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傳統文化人本思想之二

一提到「人文主義」這個詞，人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西方，想到14-17世紀歐洲文藝復興，似乎人文主義是歐洲的專利。其實中國早在商周時期就產生了古典人文主義，而且與歐洲的人文主義一樣，它也是相對於神本主義而言的。它的基本精神也是提倡人性和人道主義，反對神性和蒙昧主義。　　然而，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與歐洲相比，兩者又有所區別。正是這種不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　　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主義，具有三個主要特徵，一是重人輕神、以人為本，二是重道輕器、以德為先，三是重民愛民、民為邦本。　　一，重人輕神、以人為本　　同世界許多國家和民族一樣，中國文化早期也曾有過原始宗教籠罩的時期。但從西周時期疑「天」思潮和「敬德保民」的思想觀念產生之後，人們就不再像以前那樣，消極被動地祈求上天的恩賜，而是把著眼點放在人事的力量上。神的地位逐漸下降，人的地位慢慢上升。春秋末年，諸子百家興起，尤其是儒家，開始重視對人的研究，他們以人為中心，以人倫道德為本位，全面地探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從而使中國文化完全擺脫了原始宗教的桎梏，走上了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道路。　　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考察事物，明辨物理，不僅要「上揆之天」，「下察之地」，還要「中考之人」，人是恆定萬物的尺度。孔子和他創立的儒家學派尤突出了人在天地之間的地位，把天地人並列為「三才」，並充分肯定了人有「下長萬物，上參天地」的能力，「天地之性人為貴」。道家重「道」，而「道」效法自然，也就是說道家把人還給了自然，認為人能自覺地效法自然規律，領悟自然規律，按自然規律辦事，人和天、地、道一樣偉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這種肯定人在天地間的崇高地位和人的價值，一切為了人，把人視為人類活動的目的思想，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　　正因如此，中國古代大多數思想家對宗教都缺少熱情，他們所關心的乃是社會、人生的現實問題，即孔子所說的「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莊子所說的「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雖然中國也有宗教，併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在中國，無論是道教，還是佛教，始終沒有成為中華民族共同信仰，中華民族也從未陷入過失去理性的宗教迷狂。相反，這些宗教反而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影響，自身產生了變化。如道教不把人的靈與肉截然分開，也不把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完全對立起來，不講靈魂的拯救，講究的是自己的修鍊，生命價值在道教中得到極大的重視，成仙便是生命的延續。而中國佛教的代表禪宗，提出了人性即佛性之說，肯定了現世之人、現實生活的意義。　　在中國，神和宗教始終是圍繞人世問題活動的，是被作為為人事服務的工具對待的。這種重視人世間生活，而對超然於現實之外的來生，則極少加以關注，從而形成了傳統文化重人事、輕鬼神的特色。故在早期中國沒有經歷過神權國家階段，中世紀以後也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基督教神權統治。從2000多年前的孔子到明清以後的新儒學，世俗的君權始終高於宗教神權，人的地位始終超過神的地位。誠如王陽明所言：「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萬物鬼神了。」（《王文成公全集》卷31引卷3）　　二，重道輕器，以德為先　　這裡所謂的道，主要指孔子所認為的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政治理想、道德準則等，簡單說，就是儒家的「仁義道德」。器是指具體事物和名物制度。中國傳統文化總體上是一種倫理本位的文化，這就決定了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是建立在倫理基礎之上的，是一種倫理的人論。以此為起點，它主張在倫理關係等社會關係中體現人的價值和尊嚴。中國人生哲學的內容與方法都是以道德為本位的，認為人的真正本質在於人的道德生活，人的生命價值也在於人的道德生活，人生的目的就在於實現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境界。因此，無論是人生價值追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的三綱領（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道家的修道積德，無不以道德實踐為第一要義。　　這是一種以人為中心，以禮樂教化為本體的「道德人本主義」，是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的深層結構，也是其思想內核。它的典型表現，就是重道而輕物。在義與利關係價值取向上，表現為重義輕利；在名與身的關係上，表現為重名輕身；在社會與自然的關係上，表現為重社會（倫理）而輕自然；在理與欲的關係上，表現為重理輕欲，以道制欲。　　重道輕器的思想，說到底就是重精神輕物慾。這種價值追求，把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緊緊地限定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之中和人際交往的倫理道德關係之中，把人生理想限定在社會政治之中，強調個人對他人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使得人生具有極大的人情味，閃耀著傳統人道主義的光輝。它使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較為豐富，情感心理較為穩定，自我調適機能較為發達，並在價值認同和文化心理方面，有著較強的凝聚力和固攝作用。它在今天，仍有助於解決當代人的「精神惶惑」，「形上的迷失」和「存在的危機」，有助於救治當代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我」的荒謬處境。　　三、重民愛民，民為邦本　　始於西周的人文主義思潮，把政治與倫理道德引入天命之中。其中的倫理因素髮展為儒家的「道德人本主義」，而其政治因素則發展為重民愛民、民為邦本即「民本主義」思想。民本主義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在整個中國文化中是一個一以貫之的傳統。　　「民本主義」觀念最早見於《尚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是說，人民只可親近，不可威狎，因為人民是構成國家政治的基礎，只有基礎堅固，國家的安寧才有保障。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作為傳統的繼承發揚者，不僅吸納而且大大發揚了這種意識和傳統，其德政和仁政學說，就系統地反映了民本主義最基本的內容。　　孔子提出重民、利民、富民的主張，把「養民也惠」、「使民也義」、「使民以時」、「使民如承大祭」、「博施與民而能濟眾」等，作為一個仁人君子之道要求統治者遵守。同時還要求統治者應當以身作則，為老百姓樹立道德榜樣，「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仁政學說，使民本主義在理論上趨於完善。他提出著名的「民貴君輕」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說，民眾與民心對君主統治和國家的興亡具有決定意義，君主個人的價值取決於民眾的需要。孟子認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歷史上的亡國之君都是因為失去了民心。相反亦然。所以，統治者必須施行仁政，把取得民眾的擁護當作最重要的事情。　　荀子的關於君舟民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集中地反映了其民本思想。他認為：「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進一步表達了這種思想。　　道家也閃耀著民本思想的光芒。老子說：「無常心，以百姓為心」、「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法家雖然主張用嚴刑峻法治理民眾，但仍承認民心的向背是執法的基礎，立國的根本。韓非認為「凡治天下，必因人性」、「利之所在民歸之」，管子說：「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也。」　　歷代統治者也都承認人民在立國興邦方面的重要性。如唐太宗李世民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資治通鑒》卷192）。　　總之，「民為邦本」、「使民以財」、「民貴君輕」等民本思想是中國農業社會的一種傳統政治。它植根於尚農、重農的社會心理深層結構之中，是與重農主義相為表裡的。農民安居樂業，農業生產才能穩定有序，朝廷的貢賦才能源源供給，「天下太平，朝野康寧」的盛世便有了保障。反之，如果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庶眾失去起碼的生存條件，出現「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的狀況，「民變」就會層出不窮，「國削君亡」就在所難免。　　就中國民本思想的實質而言，民本觀念強調的是「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是通過對人性的肯定來論證人格平等；民主觀念強調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通過對人權的肯定來導出人格平等。人性與人權、民主與民本既內在相通，又各有偏重。「民本」可為「民主」的基礎，「民主」亦可為「民本」的體現。所以「民為邦本」觀念雖然不同於西方的「民主」，但其仍不失為古代社會人道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所包含的民主精華，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主義，關注人、重視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貫的。它肯定人的價值，肯定現世人生，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強調人的經驗和實用理性。這種理性對於「六合之外」的彼岸世界和自然界背後的本體和規律雖然不乏興趣，然其注意力更為集中在人如何安身立命之上，故中國文化相對而言，短於抽象思辨、邏輯推理，而長於從實際經驗出發，體悟世界和人生的意義；缺少科學、數學理論和形式邏輯，而擁有較多的實用技術發明和安邦治國的方略，與西方人文主義各有側重。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