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藏身香港是禍是福？

15日，在香港，有多個不具名的團體和政黨數百人從遮打花園遊行到美國駐港領事館，聲援斯諾登。

15日，在香港，遊行者攜帶的雨傘上寫著「保護斯諾登」「NSA真丟臉」等字樣。

在沉默多日之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6月15日就斯諾登事件發表了一個模糊的聲明，聲明說：「在斯諾登先生一事上，當相關機制啟動後，特區政府將按香港的法律和既定程序處理。同時，特區政府亦會跟進任何香港機構或香港人的私隱或其他權利被侵犯的事件。」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在倫敦放言：斯諾登目前仍然擁有進出香港的自由，特區政府無權干涉，沒有人有權阻止他進出香港。香港特區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決定在19號，向港府就斯諾登事件提出緊急質詢和休會辯論。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提出，應該找斯諾登出席相關會議，決定事件的處理辦法。由於斯諾登事件背景複雜，相信特區政府很難獨立解決。

6月15日，香港多個不具名的團體和政黨遊行至美國領事館及政府總部，媒體稱人數最多時達到900人。遊行隊伍一路高喊中英文口號，要求美國放棄追究斯諾登，停止監控行為。遊行隊伍里有不少外國人認為斯諾登披露機密，是為了公眾利益，不應將他引渡返美國。《環球時報》稱香港不具名的民調顯示，一半香港人反對遣返斯諾登，支持遣返的只有17.6%。

斯諾登此前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透露，自己這次之所以決定揭秘，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曾親眼目睹美國情報人員為徵募一名瑞士銀行家為中情局(CIA)效力，設下圈套誘使其就範的手段低劣，從而對美國情報機構宣揚的正義性產生懷疑，並開始考慮曝光美國政府的「幕後勾當」。斯諾登說：「在日內瓦的經歷打破了我原來對自己的政府是如何使用權力，以及由此給世界造成影響的幻覺，我意識到自己在為一個作惡多於行善的政府效力。」

藏身香港的斯諾登近日繼續接受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的專訪，稱從2009年開始，美國開始潛入中港兩地政府官員、企業以及學生的電腦系統進行監控，美國在全球進行了6萬1000次的滲透行動，目標包括數百個中港兩地、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在內的個人以及機構。但是香港中文大學迅速出來否認斯諾登的說法，撇清自己與網路攻擊的責任。

斯諾登選擇公布的時機，正是奧巴馬與習近平在加州舉行非正式峰會、中美為網路攻擊進行的外交攻防戰正酣之時。之前，奧巴馬公開敦促習近平遏制中國官方的網路黑客對美國的襲擊，而中國則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同樣遭受來自美國的黑客攻擊。在美國主動挑起的網路安全攻防戰中，中國一直處於解釋說明的被動反應地位。在此之前，《紐約時報》還詳細披露實施攻擊的黑客總部位於上海浦東的一棟軍事建築物之中。言之鑿鑿，可信度極高。

斯諾登深知美國和中國在外交領域的角力博弈，「攜寶」而至，很有效地為中國批評美國輸送彈藥，同時把自己放在中美博弈的發力點上，也把北京捲入與香港、美國為此事件引發的外交、司法等交涉的三角戰中。

斯諾登顯然對香港的體制、現狀以及與北京之間的「一國兩制」進行過一番研究，如他對《南華早報》所說的「我有很多機會可以逃離香港，但我寧願留下，與美國政府在法庭上抗爭。因為我對香港的法治有信心，打算讓香港法庭和香港人決定自己的命運」。作為來自美國的爆料者，如此推崇香港的法治，正如去年進入美駐成都領事館的王立軍一樣，選擇的是自己認為能夠有效保護的機制，雖然看起來有些對比上的反諷。

斯諾登明確表示他的命運由香港決心，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司法系統相對獨立，但在涉及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事務上，北京擁有最終發言權。如果北京讓香港決定斯諾登的去留，表明北京認同香港的司法獨立，也意味著美中在互聯網監管問題上立場相同，美國一直就網路攻擊問題指責中國，如今卻因監視項目曝光再難以像先前那樣「理直氣壯」施壓中國，也很難再要求中國保護互聯網隱私或放鬆網路空間管制。

如果北京決定阻止引渡斯諾登，甚至庇護這位美國「異見人士」，則要看斯諾登有多少利用價值，斯諾登只是情報機構外包公司的一個僱員，並不可能接觸到太多有價值的資訊，此次爆料並沒有太多顛覆性的內容，對北京來說，在利益至上實用主義外交引導下，斯諾登拉起的公義大旗並沒有太大的利用價值。更何況習近平剛與奧巴馬見過面，承諾照顧彼此核心利益，而且美國兩黨對事件態度罕見一致，值此當前，北京絕斷不會為了斯諾登而與美國翻臉。斯諾登對中美關係而言顯然是一個「燙手山芋」，北京最多只是拿斯諾登當擋箭牌，讓美國不要再對中國指手劃腳。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一直拒絕直接評論斯諾登事件，只是表示關注事件的進展，稱一些事態發展驗證了中國是遭受網路攻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也說明當前在網路空間非常需要制定一個國際規則。她透露，外交部專門設立了網路事務辦公室，負責協調開展有關網路安全事務的外交活動。中方將在中美戰略安全對話框架下建立網路工作組，繼續與美方就有關問題進行深入溝通。

然而美國多家媒體卻不依不撓大肆炒作，稱斯諾登選擇在奧巴馬與習近平會晤商討網路安全問題時爆料，實際是為中國提供了反攻美國的證據，無論是時間、地點和言行都非常詭異。更有媒體引述消息靈通人士的話，稱斯諾登已在香港與中國國安人員接觸，甚至投奔中國大陸，避免引渡返美。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邁克·羅傑斯和委員會資深成員、民主黨籍眾議員達奇·魯珀斯伯格13日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亞歷山大舉行3小時閉門會談。羅傑斯會後暗示，斯諾登可能是與中國政府「合作」。

網民對於斯諾登事件的反應也呈現兩極化，一部分人支持斯諾登抨擊美國的網路監控，其著眼點並不是維護公民自由，而是以美國的不當來掩飾自身的問題，既為叛美英雄的誕生而歡呼，又以此攻擊國內的一批公知。知名左王張宏良忿忿不平說，「中國百大公知中絕大部份人士損害國家的行為遠遠超過斯諾登」，也不能任其逍遙法外。一部分人認為有更深層更複雜的背景，不要輕易下結論。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認為：從斯諾登事件的某些評論，我發現我們竟有著世界上最邪惡的思維：即以別人的不當來證明我們的正當，當我們看到別人壞時，便發誓我們可以更壞。墮落就是如此煉成的。

中美實際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監控手段和渠道來收集情報，而區別在於收集情報，是用於打擊恐怖犯罪還是用於鉗制言論自由。這種大規模監控網路、收集情報，難免涉嫌侵犯公民私隱，保護國家利益與保護公民私隱如何取得平衡是任何政權都面臨的一個難題，但至少迄今美國未出現以言入罪的案例，也未發生官員藉以控告網民誹謗個人、動用警察跨省追捕網民的案例。

韓國《京鄉新聞》稱，針對美國政府要求從速引渡的要求，北京、香港很可能用「慢慢地」的戰略讓美國心急如焚。北京、香港的「拖字訣」也很可能招致美國強烈反擊，斯諾登藏身香港對北京可能不是戰略資產而是包袱，不排除北京、香港突然轉嚮應允美國的引渡要求。如果斯諾登引渡問題長期化，那麼中美兩國可能都是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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