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會凌  謝有順：論張承志的散文創作（上）

在當代文壇，張承志是一位極具言說價值的作家，也被譽為是一面獨立的精神旗幟。

自1978年初登文壇，張承志以小說名世，前期寫作的《老橋》、《黑駿馬》、《北方的河》、《金牧場》等作品中，作者著意塑造的是孑然獨行的理想追尋者與精神漫遊者形象。上世紀90年代初，張承志幾近放棄小說形式，摒除迂迴與編造，而鍾愛以散文這種更為自由、更能凸顯個人性情的文學體式來承載與表達自己的思想、激情，以樸素而堅定的方式將自己的生命認知和學術思考熔鑄其中。

張承志寫作的散文數量繁多，大致可分幾類主題：第一類，作者以一種悲愴激越的情緒去書寫其文學與思想安身立命的三塊大陸——蒙古大草原、回民的黃土高原、文明的新疆，並將這些地域擬構為「神奇土地」，賦予其一種浪漫主義的美學品質。作者以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主體人格基調，著力去開掘中國底層民眾不滅的生命慾望、堅韌的生存意志、生命形態與文化心理，呈現出民間文化的巨大力量與樸拙智慧。如《二十八年的額吉》、《離別西海固》、《夏台之戀》等。第二類，是思考透徹、冷峻卻又不無偏激，常有驚世駭俗之語的思想隨筆，作者力圖建構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人格形象，對世界體制、話語霸權與世俗境界進行批判。如《無援的思想》、《清潔的精神》、《墨雖濃時驚無語》等。第三類，是作者作為一位理想主義者，以自己的人生道路與學術研究為線索，以一種對於理想不懈追尋的信念，以中國革命、西北伊斯蘭文明、古代西班牙及日本近代歷史為依託，進行內部自省、歷史剖析與人類關懷，從人類生存價值與文明終極意義的高度去書寫的散文。如散文集《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敬重與惜別——致日本》等。

在近三十年的精神長旅中，張承志堪稱是一位保持「以筆為旗」姿態的「荒蕪英雄」，他以如刀之筆於理想主義大旗上鐫刻出一個激情而冷峻的荒蕪英雄的自我形象，與世俗庸常相抵抗。由最初「青春無悔」的知青作家，到皈依宗教的「荒蕪英雄」，始終跋涉於精神長旅中的張承志深悟自己的無援與孤獨，但也堅信「以筆為旗」在這個時代的獨特意義，「旗幟不追求成為石頭砌造的墓碑。我總在想，旗幟的本質是飄揚過。不管飄揚得高不高，人們看見沒看見，飄揚之後留下了什麼——旗的追求是獵獵飄揚，激烈地抖著風，美麗地飄揚」。(1)

一

以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著稱的張承志，一直以來都是奔向「自由的長旅」中的精神漫遊者，以一種精神生存至上的價值態度，保持不斷行進與賓士的姿態去張揚、強化自我生命體驗的深邃性。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張承志來到烏珠穆沁大草原，他與牧民們爬冰卧雪、策馬相伴，在文化與思想上經歷了艱難卻富有深蘊的變化，此時的他，正如其在《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結尾處所高歌的那樣：「母親——人民，這是我們生命中的永恆主題！」作者以「蒙古草原的義子」與草原歌者的雙重身份圍繞著這一「永恆主題」去觀照與讚美草原這一自我精神上的「額吉」，用自己的作品唱出了一首首人民讚歌。同時，正是這種從漢文化到游牧文化、從中心到邊緣的文化漫遊經歷使其獲得了文學寫作無盡的靈感與雙重文化視角。

從紅衛兵到知識青年這一特殊歷史時代的理想色彩逐漸褪去，時代也發生了巨大的斷裂，中國開始轉型並走向市場經濟。依然堅持「青春無悔」姿態的張承志，終於以《金牧場》「告別青春」，但堅守理想的生命個體在與異己的社會力量對抗時，焦慮感和孤獨感油然而生，且迫使其內在自我焦灼的渴望重新出發，走向「荒蕪英雄路」，去追尋能夠讓自我意志更為強悍的精神資源。因此，上世紀八十年代，張承志頻繁抵達與深入回民的黃土高原、西海固，其內在的宗教情感被喚醒，他將自我與哲合忍耶的遭遇稱之為「天命」與「前定」，在《黃泥小屋》、《錯開的花》及多篇散文中，他開始作為哲合忍耶的「多斯達尼」在言說，為自己的宗教與信仰而寫作。散文《語言憧憬》中，張承志道出自己抉擇的原委：「哲合忍耶，生我如此一腔血的中國回教最英雄，最受難的教派！暴政的挑戰者，奴隸傳統的破壞者，正統中庸的異端，底層民眾的義旗，伊斯蘭及一切真正信仰者的光榮——想到它，我便沉入狂醉痴瘋之中。」(2)英雄、受難、異端、底層、信仰、回族、伊斯蘭，這些都是張承志生命歷程、思想軌跡與文學寫作中的關鍵詞。正是在追尋哲合忍耶的漫漫苦旅中，張承志張起理想與信仰的獵獵大旗，悲壯而莊嚴地追尋著真正屬於靈魂的精神家園。在一個信仰崩潰與追逐利益的物質時代，他以走向宗教的方式來繼續堅守理想與信仰，從而將自己最為執念的理想主義與浪漫情懷向著宗教場域延伸，試圖憑藉宗教那「清潔的精神」與信仰的純粹，以宗教的神性去浸潤文學的神性，去抵抗時代與文學世俗化潮流，這一意圖在其之後的散文寫作中被不斷凸顯、強化與延續，並拓展為以國際主義視野去應對與抵抗新霸權主義下的政治、文化危機。

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認為憑藉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成功地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因而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人淪成「單向度的人」。而張承志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是一種尖銳的文化警醒，他秉持著反思的向度和批判的精神介入現實，而不是淪為「單向度」的學者或作家，要麼失去思想的活力與銳氣靜守書齋一隅與世無爭，要麼成為當下現實的「註解」者——去註解、論證與迎合給定與既定的現實，缺乏思想的超越性與前瞻性。而張承志在《清潔的精神》、《無援的思想》、《離別西海固》等多篇散文中，對中國文化現狀及知識分子群體進行了激烈批判，其人其文也因此而飽受爭議乃至非議。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認為：「在我看來知識分子的主要責任就是從這些壓力中尋求相對的獨立。因而我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exile and marginal),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3)張承志的批判性與否定性姿態在這個時代是獨特的，他時常想憑藉著自己民族血緣中回族剛烈強悍的氣質去衝撞與彌補漢文明中的中庸世故與先天不足。由此，「荒蕪英雄」張承志堅持自己的「來自異端的批判」，在散文中雜糅詩人的激情、信徒的狂熱、學者的理性與知識分子的赤誠，對於世俗不妥協，對於魯迅稱之的「智識階層」、對文壇與學院派學術、對文化與體制進行了激烈批判與冷峻反思，雖然有時不免流於尖刻與偏激，但不乏真知灼見，也不乏真誠與深刻。

學者出身的張承志在《心靈模式》、《歷史與心史》等學術性隨筆中，認為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應該將「心史——人類歷史中成為精神文化的底層基礎的感情、情緒、倫理模式和思維習慣等」作為重點。(4)而且這種研究應在一種尊重與平等之中進行，才能真正走近那些高原深壑中的人們，才能捕捉到歷史與文化真實的邏輯。因此他在《風雨讀書聲》中坦言自己很難容忍對少數或者弱小民族的形同侮辱的採風，以及炒作「發現西藏走過新疆」之類的動作。(5)而他正是謹記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定要找到與底層民眾結合的形式」的誓語，在自由之旅中不斷挺進邊緣深入底層，並在散文中強調「人的活動半徑對於人的思想性格的意義」(6)，因此用時光與腳步在廣袤瘠遠的窮山野嶺之中，將內蒙古、黃土高原、新疆等地作為自己生命立足點，去親近與體認邊緣與底層，在精神視野中顯示出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文化深度與區域特色，顯示出一種人文關懷的大視野大胸懷。同時，有歷史學專業背景的張承志對於引證與考據十分縝密與謹嚴，寓思想性與情感性於學理剖析之中去反思文明的命運。因此讀其此類散文，常常被其力透紙背的強勁思想衝擊，被其激越而又冷峻的言說而震動。

張承志從對蒙古草原、大西北及新疆天山的遊歷，到後來延至日本、地中海沿岸、西班牙、摩洛哥等地，以一種更為開闊的精神視野與縱深的歷史維度去思想與書寫。在《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中，他以安達盧斯這一見證東方與西方、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興衰與更替的歷史斷層來追究、考證與注釋一段對於第三世界來說意義重大的歷史。而《敬重與惜別——致日本》談及了「日本的近代、亞細亞主義、滿洲與蒙古、浪人與志士……」(7)，其中對於日本文化進行了頗為深入的解析。張承志在《聾子的耳朵》中極為清醒地告誡那些對於西方強勢話語亦步亦趨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諸如人類學、社會學等「這些專業一誕生，就帶著帝國主義掠奪第三世界文化財富的胎記」(8)，並闡明當下西方強勢話語霸權下，第三世界「思想、文學、言論都被霸權恐怖主義的火力壓製得抬不起頭來，悄無聲息」(9)的嚴峻現實，發人警醒。

張承志在散文寫作中熾烈的表露出對於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深愛與尊崇，也從未掩飾的顯示出一種對於漢文化中心及西方文化的雙向疏離，常常激烈而又冷峻地抨擊二者。在後期散文中，他以更顯純粹與明澈，同時，也更為決絕的文字堅定地抵抗新帝國主義擴張、西方知識體系構建的強勢話語霸權，並對當下知識分子的存在與抉擇有著頗多深入分析與批判性思考。文字的背後，是一種對於中國與中國文化的深切危機感。

(1)張承志：《以筆為旗》，《無援的思想》，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2)張承志：《語言憧憬》，《張承志文學作品選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頁。

(3)［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序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6頁。

(4)張承志：《荒蕪英雄路》，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頁。

(5)張承志：《風雨讀書聲》，《張承志20年散文選》，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頁。

(6)張承志：《給我視野》，《誰是勝者》，現代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頁。

(7)張承志：《東蘇木以東》，《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

(8)(9)張承志：《聾子的耳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頁、第186頁。

(10)張承志：《心火》，《在中國信仰》，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來源：文藝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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