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解決「錢荒」的措施之七

錢牌是契丹人對中囯錢幣的又一大貢獻，它的第一枚作品是始發於公元907年，即天朝元年、契丹元年、也即是大朝元年、大遼元年、太祖元年；配合國家行用錢「千秋萬歲」而鑄行的契丹大字面值五十文的錢牌。它比南宋末年（1265-1279年）宋各地方發行的錢牌早了350多年。契丹大字面值五十文的錢牌，是試用性質錢牌。因為錢文用契丹大字雖彰顯了民族自豪感，但對境內90％以上文盲的百姓而言，辨認起來困難實在不小，而面額五十文對牧區貿易和游牧民族特有的集團式採購來說，亦未能起到真正主幣的作用。

契丹第二種「錢牌」，是「"開丹』"萬貼撫寶』」錢牌。它是從「丹貼巡寶」系列錢中的「巡貼直萬」錢演變而來。是在「諸弟叛亂」後，為安撫受叛亂影響生活陷入困境的各重災區軍民，配合二次鑄的「丹貼巡寶」錢投放使用而設立的貼字錢牌，它的作用與「貼字錢」相同。兌現時可能是錢幣，也可能是物資、糧食、布帛、牲畜。總之視當地急需所定。發放辦法為當面賞賜，可算是一種特殊錢牌。

第三種為漢文「五京」系列錢牌。它們分別是：「"天顯通寶』--上京伯文」錢牌，應鑄於天顯十三年（938年）十一月，因此時皇都才改為上京，此錢牌可以證明。「"天祿通寶』—南京伯文」錢牌，應鑄於天祿元年（947年）九月丁卯，因此時才改大同元年為天祿元年。「"保寧通寶』—東京伯文」錢牌，應鑄於保寧元年（969年）二月。「"統和元寶』--中京伯文」錢牌，應鑄於統和二十五年(1007)十月，遼聖宗在奚王牙帳建立新都,號中京大定府之時。「"重熙通寶』--西京伯文」錢牌，應鑄於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遼興宗升大同軍（雲州）為西京大同府之時。

漢文「五京」系列錢牌的鑄造，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它標誌自天顯十三年（938年）十一月，漢文和契丹大字一樣，成為契丹境內另一種官方正式文字「國字」。漢文被鐫刻在行用錢主幣上顯示了漢文地位的提升，亦反映了契丹文錢幣在流通行用領域的阻滯困難。其次，「百文」面額的確定，為行用錢主幣明確了等級標準。而「百文」這個主幣起始等級，是根據貿易實踐與金銀銅同模三鑄的現實而確定的，是當時最科學最切合實際的選擇。漢文「五京」系列錢牌行用了近二百年，其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

在「五京」系列錢牌行用期間，契丹還發行了幾種錢牌，說明契丹人為解決和防止行用錢主輔幣「錢荒」，是動足了腦筋，費盡了心機的。如購鹽錢牌「會同通寶——上京鹽十六兩鹽」牌，即是用官方專賣的人畜每天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鹽，來促進貨幣流通的一種措施。「會同通寶——上京鹽十六兩鹽」牌，與上京百文形制重量相同，說明它們是同值錢牌。這種類似「鹽引」的購鹽牌，比宋的「鹽引」早發行了80餘年。「會同通寶——上京鹽十六兩鹽」牌，是最小單位一斤重鹽牌，據推測還應有五斤、十斤、五十斤、一百斤等單位重的鹽牌。

除了主幣百文錢牌，契丹還鑄有輔幣錢牌。收藏家柳貴田收藏的，《「大遼中京府背准壹（筆者註：應為「貳」）拾文省」銀錢牌》；證實了這一點。除貳拾文外，相信還應有壹拾文、叄拾文、伍拾文，等級的錢牌，銀錢牌之外，還應有金、銅錢牌。除中京鑄有輔幣錢牌外，契丹其它各京也應鑄有類似輔幣錢牌。錢牌上「省」字的出現，證明契丹錢幣也實行「省陌」制度。南宋末年的銅鉛錢牌應是摹仿契丹輔幣錢牌鑄造，時間已晚了二百多年。

鑄行金銀主幣錢牌，創製「貼」字牌、鹽牌，「省陌」輔幣牌，都應是為解決「錢荒」而採取的重要措施，當時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以至數十年後的遼代末期天慶年間，天祚帝還幻想利用發行大額（伍佰文）金銀銅主幣錢牌，來挽救業已崩潰的經濟。可惜為時過晚任是靈丹妙藥也無力回天。大遼乾統元寶上京伍伯文金銀銅錢牌，竟成了見證大遼滅亡的招魂幡。

1、契丹大字天朝萬歲契丹國五十文銅錢牌；

2、契丹大字天朝萬歲契丹國五十文紅銅錢牌；

3、銀鎏金開丹萬貼撫寶錢牌；

4、銅鎏金開丹萬貼撫寶錢牌；

5、銀開丹萬貼撫寶錢牌；

6、遼上京伯文銅錢牌；

7、遼上京伯文背陰文丹紅銅錢牌；

8、遼會同通寶上京鹽十六兩購鹽錢牌；

9、遼東京伯文銅錢牌；

10、遼南京伯文銅錢牌；

11、遼南京伯文紅銅錢牌；

12、銀遼中京伯文背陰刻契丹文中京留守錢牌；

13、遼中京伯文銅錢牌；

14、遼中京伯文紅銅錢牌；

15、大遼中京背准貳拾文省錢牌；

16、遼西京伯文銅錢牌；

17、大遼乾統元寶上京伍伯文背陰刻文契丹文千秋萬歲金銅合金錢牌；

18、大遼乾統元寶上京伍伯文銅錢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