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子君、祥林嫂 | 那些魯迅筆下的「影視紅人」！

魯迅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魯迅愛看電影，居住在上海的時候，只要有空便去看電影。他的日記、雜文中都留下了電影的印記。魯迅的作品改編成的電影共有5部。

在這個IP至上的年代，魯迅的作品甚少受到影視圈的關注，僅有的幾部翻拍作品大都拍攝自21世紀之前。

《阿Q正傳》

1981年，著名導演岑范開拍《阿Q正傳》。《阿Q正傳》是魯迅短篇小說中最長的一篇，但情節並不連貫，前半部以調侃的口氣、冷酷無情地描寫阿Q這個小人物的衣食住行本能，甚至有點荒謬色彩，作為一個受壓迫的農民，他身上有愚昧投機、自卑怯懦等種種缺陷，但又讓人同情又覺得好笑，總是用「精神勝利法」麻醉自己。

說實在的，這個人物不好演，演得不夠便不出彩，演得太過，演成一個滑稽人物，可能就收穫不了觀眾的同情。所以岑范就算找到嚴順開也一直讓他試戲，嚴順開後來說：「蠻傷自尊的，一遍又一遍地演小品、試拍……我就不肯去了，心想就在舞台上演演算了。」但岑范導演很堅持：「嚴順開不演，我就不導了。」

嚴順開演阿Q，是骨子裡透出來的那股勁兒。電影《阿Q正傳》的導演岑范曾回憶，「該片最初的主創陣容是導演黃佐臨、編劇陳白塵、主演趙丹，由於趙丹1980年病逝，佐臨導演就婉言謝絕接拍這部戲。」想來趙丹那一身正氣要怎麼演阿Q呢？他可是白公館裡的許雲峰啊。

在滑稽戲的演員里，嚴順開並不是特別典型的一位，他的嗓音沒什麼優勢，他的上海話也沒有尖團音，聽起來更實，少了一點斤斤計較的雞賊勁，但他長得很滑稽，眉眼特雞賊，所有他的表演力總有一種微妙的反差張力。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的表演也更容易讓上海地區之外的更多人接受並喜愛。這種特質用在阿Q身上顯得格外契合，讓人愛不起來，更恨不起來。嚴順開曾經在採訪中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里，他演阿Q更想演出「怒其不爭」。

唯唯諾諾，欺軟怕硬，喜歡投機，自欺欺人，看不慣特權又只能自己背地裡罵一句「奶奶的」，他每次罵「奶奶的」的時候，總要再斜翻個白眼，就是那種鬥不過人家只能躲著，躲著又覺得自己其實只是讓著人家的勁兒，這股勁兒除了嚴順開，沒有人能演出來了。

他演的小人物，都有一種莫名的委屈，好心又懦弱，老實又無辜，經常莫名其妙地陷入別人的誤解中，卻又不善言辭，無力辯駁。他搓著手急得團團轉，差點就要哭出來的樣子最讓人哭笑不得，也最讓人覺得可愛。作為觀眾的我們，總能切實體會到他的無辜和無奈，因為我們也有這種小委屈，說不出來的時候也只會搓著手團團轉。

《阿Q正傳》在瑞士的喜劇電影節放映的時候得了一個金拐杖獎，結果沒有人去領獎。然後現場有個《光明日報》的記者，借了一個領帶，上台代領的獎。《阿Q正傳》也是新中國第一部正式參加戛納國際電影節的影片，嚴順開為此去了法國：「我去做了兩套西裝，當時西裝還很難找到地方做，好不容易才在友誼商店做了兩套。」

《傷逝》

《傷逝》選自魯迅小說集《彷徨》，是魯迅唯一的以青年的戀愛和婚姻為題材的作品。這是一部體現了魯迅原著濃郁凝重的風格而且精雕細刻的作品。它講述了20世紀20年代老北京一對青年男女掙脫枷鎖追求自由愛情，爾後生死相離的愛情悲劇。

《傷逝》出版後的第57年，亦舒因尤其喜歡《傷逝》，便以《傷逝》為原型，創作出《我的前半生》，「來者有蹤，去者自然有跡」。

女主角「子君」衝破傳統家庭阻礙與男主角「涓生」走到了一起，因為現實的壓力，又終被涓生厭棄。無法回歸家庭，也無法進入社會，沒有「唐晶」、沒有「賀涵」的「子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絕路。

1981年，電影《傷逝》上映，這部電影的導演是水華，曾經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實驗劇團擔任導演，代表作有《白毛女》（與王濱合作）《林家鋪子》《烈火中永生》……

電影《傷逝》獲得了文化部1981年優秀影片獎。

同樣全身心投入家庭「子君」，同樣被拋棄的「子君」，一個走向毀滅，一個走向重生，除了社會進步使然，更像是處於生活消磨中的痴男怨女感情最終走向的兩個側面：要麼走向獨立，要麼死於失去自我。

《祝福》

1956年，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20周年，魯迅名著《祝福》被搬上了銀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電影《祝福》的導演、編劇和演員都是中國電影界大名鼎鼎的藝術家。影片無疑也是魯迅小說改編最為成功，影響最大的電影。編劇是著名文學家夏衍，夏衍和魯迅是好友，曾在1929年一同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女主角祥林嫂當時一共有五位著名的女演員試戲，最終在秦怡和白楊之間選擇了白楊，秦怡落選的原因是因為長得太美，太洋氣了，不符合祥林嫂女僕的形象。

夏衍

影片的又一成功之處是，圍繞表達主題的需要，把小說中原來一筆帶過甚至只是暗示，但在電影中又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人物和事件，作了大膽而成功的創造。比如樣林嫂再嫁賀老六的戲，導演用了較多鏡頭，通過一系列生活細節，描寫了他們相孺以沫的幸福生活，深入而細緻地揭示了人物的內心活動和性格。同時，也通過矛盾衝突的展開及其解決，更全面地闡述了樣林嫂和賀老六這兩個同樣不幸的人的悲慘處境。他們之間關係的發展，他們的互相理解尊重，他們的同甘共苦，是建立在共同階級基礎之上的同命相憐，表達了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對最基本的人生幸福的嚮往和滿足。樣林嫂這幾年短暫的「好日子」，與此後更多不幸以致最後慘遭毀滅的命運形成一個較大的落差，有助於更強烈地烘托出她的悲哀，加大了影片的悲劇力量，增加了人們對於主人公的同情。

另外，在描寫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當中，導演特別注意到了對社會歷史生活特點和具體時代特徵的準確描寫與傳達。像出現在一些鏡頭中的魯鎮周圍的環境和自然景色，以及魯家幾次「祝福」場面，都有著相當濃厚的地方色彩。在展示了頗具特色的風土人情的同時，也通過浙東山區這一特定視角，反映丁辛亥革命前後中國農村破敗、凋零的大環境，被侮辱、被損害的勞動人民苦昔掙扎在死亡線上，卻又在封建禮教的侵蝕下呈現出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

影片1957年獲第10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特別獎，1958年又在墨西哥國際電影節獲「銀帽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