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崑：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不斷提升，東南亞成為中國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推進「和諧周邊」建設的重地和示範區。一方面，中國成功地從「威脅者」轉變為「合作者」，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日益鮮明突出，並有進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隨著當前中國快速崛起，各種制衡和挑戰因素不斷增加，中國國家形象也有被國際輿論再次塑造為「挑戰者」甚至「威脅者」的可能。未來幾年，中國仍需要通過日益成熟的傳統外交，以及蓬勃興起的公共外交，加強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塑造，在繼續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礎上，致力於塑造「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形象。

　　一、中國在東南亞國家形象的歷史演變

　　（一）中國作為「合作者」形象的確立

　　冷戰期間，總體而言，對不同的東南亞國家來說，中國有時是朋友，有時又是對手。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基於意識形態的劃線，中國是印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朋友，是東盟等親美國家的對手，與美國在該地區的形象恰好相反。從七十年代到冷戰結束前後，中國與之前的朋友成為對手，與東盟國家以及美國成為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日本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不斷改善。

　　冷戰後至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及東盟組織的關係均積極發展，中國作為合作者的形象逐步被東南亞總體上接受，這一形象不斷得到強化。期間發生了三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中國1991年與所有東南亞國家建交或復交，並與東盟建立對話關係，開啟中國嶄新的形象塑造進程；二是中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與東南亞國家同舟共濟的無私表現，贏得東南亞國家對中國負責任地區大國形象的認同；三是中國與東盟基於在10+1和10+3框架中富有成果的創造性合作，如中國第一個與東盟談判建立自貿區，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與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於2003年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

　　由此，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與美日的差距明顯縮小，國際社會甚至一度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藉由「微笑外交」已經超過美日。從新中國成立至今60多年，冷戰結束至今20年的長跨度來看，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取得長足進展，這一範例也為中國在其他地區塑造良好形象提供了寶貴經驗。

　　（二）中國在東南亞國家形象發展的驅動力

　　1、東南亞對中國大國形象的五點「感同身受」

　　一是對中國矢志不渝追求國家現代化的「感同身受」。雙方都經歷了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均致力於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建設。區別只在於，雙方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難度、規模和成就不同。

　　二是對中國致力地區和平穩定的堅定戰略取向「感同身受」。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即與東南亞有關國家共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求同存異」方針；第二代領導人與東南亞國家基本解決了長期困擾雙方關係的歷史問題，並確立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第三代領導人開啟了與東盟共同構建地區新秩序、和平解決領土與海洋爭端的進程；現任領導人更致力於與東盟發展「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

　　三是對中國發揮特殊地區責任的意願和能力「感同身受」。一些東南亞國家曾感受過古代中國通過朝貢體系發揮的主導性地區作用，也曾一度感受過冷戰期間中國在本地區支持共產主義運動的不能被接受的地區角色，在冷戰結束後則日益感受到中國奉行追求共贏和共同發展的新地區主義，尤其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地區安全問題上發揮著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地區作用。

　　四是對中國真誠支持東盟為地區和世界做貢獻「感同身受」。可以說，沒有中國的虛懷若谷與鼎力支持，東盟幾乎不太可能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創建並主導東亞地區合作，並讓「東盟方式」成為地區合作的價值和制度規範。

　　五是對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感同身受」。西方人只是驚嘆但不能認同中國的治理能力和所謂的「中國模式」，而東南亞不少國家則較為欽佩和羨慕中國能夠長期保持社會穩定與經濟高速發展，這種感受在東盟國家的精英階層（尤其是那些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精英階層）表現得尤為明顯。

　　2、「共贏」是「合作者」形象的內核

　　一是共贏的觀念。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被多極化格局取代，國家間戰爭威脅降低，國際關係緩和，經濟發展成了多數國家的主要戰略目標。中國和東盟等經濟體快速發展，並擴展為東亞復興、亞洲崛起等地區趨勢。在觀念層面上，合作思想逐漸成為地區性觀念，如東盟提出的「東盟方式」、「東亞地區主義」、「不以武力解決糾紛」，中國提出的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安全觀」，「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方針，以及「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這些觀念都具有共贏的內核，表現為以合作求發展，以合作方式解決衝突。這種合作共贏觀與美國在東南亞所強調的民主價值觀明顯有別。

　　二是共贏的戰略。合作型的戰略文化日益成為中國和東盟的共同選擇，中國越來越願意並主動參與由東盟設計、倡導和主導的多邊合作機制。上世紀九十年代本地區迅速發展的雙邊與多邊合作，中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負責任的表現，均為雙方合作實現從量變到質變作了預備。隨著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中國與東盟同年啟動了具有歷史開創意義的自貿區談判進程，雙方此後又將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和戰略領域，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加入TAC、確立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等，奠定了中國與東盟進行整體性制度合作的框架基礎，中國-東盟關係由此進入了合作共贏的發展軌道。

　　三是共贏的手段。從心態上看，中國在政治上採取「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在經濟上採取「多予少取」的原則，在安全上採取「自我剋制」的原則，展現了難能可貴的「謙和大國」風度，為共贏打下基礎；從方式上看，雙方主要通過擴大共同利益（經濟合作、非傳統安全合作）和擱置衝突利益（南海問題）的方式，由易到難地走向「共贏」；從層次上看，既重雙邊、又重多邊，10+1、10+3等成為中國塑造大國形象的主要平台。對此，美國國會研究局「中美在東南亞軟實力比較」報告認為，「北京比華盛頓更全面地」介入地區組織，贏得了東盟國家的肯定與好感；從措施上看，主要包括高層互訪、定期多邊會晤、貿易投資與金融合作、援助、教育與文化交流等，全面接觸推進共贏。

　　二、當前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

　　對東南亞國家來說，在中國的「合作者形象」中，對華合作雖是主流，但也包含著制衡、競爭、防範、鬥爭等因素。

　　（一）「政治上應加強制衡的合作者」

　　從戰後至今，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總體上逐漸趨好。以美國為參照，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大致經歷三個階段：冷戰時期，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總體上較為負面，難以與美日相提並論。冷戰結束後，中國開啟了中國形象塑造的新進程，以1997年金融危機為標誌，中國連續在緩和南海局勢、應對非典型肺炎（SARS）等問題上表現出負責任的大國風範，並堅持擴大和深化與東南亞國家在各領域的合作，使中國的形象獲得很大提升。2005年以來，隨著中國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國與東盟的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國家形象也因此時常出現起伏。近年來，由於中國崛起速度加快、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及南海問題升溫等原因，中國的國家形象有所起伏。特別是2009年以來，美日加大對東南亞的關注和投入力度，加強與越南、印尼等國軍事合作，公開主推南海問題國際化，改變戰略、注重以輿論手段炒作「中國威脅」，中國國家形象塑造面臨著更大的挑戰。東盟國家既需要中國支持其主導地區合作，又要拉美、日、印度制衡中國「主導」地區事務。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東盟某些領導人近年來發出的「美國制衡中國論」，也即是說，美國「重返」東南亞是中-美-東盟三角關係三方博弈的自然結果。

　　（二）「經濟上應加強競爭的合作者」

　　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②]在改革開放後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總的來看，仍處於上升期。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展現出「精神煥發」的經濟形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日、美均未向東南亞伸出援手，而中國則力保人民幣不貶值，大大提升了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成為東南亞的「新希望」，雙方經貿關係迅速發展。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逐漸發展為「似可仰賴的成長型合作者」。「成長型」源自中國的高速發展，「似可仰賴」點出東南亞國家的複雜心理，但重點還是構建新時代的「合作」關係。

　　中國—東盟自貿協定（CAFTA）從順利談判到實施遇阻、再到重回上升軌道的案例具有代表性，是觀察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變化的重要指標。

　　2000年，借中國經濟形象上升勢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被首次提出，雙方隨即積極準備談判。2003年，自貿區「早期收穫計劃」實施首年即取得巨大成功，雙方貿易額增長42.9%，中國的經濟形象得以提升。2004-2009年，雙方陸續簽訂CAFTA系列協定，經貿聯繫日益緊密。

　　形勢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的2009年出現逆轉。按協議規定，CAFTA「貨物貿易協定」將於2010年1月1日實施；但在2009年底，印尼工商界掀起抵制浪潮。印尼相關行業協會主席紛紛表示，CAFTA實施後，印尼化妝、傢具、紡織、鋼鐵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受到廉價中國產品的衝擊；同時，印尼國內失業率也將飈升，約250萬人將因此下崗。此後，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也表示，儘管自貿區的實施總體上利大於弊，但也將對其國內產業產生衝擊。一時間，人心惶惶。東盟10國中，印尼反對聲音最強。該國政府為安撫民意，一面宣傳自貿區的益處，一面考慮採取七方面措施：對中國產品實施「印尼國家標準」（SNI）；分階段停止煤炭出口；加強對中國農產品的檢驗檢疫；加強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控制中國進口商品的市場份額；採取免稅、低息等方式促進國內製造業出口；草擬新貿易法令，保護國內零售商並促進出口。但上述措施效果不佳。不得已，印尼向中國提請調整部分「協定」實施方案。2011年2月，中國政府接受了印尼提出的修改方案，並派團赴印尼修復經貿關係，達成總值2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隨後，風波逐漸平息。

　　CAFTA從推進順利到實施遇阻，時間上與東亞經濟從亞洲金融危機中逐漸復甦到再次遭遇全球金融危機打擊重合。表面上看可能由於東盟國家經濟受困遷怒CAFTA，但變化的癥結實際上在於中國與東盟既互補又競爭的經濟關係。這導致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具有矛盾性：東南亞國家視中國為增長快車、又視其為重大挑戰；全球金融危機後，後者比重不斷加大。一方面，東南亞國家視中國為帶動地區經濟增長的引擎。東盟與中國的自貿協定最早簽署、最先實施、成效最顯著，體現出雙方發展經貿關係的積極意願；相比東盟的其他4個自貿協定對象方，中國的距離最近，且市場潛力最大。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擔心被高速發展的中國所吞噬。印尼政府採取的六方面措施反映出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對中國的擔憂，包括：中國產品出口到東南亞將衝擊其國內市場；中國與東南亞競爭外部市場；中國高速增長快速消耗東南亞能源資源。更重要的是，東南亞恐懼中國發展將帶來未知後果，不利於我國樹立可信賴的經濟形象。

　　2010年下半年開始，CAFTA面臨的形勢又有所好轉。東盟國家逐漸醒悟，要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儘快復甦，必須搭乘「中國快車」。2010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2927.8億美元，同比增長37.5%；其中，中國對東盟出口1382.1億美元，增長30.1%；中國自東盟進口1545.7億美元，增長44.8%。東盟國家受惠於中國發展及與中國的貿易，因而逐漸接受CAFTA的全面實施。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逐漸認識到CAFTA對他們有利。而印尼也發現其來自中國的進口份額從2005年的12%增長到2010年的20%，愈發傾向於從促進本國全面發展及地區整體發展的角度接受甚至支持CAFTA。

　　未來一段時間，受美國影響，東南亞對我國經濟形象的認識可能更趨中立或不確定。東盟國家既認識到自身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發展，希望從中國得到更大實利；卻又擔憂無法與中國經濟競爭，將會越來越依附中國，希望通過自身一體化並擴大與其他大國的經濟合作極力避免「依附於中國」。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東盟國家批評中國的「雙贏」缺乏實質內容，擔心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實施後對印尼等國造成衝擊，在東亞地區合作上通過10+3、10+6乃至10+8制衡中國的深層心理。但若加強東南亞國家對以下兩點的認識，則可緩和其對中國發展的不信任心理，從而改善中國的經濟形象。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中國頂住危機打擊，轉變發展方式，為穩定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可成為地區經濟的「堅強後盾」。二是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東亞地區產業鏈整合程度較高，相比之下市場整合還剛起步；而崛起中國的巨大市場為此提供可能。

　　（三）「安全上應加強防範的合作者」

　　考察中國在東南亞的傳統安全形象可從多個角度進行，如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是否對東南亞國家構成威脅，即所謂的「軍事威脅論」是否存在。再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領土主權爭端中是一個維持地區和平穩定的負責任大國，還是一個蠻不講理的霸權國家。鑒於多個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主權爭端，故可將南海問題作為考察中國傳統安全形象的主要指標。

　　中國與某些東南亞國家的南海爭端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70年代以前，雙方爭端並不突出。第二階段是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爭端升級，一些東南亞國家以各種形式佔領南海島礁，宣示主權，視中國為主權的「威脅者」。此時，中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以消除地區緊張局勢，積極營造周邊安全環境。第三階段即冷戰後至今，中國與東盟關係全方位發展，東盟逐漸認識到中國有合作解決爭端的意願，但又防範中國可能帶來的威脅。

　　一方面，東盟國家主張以合作、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先後與中國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同意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鞏固發展與中國的傳統友誼，促進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另一方面，東盟某些國家積極推動南海問題的東盟化和國際化，加速推進「搶佔」南海的步伐。今年以來，越南不斷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發難，甚至以軍事演習「相逼」。菲律賓公然指責自從今年2月以來，中國至少九次入侵其在南沙群島的主權區域。印尼等國則大力推動南海問題「東盟化」。與此同時，美國積極加大對南海問題的干涉力度。自去年7月，國務卿希拉里發表南海涉及美「國家利益」的講話以來，美國不斷拉攏東南亞國家加強南海攻勢。今年6月起，美國與東南亞相關國家連續在南海地區發動大規模軍事演習。中國成為安全的「威脅者」。

　　實際上，中國根本不是地區安全的威脅者，相反中國在南海爭端中始終扮演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將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置於解決南海爭端的首位。這是近期南海緊張局勢升級並未引發軍事衝突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楊潔篪外長所說，中國並未威脅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且與東南亞國家以友好協商的和平方式解決爭議，維護睦鄰友好。中國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並未在南海問題上「脅迫」任何國家。副部長崔天凱再次此重申「希望其他國家能夠與中國一道採取一種克制的，負責任的，建設性的態度」。

　　當前，雖然東盟國家仍對中國存在誤解和不信任，但美國和東盟國家也意識到一味地將中國視為地區的「威脅」將不利於地區的和平發展。相反，南海地區需要中國充當「安全維護者」。於是乎，美國開始在亞太事務上與中國展開磋商；越南派遣特使訪華，加強與中國對話溝通；越、菲元首則可能在近期訪華的中，進一步與中國深化合作，共同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

　　隨著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實力差距不斷拉大，南海問題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影響雙方關係的最主要的傳統安全問題，直接影響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形象。一方面，東盟讚賞中國和平發展戰略，也基本認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方針。另一方面，東盟部分成員國卻又擔心中國軍力迅速增強，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將來會以武力或武力威脅的方式來解決南海問題。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東盟部分國家希望南海問題「多邊化、東盟化、美國化」，乃至於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曾於去年7月在東盟地區論壇上高調宣稱南海關係到美國國家利益。國外學者普遍認為，如何在解決主權糾紛的過程中，塑造中國和平發展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

　　（四）「非傳統安全上應更負責的合作者」

　　隨著中國與東盟全方位合作的迅速發展，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聯繫日益密切，共同問題也與日俱增，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中國，2003年中國「非典」疫情影響東南亞，近幾年頻發的湄公河水資源問題擾亂湄公河流域多國。可喜的是，中國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開展與東南亞的合作基礎好於傳統安全問題，這是中國提升在東南亞形象最成功的領域之一。在該領域，中國被東南亞視為「應更負責任的合作者」。

　　冷戰結束後中國形象幾經起伏。第一階段是冷戰結束後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整個世界對非傳統安全的關注程度遠遜於現在，而且中國與東盟交往不多，東盟與中國之間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並不突出，彼此合作和了解較少。第二階段是1997年至2002年，中國幫助東南亞度過1997年的嚴重金融危機，開始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第三階段是2003年，中國形象因為「非典」問題波及東南亞而一度受挫，經過迅速而有效的危機處理後，又有所回升。第四階段是2004年至2007年，2004年中國啟動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外援，救助受印度洋海嘯衝擊的印尼等國。東南亞隨即出現「中國機遇論」、「中國貢獻論」等善意言論。中國形象到達新的歷史高位。第五階段是2008年至今，湄公河水資源和環境問題頻發，一些外國媒體指責問題是中國在上游修建水電站所致，使下游的泰、越、老、柬等國部分民眾信以為真。之後，中國迅速進行危機處理，改善了形象。但該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將長期困擾中國在東南亞的形象。

　　中國形象變化與其危機處理表現息息相關。1997年至2002年，中國與東盟積極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合作，標誌性事件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幫助東南亞度過1997年災難性的金融危機。東南亞遭受危機衝擊時，美國等西方國家並未及時出手相救，在危機深化時，又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條件苛刻的援助計劃。中國在自身受到危機衝擊、實力有限的情況下，及時出手幫助東南亞：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助其穩定匯率，並向泰國、印尼等國提供數十億美元的金融和物資援助。中國雪中送炭之舉在東南亞立即樹立起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另一個是9.11事件後，2002年雙方簽署《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成為雙方合作的里程碑。

　　2003年初，中國因為「非典」流行而遭遇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危機。一些東盟國家受到「非典」疫情波及，經濟和社會生活受到衝擊。新加坡時任總理吳作棟取消訪華，馬來西亞更是暫時禁止中國遊客入境。東盟十分關注中國隨後的危機處理行動。事實證明，中國政府的危機外交給出了令東南亞信服的答案，沒讓東南亞失望。4月中下旬後，中國每天公布疫情。尤其是4月29日，溫總理應邀出席中國—東盟防治「非典」特別會議，提出與東盟建立疫病防治通報機制等措施，提議建立一項中國與東盟抵禦「非典」及相關醫療合作的特別基金，並宣布中國率先出資1000萬元人民幣作為啟動資金。雙方簽訂的《中國與東盟防治「非典」聯合聲明》是對《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有效及時的補充。中國與東盟關係多雲轉晴，使東盟國家再次感到中國是敢於糾錯、勇於負責的國家。同時，「非典」峰會是中國—東盟首腦首次就一個具體問題舉行的特別會議。這種探索處理非傳統安全危機的新合作模式，對將來雙方處理類似問題具有借鑒意義。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得到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