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解析:毛澤東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修辭|毛澤東
鳳凰衛視12月23日《世紀大講堂》,以下為文字實錄:田桐:學術前沿,思想對話,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話是我們小的時候父母和師長和我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雖然是一句簡單的警句,但它出自於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毛澤東之口。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雖然我們的歷史進程已經進入到了21世紀,但這位偉人的思想政治以及他的毛式語系已成為中外學者研究的前沿。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華東師範大學蕭延中教授,他來和我們談一談毛澤東的政治修辭以及毛式語系是何時形成的,它在革命當中的重要意義,有請蕭教授。解說:蕭延中,著名中青年毛澤東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碩士,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等全國著名高校講學,並於哈佛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台灣中央研究院做訪問研究。其早年編著《晚年毛澤東》和《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被譽為新時期中國毛澤東研究的代表作品。田桐:蕭教授,您好,歡迎來到大講堂。那麼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了,在國內有很多地方都開始準備這樣的大型的一個活動,您怎麼樣看待這樣的一個活動?蕭延中(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120年在中國文化中是雙甲子,就是兩個60年,在中國文化中對這個數字特別地敏感。還有一個就是因為毛澤東對於當代中國的影響,到現在為止我們可以這麼說,仍然是無與倫比的。一個人去世三十多年了,現在仍然被社會所記住、所熱議,就證明他的影響力並沒有消失。毛澤東在當代中國的歷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這個時候一些紀念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應當的。但是我更想提醒一句,歷史應當是反思性的,我們要反思和我們過去不遠,以及對我們現在影響還很大的歷史。做一種誠懇的,深刻的,一種相互的對話。田桐:那我們今天演講的話題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其實這還是一個挺難的題目,他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我們怎麼樣去剖析它?蕭延中:這個問題應該說是比較前沿的,就是把這樣一個研究思路引到毛澤東的研究上來。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東西並不是很多。這樣的研究之所以說是比較前沿,就在於第一,這個話語權力,這樣的一種概念,實際上是後現代主義在批判現代性社會時候所提出的一種新概念。另外就是說,你要是通過這樣的一種思路去研究毛澤東,那麼你就要對毛澤東的著作本身研究,而不是研究奇聞軼事,做一種文本研究。但是我做得不能說是很好,也是剛開始。田桐:那您覺得,對,他的政治修辭上都有哪些特點呢?蕭延中:毛澤東最反對,而且最討厭的就是說官話。他所談的一些話語,實際上都是和人民生活的日常現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他有時候不經意說出的話「語不驚人死不休」。我舉個例子。1960年,他在北戴河,他和當年管工業的副總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談話,談話的時候他就提出那麼一句,他說要有實力政策,要搞實力地位,全世界都講這個,你手裡沒有一把米,你叫雞,雞都不來。他用「手裡沒有一把米,叫雞,雞都不來」,這樣村婦嘴裡吐出的語言非常生動和深刻地告訴我們實力,無論對於一個家庭也好,對於一個國家也好,它都是最基本的。所以你說毛澤東的話語,他的語言,他的修辭的特徵,我想通過這一句話,其實我們就可以多少領略一點毛澤東說話的那種風格。田桐:但他這種風格是怎麼形成的?蕭延中:在研究他早期文獻的時候,就感覺他對於語言有一種天生的偏好。他在東山一小讀書的時候,老師布置的作業是讀《史記》的那個《商鞅傳》,他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論》。就是商鞅把這個木頭從城東搬到城西。那個時候他才十幾歲,但是那篇文章今天看來寫得非常的有道理,而且氣勢磅礴。你看他這一輩子對於語言的考究。我們看他的文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經過反覆修改的。毛澤東在修改他的文稿的時候非常的講究,措辭啊、氣勢啊,包括他的語態啊,這樣的東西都很注意。田桐:好,非常感謝您。接下來由您帶給我們今天的演講,今天蕭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與政治修辭》,有請。解說:在二十世紀風雲激蕩的歷史舞台上,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軍事家,他超凡的政治修辭能力也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底什麼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毛澤東又如何定義人民的概念?《世紀大講堂》《毛澤東的話語權力與政治修辭》正在播出。蕭延中: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這個題目難度很大,也誠懇地希望大家對這樣一種思路,對這樣一種研究提出批評意見。林彪元帥曾經說過,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杆子。我覺得林彪的這兩句話是對毛澤東話語的一個深刻的解讀,也就是說毛澤東這個人他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我們覺得在他一生中間,他指揮戰役,他判斷整個形勢發展的過程,判斷得相當的準確。另外的一個特點,我們其實也注意到了,但是我們的研究並沒有對他的軍事思想,對於他的戰略思想那麼關注,就是毛澤東話語體系,以及他的政治修辭。那麼今天在紀念毛澤東120周年這樣一個日子裡邊,我們就這個問題展開和大家做一個討論。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教師出身,他也為這樣的一種身份自豪。他在1970年的時候跟斯諾談話,(跟)他的老朋友說,「四大偉大」很討嫌。也就是說林彪當時給他封的那四個「大帽子」,叫做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他說這「四個偉大」很討嫌,我只承認其中的一句,就是偉大的導師。因為我年輕的時候當過小學教師,現在從我們的歷史資料看,毛澤東對於講課,對於把一個思想傳給另外的一個聽眾或觀眾的時候,他在這兩者之間的這種關係的探討上是特別地注意,花了很大的精力。我們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講義。毛澤東作為一個老師,他對於這樣的一種思想傳播,以及後來的意識形態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比如1921年11月,毛澤東曾經給自己的友人寫過一封信,他在信中說要改造中國就必須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就造不成空氣,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豎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歸附。這個時候毛澤東把主義這樣的東西提到了這麼高的一個位置上,我們看到主義不是槍,主義是一種理念,是一種信念,是一種思想,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一種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早年的時候就把這個東西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在這個上面。甚至到了1962年的時候,也就是「四清」運動的時候,毛澤東還在說,他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說毛澤東他的兩手,我自己叫兩手,一手是武力,一手是輿論,這兩手在他一個人身上有機地合在一起了。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著名政治學家叫白魯恂,他已經去世了。白魯恂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作為領袖的毛澤東》。在這本書中間白魯恂說,毛澤東令人嘆為觀止的創造性的秘密就在於,他能夠把運用言辭和籌算權力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大多數的文化中,一個既能說會道又善於做事的人是非常的少見,白魯恂同時舉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說這樣的兩種特質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非常難得。他舉出了比如傑克遜、列寧、丘吉爾,他說這樣的人,實際上又能說又能做的人在整個世界歷史上僅僅有那麼幾個人。他也舉到了,他說像威爾遜,像羅斯福那樣的人,有的是會說,有的是會做,但是把兩者全面掌握起來的人並不多。
還有一個著名的專家,我們叫本傑明·史華慈,他在哈佛被稱為「教授的教授」,他也去世了。他在閱讀毛澤東1957年到1959年期間一些講話稿件的時候,他寫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間他用了一連串的排比句,來形容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修辭的獨特性。他說道,讀了這些稿件以後,看到了主席一種非同凡人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包括深深的憂慮、高度的亢奮、受傷的自尊,深切的怨恨,以及毫無根據的自滿。我們看到他從毛澤東的這種沒有修改過的講話稿中間讀出了很多毛澤東文稿背後的一種動機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實際上都包括在政治話語和政治修辭裡邊。今天我想從三個方面具體地談一談毛澤東權力話語和政治修辭。第一,首先我們要說清楚什麼叫做政治話語,或者叫做話語權力。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微妙的理論問題,如果用一種通俗的,老百姓能夠掌握的語言把它轉化過去,需要很多的努力。實際上我們說,首先話語是什麼意思,話語是法國著名思想家福柯的一個分析性的概念,屬於後現代的一個概念,它的原意來自於拉丁文,在拉丁文的原意基礎上,他做了一種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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