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自殺」還是「自刑殺」？

他是自殺者，自沉於江，這該是無可厚非的了。

但他究竟是「自願自殺」還是「被逼自殺」，這就是有說道的地方了。

1990年和1991年，45歲的民間楚史研究學者吳郁芳先生在屈原自殺的問題上先後2年在建國後國內創辦最早的學術理論刊物之一的《江漢論壇》上連發2篇文章即 《屈原不是自殺的》、《再說屈原不是自殺的》。

吳先生認為：

屈子所謂的「流亡」、「 沉流」、「赴淵」等詞並不等於投江自殺, 而是楚國的一種流放請罪的制度。……二者之別在於: 投江乃執行「賜死」 , 「赴淵」 乃「請死」 待命；投江是轉眼間事,「赴淵」卻是死刑緩期的經歷。

一年後，吳老先生再次強調：

古代人臣犯顏強諫即是死罪, 故君王的口頭禪是「敢諫者死無赦」 , 人臣的口頭禪是「 冒死以諫」 。屈原的負石沉江也是發生在犯頗直諫後、流放之中, 他的自殺也只能是自刑殺。投江而且負石、懷沙, 便是刑殺的旁證。屈子沉淵時已年邁體衰, 如願水死不必負石。我們既然相信負石沉淵的傳說和史籍, 也就應該相信這種自殺實為自刑殺。

所以，屈原有很大的可能是「自刑殺」，即「被逼自殺」。

但屈原的可貴，莫過於他對楚國是一以貫之的眷戀著。

我們先來看2個與楚國有關的成語即「楚才晉用」和「朝秦暮楚」。所謂春秋無義戰，彼時是屬於「爭霸戰爭」，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戰國時期，變成了「兼并戰爭」。小國和一些縱橫謀士的行事作風大多是「朝秦暮楚」，哪裡能施展我的才華，我投奔哪裡。

我們看一下最後統一六國的秦國歷史上的一些名臣謀士：商鞅、張儀、魏冉、范雎、呂不韋、李斯等，他們對於秦國來說都是異國人，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幾乎都沒有好下場。

屈原的詩歌中常提到一個人，這個人叫「伍子胥」。他就是楚國人，因讒言而至家破人亡後逃亡吳國遇到一代雄主吳王闔閭，回師破城，掘墓楚平王，鞭屍三百，震驚一時。但最後被吳王夫差賜其自裁。

伍子胥是被逼逃離到吳國的。

再來看一下屈原曾經在楚國實行變法時研究的「吳起變法」的吳起。吳起本是衛國人，到魯國讀書求官，但因讒言而奔走到魏國，又因讒言奔走到楚國，最終因讒言死在了楚悼王屍體上，被萬箭穿心，五馬分屍。

吳起是被讒言逼到他國的。

同樣的人生際遇，屈原遇到求賢若渴的楚懷王，實行變法最終遭遇楚國舊貴族讒言而被疏遠流放，楚懷王客死秦地後楚頃襄王繼位，更是疏遠流放了屈原。按照吳老先生的論點，被楚頃襄王賜其流放至死。

但屈原與伍子胥和吳起的區別就是，他死在了楚國楚地，後世以愛國稱頌他的德行與堅守。歷史上肯定他高潔人格但否定其自殺的有賈誼、司馬遷和楊雄。

在司馬遷的《史記》里，屈原和賈生是並列在一起做傳記的，統歸為「懷才不遇」一類，後來晚唐的李商隱在《賈生》里用「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來比喻自己的遭遇。賈誼也是被放逐到長沙和湘水等地，有感於歷史上此地是屈原流放所經過的地方，所以一首《吊屈原賦》為自己和屈原的無辜遭貶而黯然神傷。其詩賦中說：「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說屈原無論到哪裡都能輔佐君主啊，又何必留戀國都呢？

太史公司馬遷與屈原遭遇一樣，同樣因為直言上諫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前者宮刑，後者放逐。前者忍辱而著史，後者悲憤而自沉。

司馬遷說：適長沙, 觀屈原所自沉淵, 未嘗不垂涕, 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 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

可見司馬遷看到賈誼的《吊屈原賦》後也十分同意他對屈原自沉於江可惜的看法。

楊雄的觀點是：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 不得時則龍蛇, 何必湛身哉？

後來的《漢書》的作者班固否定其人格和其自殺。認為屈原不會「明哲保身。」

後來的東漢著有《楚辭章句》的王逸肯定了其人格和其英烈的自殺行為。讚揚其百世流芳和其「殉道」精神。

以上的3中觀點源自榮吉女生的文章《淺析漢代關於屈原自殺以及人格論爭》中整理所得。

後世人對於屈原自沉於江的看法當然都帶有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個人遭遇的影子，關於其是否是「殉國」還是其「殉道」，是為了楚國危亡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死似乎也有爭論。如果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屈原大可想賈誼說的像鳳凰一樣非梧桐不棲去選擇一個明君輔佐，屈原死前，大秦武安君白起已經攻陷了楚國都城郢都，他看著國破家亡，似乎「殉國」而死。像郭沫若就曾認為是都城的破滅導致了屈原的自殺：「屈原的自沉是相當費解的一件事。他已經忍受了二三十年的失意生活而且是『年既老』的人, 絕不能以懷才不遇, 或感情用事來解釋。必然有一個重大的原因才逼得他終竟走了這條絕路。」

不過說一千到一萬，後來推測屈原自殺都是建立在他「自願自殺」基礎上的，如果屈原自殺的前提是一種楚國的刑法，像當時伍子胥的死一樣是被賜死的，那一切的推理還得從長計議，比如一些文章中提到的屈原的「自殺情結」還是屈原在等待楚頃襄王最後後悔「賜他流放而死」的決定呢？

只有當我們假定屈原是「自願自殺」這一個前提後，他所追求的人生選擇和其體現的生命意志才更加顯得耀眼而卓越。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後來太史公司馬遷在寫楚霸王項羽自刎烏江的結局時那蕩氣迴腸的生命意志，司馬遷也開創了獨具特色的死亡敘事模式的文本寫作，你能看到的是之前的荊軻和後來的李廣的死亡等等。

據統計：《史記》中記述自殺的種類有自焚、投河、自剄、服毒、自刺、絕食、上吊、觸樹等，自殺的群體以王侯將相公卿士大夫為主。《史記》所記自殺個案除重出外共一百零二處，可計數者六百二十二人。最早者應為殷末時的申徒狄，最遲者為公元前29 年漢成帝時的尹忠。（《擇生與擇死：從屈原的自殺情結到司馬遷的屈原情結》/趙明正）

於此，我們看到許多的歷史人物在司馬遷筆下寫至死亡時是那麼悲傷，而大多數的士人們選擇自殺的原因是：「自從孔子以強烈的周公之夢而成為文士代表登上政治舞台之後, 中國文人便頑固地樹立了一個意識：他們認為自己的歸屬不在於這個現實的人世, 而在於由古來聖賢共同構成的一個指向歷史的理想世界。宋代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之所以引起後世文人的共鳴, 正是因為他由「求古仁人之心」 而發出了「 微斯人, 吾誰與歸」 的呼喊。在他（們）看來, 真正了解他的人不在現世, 而在歷史。」

這些士人們以活在歷史裡自居並且引以為傲，前赴後繼，共同賦予了本該枯燥無比的歷史以跌宕起伏的情節供後人扼腕嘆息。

想來這「被逼自殺」到帝王制度退出歷史舞台後就會銷聲匿跡了吧，然而似乎並沒有。似乎一切自殺都可以被解釋成被某種事情逼迫而死。

法國作家加繆在他的驚世之作《西西弗斯的神話》中論及自殺時如此說道：「人們向來把自殺當做一種社會現象來分析。而我則正相反，我認為問題首先是人的思想與自殺之間的關係問題。自殺的行動是在內心中默默醞釀著的，猶如醞釀一部偉大的作品。但這個人本身並不覺察。某天晚上，他開槍或者投水了。」

自殺者的內心深處醞釀著，也積累著他們對世界的反感。比較典型的就是1989年自殺的年輕詩人海子了。他將生活的諸多不順凝結成心裡的自殺情結。凡是形成「情結」者，到最後的死亡就成了一場儀式。從海子詩中預想的自己的8種自殺方式以及最終選擇了卧軌時身上象徵性的帶著的4本書。

轉觀屈原，他從被放逐之後走了那麼遠的路，在詩歌中屢次表達出自己決心自沉於江湖的心跡，一方面是在宣洩自己心中的不滿，一方面渴求著楚君能回心轉意，但最重要的一方面，他在不斷地給自己以心理暗示，暗示得到了自己不斷的強化和肯定，最後的沉江便顯得鎮定自若和心嚮往之了。

再比如之前紀錄片《我的詩篇》中播出了工人詩人許立志的自殺，觀瞧他的微博，有一種他在寫「死亡日記」的味道。很明顯，他不想死，他在徘徊。但是富士康高壓的勞動、加班和沒日沒夜的工作一步一步地摧毀了他的精神生活。他的微博很多都是凌晨寂靜無人時候寫的，觀瞧每一條他深夜的字句，正是加繆所說的「自殺的行動是在內心中默默醞釀著的，猶如醞釀一部偉大的作品。」最終寫完詩歌《我彌留之際》之後跳樓自殺。

如此種種，如後世的種種。

伍子胥、屈原、項羽、李廣…………………………海子、許立志………………

作家加繆很像為這些自殺者們探索出自己認為的一條規律來，最終指向的是「我拒絕自殺」，比起「活得更好」，「活得更多」才是我們的目的，完成快樂的一切前提是「但關鍵還是要活著」等等的期許。

但歷史總是很愛開玩笑，作者加繆橫死於偶然的車禍，於歷史上自刎而死的伍子胥、項羽，沉湖者屈原、老舍、王國維、海子、伍爾夫，跳樓者許立志、塗序新、張騰霄、林嘉文等等都別無二致。

橫死者按照中國的迷信是過不了奈何橋的，成了孤魂野鬼。死了就是死了，而人是怕鬼的。不管你生前是耶穌還是西門慶。所謂的太史公司馬遷的「人固有一死」的價值論在歲月與時間的打磨下，成了一行行碑文，跟隨著時間，慢慢消散。

只有我們偶爾過個節，搞個紀念活動時方才想起：哦，歷史上原來還有個人叫屈原哩！

當我考上大學那一年，南懷瑾先生恰巧歷史，他曾有句話叫：「三千年讀史，不外功名利祿;九萬里悟道，終歸詩酒田園。」

所以，我再次問自己：我該為屈原流下第幾滴淚呢？

應該先為伍子胥流，然後是吳起，而後是他。但是他的經歷是他們二人經歷的相加，又是一位流芳後世的第一位詩人，所以把我的第一滴淚流給他吧。

【普及2個點：】

屈原於楚王是同姓的，姓羋，屈氏，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如果按照現代人的姓名叫法，他應該叫羋平。

我更同意端午節是紀念伍子胥這一說法。「端」是平反與昭正的意思，「午」通「伍」，意思是人民用以昭雪中國最偉大的復仇戰士伍子胥的日辰。傳說伍子胥投江而死的那一天是農曆五月初五。這是一個世界上唯一的反叛者的節日。（觀點與敘述摘自《烈烈先秦》）

紀念屈原，是為了紀念「忠直」；紀念伍子胥是為了紀念「反叛」。後者因為含著貶義，似乎人們更傾向於第一種的浪漫主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