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達賴班禪敬獻中央政府的禮品

　　民族文化宮博物館藏

　　清代達賴、班禪敬獻中央政府的禮品

　　文/辛宇玲 攝影/ 張丹波

　　歷世達賴、班禪敬獻中央政府的禮品主要珍藏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民族文化宮和雍和宮。禮品數量巨大，種類繁多，僅民族文化宮就珍藏有各類禮品800餘件（套），其中清代禮品有40餘件，它們既有反映藏傳佛教文化藝術博大精深的宗教器物，也有反映雪域高原豐富物產和人民勤勞智慧的生產生活用品。今天，這些禮品已成為見證歷史的最好的文物精品。

　　藏傳佛教興起於公元10世紀。在我國主要流傳於藏、蒙古、門巴、裕固、土、納西、普米等民族地區。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兩大活佛轉世系統，經歷代中央政府冊封，確立其在政治、宗教中的地位。

　　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兩大弟子。公元15世紀格魯派形成後，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成為藏傳佛教中實力最強的教派。達賴、班禪世代以活佛轉世傳承延續，形成了格魯派中兩大活佛系統。「達賴」是蒙古語，意為「大海」，「達賴喇嘛」意為「德智廣深如海無所不納之上師」，在藏傳佛教界被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班」為梵文「班智達」（學者）的略稱，「禪」，藏語意為「大」，「班禪」即大學者之意。「額爾德尼」，滿語，意為珍寶，在藏傳佛教界被認為是無量光佛的轉世。清統一全國後，第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於順治九年（1652年）進京朝覲，次年返藏途中，清廷正式冊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賜以金冊、金印（金冊、金印現藏西藏拉薩羅布林卡）。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第五世班禪羅桑益西被康熙帝正式冊封為「班禪額爾德尼」，亦賜金冊、金印（現藏西藏扎什倫布寺）。自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確立了達賴、班禪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以後歷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和地位，必須經中央政府冊封才得以確認，成為一項歷史定製。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為體現中央權威，維護國家統一，清除在確認活佛轉世靈童上的種種弊端，特別創立「金瓶掣籤」制度，特頒賜金瓶二尊於拉薩大昭寺（後移布達拉宮）和北京雍和宮。規定凡西藏、蒙古大活佛圓寂後對尋訪到的若干候選靈童，要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牟尼像和僧眾面前舉行掣籤儀式，從中選定一名作為轉世靈童，再經中央政府審查批准後，依宗教儀軌舉行坐床典禮，這一制度頒行後成為沿用至今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並受到了廣大僧俗群眾的擁護。

　　達賴和班禪活佛的轉世是經中央政府冊封和認定。作為地方領袖，為了表示對大皇帝的恭順臣服，他們每年都按例向皇帝上書請安謝恩，彙報自己的從政從教及執行中央政令的情況，並沿襲元、明兩朝的做法，派遣使團向皇帝進貢。清初期，這種進貢的次數並無定製，直到清雍正初年方規定達賴、班禪分兩班隔年輪流遣使進貢，後又改為各隔兩年派使進貢一次。遇有朝廷慶典、皇帝萬壽等節日，還要特別呈進丹書克及賀禮。他們以敬獻禮品的方式來增進西藏上層人士與皇帝的感情和對國家的認同感,密切了君臣關係。

　　西藏宗教領袖們所進貢貢物皆為當地土特產，有五色哈達、銀曼達、七珍八寶、八吉祥、佛像、金字經、銀塔、銀輪、杵、瓶、紅花諸物。貢使堪布亦附貢哈達、銅佛、數珠、紅花、藏香、氆氌等物。

清 西藏 銀茶壺 高30、寬29厘米 重1525克 銀質 五世達賴喇嘛敬獻清政府

　　銀茶壺是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敬獻清朝政府和順治皇帝的眾多禮品的代表，銀茶壺的蓋、頸、嘴、把等處鑲鍍金鏤花圖案，是西藏高僧的生活用具。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1617—1682年），西藏瓊結人。1622年經四世班禪額爾德尼·洛桑卻吉堅參主持，確認為轉世靈童。清順治九年（1652年）進京朝覲，受到清世祖的隆重接待。次年，清廷正式冊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並賜金冊、金印。1682年圓寂。

　　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華丹益希，是西藏歷史上一位傑出的藏傳佛教領袖和政治家。他於藏曆第十二繞迥之土馬年(清乾隆三年，1738年)出生在襄地扎西孜地方，清乾隆六年（1741年）入扎什倫布寺出家，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受賜了金冊和金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章嘉國師奏稱，班禪額爾德尼希望朝覲皇帝。乾隆皇帝認為，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跋涉萬里，為他的七旬萬壽節祝壽，是清王朝「吉祥盛世」的象徵。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駐藏大臣留保住通知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諭旨允准他由後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啟程「謝恩進佛」。而乾隆皇帝不惜動用朝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為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到來做了周密的迎接工作。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率領三大寺堪布及僧職人員百餘人開始離藏赴承德。當時，護送的僧俗官員和馬隊多達兩千人，盛況空前。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成為第一個到祖國內地的班禪喇嘛。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禪一行到達承德，在皇六子永瑢和章嘉國師、尚書永貴的陪同下至避暑山莊的澹泊敬誠殿朝覲乾隆。乾隆離開寶座親手扶起，操藏語問佛安：「長途跋涉，必感辛勞。」班禪答：「遠叨聖恩，一路平安。」乾隆與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日常對話完全使用藏語，如談及經文典籍，由章嘉國師翻譯。就乾隆帝使用藏語這一點，使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倍加感激和崇拜不盡。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承德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乾隆為他在避暑山莊的萬樹園舉行了四次大型的野宴，期間還有相撲、雜技、賽馬、什榜（音樂舞蹈）等活動，並在東宮的清音宮（大戲樓）連續演戲至十日。八月二十五日，六世班禪額爾德尼離熱河經古北口至北京，先後在圓明園、白塔寺、紫禁城的中正殿、寧壽宮等處，會晤講經、拈香熬茶、開光誦經、授戒摩頂等。然而，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北京黃寺因患「天花」治療無效而圓寂，其遺體置於由乾隆皇帝御賜的用7000兩黃金製造的天降金塔里，次年二月，靈塔運往西藏扎什倫布寺。為了紀念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乾隆皇帝特命在班禪生前住過的黃寺西側，建立了一座宏偉的清凈化城塔，俗稱西黃寺。

　　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覲見的背景是清王朝國力達到鼎盛的時期，其朝覲鞏固和提升了中央政府統一領導的地位和威望，加強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聯繫，鞏固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特別是漢、藏、滿、蒙古族之間的團結和諧，功德圓滿，澤被千秋。他分別在不同場合、不同地點多次向乾隆皇帝呈進禮品，包括宗教用品、地方特產和生活用具，如佛像、念珠、哈達、曼扎、唐卡、佛經、藏香、藏葯等。

　　其中民族文化宮博物館珍藏的幾件嘎布拉鼓和嘎布拉碗尤顯璀燦華麗，十分珍貴。「嘎布拉」亦稱「尕巴拉」，藏語音譯，為人頭骨之意。在修密宗的最高密法無上瑜伽密，舉行灌頂儀式時，用於盛酒等。關於嘎巴拉碗的起源，文獻記載相當稀少。通常情況下可以將《聖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中的這樣一段文字視作為其出現的主要線索: 「我聞在昔，佛月光明，以頭施檀，普渡眾生，左旖檀塗，右利刀割，於此二人，不分別撥。五印三藏，古德多有，用是義例，自施其首。十方十色，一以化之，同凡悲抑，共聖慈悲。是真供養，無供養者，作贊饒舌，波羅般若。」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月光明佛悲憫蒼生，為了普度眾生，最後連自己的頭顱都施捨出去了。於是，印度、藏地的高僧大師們都紛紛沿用此例，死後將自己的頭顱施捨出去，作為宗教儀式上的法器以使用。

　　圖二 清 西藏 嘎布拉法鼓 鼓長15.2、寬13、高8.4、墜帶長77厘米 重595克 骨質 銀質 六世班禪敬獻清政府

圖三 清 西藏 嘎布拉法鼓 長13.2、寬11.9、高5.9厘米 重175克 骨質 六世班禪敬獻

　　敬獻清乾隆皇帝的嘎布拉法鼓（圖二）。此鼓的鼓腔以人頭蓋骨製成，鼓箍為銀質鏤花，其上嵌鑲大寶石9顆，小寶石26顆，下墜1顆大蜜蠟珠和1個三角形鏤花鑲寶石金質裝飾品。裝飾品下，墜有10股金絲編吉祥結穗。在裝鼓的包錦彩漆木盒蓋里貼著錦簽，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恭進」。骨質嘎布拉法鼓（圖三）亦是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貝丹益希敬獻清乾隆皇帝禮品。鼓身為人頭蓋骨，鼓箍為銀質鏤花鑲寶石，鼓身鑲有5朵花、24顆小綠松石，下墜一顆蜜蠟珠。

　　另件象牙制嘎布拉扎穆魯法鼓同樣是清朝乾隆年間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貝丹益希敬獻乾隆皇帝禮品。鼓身為象牙制，鼓箍為金質鏤花鑲綠松石，下墜有一個金質三角形鏤花鑲寶石裝飾品，其下墜有10條彩色絲帶，每條綴一顆寶石。嘎布拉碗由鍍金壓花長方形銀底座、三角形底鍍金壓花銀碗托、鑲金邊銀襯裡人頭蓋骨碗和鍍金壓花鑲綠松石銀碗蓋四部分組成。碗底座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寫著「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進」。碗內刻梵文六字真言。碗蓋上鏤花，鑲綠松石26顆，碗上鑲綠松石花6朵，三角形座上鑲綠松石36顆。此嘎布拉碗做工精細，為清代珍貴貢品代表著乾隆時期西藏製作工藝的最高水準。

　　清 西藏 五股佛像柄銅鈴和雙頭五股金鋼杵 鈴直徑7.2、高15.4厘米 杵長11.5厘米 鈴重250克 杵重100克 銅質 六世班禪敬獻

　　五股佛像柄銅鈴和雙頭五股金鋼杵為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貝丹益希所用鈴杵。柄上端為五股月牙形，中間為一尊半身佛像。在佛教密宗中，金剛杵象徵著所向無敵、無堅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它可以斷除各種煩惱、摧毀障礙修道的惡魔，為密教諸尊之持物或瑜伽士修道之法器。

　　鍍琺琅鐵缽，缽又稱缽盂、應法器、應量器等，是僧人隨身攜帶的吃飯食器。此缽採用琺琅工藝所造，即以硅、鉛丹、硼砂、長石、石英多種礦物質和金屬氧化物為原料，經焙燒磨碎粉狀彩料後，填嵌或繪製於金屬表面上。此工藝最初在唐宋時期由阿拉伯國家傳入中國，在清朝康、雍、乾三朝得以發展，康熙時期的琺琅器釉色亮麗潔凈，紋飾以寫生花卉及圖案式花卉為主。

　　八世達賴喇嘛和七世、八世班禪額爾德尼給清廷敬獻的禮品也是精美絕倫，是佛教藝術品中的經典之作。八世達賴喇嘛絳貝嘉措（1758-1804年），後藏托布加（今西藏南木林）人。廓爾喀事件後，與清軍統帥福康安共同擬定《藏內善後章程》並頒布施行。七世班禪額爾德尼·丹白尼瑪（1782-1853年），後藏吉雄人（今西藏仁布境內）。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被迎入扎什倫布寺，1844年至1845年，代理攝政職務，1853年圓寂。八世班禪額爾德尼·丹白旺秋（1855-1882年），後藏托布加谿卡人。1857年布達拉宮舉行「金瓶掣籤」儀式，認定其為八世班禪，取法名為曲結紮巴丹白旺秋貝桑布，簡稱丹白旺修，28歲時圓寂於後藏托布加谿卡。

　　八世達賴喇嘛絳貝嘉措敬獻清乾隆皇帝的嘎布拉法鼓，鼓腔以人頭蓋骨製成，鼓箍為銀質鍍金鏤花，鑲3朵綠松石花，並鑲有39顆綠松石。下墜1顆大蜜蠟珠和1個葫蘆形織錦裝飾品上綴米粒珍珠。裝飾品下有2顆紅珊瑚珠和5條彩色飄帶。此法鼓上系黃簽，寫有：「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收達賴喇嘛進嘎巴拉鼓一件，銀鍍金嵌松石腰箍、珊瑚珠二個、密蠟結子一個、子飄帶五條，錦套」。

　　清朝同治元年（1861年）八世班禪額爾德尼·丹白旺秋敬獻清政府雙頭五股鍍金銀金剛杵。金剛杵，梵 名「Vajra 」，藏語稱「多吉」，原為古代印度之武器。由於質地堅固，能擊破各種物質故稱。在佛教密宗中，金剛杵象徵著所向無敵、無堅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它可以斷除各種煩惱、摧毀障礙修道的惡魔，為密教諸尊之持物或瑜伽士修道之法器。

清 西藏 雙頭五股鍍金銀金剛杵 長21厘米 重500克 銀質 七世班禪敬獻清政府

　　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世班禪額爾德尼·丹白尼瑪敬獻清政府雙頭五股鍍金銀金剛杵。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八世班禪額爾德尼·丹白旺秋敬獻同治皇帝鍍金鏤花銀曼達（圖十一）。曼達又名曼陀羅，梵文Mandala的音譯。曼達分內供曼達、外供曼達、神供曼達和真如曼達四種。藏傳佛教供器，即以世間一切珍寶，包括日月四大洲，結成壇城，用以供養諸佛，是須彌山的象徵。此曼達四周有鍍金鏤花和梵文咒語。

　　此外，九世班禪·卻吉尼瑪和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敬獻清朝政府的禮品，也很豐富。十三世達賴喇土登嘉措（1876-1933年），西藏拉薩人，1877年被選為轉世靈童，1895年親政，總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務，世壽58歲，1933年12月被國民政府追封為「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1883-1937），西藏塔布人。1937年12月1日圓寂。12月23日，國民政府追封其為「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

　　禮品中以「寶瓶」、銀曼扎和銀法輪最具特色。「寶瓶」，藏語稱「奔巴」，，形狀呈瓶形。藏傳佛教用它表示聚滿千萬甘露，包羅善業，滿足願望。既是凈瓶，也是藏傳佛教密宗修法灌頂時的法器之一。僧人除了在念經誦咒或灌頂等宗教活動中使用外，也用來為神像沐浴或為人沐浴時盛聖水。寺院中的寶瓶內，常裝有凈水，象徵甘露，瓶口插有孔雀翎或如意樹，象徵吉祥清凈和財運，即福智圓滿，具空無漏。有的寶瓶還供放在寺院等建築物的屋頂和屋脊之上，起裝飾作用。

清 西藏 銀寶瓶 底直徑15.9、高36厘米 重1455克 銀質 十三世達賴喇嘛敬獻清朝政府

　　銀寶瓶，宗教用品，是喇嘛給信徒灌頂時用的法器。此瓶底座和瓶蓋上鍍金，瓶蓋上鑲4顆綠松石。瓶蓋中心附一件銀筒，直徑3.5、長24.8厘米，使用時裡面插孔雀翎，瓶身套布套，瓶內盛凈水。這件銀瓶系有黃簽，上寫：「前藏達賴喇嘛呈進丹書克貢物。銀瓶一個，鑲嵌松石，連緞套。」

　　銀曼扎，是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時，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敬獻的祝壽禮品。呈圓盤形，用純白銀打造而成，頂部光潔發亮，四周壓鑄有吉祥花紋圖案。此壇城系有黃簽，上寫：「班禪額爾德尼恭祝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壽恭欽獻口口口萬壽呈進銀曼達一個，拴五色哈達。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收首領郭雙喜交。」

清 西藏 銀質法輪 高41.5厘米 輪直徑2.5厘米 重1750克 銀質 十三世達賴喇嘛敬獻清政府

　　銀質法輪是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敬獻清朝中央政府禮品。法輪，梵文Dharcakra的意譯，藏傳佛教法器。其寓意一是說佛法能摧破眾生煩惱邪惡，如轉輪王轉動「輪寶」摧破山嶽岩石一樣；二是表示佛之說法，如車輪輾轉不停。也常用於寺廟、宮殿屋脊或牌坊上作裝飾品，左右分別應有牝牡祥麟各一個，稱為祥麟法輪。此法輪工藝精湛，底坐上端和法輪中部為壓花鍍金，兩面中心鑲紅、藍、綠三顆寶石，並鑲有一圈綠松石，兩面共32顆。土登嘉措敬獻清朝中央政府的銀酥油燈，為供佛器物，燈的底座外圈及燈口邊沿均鑲有鍍金雕飾。

清 西藏 銀酥油燈 高14.5厘米 最大直徑12厘米 重215克 銀質 十三世達賴喇嘛敬獻清政府

　　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敬獻清中央政府和皇帝的禮物工藝精湛，寓意深刻，是反映西藏和清朝中央政府關係的寶貴實物資料，是具有極高藝術鑒賞價值和研究價值的文物珍品。

　　來源：《文物天地》2015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