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最後歲月

06-12

陳獨秀的最後歲月

周敏生

　　陳獨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區30多里的石牆院。他坐了蔣介石的五年牢之後，因抗戰爆發而出獄。在暫住南京期間，蔣介石派陳立夫、陳果夫請他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還要求陳獨秀組織一個新共產黨，並供給十萬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五個名額，均遭陳獨秀拒絕。這時，老友胡適從美國寫信來力邀他去美國，說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寫自傳，也被他婉言謝絕了。他認為，在國難當頭之際，跑到美國去寫自傳賺錢，拿共產黨人鮮血染紅的旗幟炫耀自己，那無異於褻瀆和背叛。此時他先後寄居傅斯年家和陳鍾凡家（陳是北大學生），靠朋友資助度日，後又拒絕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請求，乃偕夫人潘蘭珍赴武漢。在武漢期間，董必武曾受中共之託探望陳獨秀，爭取他到延安，並提出三個條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書面檢討，陳不同意，「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現在亂鬨哄的時代，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麼過可悔？」他既拒絕了國民黨的高官厚祿，又拒絕作檢查才能前往延安，從此走向了茫然惆悵、窮困潦倒的漫長之路。1938年7月，陳獨秀從武漢輾轉長沙來到重慶，遇見同鄉、同學鄧季宣，經他又認識了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鄧蟾秋仰慕陳獨秀之名，邀請他來到江津縣，經過一番波折，最後定居於清朝拔貢楊魯丞家——石牆院。　　說來湊巧。陳獨秀流落重慶期間，偶爾在地攤上發現了一本楊魯丞所著《皇清經解》抄本，很有興趣，出錢買下。到江津定居後，一次在某館喝茶時和鄧燮康提起此書，鄧告訴他，楊魯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陳獨秀說：「我花了兩天時間，反覆看了幾遍，寫得不錯，有價值。」鄧又告訴陳獨秀，當年號稱經史大家的章太炎來川時，楊魯丞曾把手稿拿去請教，章不欣賞他的作品，還批了「亂雜無章」幾個字，氣得楊魯丞沒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陳獨秀應邀答應為之整理，就這樣住進了石牆院。此時石牆院主人是楊魯丞後人楊明欽。陳獨秀住在大院平房右側一個小院，四間房子。陳獨秀之所以同意住進遠離江津、地處山坳的石牆院，除整理楊魯丞著作外，主要是為了有個安靜的落腳點，便於整理他在獄中就著手著作的《小學識字教本》。正如他入川後一首詩中所說：「除卻文章無嗜好」。《小學識字教本》，從字面上看容易誤解為一本粗淺的兒童識字課本，其實不然，它是擁有中西文化很高素養、特別是國學雄厚基礎、博古通今的陳獨秀最後一本學術力作，是總結我國幾千年和他幾十年來文字研究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我國曆來所謂「小學」，就是研究文字的學問。此書名為「教本」而非「課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這是有意為中小學教師普及國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學藍本，學術性雖高，但目的還是在於實用。此書完成後，稿件送審時，有關部門認為「小學」二字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兩萬元稿費退回去了。此時的陳獨秀已貧困交加、生活拮据，多麼需要一筆錢度日，可他硬是退還這筆稿酬，這就是陳獨秀的性格。　　陳獨秀落腳在石牆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饋贈，北大學生會是經常支持的，另方面靠賣文、賣字。他的詩、文、書法都屬一流。夫人潘蘭珍為生活所迫，避著陳獨秀典當了首飾，連柏文蔚（陳的老友、曾任安徽都督）贈給他的皮袍子也當了。為了補貼生活，在院牆後門外空地種過土豆。陳獨秀還被小偷光顧過。小偷可能以為很多名人來拜訪他，一定是個富戶，誰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物、《小學識字教本》手稿和印章「獨秀山民」。因陳獨秀始終是在國民黨特務監視下度日的，當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沒有追回，陳獨秀非常痛心。當友人前來安慰時，陳幽默地說：「這竊賊也真風雅啊！」石牆院為三進，中間以天井隔開，這天井大約200平米，青石鋪地，四周有雨槽，第三進正面是三間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陳獨秀就住在右側耳房。卧室是一間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開著半個「廳」，僅容一桌兩凳，是陳獨秀吃飯的地方，院的右側兩大間，大門有一大排隔柵，是陳獨秀寫作和會客的地方，小院中間有一個長方形花壇，中間有玉蘭一株，為陳獨秀所植。　　陳獨秀住在石牆院，雖遠離城市，交通又不便，但前來拜訪的人絡繹不絕，有縣長和當地名紳，還有已做了大官的學界名人傅斯年、羅家倫。至於陳的老友高語罕、鄧仲純等安徽老鄉、北大同學，江津名流，就更多了。陳因坐過五年牢，到處奔波，生活不安定，此時年紀已大，心情又不好，吃飯早一頓晚一頓，熱一頓冷一頓，致患有胃病、高血壓、心臟病等。其間生病多由鄧仲純為他義務診治（鄧是留德醫生，在重慶開了一家延年醫院），其他醫生也為他義務治過病，有時則利用民間草方。1942年5月23日，曾代表陳獨秀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來探望陳獨秀（一說來探望的不是包，而是包的夫人夏松雲和張國燾夫人楊子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興，中午吃了四季豆燒肉，引起胃病複發，潘蘭珍延請好幾位醫生醫治無效。當陳獨秀生病卧床之際，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蘊山陪同下，探訪了陳獨秀。《成都晚報》吳塘的文章，對這次訪問有詳細記載：周恩來在朱蘊山陪同下，一走進石牆院，一股凄涼蕭索之氣向他襲來，不禁一陣心酸。走進房門，只見陳獨秀手捂著胃，停坐在一張木床上……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接著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陳獨秀費力地要支撐起來。周恩來走到床邊與陳獨秀握手，說：「獨秀先生，你就靠著，不要起來。」陳獨秀握著周恩來的手，心頭一陣潮湧，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湧上心頭。　　周恩來此次拜訪，仍繼續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說：「李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來、毛澤東，黨中央沒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後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陳獨秀還是老脾氣，是直言不諱的。毛澤東始終不曾忘記過這位「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他再三講過，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斷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謠中傷陳獨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從日本人那裡拿300元津貼。　　陳獨秀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向跟隨他多年的北大學生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後，喪事從簡，也不要登報。」並說：「小兒松年早已分居獨立(時在一中學任職)，夫人家中無親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請你務必多多關照。並要囑夫人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自立，我在南京獄中，朋友贈我的五個顯德四年古瓷碗，留給蘭珍。後事料理後，稿費如有多餘，也留給她一部分……」話未說完，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與世長辭，時在1942年5月27日晚9時40分，享年63歲。當時除夫人潘蘭珍、三兒陳松年夫婦、孫女長璋、長瑜、侄孫長文等親屬外，尚有包惠僧、鄧仲純、何之瑜在側。陳獨秀去世後，衣裳、棺木與墓地等均由鄧蟾秋、鄧燮康贊助，社會各方多有支持，捐贈和賻儀總數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元，由北大同學會撥付。　　陳獨秀靈柩於6月1日下午1時30分安葬於江津大西門外鼎山麓康莊，此地也是鄧蟾秋捐獻。出殯之日，陳獨秀親屬和雙後小學學生百餘人隨行送葬，從鶴山坪到康莊30里，兩旁站立許多人送葬，有人放鞭炮以示悼念。其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送葬隊伍正在肅穆中緩緩而行時，來了兩個陌生人找到鄧燮康加以盤問：「在這國難之秋，你帶頭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麼意思？」鄧反擊道：「我不管他是啥子黨，啥子派，一個愛國者客死於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為本地士紳，不忍看他陳屍於室！」陌生人厲聲質問道：「你們組織了這麼多人，放鞭放炮，大張旗鼓，是不是想再來一次小小的『五四』運動？」鄧冷嘲道：「這麼說來，你是害怕『五四』運動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就躺在棺材裡，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吶喊了。而被「五四」運動啟蒙的中國竟然感覺不到他的死，沒有人高喊「陳君至堅聖高的精神萬歲」了。陳獨秀曾無奈地說過：「我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竟未能給貪官污吏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這正是陳獨秀一生的悲劇和憂思所在。同時，江津各界人士還在國立江津九中高三禮堂舉行陳獨秀簡樸肅穆的追悼會，參加者有安徽同鄉和本校學生，沒有花圈，沒有鮮花，沒有青松和翠柏，只有陳獨秀遺像放置在禮堂主席台桌子上，兩邊擺著幾副紙書的輓聯，其中三副：　　其一：　　縱浪人間四十年，我知我罪兩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論，毀譽寧憑眾口傳。　　其二：　　伊人去兮事迹猶存，　　人生功過自有評述。　　其三：　　言皆斷制，行絕詭隨。橫覽九州，公真健者！　　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65年過去了，陳獨秀一生的是非功過應該更清楚了。　　潘蘭珍在友人幫助下，在重慶附近一家私人農場找到一份工作。四年以後，她又回到上海，從原籍南通老家接回寄養在友人家中的養女小鳳共同生活，不幸患了子宮癌，於1949年11月去世。　　1947年6月，三兒子陳松年遵父親遺囑將他的靈柩從江津遷回安慶，陳獨秀自1913年遭通緝逃離安慶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1937年秋乘船去武漢途經安慶時，不知為什麼他卻沒有順便回故鄉看看，這一直是個謎。小小的民船載著靈柩到達安慶時，社會各界名流竟顯出冷漠面孔，無人去江邊迎接，更談不上舉行江津那樣的葬儀了。陳的棺木先暫置於安慶西門太平寺，然後才安葬在城北十里鋪鄉葉家沖，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冢安葬。陳獨秀一生娶有4位妻子，有3位生育了兒女。髮妻高曉嵐生長子陳延年、長女陳玉瑩、次子陳喬年、次女早夭，三子陳松年；二妻高君曼生女兒陳子美，兒子陳鶴年；四妻潘蘭珍生女兒陳風仙，早夭。應該說，將他與高曉嵐合葬是違背陳本人意願的。陳與高的結合基本屬於包辦婚姻，由父母選擇和定奪，更重要的是兩人的志趣、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他後來攜妻妹高君曼（與高曉嵐同父異母）離家出走，並與之同居、結婚，遭到了家庭的強烈反對和社會非議，成為別人的笑柄。1930年高氏臨終前在葉家沖購置了一塊墓地，並囑咐陳松年，死後要與陳獨秀葬在一起。誰也分不清這是報復還是眷戀：不求生不同屋，但求死後同穴！　　陳獨秀應有兩個墓地，江津的陳墓原址遠比安慶陳墓歷史文化內涵豐富，文物價值要高。1989年江津縣政府在原墓址照原樣修復了陳獨秀墓。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隨後建造江津長江公路大橋南引道時，竟將陳墓推倒、剷平。可笑的是，幾年後在被推平處又插了電線杆作為標記，據說是為了下一輪重建墓地，並打算立一尊陳獨秀雕像。這與其說是在表達對死者的尊敬，倒不如說是在迎合劇烈變遷的時代花臉。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洶湧而至，還會有多少有形無形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座被損毀？陳獨秀墓園規劃用地150畝，南北長380米，東西寬300米，第一期工程耗資120萬元，如此奢華、浮躁、酸氣，與死者清貧、孤寂、悲愴的一生和品性相去甚遠，難道物質等級真的可以與精神境界相對稱嗎？一個傑出的思想者的靈魂註定得不到安寧。請看一看位於倫敦海格特公墓的馬克思墓冢（也埋葬著他的家人），與其它墓冢並無特別之處，一百多年來並沒有因馬克思死後影響日隆而重修或擴建，一切均保持當年的原樣，但並不妨礙馬克思的精神高度和他的繼承者來拜謁，這是對歷史也是對死者最起碼的尊重。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貴的品質就是不自欺，更不欺人，陳獨秀的晚年的言行，顯現出一種難以逾越的精神高度。蓋棺未必定論，陳獨秀作為一個無法繞過的歷史文化和精神符號，將會得到客觀、公正的註解和闡釋，成為中國政治史和精神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原載《黨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