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主與良才的互動——劉邦用人史話（中）

忠誠之人當朝　　自古人臣有「功高震主」之說，人君則有「後顧之憂」之心。劉邦與蕭何也不例外。即便兩人相互高度信任，也難免有一時的疑忌，但兩人自始至終能成就君相相宜的千古佳話，就在於雙方都能及時解疑去憂。　　當初，劉邦與項羽長期相持不下時，劉邦一連幾次派人回關中慰問蕭何。蕭何的心腹便提示說，這是漢王「有疑君心也」，於是建議蕭何把子孫兄弟凡是能拿起武器的全都送到前方。劉邦果然很高興。後來，代相陳豨造反，劉邦在平叛途中，又聞呂后用蕭何計殺了陰謀造反的韓信時，便派人到長安拜蕭何為相國，又增食邑五千戶，派五百人給蕭何做警衛。大家都來賀喜，唯獨其門客召平來警告說，皇上「有疑君心矣」，「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悅」。結果「高帝乃大喜」。　　由此看來，蕭何也是一個會琢磨事不會琢磨人的老實人。其琢磨事，能把一應治理之事，收拾得無所不當。其琢磨人，卻稍遜風騷，因此需要賓客心腹的提醒。琢磨事之極致者，往往迂腐；琢磨人之極致者，則多為奸佞。天下二者不少，居於二者之中者更不知凡幾。綜觀歷史，大凡政治清明之世，琢磨事者多，琢磨人者少，而國運日隆。相反，則琢磨事者靠邊，琢磨人者入位，而國運日衰。　　蕭何與曹參當初做小吏時，是好朋友，後來為將為相，反而關係不好。等到蕭何病重時，孝惠帝探問：「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蕭何說：「知臣莫如主」，孝惠帝問曹參如何，蕭何說：「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由此觀之，蕭何不以私仇而棄公義，用人上亦可謂舉賢不避仇。蕭何，真可謂千古賢相、百世流芳。　　劉邦與曹參，可以說也是「過命的交情」。曹參跟隨劉邦一道出生入死，功勛卓著。劉邦之用曹參，遵循的仍是論功行賞、火線用人的策略，每一立功，必授官。《史記》記載曹參的故事，大體是曹參跟隨劉邦一路征戰、劉邦則一路封曹參官職與賜食邑的軌跡。「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封參為執帛」「遷為戚公」「遷為執珪」「封參為建成侯」「遷為將軍」「賜食邑於寧秦」等。曹參的故事相對簡略，但其功勛卓著、一路升遷的事迹，足見劉邦用人之道甚明。　　周勃的故事同樣比較簡略，《史記》記載周勃的事迹，一連用了18個「攻」字，「攻豐」「攻碭」「攻蒙、虞」「攻開封」……傳神地刻畫出周勃敢為先鋒征戰沙場的無畏精神，劉邦也是根據他的功績而不斷予以擢用。周勃屬於「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之人，但劉邦認為「可屬大事」。這說明劉邦用人的眼光的確超凡。事實上，劉邦起事後，周勃就一直跟在他身邊衝鋒陷陣、浴血奮戰，因此而立下赫赫戰功。　　對於曹參、周勃一類的人才而言，功名是激發其潛能與鬥志的動力。有功必被賞以相應的官位與名利，則往往敢死戰，敢攻堅。劉邦對於這類在一線衝鋒陷陣、攻城拔寨的將士，深諳激勵之道。張良擇劉邦而棲　　如果說文臣之蕭何與武將之曹參、周勃，都是和劉邦從小玩到大、知根知底的人，那麼張良則沒有這樣的「先天基礎」，他跟隨劉邦純粹是為了心中的理想抱負，起初即所謂「子房本為韓仇出」。　　張良是劉邦的重要謀臣，《史記》載張良體弱多病，沒有領兵獨當一面，「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在楚漢爭鋒的戰爭時期，智謀乃是決勝千里的關鍵因素。可以說，張良和蕭何一樣，乃是劉邦的左膀右臂。　　張良原是韓國人，自韓被秦滅後，張良還在博浪沙襲擊過秦始皇以報韓仇。後來，機緣巧合，得了黃石公《太公兵法》，便習誦於心，完成了從一個勇士向謀士的人生角色轉變。及陳涉起兵，張良也集聚人馬反秦，本想投奔景駒的，半路上遇到了劉邦。此時劉邦還只是讓張良給他當管馬的官。　　這說明劉邦量才為用的用人觀，是結合實際靈活運用的。面對蕭何、曹參、周勃等知根知底的人，可以及時根據其才能與功績而任用。但在面對如張良、陳平、韓信等半路加盟的人才，則有一個根據實踐檢驗再擢用的過程。在某人沒有顯出大才之前，劉邦是不會把他放到高位的，但又不會輕易讓人才流失，頗有點為自己儲備人才的意思。要得高位，還得靠人才用真本事去獲取。　　估計那些自負高才的人，一般都忍受不了管馬這樣的職務，孫悟空就忍受不了「弼馬溫」這樣的官職。但張良能忍受，他就是在管馬的期間，給劉邦講《太公兵法》。沒想到劉邦聽了很高興，還「常用其策」。事實上張良還對別人講過，別人聽來都覺得不知所云。因此張良感慨「沛公殆天授」，因此就跟定劉邦，不去找景駒了。　　此後，每每在關鍵時候，張良都獻計，劉邦都用其計。在劉邦想用兩萬人強攻秦軍時，張良勸他派人去賄賂秦將，又趁其不備而發起突然進攻。劉邦就這樣進入咸陽。進了秦宮，劉邦沉迷於聲色犬馬而不想走，樊噲勸他住到外面去也不聽。張良一勸，便「還軍霸上」。可見此時張良在劉邦心中的位置已十分重要了。　　及至項羽設鴻門宴，又是張良用計使劉邦逃出生天。後來，劉邦被項羽打敗西逃下邑時，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如果我豁出去，把函谷關以東的地盤都分給他們，誰可以幫我一道破楚立功？可以說，這正是劉邦事業的低谷期，也是轉折點。轉折就起於張良之計。張良分析一番情勢，推薦了三個重要人物：黥布、彭越，以及劉邦部下韓信，言「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如果真想把地盤拿出來，那就分給他們三個，「則楚可破也」。事後正如張良所料，司馬遷亦稱「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類似這種你死我活的爭雄年代，智謀之士的力量，一點也不遜於文臣與武將。他們往往能於險峻處化險為夷、在窮途時絕處逢生。雄主的判斷力　　而在項羽把劉邦圍困於滎陽的危急時刻，劉邦即和酈食其商量如何削弱項羽的勢力。酈食其便建議劉邦把六國的後代再封立起來，劉邦的德義就會風行天下，因而就會成為霸主，項羽就會俯首稱臣了。劉邦還真就準備立即這麼干。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論，也說明劉邦當時「有病亂投醫」，更表明劉邦所問非正確之人。　　幸好這時張良從外面回來，而酈食其還沒有出發，劉邦看見張良便說了此事。這可謂機緣巧合，也表明劉邦可能心裡不踏實，多聽別人意見總是好事。不意張良一聽就說，這樣做就要完了！於是張良一邊詳細分析一邊說了八個不行，「其不可八矣」，結論就是，把六國立起來，他們就會立刻屈服於項羽，「陛下焉得而臣之？」可謂鞭辟入裡，句句在理。這一故事表明，張良為漢代第一謀臣，當之無愧。　　關鍵時刻的謀略，可謂事關生死存亡。張良每每都能出正確的奇謀大智，而劉邦都能用，劉邦的知人不可謂不深，信任不可謂不重，其判斷力亦不可謂不明。尤其是那些不能立時見效卻關係長遠的謀略，最考驗雄主的判斷力。很多人覺得，雄主用謀臣的謀略實現了目標，那是謀臣的能耐，不能說明雄主的能力。但問題是，君主身邊往往不缺少各種意見、建議、謀略，而且從各自角度出發都很有道理，那麼如何判斷、取捨、聽取？歷史表明，非雄主往往難有正確的選擇。比如春秋戰國時期，楚懷王就不聽屈原、陳軫之言，而信了張儀之所謂謀略，終為張儀所欺而客死異鄉，即為明證。　　設若劉邦真用了酈食其之言，又如何能成其大業？所以雄主與謀臣，往往是一種共生關係，缺一不可，更往往能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也是為什麼張良跟定劉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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