依然旗鼓相當，不分伯仲。他們是大唐詩壇的兩座巨峰，也是大唐詩歌藝術成就的共同締造者。

　　對於兩個並行詩壇、齊名於世的文化巨人，人們除了對他們的詩歌藝術進行探問，也會對兩人之間的關係產生興趣，於是李白與杜甫本身就成為一個極具求問價值的話題。

　　寫到這裡我要說：汴州應當感謝一絲不苟的歷史，歷史應當感謝一次偶然的場合，讓兩位巨人的友誼在這片土地上開了頭。

　　天寶三年初，對李白來說是不幸的時節，城外的殘雪讓他想到了一種物質的餘生，他出城後的每一個腳印都踩在上面，那雪已被風透空，沒了彈性。

　　皇上賜金放還，詩人的面子上被照顧了一下，但內心極不痛快。這點兒政治手腕，在宮牆內混了三年的李白心知肚明，但他只能掉了牙往肚裡咽。好在梁園一帶的人不勢利，沒有對他另眼相看，那幫詩友們怕他在寂寞中失落，於是輪番設宴為其接風洗塵，澆除愁悶。在"舉杯隔壁三家醉，吟詩古巷十里香"的融洽氛圍里，李白調整了情緒，待一顆心放夠了假，就著了御賜的宮錦袍，手持珊瑚鞭，一路遊玩到了汴州。

　　恰巧杜甫趕回來料理家事。於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就在這裡揖首相遇。

　　當時他們只是普通詩友，李白44歲，剛入不惑之年。杜甫33歲，正值而立之際。兩人趣味相投，信仰接近，都好酒，都好飲後豪歌狂吟。於是一喝就高，目空一切，然後一聲一聲地吟："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那時，兩人的心情都有些鬱悶，李白是被皇上很藝術地掃地出門，前程未卜；杜甫尚未脫穎，珍珠蒙塵，未被重視。兩個懷才不遇的淪落人相見恨晚，惺惺相惜，友誼迅速升溫。他們形影不離，對酒當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及至把汴州、宋州游遍了，兩人腦子一熱，相約而行，一同去了齊魯。

　　齊魯之行，是一段極開心的日子。他們對酒當歌、靈感碰撞，"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彼此都有一種"春從春遊夜專夜"，"玉樓宴罷醉和春"的感覺，當然這種感覺和唐玄宗所沉湎的對象不同，是陶醉於讓自己忘形的詩鄉和酒鄉里。

　　杜甫在《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中有兩句詩："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可以讓人讀出他們有酒同醉，親如兄弟的那種關係。

　　齊魯同游只一年多，是他們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一晃到了天寶四年秋，興奮期過了，也就是餞行道別的時刻，李白決定南下，杜甫準備西行。揖手作別時，兩人眼裡都有淚。話語短，只道一聲珍重，就各自轉身，卻把身影走成了男子漢的偉岸。

　　那時李、杜還沒有今天這樣如日中天的聲望，頭頂還沒戴上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詩歌巨匠的帽子。那時他們只是自恃有才，別人也只是隨聲附和地喊兩聲才子。所以他們壓根兒就沒想到這次謀面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和浪漫主義詩人的一次相會，沒想到後人會用"雙子星座"、"雙峰並峙"等充滿讚譽的詞來形容他們的偶遇，更沒想過有人會將此上升到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仙和詩聖的一次歷史性會晤。

　　其實他們當時的相見極單純，極純樸，極簡單，就是兩個互相聞名的人碰了面，很對眼，彼此說：久聞大名！然後縱酒長談，很對胃口。分別時，相約下次再見。

　　這就是常態思維中的李、杜的相見，很平常，與世間所有有緣人相遇一樣，是一種機緣，一種交往，一種友誼，一種人際關係，一種純凈的情感。它對歷史，對文學，對兩人詩歌藝術的地位、成就和文學影響力，並不具有拔高助長、錦上添花的作用。

　　李、杜能在唐朝，在其後的中華文學史上比肩聳立，成為並峙的巨峰，就根本看，得益一個偉大的朝代，得益於兩個詩人自身的天賦和非凡創造力，得益於歷史盡職盡責地把他們的成就保存下來。而這一切與兩人的友誼並無邏輯關係。過度放大其作用就是一種失真，是對詩人文學藝術魅力和光照度的一種侵犯。

　　因為討論藝術的成就和衡量標準是不能用友誼去取長補短的，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是不用友誼去隨意黏合的，就標準而言，藝術水準和藝術風格在文學的殿堂里是與天齊高的，讓帶有感情色彩的友誼插足其間，行媒妁之舉，就會破壞文學藝術的純潔性。

　　事實上李、杜之所以能在大唐詩壇上兩雄並立，雙星映照，把大唐詩歌藝術共同拔升至一個完善至上，無與倫比的高度，那是因為他們爐火純青的詩歌藝術達到了摩頂齊峰的同等高度，他們各執一端，探索形成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風格珠聯璧合，恰恰均成了唐代詩歌表現藝術最佳和最完美的組合。兩種風格是相得益彰的，缺失其一，大唐詩壇和詩歌藝術就會出現坍塌。

　　這種缺一不可的詩歌藝術的命運，把兩位詩人的命運捆綁在一起，派生了其後的諸多認定：

　　老百姓把李、杜並提，是因為生活是多元的，不是單元的。生活中的花朵是多色彩的，而不是單色彩的。他們認為李、杜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結合，恰恰構成一個完美的詩歌藝術世界。就像我們眼睛裡的世界，有白天，有黑夜，有太陽，有月亮，如刪減一個，就剩下單一和重複。假如生活沒有了差異，就像我們眼前只有平原，沒有高山和峽谷，我們度過的一年只有冬季，丟失了春、夏、秋，那麼生活就失去了誘惑力，興趣失業了，追求失業了。詩人的靈感會枯乾，詩歌也就徹底隱姓埋名了。

　　歷史把李、杜並提，是想於文壇傳播一種教義：首先，讓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成為最直接的教科書，請藝術成就自己說話，講解一種辯證關係，講解藝術可以對等探討，平等互利，互相借鑒，講解藝術可以良言不苦口，忠言不逆耳，用一種藝術風格取得的成就提示另一種風格去創造自己的藝術成就，從而產生一種警醒，讓所有具有藝術審美的眼睛為之一亮的同時，開始捫心自問，學會一種借鑒，自覺地舉一反三，在文學藝術上創造出更多鮮活、生動、生猛的表現形式。

　　其次，讓"文人相輕"的陋俗逐步煙消雲散。歷史會以文化長者的姿態出現，慈眉善目地強調珍惜，它說：文人要效仿李、杜，文人不能用你指著我的鼻子，我指著你的鼻子的形象給自己造型。文人要學會為別人添磚加瓦，你給我腳下加一塊，我給你腳下加一塊，大家都步入文學藝術的高塔。你拆我一塊，我拆你一塊，都低了，腳下便只剩一片廢墟。

　　去翻翻所有的典籍和史料，李、杜兩人的相交的確是高尚的。齊魯一別，兩人詩名漸大，但友誼未減。杜甫年輕，精力旺盛，給李白寫二十多封書信（不含散失的）;李白年紀大11歲，已過不惑，精力漸衰，留存的只有4封書信（散失的未含）。

　　通信只是形式，當我們進入兩人的詩歌之中，更能感受他們相互憐惜、相互提攜的那種人間真情。杜甫寫李白有憐其才華的句子："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有驚其才華的句子："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李白寫杜甫的有贊其認真的句子："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也有思念其人的句子："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這種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的文士風雅是值得文壇風靡的。

　　當政者把李、杜並提，帶有實用性，一般會將二人作出區分。他們會就其作品的政治傾向進行比對分析，然後根據現實需要作出取捨，對選中的人或作品冠以一定的封號或標籤。這時一定唯政治馬首是瞻，藝術會小於政治。政治可以對藝術進行剪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由政治需要確定其藝術價值，這時政治和藝術是君臣關係。"文革"時期李杜就被實踐了一回。如杜甫，因為寫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因此劃線是被歸入了左邊，給了一個"人民詩人"的稱號。而李白因為覺悟不高，寫過"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等消極的詩句，被挖出有封資修的嫌疑，於是被列入了格調不高的才子佳人之列。

　　時間把李、杜並提，是通過形象對比，讓世人知道"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甘瓜苦蒂，物無全美"。

　　若以性格比照去分析，李、杜應該是反向而走的兩個人。

　　一個狂傲不羈，可以"仰天大笑出門去"，為君捶碎黃鶴樓；一個腹內行船，可以"獨立蒼茫自吟詩"，"吟句捻斷數莖須"。

　　李白的狂，壁立千仞，讓人一眼望穿，沒有曲徑通幽的門扉。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杜甫的狂，煙籠寒水，用藝術轉彎兒，不讓你感覺到狂，其實是深沉的狂。如"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李白的詩句從天上來，像瀑布，飛流直下；杜甫的詩句從現實來，像民居，四平八穩。

　　酒後的李白活在醉處，去詩里看，人醉時，詩句活了。如"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酒後的杜甫活在醒處，去酒力看，人醉後，詩句冷靜。如"夜台無李白，沽酒與誰人"。

　　李白把酒灌進了詩句；杜甫把酒喝進了心底。

　　杜甫存世詩歌1400首，比李白多；李白存世詩歌1050首，但散失的比杜甫多。

　　杜甫酒後一生憂；李白酒後一世狂。

　　杜甫作詩向來苦費心思："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李白作詩一貫橫空出世："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李白詩中寫酒有170篇，佔了16%；杜甫詩中寫酒有300篇，佔了20%。

　　李白用浪漫主義筆調誇大他的酒量："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杜甫以現實主義筆調證明他能喝："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這一比，兩人性格、愛好、酒量都堪稱--棋逢對手，將遇良才。兩人都於酒中見性，都是酒中豪傑。一個玩命地喝，一個拚命地喝。

　　結果呢？"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兩人在酒中把自己和才華喝高了，但功名和仕途卻滑坡了，都鬱郁不得志。

　　到頭來，心內之物，只剩下詩好；身外之物，只剩下酒好。

　　兩個人清醒一世，糊塗一世。究其根源，有人說：都是酒惹的禍。其實這是錯怪。因為酒水入腹是要人張口的。叫我說，還是習慣惹下的禍。但這兩個性格執拗，極易相悖的超級名人，卻把一段友誼演繹得花好月圓。

　　猛一想，不可思議。再一想，有什麼不可思議！他們是不求一律的一類人：

　　只為藝術而傲，不為聲名去爭。

　　生，為了藝術，死，為了藝術。這是另一種天作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