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多元視角下的思想史事件
「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
編者按:
公元2009年是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同時也是五四運動爆發九十周年。這兩個偉大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正像編年史時間表明的那樣密切。《思想史研究》第六輯(《希臘與東方》)刊登了以「共和國六十年」為主題的討論。本輯的作者們將把討論追溯到以五四運動為標誌的近代思想史的那個關鍵時段。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政治史與社會史的一些重要關頭,對五四運動的每一次探討與評價總能帶來新的歷史興趣與現實效果,甚至可以說是某些重大歷史轉折的先聲。1939年,五四運動二十周年,正逐步確立理論權威的毛澤東通過評價五四運動,確定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意義。自此,作為目的論總體歷史敘事的重要環節,五四運動參與論證了社會革命、民主建國與文教變革的正當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關於五四運動出現了不同的史學描述。一方面,以胡繩為代表,延續了毛澤東的革命史敘述;另一方面,以周揚及稍後的李澤厚為代表,開始注重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意義。另行回顧過去是為了走向別樣的未來。無疑,新描述並不出於所謂單純的客觀史學興趣,其重點也並不在於對五四運動進行孤立的評價,而是試圖突破革命的歷史目的論,探索另外的歷史敘述框架與社會建設藍圖。這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五四運動所引發的一切論爭的實質。
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將自己指認為接續新文化運動的新啟蒙運動。這固然意味著它對五四運動政治激進主義面相的溫和反思與潛在拒絕,但另一方面卻也同樣表明它繼承了後者激進的反傳統文化話語。這個針對「文化大革命」而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對待文化傳統的態度上與前者實無二致,無非前者以「革命」的名義,後者以「現代化」的名義——似乎「革命」本身與「現代化」截然割裂似的。但不容否認,1980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流洶湧,似乎保持著比新文化運動更為豐富的內在張力。1989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汪暉通過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自我瓦解,為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撰寫了晦澀的悼詞。1990年代,對五四運動的檢討與反撥進一步從政治方面延伸至文化領域。文化是政治的論證,政治是文化的行動。否定一場社會運動的政治方面,通常難以同時保全其文化方面。1990年代以來,政治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先後興起,幾乎將批判的鋒芒一致對準了中國革命複雜的激進主義思想資源,中國與歐洲的啟蒙運動同樣遭到檢討。在那個時代,由於在政治與文化兩方面遭遇雙重否定,五四運動的思想史地位大抵降到了誕生以來的最低處。除了一些例行的研討會紀念之外,這個運動的八十周年並未激發當時思想學術界的任何鮮活興趣。
20世紀末以來,隨著國內外政治社會形勢的變化,政治激進主義、社會平等主義傳統與政治自由主義思潮之間呈現了明顯的消長之勢。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義通過重提古今中西問題,與日益沒落的本土政治自由主義思潮(這主要源於對西方現代思想傳統以及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淺薄理解)拉開了距離。以和而不同的方式重新肯定革命建國(平等主義肯定革命因而肯定革命所建之國,保守主義肯定國家因而肯定國家所由之革命),以更細緻耐心的態度與方法重新梳理近代學術思想史,以更平和積極的態度重新理解中國古代傳統,所有這些都幫助知識界積累了一點從容與豁達,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快要過去的時候,重新面對那場偉大的事件。
從以上回顧可以發現,五四運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經受了如下不同的評價: 文化與政治的雙重肯定、文化的肯定與政治的否定、文化與政治的雙重否定。是否會有一個政治繼承與文化揚棄的時代作為某種邏輯上的可能性到來?這點我們無由得知。我們目前所能做的,仍是盡量平靜、全面、細緻地梳理它的出現與意義。2008年10月,在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即將來臨之際,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了第三屆思想史論壇「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邀請了有關學者十數人從幾個不同的角度檢討了作為思想史事件的五四運動。本輯的第一、二個欄目,主要是這次會議的論文選粹。
相對於此前的有關探討,這些論文呈現了這樣幾個特點。
首先,這些討論基本擺脫了躁切浮泛的主義、宗派之爭,而將目光投向了具體切實的學理探討。但這種探討又不是與活生生的思想探索毫無干係的乾癟貧血的「純粹學術研究」。毋寧說,這些法度謹嚴的學術研究無不以當前的問題意識與立場探索為引導。它們與前人有關撰述的區別,既在研究方式上,又在立場探索上,更體現在問題意識上。
問題意識引導著論題擇取。讀者很容易發現這些討論的第二個特點: 它們大多數並未直接深入五四運動本身,而是圍繞著它。它們或者反省五四運動的論說方式(例如羅崗的《五四: 不斷重臨的起點》),或者擇取其特別有當前意義的兩極化效果(例如左玉河對五四「民粹主義」、韓潮對反五四的當前「保守主義」的檢討),或者選擇那些在新文化運動大背景的襯托下不無邊緣,卻以某種間接深刻的方式推動、回應乃至超越該運動基本訴求的學術思想史人物(例如干春松對嚴復、郝兆寬對陳寅恪的研究)。
再次,與強調新文化運動學習西學、新學的前人研究不同,這場討論更傾向於將五四運動放到中國思想史的內在發展脈絡中加以理解。本輯中不止一篇文章涉及晚清思潮的複雜性(例如郭曉東對蘇輿的幾乎是開拓性的研究),特別是康有為在中國思想古今之變中的關鍵作用(例如曾亦、張翔的論文)。這些將五四之前的中國思想史境況嚴肅納入相關課題的研究視野是值得推許的。
同時,這場討論獨特的思想史研究背景也表現為從政治史脈絡把握思想史主題的努力。五四運動本身從屬於中華民國共和制度面對內外危機、以反傳統的愛國主義方式激進地肯定自身的歷史處境。因此本輯集中了三位作者(葉雋、任軍鋒以及曾亦)對於共和問題的深入檢討。
最後,這場討論也希望能夠通過反省新文化運動基本訴求的全部前提,將五四運動帶入活生生的當前思想討論中。以上提到的作者們關於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探索都包含了這樣的用意。
無論如何,這些作者看似發散的討論正反映了新文化運動豐富的內部論題、複雜的外部條件與開放的歷史效果。在這個思潮摩盪之強烈、歷史遷流之迅猛絲毫不亞於90年前的大時代,這樣多重聲部的討論也許正為當前的思想狀況提供了最準確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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