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曾經雄視歐洲中世紀的王者 | 故事
作者：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e）
兩大文明之間有重大的差異，即對對方的興趣和好奇。
中世紀時，相較於伊斯蘭世界的多種民族和多種文化，法蘭克人的歐洲大概被看成單調無聊的地方。大致來講，這是個單一宗教、單一種族，且在大半的區域是單一文化的地方。對於主要的社會階級而言，服裝只有一種。
相較於伊斯蘭世界萬花筒般的民族、信條和服裝而言，這是個明顯的對照。法蘭克人的基督教界，甚至還珍視這種一致性；或者退一步來說，他們很難容忍或適應任何一種偏離，並大費周章在追究異端、巫師、猶太人等等的離經叛道。
歐洲在某一方面有著巨大的多樣性，即語文。在操阿拉伯語的世界，阿拉伯文是宗教、商業和文化的單一語文，它是讓人通曉過去的寶庫，熟悉現今事務的工具；相較於此，歐洲不管是在宗教、學術以及日常用途方面，使用的卻是彼此差異極大的語文。
歐洲的古典和基督教的《聖經》用了三種語文，即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如果留意到《舊約》文字的話，還可以加上第四種，即阿拉米文。所以歐洲人自古就習慣於熟練和研究不同的外語，甚至還承認，外頭有著以外文寫成的、蘊含智慧的資料，想有所掌握就要先加以學習。阿拉伯人的情形則很不一樣，他們自己的語文既是日常的、也是天經和古典的語文，所以沒有人覺得有必要再另外學一種。
在歐洲，人們講的是許多不同的語言，不管是哪一種，其適用性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歐洲人從小就知道，要學習不同的語言，才能和鄰人們相通，或是用在出國深造和出差。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學習外語，才能在宗教或其他方面得到透徹的知識。即使到了今天，地中海南岸的人只懂得一種書寫語文，北岸的人卻懂得不下十種。
11世紀上半葉伊拉克地區《希伯來聖經》。 （Source: wikipedia）
雙方的不同：極度好奇和漠不關心
在穆斯林國家，尤其是阿拉伯國家，城市裡有著形形色色的人，還多了旅行者、參訪者、奴隸，和遠道來自亞洲、非洲甚至歐洲的商人。那些著外國服裝、有著陌生臉孔的人，在中東的大都會中乃是稀鬆平常、不引起好奇。而來自摩洛哥、鄂圖曼、波斯和其他外地的人，在歐洲各個單調首都的人民身上激起的好奇，卻是無與倫比的。
許多訪問過歐洲的穆斯林，留意過這種急切的、甚至病態的好奇心。穆罕默德額芬迪曾對歐洲人的這種特殊行為感到訝異，有些人不辭遠路、等待數個小時、忍耐種種不便，只為了滿足看一眼突厥人的好奇心。形容這種好奇心的阿拉伯字是hirs，其本意較為接近需求、企求或渴望。
阿茲米額芬迪在一七九○年逗留科佩尼克（C?penick）、準備前往柏林時，觀察到：「由於三十年來天朝不曾派遣使節到柏林，柏林人耐不住性子靜候我們抵達他們的城市。男男女女不顧寒冬和風雪，或搭馬車、騎馬或步行，為的是看看、端詳我們，之後隨即回到柏林。」阿茲米說，從科佩尼克到柏林，沿路兩旁都是圍觀的群眾。首都的圍觀人數就更多了。瓦須夫描述過在他進入馬德里時的類似場面。對於人們不嫌麻煩，甚至不惜花大錢，只為了好好觀看他們，這件事令大半的訪問者印象深刻，且多少有些得意。這樣的好奇，顯然非比尋常、難以形容。
若在初期階段，大家或許可以歸因於，兩大文化在面對這樣的事實時的不同態度，即，一個是還有很多要學的，另一個是還有很多要提供的。不過，到了十字軍東征結束時，這種解釋就不再管用。
到了中世紀末，我們所研究到的，顯然是兩種社會之間更為基本的差異。
1204年 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攻陷時的情景。
世界地位的消長與觀點、態度的改變
在一開始，歐洲在關於陌生民族方面，一般而言是缺乏好奇心的。其中當然有例外。學界公認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他既寫希臘人也寫蠻族，既寫當代也寫古代。他雖然讀不懂東方文字，卻靠著到當地遊歷和考察來蒐集資料。幾百年之後，另一位歐洲人，即在耶路撒冷拉丁王國的泰爾（Tyre）的大主教威廉（William，一一九○年歿），寫了一部有關鄰近君主國的穆斯林的歷史。他也是到東方找資料，也懂得阿拉伯文，甚至能夠閱讀原文的經典。
撰寫歷史中的 William of Tyre。（Source: wikipedia）
不過，像這種有志於異國歷史的學者很是稀少。不管是古代或是中世紀的歐洲史家，其研究多半局限在自己國家，甚至自己時代中的人、事。這似乎正是他們的讀者想要的。古典史學有過幾位希羅多德的仿效者，但所得的評價大半是貶多過於褒。泰爾的威廉所寫、有關東方十字軍的歷史，得到廣泛的閱讀，甚至被譯成法文；但就目前所知，他的有關穆斯林的歷史，卻連個手抄本都沒有被保存下來。
似乎有點奇怪的是，儘管古典伊斯蘭文明起初大受希臘和亞洲的影響，卻斷然排斥了西洋文明。在此不妨提出個可能的解釋。當伊斯蘭處於擴張和包容的時期，西歐文化顯然較為遜色，其值得採納的很少，這助長了穆斯林的自豪。甚至，不可諱言的，基督徒本身還敗壞了文化。穆斯林有關啟示的教義，認定了穆罕默德的最後使命，使得這位穆斯林，把基督教看成某種事物先前的、有瑕疵的型態，而他自己則握有其最終的、完美的型態，於是便貶損了基督教思想和文明的價值。
在初期，東方基督教開始衝擊伊斯蘭之後，基督教的影響，即使是源於拜占庭高度文明的影響，也被降至最低。後來到了基督教擴張、伊斯蘭敗退的時代，出現了新的關係。伊斯蘭在思想和行為的方式上僵化了，在面對外來的刺激時變得無動於衷，尤其是針對來自西方的千年死敵的刺激。在鄂圖曼帝國軍事力量的屏障下，即使到了衰弱時期，仍存在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
直到現代初期，伊斯蘭民族仍然維持著睥睨群倫、不可動搖的文化優越感，就像今日西方的某些人一樣。在中世紀穆斯林看來，從安達魯西亞到波斯的基督教歐洲，不過是無知異教徒的落後地方。這個觀點在某一時期或許是有道理的；但到了中世紀末期，該觀點開始變得過時而有危險性。
在此期間，歐洲本身大大改變了自己對外部世界的態度。歐洲人智識上的好奇和合乎科學的探討，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因於三種主要發展的因緣際會。其一是發現了全新的世界，當中陌生的民族有野蠻的，也有開化的，他們的文化，相對於歐洲的聖經、古典和歷史而言都是陌生的。如許新奇的現象，難免激起相當的好奇。其二則是文藝復興，即古典事物的重新發現，這既為這種好奇提供了範示，也提供了加以滿足的方法。其三是宗教改革的啟動，及教會權威在思想和表述上的衰微，以及把人類心智，從古雅典以降的先例和成見解脫出來。
穆斯林世界有它自己的發現，即在阿拉伯的穆斯林軍向外擴張期間，將之傳到久遠且迥異的各大文明，如歐洲、印度和中國。它也有它的文藝復興，即恢復希臘的學問，和初期伊斯蘭世紀期間部分的波斯學問。但這些事件並沒有互相銜接，也未曾同時出現神學束縛之鬆綁。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時間，是在伊斯蘭的擴張告一段落、基督教的反攻開始時。
崇古派與現代派、神學家與哲學家兩方的知識之爭，最後以前者壓倒性與持續性的勝利告終。這就鞏固了穆斯林世界在信仰上的故步自封與唯我獨尊，自視為真實的信仰與開化的生活方式（這兩者在穆斯林而言是同一回事）之唯一寶庫。經過了數百年的失敗與撤退，穆斯林才開始修正他們對自身與世界的觀點，以不同於鄙視的眼光，來看待基督宗教的西洋。
13世紀的阿拉伯語手稿，描述蘇格拉底與他的學生進行討論。 （Source: wikipedia）
由漠不關心到密切注意
伊斯蘭與西方之間關係重大的差別，在於通商的範圍和規模，及其有關事務帶來的衝擊。中東的歐洲貿易商人數眾多，通常很富有，後來逐漸能夠施加影響，有時甚至還掌控了政策和教育。歐洲的穆斯林貿易商人數少、重要性小，其商人階層無法形成並維持一個中產階級社會，也無法毅然挑戰軍方、官方，和宗教菁英在國家和學校方面的把持。這種差異的結果，見之於穆斯林社會和知識史的各個層面。
面對西方挑戰時的不同回應，有時可以拿伊斯蘭世界和日本兩者來做對照。兩者的處境很不一樣。日本人有項顯著的優勢，他們生活在遙遠的島國，不受西方強國的攻擊和干涉。此外還有另一個不同，即穆斯林對歐洲的觀感，受到宗教的影響、甚至主導。這個因素在日本人身上幾乎不起作用。穆斯林主要是從宗教觀點來看待歐洲的，這跟世界其他各地一樣，換句話說，不是看成西洋人、歐洲人或白種人，而是看成基督徒。而且，基督教在中東是為人所知、且受到貶抑的，不像在遠東。基督宗教既然是個分裂的、被替代的宗教，那麼從它的信徒那兒，能學到什麼有價值的教訓呢？
另一方面，講得露骨一點，伊斯蘭被看成不只較為低劣，而且還來者不善。自從它在七世紀首度出現在阿拉伯之後，和基督教之間幾乎是衝突不斷，經歷了穆斯林的征服和基督徒的收復失土，聖戰和十字軍東征，突厥人的攻克和歐洲人的擴張。儘管伊斯蘭在許多邊疆打了許多仗，這全是為對抗基督教的戰爭，極為漫長且深具破壞性，並在穆斯林心目中蔚為真正偉大的吉哈德。當然，從戰場敵人的身上可以學到某些教訓，但這些教訓的價值和影響相當有限，而其衝擊，也被伊斯蘭在社會和知識上的守勢給緩衝下來。
有些訪問歐洲的穆斯林，有心蒐集有用的資訊。起初，這幾乎清一色是軍事情報，適用於防範或準備新的武裝衝突。於是乎，突厥和摩洛哥有關歐洲的使節報告，通常涵蓋了全程的詳盡報導，描述道路狀況、經過的驛站，以及行經地點的防禦工事等等。後來由於研判可能派得上用場，還增加了若干政治情報，但這顯然出現得很晚。在中世紀期間，這點幾乎是付之闕如，後來到了十八世紀末，就連鄂圖曼有關歐洲的政治報導，也是相當不完整、不成熟到令人啞然失笑。
接近十八世紀末時，穆斯林開始密切注意歐洲，顯示出他們感到有必要，對這個如今已有危險性的社會進行了解。這是史上頭一遭，穆斯林用心遊歷歐洲，甚至還待上一段時間。他們設置了常駐使節，鄂圖曼的大小官吏居留歐洲，有時長達數年。接著是留學生，起初只有一些，後來是成批，這是由中東統治者派到歐洲獲取必要的技藝，以維持其政權、保衛其版圖的。儘管他們的用意仍然首重軍事，但這次的影響深遠得多，留學生在歐洲的大學、甚至軍事學院所學得的，遠超乎其領袖的企盼或意圖。
到了十九世紀三○、四○年代，讀得懂歐洲某一語文的土耳其人、穆斯林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人數仍然極少，當中許多人是改宗伊斯蘭的人，或是改宗者的子輩或孫輩。不過，他們已開始形成重要的團體，閱覽教科書之外的資料，而以通譯員、後來逐漸以筆譯者的身分，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穆斯林在發現歐洲的步調、規模和範圍上，顯示劇烈的變化──起初在一些國家，後來在其他國家，視歐洲的衝擊和頻率之發生而有所不同──使得這種發現獲得了全新的性質。
本文摘自立緒文化出版之《曾經，穆斯林雄視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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