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以史為鑒，迎接新的世紀大考

2014-07-28 12:08:00 來源：參考消息網 責任編輯：周佳晶核心提示：人類戰爭史已經充分證明，戰爭，從來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戰爭是包括政治力、軍事力、經濟力、文化力、外交力等在內的綜合國力的博弈，說到底是戰略的博弈。參考消息網7月28日報道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國科學院、工程院兩院院士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深刻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回首我國近代史，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節點，習近平總書記著重強調甲午年的特殊含義，具有特殊的重大意義。爆發於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帶給中華民族的傷害和恥辱是前所未有的。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提醒，勿忘國恥，警鐘長鳴，以史為鑒，發憤圖強，舉全黨全國之力，迎接新的世紀大考。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日軍佔領旅順口海軍公所，公所大門牌匾「海軍公所」四字正是李鴻章所題。(資料圖片)制度之敗，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鐵證我國有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清朝是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到了末年，它的生機和活力已經消耗殆盡。1840年-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封建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史上，晚清政府領導了五次大規模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即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抗擊八國聯軍戰爭。這五次反侵略戰爭雖然都是正義的戰爭，但因為投降主義佔主導地位，所以一次次都失敗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還有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後來每況愈下的清王朝再也產生不出來像林則徐那樣認真的主戰派了。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清朝統治集團卻渾渾噩噩、麻木不仁，完全置國家大局於不顧，無論是「主戰派」，還是「主和派」，都不是完全著眼於民族大義和國家最高利益，而是把國家利益作為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手段和工具。腐朽到了極點的清政府，已經到了不割地、不賠款、不喪權辱國，便不能維持自己統治的悲慘境地。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個時期的中國，在世界上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富國。而恰恰在這個時期，世界歷史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這期間，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法國爆發了大革命，美國經過獨立戰爭建立了新國家。這三件大事，是世界現代化史上劃時代的事件。而中國卻仍然固守封建傳統，對世界發生的變化茫然無知，眼睜睜喪失了由富變強、社會轉型的歷史機遇。清政府在這場戰爭中失敗的教訓很多，但本質上是制度之敗，是腐朽的封建王朝不敵新生的資本主義。它是一個老掉牙的腐朽衰敗的封建王朝同一個武裝到了牙齒的新生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血的事實，再一次提供了落後就要挨打、落後必然失敗的歷史鐵證。而制度落後是最根本的落後。日本和中國幾乎同時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日本的明治維新同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幾乎同時起步，但日本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完成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跨越，它的崛起意志，它的維新步伐，它的勤奮學習，它的銳意進取，它的擴張野心，它的尚武精神，它的舉國一致，它的社會活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中國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淖里越陷越深，進入到中國政治制度最腐朽、最黑暗的時期。它的衰微破敗，它的千瘡百孔，它的腐敗無能，它的窮奢極欲，它的內耗不已，它的一盤散沙，它的社會分裂，它的民心喪盡，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講日本武裝到了牙齒，不單是指軍事武裝，更根本、更重要的是思想武裝、精神武裝。日本明治天皇親政不久，就宣布了《五條誓文》，中心思想是強調上下一心，破除舊日陋習，求知識於世界。在當時的日本和當時的世界，這五條誓文的進步性、開放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實質成為日本崛起的宣言書。之後，日本近代影響最大的思想家福澤諭吉進一步提出了「脫亞入歐」的綱領性口號，明治維新的目標也進一步明確為「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等三大目標，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被放在首要地位。而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思想家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以福澤諭吉為例，他在明治維新期間的譯著，共達六十餘部，一百數十冊。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範圍之廣，內容之多，有如百科全書。福澤渝吉幾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啟蒙運動。毛澤東青年時期就注意到了福澤諭吉，他在《講堂錄》中寫道：「福澤諭吉有義慶應大學，以教育為天職。不預款、均利。福氏於學擅眾長，有誨人不倦之意。」1866年，他在赴歐實地考察基礎上寫成的《西洋事情》出版。這是一本改變日本歷史的書。日本人幾乎人手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看待。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中國思想家則遠沒有這麼幸運。著名思想家魏源耗費半生精力撰寫的《海國圖志》，是一部真正的國家之書。但初版50卷於1843年出版，卻立即遭到了頑固派、守舊派的強烈指責和惡毒攻擊，結果只印了1000冊左右，且很少有人問津。大量事實說明，中日兩國當時在學習西方的問題上，由於指導思想不同而結局完全不同。清政府一直為「中體」所錮，只為傳入和吸收西方「器用」之學提供了極為狹小的空間；而日本明治政府由於強烈的時代危機感和開放性思維，則更加主動、更加自覺地走向世界，加之明治維新以後建立和形成的適應社會變革的新的政治體制和經濟、文化體制，以及相繼推出的一系列開明的政策措施，很快形成了「西潮奔涌東瀛」的局面，為日本躋身西方列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體制制度基礎。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日本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軍國主義思想的不斷膨脹。日本軍國主義在甲午戰爭期間和其後的侵華戰爭中，所表現出的瘋狂性、殘酷性、野蠻性、動物性（獸性），不是偶然的。現在日本安倍政權通過參拜靖國神社美化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企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也不是偶然的。對此，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世界人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相關閱讀：學術名家的甲午鏡鑒境外媒體：中國為何高調紀念「甲午」外媒：中國反思甲午海戰呼籲增強海軍港媒:反思甲午戰敗強化海權意識 日須補歷史課獨家：法國報章里的甲午戰爭王毅：甲午戰爭的文化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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