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當下中國電影還不如文革時期

記：即使進了影院，實際效果也並不理想。我看到一份統計，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賈：難道這就是事實嗎？因為他們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資源，然後回過頭來說，哦，你看你們賺不了錢。這裡面有很多過往的事例我們可以去看，比如說，《英雄》上片的時候，有關部門規定，任何一部好萊塢電影都不能在同一檔期上映。這是赤裸裸的行政權力幫忙。

記：相當於說，院線還是「公家的」，行政權力可以直接干預院線的商業安排？

賈：對，他們的利益是一體的嘛！所謂利益一體，就是導演要實現他的商業價值，製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關部門要創造票房數字，影院要有實惠。所以，他們的目標空前一致，空前團結。

記：你覺得這幾位導演這樣的轉變是必然的嗎？

賈：我覺得有必然性。作為一個導演，他們沒有自己的心靈，沒有獨立的自我，所以他們在多元時代里無法表達自我。原來那些讓我們感到欣喜的電影，並不是獨立思考的產物，並不能完全表達這個導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藉助了中國那時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託了當時的哲學思考、文學思考和美學思考。

所以你會發現到《英雄》的時候，一個我們欽佩的導演，一旦不依託文學進入商業電影時，他身體里的文化基因就會死灰復燃。他們感受過權威，在影片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權力是有嚮往的，對權力是屈從的。所以你會發現一個拍過《秋菊打官司》的導演，在《英雄》里會為權力辯護。

每個人文化基因都難免有缺陷。我想強調的是，你應該明白並去克服這種缺陷，你應該去接受新的文化，來克服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而不應該當批評到來的時候，尤其是年輕導演的批評到來的時候，把它看作是「說同行的壞話」。他把正常的探討上升到了說我「不地道」，這種討論已經完全不對位了，所以我不再回應。

張偉平給我回應的五點，我看完也不想再回應。我把他當做一個製片人，一個電影人，但他的回應裡面，首先把自己當做一個富人。他說我有「仇富」心態。那麼當然，我這些電影上的問題，就沒有必要跟一個富人分享了。我們可以談談高爾夫，談談品牌，我跟他談電影幹嘛呀？我對他的回應非常失望。記：你有沒有一種尷尬，因為你的很多發言，是被放在娛樂版上進行表述和報道的？

賈：所以我今天專門與「冰點」談，離開娛樂，在另一個平台用另一種語調來進行討論。可能受眾面積會縮小，但這個討論不在於有多少人會關注。這個社會有許多既成事實是殘酷的，就好像談到文化價值，《黃土地》當時的觀眾有10萬人嗎？我懷疑，可能都不到。但它對中國電影、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非常大。

用行為藝術阻擊大片

記：《三峽好人》在北大首映時，你說過一句：「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有誰還關心好人。」這種表達是你清醒姿態下的一種尷尬呢，還是真的困惑？

賈：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沒有《三峽好人》和《滿城盡帶黃金甲》同時放映，沒有這種碰撞，我覺得我對這個環境的認識還是不夠徹底。所謂「黃金」和「好人」，我談的不是這兩部電影，而是一個大的文化概念。當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經濟生活時，這樣一種氛圍裡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間？經濟生活對文化的侵蝕究竟到了何種地步？關於這一點，理性判斷和感性認識是不可能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結論，但是感性地接受我確實是通過這次發行。所以我才會話越說越多，越說越激烈。

記：與《滿城盡帶黃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於你的堅持，說服了製片人。你是不是把這作為檢驗你的理性判斷的一次機會？

賈：我開玩笑說是「行為藝術」。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商業的決定，如果是一個商業決定，我們不可能愚蠢到這種程度。比如說我們換一個檔期，很可能《三峽好人》的收益比今天會好。但既然從一開始大家想做一個文化工作，我覺得就應該做到底。我們想告訴人們，這個時代還有人並不惟利是圖，並不是完全從經濟來考慮電影工作的。這樣的發行，是這部電影藝術上的一個延續。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時候，作為一個文化的痕迹，我們想留下來。

記：你怎麼評價這次《三峽好人》的發行？

賈：我覺得很成功，達到了我們所有的目的。我們希望提出的觀點，通過發行過程都講出來了，不管公眾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什麼效果。另一方面，觀看的人數，元旦前我們的票房是200多萬元，這個數字已經超過去年《世界》的120萬元。

記：也就是說，《三峽好人》的發行，可以不理解為一次經濟行為，而是一次文化行為？

賈：但我也要指出，採用這種方法不是常規，只是偶爾為之。正常的、健康的發行，還是應該使製作的錢有一個很好的回報。這一次是針對「中國大片」這樣一個怪胎，不得不採用這樣一種特殊的方法來進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擊。抵制還軟了一點兒。

記：你把這種行為稱為「殉情」。但如果你沒有海外發行的底氣，能這麼率性地殉情嗎？

賈：我不知道。不能迴避這個東西。如果海外發行不好，或者說還沒有收回成本，那麼我也不會這樣做。因為我也不是什麼超人，非要粉身碎骨。

記：談談《三峽好人》的放映情況吧。

賈：院線放映時，他們首先就預設了這部電影沒有觀眾，所以在排片上，就會給你一個上午9點30分、下午1點這樣的場次，來證明你沒有觀眾，然後下片。當然院線的惟利，這是不用討論的。但是這裡面也有一個公共操作層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國，更商業的社會，但只要它接受這部電影，承諾上映，最起碼會在頭一個星期給你滿負荷地排片，從上午9點到晚上10點，一天5場或6場，在一星期的檢驗過程里，去判斷究竟有沒有觀眾。這是一個正常的檢驗時間，這個風險是你影院應該承擔的風險，既然你接納了這部電影。

在中國不是這樣。他已經認定你沒有市場，然後給你一個更沒有市場的時間，然後馬上告訴你，你沒有市場，下片。這裡面，商業操作里的公平性就完全沒有了。從做生意的角度說，這也是非常霸道的方法。

張藝謀導演曾經很生氣地說，「馬有馬道，驢有驢道」，你不要和我們這種電影搶院線，你應該去建立你的藝術院線。他說得有道理，因為確實是應該有不同的院線來分流不同的電影。但是他說得沒有人情，中國有嗎？我們現在面對的只有一種院線，這個院線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公共資源。在今天中國還需要10年、20年建立藝術院線的實際情況下，你怎麼能讓我們這些電影去等10年、20年呢？也就是說，從心理上，他們認為這條院線本來就是他們的，我們是無理取鬧。這是多霸道的一種想法！記：王朔說，不能讓後人看今天的電影就是一幫古人在打架。

賈：他說得很幽默，實際上談到一個記憶的問題。電影應該是一種記憶的方式。處在一個全民娛樂的時代，那些花邊消息充斥的娛樂元素，可能是記憶的一部分，但它們很多年後不會構成最重要的記憶。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記憶，可能是今天特別受到冷落的一些藝術作品所承擔的。一個良性的社會，應該幫助、鼓勵、尊重這樣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張偉平這樣譏笑這份工作。他們發的通稿裡面，寫著一部收入只有20萬元可忽略不計的影片，挑戰一部兩億元票房的影片。這些字裡行間所形成的對藝術價值的譏笑，是這個時代的一種病態。這種影響很可怕。我曾經親耳聽到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碩士生說「別跟我談藝術」，甚至以談藝術為恥，我覺得這很悲哀。現在，似乎越這麼說，越顯得前衛和時髦。很不幸，這種價值觀正在瀰漫。

不得不談的話題

記：「大片」為自己尋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國獨立的電影工業，這是一個偽命題嗎？

賈：是應該建立，這個命題不偽。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偽工作。真的工作，首先應從根兒上來說，要建立一個年輕人容易進入到電影工業里來的渠道，把那些障礙都拆掉。讓電影遠離行政權力，真正變成一種市場的運作，不能像現在這樣，有關部門自己跳出來幫助一些大片營銷。

要建立合理的電影結構。大片再大也無所謂，但是你要有足夠的空間留給中型投資、小型投資的電影。合理的應該是金字塔結構，不能中間是懸空的。這樣才能有大量的從業人員在這個工業里存活，有真正大量的電影工作者來歷練中國電影的製作水平。你看那幾部大片，它們的製作基本上都是在國外完成的，什麼澳洲洗印，好萊塢後期製作，跟中國電影的基礎工業沒什麼關係。包括演員的遴選，基本上都是港台韓日的演員，加上一兩個年輕新選出來的。所以他們整天叫嚷著要拯救中國電影，實際上對中國電影工業沒作任何貢獻。唯一有關係的是，貨真價實從這塊土地上拿錢走。

記：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資、大製作的電影嗎？

賈：我一直就不太喜歡這種提法。因為實際上，我們不應該為投資而拍電影。比如我準備在上海拍的一部1927年革命背景的電影，就肯定是大投資，因為需要錢去完成這個製作。但不能說，哎呀，我要拍個大投資的，可拍什麼無關緊要。這不就反過來了嗎？我覺得大投資不應該是個話題，關鍵是看你想拍什麼。它不能變成一種類型，好像有一類電影，叫做大投資，這就本末倒置了。

記：目前中國的電影氛圍里，你認為還有哪些東西是需要糾正的？

賈：我覺得需要談到電影分級制度。《滿城盡帶黃金甲》在美國都被劃為青少年不宜觀看的影片，為什麼跑到我們這兒就可以甚至是鼓勵青少年去看呢？問題就在於，一個規定，它總是因人而異的。

記：作為導演，你用電影來描述、記錄、思考和表達這個時代。你怎麼看待這個時代？

賈：我覺得有些地方出了些問題。比如說，青年文化的淪喪，反叛文化的淪喪，完全被商業的價值觀所擊潰。青年文化本該是包含了反叛意識的，對既成事實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紀80年代末的搖滾樂、詩歌，我覺得當時年輕人對這些東西有一種天然的嚮往和認同。這種認同給這個社會的進步帶來很多機遇。那是一個活潑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輕人基本上只認同於商業文化，這個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國的商業文化，不僅包括大片，它實際上形成了對一代年輕人的影響和改造。說得嚴重一點兒，像細菌一樣。

今天中國人的生活的確處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可以實現物質的成功，這個開放了很多。在這個過程中，物質的獲得變成每個人生活里唯一的價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資源，迅速地獲得財富的話，有可能將來連醫療、養老都保證不了。所以整個社會全撲過去了。

記：你認為有沒有可能不經過這樣一個階段？

賈：有可能的。那就是我們要在經濟生活裡面注入更多的人文關懷。今天的社會風氣鼓勵的是赤裸裸的掠奪，所以你才會看到電影這種掠奪，比任何行業更赤裸裸。我覺得做房地產的人，都沒有誰敢站出來，說我投了多少錢，我要盈利多少錢。盈利本身對他們來說還是隱藏著的、不願意透露的商業秘密。沒有一個行業像電影這樣，把我要賺多少錢告訴你，從而變成賺錢的一種手段，並最終被塑造成一個商業英雄，獲得人們的垂青。

記：很奇怪，這種模式活生生就在我們眼前，並且不斷被複制，不斷獲得成功。

賈：所以回到最近發生的事情。整個這個討論的過程，並不只是針對「黃金甲」和「三峽好人」，也不僅僅針對中國電影，而是針對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國人的經濟生活，甚至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是一個不得不談的話題。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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