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民族：日本人的愛國心和排外精神

單一民族：日本人的愛國心和排外精神 刷新

與日本人接觸，我一個最深的感受，就是那種不加掩飾的民族優越感和自豪感，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還是日本最好」。

　　水是日本的甜，樹是日本的綠，空氣是日本的新鮮，大米是日本的好吃，啤酒是日本的可口，生魚片是日本的鮮美，汽車是日本的好使，地鐵是日本的準點，飛機是全日空的安全……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一樣還沒人誇過口：屁也是日本的香。

　　與此形成微妙對應的，是日本人「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其結果，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樣：「大抵把不快的事、不好的事、討厭的事隱藏，或者拐彎抹角，藏頭露尾，總體上造成日本國不大有壞事的印象。」一本抨擊日本人國民劣根性的小冊子《醜陋的日本人》曾風靡中國，發行量接近天文數字，在日本卻橫遭封殺。作者高橋敷，是一位地球物理學家。此書1970年首次出版時，在日本社會激起軒然大波，作者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不僅書被禁，還丟了日本駐阿根廷大使的官職。十五年後此書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慨嘆：批評日本人在當時是個禁區，在「身為日本人，卻說日本人壞話」、「混蛋」之類的打擾與威脅之下，他不得不屢次躲藏起來。前不久作家柏楊逝世，《醜陋的中國人》再度成為話題，帶動了《醜陋的日本人》。筆者曾就此書在日本的影響請教一位日本朋友，他的回答很令我吃驚：從不知道有這本書。這位朋友是日本共同社的資深記者，見聞廣博，他對此書的陌生很能說明問題。出於慎重，我又請教了一位在中國社科院訪學的日本明治大學的教授，回答也是一樣。比較《醜陋的中國人》在兩岸三地、乃至海外華人圈轟動暢銷的情形，不能不顯出日本人的小氣。

　　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此我的感受很複雜。必須承認，日本人這種發自內心的愛國之心，在我們中國是少有的。看一看日本社會的安定富裕、整潔美觀、秩序井然，不得不承認這一切都很自然。正是這種小氣，彰顯了日本人特有的「島國根性」。

　　比較一下中日兩國對「國」的不同理解，是件有意義的事。兩者最大的差異莫過於：前者是籠統寬泛的，後者是確定無疑的，由此反映了中日兩國不同的國情與歷史文化背景。

　　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國」只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在「國」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天下」。這與中國幅員遼闊、多民族共處和冊封體系中的宗主國身份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如果說古代中國是一個「國」的話，那麼它就是一個由許多國組成的「聯合國」，類似今天的美利堅合眾國。

　　從世界和平的角度看，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最容易上升為國際主義、人類主義，因為它最不排外。孔夫子早在兩千年前就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是何等的胸懷！中國的知識分子都信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甚至連普通的百姓都知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受制於這種文化心理，近代以降，即使是在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下，極端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在中國始終沒有形成氣候，而國際主義卻大行其道。五四時期，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甚至將愛國主義當做一種反動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

　　這種根深蒂固的天下意識，對中國人現代國家意識的形成無疑是一種障礙，加上中國內部存在諸多不安定因素(如軍閥混戰、種族衝突、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之類)，更使中國人的現代國家觀念遲遲得不到確立，故而缺乏凝聚力。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被外國人稱為「一盤散沙」，就是這個道理。然而，時代畢竟進入了現代，中國必須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否則連「球籍」都難保，而要完成這個歷史使命，不能沒有愛國主義的支持。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也賦以這種愛國主義合理的依據。千百年來，一種無形的文化向心力總是把全體中國人攏聚到一起，兩條貫流中國全土的大河——長江和黃河，決定了中國必須是一個統一的大國，否則，一旦洪災發作，沒有力量能夠對付。惟其如此，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裡，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集權國家。客觀地看，大一統也有它的好處，能夠集中力量解決重大的災難，對付突然的事變，做一些小國想做也無法做的事情。具體到個人，最實際的愛國，莫過於從自家做起，從腳底下做起，因此中國人的愛國，首先是愛族、愛鄉。華僑在海外發了財，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鄉，慷慨地捐款，辦學校、建醫院。孫中山當年感嘆：中國人「有愛族、愛鄉之心，而無愛國、救國之心」。其實，正是這種愛族、愛鄉，構成了傳統中國人愛國的特色。

　　然而，在歷史上的非常時期，愛族、愛鄉常常與愛國發生抵觸，甚至尖銳地衝突，這是令中國人最感悲哀而無奈的事了。歷史上引狼入室的事情屢屢發生，吳三桂、汪精衛一類的人不絕如縷，而且還有種種奇怪的理論，從最激進的革命思想，如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中那段著名的話——

　　若中國之為國，外無以禦侮，內無以保民，不獨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如此國家，一日不亡，外債一日不止，濫用國家威權，斂錢殺人，殺人斂錢，亦未能一日獲已。擁眾攘權，民罹鋒鏑，黨同伐異，誅及婦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後，後來其蘇」，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執愛國之膚見，衛虐民之殘體，在彼輩視之，非愚即狂。

　　到最陳舊的觀念，什麼「攘外必先安內」、「遠交近攻」、「寧贈友邦，不與家奴」之類，都表明了國家觀念在傳統中國的缺失。

　　然而對於日本人，日本國卻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毫無爭議的餘地。這種明確性，是由日本孤懸大海，地理環境徹底孤立、民族高度單一，這樣一種文化地理背景造成的。

　　雖然從種族起源考察，日本人並不見得就那麼純潔，它有馬來、蒙古及中國大陸南方民族等複雜的血統。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公開承認自己的祖先是中國人。日本的歷史學家甚至還有跑到雲南納西少數民族地區去尋根的。但不管種族來源多麼複雜，經過千百年與外界隔離，日本早已成為一個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單一的民族，東瀛列島上惟一的少數民族——愛依奴人和少數東南亞移民，佔全日本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從歷史上看，在16世紀海洋貿易來到之前，日本只與朝鮮、中國有過斷斷續續的往來，而到後來，德川幕府政權又利用地理上天然隔離的條件，實行過兩百六十年的閉關鎖國政策。天然的孤立又被人為地孤立強化。正是這種孤立，使日本人產生了強烈的、異乎尋常的民族自我認同感和一體感，使他們在思維、行動方式上高度一致。

　　中外學者注意到，日本人的精神結構里，缺少一種超越的價值觀，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不具備佛教、基督教的普世性。關於這一點，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里說得很清楚：「神道的教義包含了可以稱為我們民族的感情生活中兩個壓倒一切的特點——愛國心和忠義。」這與佛教的「普度眾生」和基督教的「原罪拯救」的基本教義，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外來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觀念輸入日本後，通常只有兩種結果：要麼受到暗度陳倉的改造，或者遭到無情的壓制，前者典型地表現在佛教、儒教在日本化過程中逐漸變成非超越性的日本式的佛教和儒教，後者表現在基督教在日本慘遭彈壓的悲慘命運。由於神道本質上的非超越性，只能在人種單一、地理孤立的東瀛列島盛行，而無法傳播到日本以外的地區。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裡為什麼缺乏超越的價值？外來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傳入日本後為什麼就會被消化改造，變成凝聚大和民族共同體的工具？答案其實很簡單：東瀛列島不具備產生超越性思想的文化風土與條件，就像公雞不具備下蛋的條件一樣。超越性思想的產生，有賴於開闊多元的地理空間背景和與之互動的文化背景，看一看世界上的幾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有中國儒家文化，都起源於多民族共居的廣闊的大陸，就是一個明證，而日本卻是一個孤立的島國。

　　然而，種族的單一，國土的孤立，給日本帶來相當的好處，使日本人的愛國變得單純、實際、容易操作。既然是單一民族，當然不存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陌生感和戒備心，更談不上種族之間的糾紛。這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看一看當今世界上多少國家和地區被種族糾紛搞得焦頭爛額，犧牲了多少生命，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財力，還把仇恨遺留給下一代，就可以知道這一點。在人類諸多的衝突糾紛中，非理性的種族衝突是最令人絕望的一種，人類至今也沒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良策。日本能夠免去這樣的麻煩，真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幸運的民族。

比較一下中日兩國「現代化」的進程，事情就更清楚了。兩國學習西方差不多起步於同時，日本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時間，就完成了「明治維新」，走上近代化之路，步入世界列強，而中國姍姍來遲的「戊戌變法」則以失敗告終，大清王朝氣數從此斷絕。這其中固然原因複雜，但同中國是個多民族的超大國家，日本是單一民族的島國有極大的關係。其差別猶如大船與小舟，在歷史的激流險灘中，小舟容易調頭，大船免不了擱淺。大船上人雜，主意也多，保守的，維新的，革命的，你爭我吵，結果錯失時機。相比舉步維艱的「戊戌變法」，日本的「明治維新」進行得何其順利，一個「尊王攘夷」的口號，就把舉國上下的意志統一起來，德川幕府也頗識時務，一旦知道自己失去了領導歷史新潮流的資格，便知趣地「大政奉還」，回家養老去了。可見，明治維新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現代化」領導權的及時轉移和在此基礎上迅速實現了全民意志的高度統一，而這一切與日本是單一民族的島國，擁有「萬世一系」的天皇有極大的關係。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則是在滿清皇朝的權力背景下發生的，這個少數民族政權當初以鐵蹄征服全中國，曾給漢族人民造成深重的創傷。而經過二百餘年的統治，它本身又腐敗到了極點。在革命派眼裡，它已經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用說領導中國走富國強兵的近代化之路了；中國要富強獨立，首先必須推翻這個腐敗的異族政權。當時從事革命的志士，已經將滿族朝廷排除在「中國」之外，正如陳天華在《獅子吼》里強調的那樣：「本會之人，須知中國者，漢人之中國也。會規中所謂國家，系指四萬萬漢人之公共團體而言，非指現在之滿洲政府，必要細辨。」結果，就在日本效仿西方列強，迅速實現社會體制的現代轉型，走上富國強兵道路的時候，中國將寶貴的時間耗費在種族革命上。

　　由於缺乏人類意識、世界意識的精神基礎，日本人的愛國心總是帶著排外心，表現為徹頭徹尾的島國主義。這方面留日的中國學子有切身的感受。據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記載：中國於甲午敗戰次年(1896年)向日本首批派出的十三名留學生中，其中四人抵日僅兩三周就離校歸國，因為受不了日本小孩子「豬尾巴豬尾巴」的嘲弄。魯迅當年在仙台醫專讀書，考試成績並不出色，142人中排名第68，還是引起日本同學的懷疑，認為是作弊的結果，於是又是寫匿名信逼他懺悔，又查他的課堂筆記，還有更令魯迅難堪的，就是課餘時間放幻燈片，在日本同學「萬歲」的歡呼聲中，領教麻木的同胞圍觀給俄軍當間諜的中國人被日本軍人砍頭的場面。這方面郭沫若更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因為娶了日本老婆，生兒育女，沒少受白眼，有一次勢利的日本房東不僅不肯租房子給中國學子，還惡意地以「支那人」相譏，使他受盡屈辱。女作家凌叔華在一篇小說里，講述日本白衣天使的「變臉」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國少女因流感住進京都的一家教會醫院，在那裡得到看護小姐精心的護理和無微不至的關愛，鮮花、微笑、問候、祝福終日伴隨，使她如沐春風中，日本國民性中向來為人稱道的「人情美」，在這裡有淋漓盡致的表現。然而，一份日中爭端的「號外」，划出兩副判然不同的面孔，東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崢嶸的一面，中國少女從溫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墜入冷酷的地獄。

　　日本人的這種排外，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凡是在日本生活過的老外，誰沒有一點切身感受呢？租房、就業、考學，出入境登記，一切事情上都存在日本式的「內外」二重標準。近二三十年來，隨著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且雄心勃勃地向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進發，日本的新聞傳媒整天嚷嚷國際化，卻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這是什麼緣故？一位日本人說得實在：「我們日本人是島國之民，生性狹窄，最不善於和外國人交際，要不然現在怎麼天天都說要『國際化』呢？」

　　在日本的百貨店裡，日產商品往往赫然標著「國產品」的字樣，價格高得叫人頭皮發麻，而另有一些款式和質地看上去不錯的服裝，價格卻低得叫人難以置信，一看便知那是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國家的產品。然而，生性節儉的日本人往往寧願取貴舍賤，不在乎多花日元。這裡固然有商品質量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心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巨額貿易順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糾紛，不正是來自日本國民對國產品的近乎偏執的迷信，對外國產品的不信任嗎？平常，日本人總是喜歡貶低和挑剔他國的產品，達到大驚小怪的地步，日本旅客到國外旅行時常常大包小包，從礦泉飲料到睡覺枕頭，一應俱全。最令當地人不滿的，是日本人去國外旅遊時，只坐全日空的航班，只住同胞開的旅店，只和日本旅遊公司打交道，當然也只在日本人開的店裡消費，即使到了國外，在人家的土地上尋歡作樂，日元依然只在日本人圈子裡流通，肥水一點不肯外泄。記得上世紀70年代末，日本曾在夏威夷上演過一場所謂「國際化」的鬧劇。在一個黃金周，三萬之眾的日本遊客涌到了夏島，為了改變日本人在國際上封閉排外的形象，日本傳媒事先炒作，聲稱此次黃金周不少日本人將體驗夏島家庭旅館的風味，同當地居民打成一片，咋呼了一番。夏島居民們也為此做好一切準備，眼巴巴等待錢包豐實的日本客人到來。結果呢，三萬之眾的日本遊客中只有五六位實現了這個「國際化」計劃，其餘的人依然故我，躲藏在微型的日字型大小「文化密封艙」里不肯邁出一步。

　　前些年東瀛列島稻米歉收，引起一場大風波。在外國人看來，這未免有點大驚小怪，國產大米歉收，進口就是，何須如此興師動眾，又是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商量對策，又是總理大臣親自去農村視察，了解稻穗生長情況。看來問題就是出在日本人的那張過於挑剔的嘴，吃慣了自家產的大米，就再也吃不得別國的大米，好像人家的大米全是「糟糠」。日本的媒體也跟著瞎起鬨，什麼「中國米有沙子、老鼠屎」啦，「泰國米不粘」啦，「美國米用化肥」啦，等等。於是，一場搶購國產大米的狂潮在日本興起。遺憾的是國產大米雖好，卻供不應求，且價格連連騰升，最後貴到是進口大米四五倍的程度。為錢包計，一些日本人只好忍痛割愛。於是，出現了這樣自相矛盾的景象：超級市場的進口大米銷售場前，長龍排起，米貨頃刻間告罄；同時，在旁邊的試吃會會場上，表情嚴肅的日本顧客嘗一口就沉思片刻，然後皺皺眉，搖搖頭，不滿地說：「太硬」、「沒有香味」、「粘度不夠」。

　　外國大米何以就一定不如日本的？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日本人認為自家的大米好吃，本來無可厚非，世界上本來就有「月是故鄉圓」的心理。但是，如果以此理由隨意貶低別國的大米，就有點無理了。對於大米出口國的人來說，這無異於一種侮辱，人家肯定會想：我們精心栽培、種植、挑選的大米，怎麼到了你們日本人的嘴裡，就變得如同糟糠一般？早知如此，何必賣給你們？我們祖祖輩輩靠它養活，憑什麼就說它不香、不好吃？你們日本的大米真的就那麼好么？也不見得，不是早有說法，日本的精白米吃了容易得腳氣、生胃癌么？

　　這本是難斷的糾紛，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彼此尊重，互相理解。這個簡單的道理日本人應當再明白不過，他們不是一貫標榜善於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嗎？遺憾的是只局限於日本人之間，一涉及到外人就另當別論。

　　客觀地看，任何一種愛國心多少都摻有排外的因素，即便是像美國這樣移民國家亦不例外。自然的排外，是一個民族的天性，無可厚非。

　　然而，日本人的排外，卻有點離譜，簡直到了殘忍的地步，它針對的不僅是外國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同胞。

　　在閉關鎖國時代，幕府政權對海外同胞和漂流民實行了極嚴酷的政策，任何人不得離開日本，一旦離開，就算背叛了祖國，從此別想再回來。有的海外同胞歷盡艱辛回到日本，不是遭到殺戮，就是被監禁流放。記得在日本時看過一部電影，情節是：在江戶時代，一隊漁民出海打魚，途中遭遇強颱風，在同死神的殊死搏鬥中，漁船被打翻了，他們抱著船板，經過幾天幾夜的漂流，終於被刮到一個島上，那已是俄羅斯的土地。在當地人的幫助下，他們恢復了元氣，主人公卻因此而失去一條腿。經過不斷的顛沛輾轉，他們來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在那裡開始了艱辛的拓荒生活。他們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國，千方百計地與親人聯繫，然而祖國已經向他們關上大門。記得最後的鏡頭是，主人公曆經千辛萬苦終於回到了祖國，迎接他的卻是一頂囚籠，在日本海的海灘上，他面對太陽久久地跪著，最後，這頂囚籠把他不知抬向何處……

　　高橋敷在《醜陋的日本人》一書里，記述老一代日本僑民在南美磨難了一輩子，到落葉歸根時想念祖國而不願回去的悲愴心境，他們只能在自己的農莊里打理打理日本式庭院，把木桶加工成日本式浴桶，或是捏捏壽司飯糰聊以自慰，以此打發殘餘的生命。作者比較過歐洲各國與日本對本國移民截然不同的政策之後，充滿悲情地寫到：

　　在歐洲人興高采烈地去海外冒險時，日本人卻登上了依依惜別的「一輩子分手」之船。他們被送到那些早已為歐洲各國遺棄的亂石叢生的河灘，精疲力盡之狀，使人想起1965年那些等待搭救的多米尼移民骨瘦如柴、眼球突出的樣子。然而，明治的移民們連援救也不要求，默默地等待死去。

　　這方面表現得最極端的，要數日本人對被俘同胞的殘忍態度。在日本人的觀念中，做俘虜等於背叛祖國，屬於大逆不道。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對外戰爭中表現出的勇敢和犧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於二戰初期，盟軍在戰場幾乎捕不到日本俘虜。在敵眾我寡，取勝無望的情況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殺，就是拉響手榴彈與對方同歸於盡。比如，在攻打沖繩島的戰鬥中，美國死亡多達五萬餘人，守島軍民無一投降，二十多萬人全部為國捐軀。究其原因，除了甘願為天皇效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他們沒有任何退路。關於這一點，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里這樣比較：西方軍隊面臨寡不敵眾的局面，在盡了最大努力之後依然毫無希望時，便向敵軍投降，這時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光榮的軍人，無論作為一個軍人或平民，或在他們的家庭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受辱；而日本軍人則完全不同，在他們看來，榮譽就是戰死到底，在絕望的情況下，應當用最後一顆手榴彈自殺或者赤手空拳沖入敵陣，進行集體自殺式的進攻，但決不應投降，萬一受傷後喪失知覺而當了俘虜，他會感到從此再也抬不起頭來，因為他喪失了名譽，對於從前的生活來說，他已經是一個「死人」了。可見，日本軍人的愛國，是以生命為抵押的。

　　考察一下派駐海外的日本人生活狀態，便可知曉。正如一位日本社會學家指出的那樣，他們是背負大和文化「密封倉」來到國外的，其中任何一個成員如果接納了外人，或者融入當地生活，就會引起同胞的不安、猜疑，直到受到制裁。

　　北京天壇公園以東有一棟八層樓的封閉式公寓，裡面住著上百戶清一色的日本人，都是日本各大商社駐北京的代表及其家屬，外人無從知曉其中的生活，他們在裡面完全過著日本式的生活，儼然國中之國。聽我的一位已經成了人家媳婦、入了日本籍的朋友說，他們平常根本不同外人打交道，這已是全體成員的默契。這使她深感為難，她身在祖國，卻又不在祖國，好像在一個玻璃罩子里生活。除了自己的直系親屬，她國內的朋友至今還沒有一個人到她那兒去拜訪過，她也不敢叫人去。家屬們成立了各種協會，諸如烹飪啦，書法啦，花道啦，中文會話啦，幾乎每天都有活動，忙得不亦樂乎。若碰到必須同外面打交道的事，如聘用一位保姆，他們決不通過私人關係，而是通過外交服務公司介紹，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外人可能的介入。她還告訴我，有一個大阪商社的年輕人，因為和外人有交往，公寓的人先是勸告，後是警告，最後全體同他斷絕了來往。後來他只好搬了出去。

　　一位日本心理醫生稻村博寫過一篇長達二十多萬字的調查報告，題目就叫《日本人的海外不適應》。報告里列舉種種事例，細述日本商社在海外的社員及其家屬因不能適應當地的環境，而產生的種種生理和心理上的病狀，讀來簡直慘不忍睹。這些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神經衰弱和歇斯底里症，外語低能，不善社交，容易同保姆、僕人和異國的下屬發生誤會、爭端，直至慘遭殺害，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許多人在國外呆了十多年，依然不會說那個國家的語言，甚至連日常生活都難以應付。

　　駐海外的日本人甘願以如此大的代價，拚命地維持「國中之國」，理由只有一個：唯恐喪失作為大和民族一員本來應有的民族根性和母語表達技巧。這種強烈的「戀母情緒」，不能不歸因於東瀛島國特殊的凝聚力。它使日本人一旦離開自己國度，就會六神無主，除了躲進「國中之國」成一統，別無他法。日本人類學者中根千枝在《縱向社會的人際關係》一書中這樣寫道：「從事各種職業而在國外生活的日本人無依無靠、寂寞和焦躁的心情幾乎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內心是一種在國外被流放的囚徒一般悶悶不樂的心情。」

　　一位日本社會學家這樣描述日本人：從外部看日本，看到的是由許多人圍成的圓圈的群體，無論從哪個方向看，都只能看到一個個後背，而看不到一張清晰的面孔。這是對日本人的集團性/愛國心的一種生動隱喻。

摘自《這才是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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