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擔任過美中兩國大使的美國人

(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一位既擔任過美國駐華公使又擔任中國外交特使的一位美國人。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頓市的一個拓荒者家庭。22歲時，他進入美國最著名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深造。1846年畢業後，蒲安臣回到波士頓當律師。1848年，蒲安臣進入政界。1856年，擔任國會眾議員。

1861年春，林肯總統任命蒲安臣為美國駐奧匈帝國公使。因蒲安臣曾發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說，被奧匈拒絕入境。於是，林肯總統改派蒲安臣為美國第一任常駐北京的公使。1862年7月，蒲來到北京。

美國政府指令蒲安臣在對待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盡量與英、法等國「協商與合作」。精明的蒲安臣，將合作」擴充為「既與西方列強合作，也與清政府合作」。「合作政策」的核心有五項，其一，在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各國「協商合作」；其二，為了條約權利，保衛條約口岸，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其三，贊助滿清政府「維持」秩序的努力，不干涉清政府對內鎮壓；其四，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不允許任何單獨的瓜分或割讓；第五，在中國用聯合外交來代替武力爭奪。蒲的這些作法令看慣了列強臉色的清朝官員頗有好感。

在具體問題上，蒲的確能照顧到中國的利益。例如，1863年，美國商船「幸運之星」號到達中國沿岸，岸上的人哄搶了這艘船。船主納爾遜要向清政府索賠經濟損失，蒲安臣拒絕為此事向清政府索賠。因為納爾遜缺乏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他的財產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條約》第13款之規定：「倘商船有在中國所轄內洋被盜搶劫者，……萬一正盜不能緝獲，或起贓不全，不得令中國賠還貨款。」

美國著名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人生頌》（A Psalm of Life）在美國家喻戶曉，英國漢學家威妥瑪（Thomas Wade）當時任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秘書，將《人生頌》用漢語翻譯出來，拿給總理衙門大臣董恂看，請其指正。董恂一時技癢，對威妥瑪的漢語翻譯加以潤色並改成七言律詩。當蒲安臣於1865年返回美國做短期停留的時候，董恂特意將《人生頌》的中文譯詩寫成扇面，請蒲安臣將其送給朗費羅，以示友好。此扇現保存在哈佛大學不遠處的朗氏故居

根據錢鍾書的研究，《人生頌》是第一首漢譯美國詩，也可能是所有美國文學作品中被譯成中文的第一篇漢譯作品。錢鍾書甚至提出《人生頌》的翻譯是中國最早的英漢詩歌翻譯。

美國人惠頓（Henry Wheaton）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也稱《萬國律例》）是通過蒲安臣的推介而被翻譯成中文的。在 1863年，當中國政府在同列強打交道捉襟見肘、進退失據之時，軍機大臣文祥詢問蒲安臣意見，蒲即推薦了惠頓的書，並安排美國人丁韙良（W. A. P. Martin）著手翻譯。該書最後由官方出版。成為中國了解西方國際法及外交的第一部入門書。

蒲安臣也是把大清學者型官員徐繼畬所撰的《瀛環志略》一書介紹給美國的人。徐在此書中稱華盛頓為一代偉人。為表彰徐在中國傳播美國之功，美國國務院特贈華盛頓肖像給徐繼畬。如果中國人訪問位於美國首都的華盛頓紀念碑，應該去讀一下刻在此石碑之上的徐繼畬所撰《華盛頓頌》。美國人願意把一個19世紀中國官員的文字刻在其國父紀念碑上，同華盛頓英名一樣萬古長存，應該說是中美兩國歷史的一段佳話。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蒲安臣與總理衙門充分協調。總理衙門居然指令中國沿海各省全力阻止美國南方其他艦隻攻擊美國北方的商船及財產，嚴禁美國南方船隻駛入中國港口。這可能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捲入與中國無關的國際事務。蒲安臣代表美國政府對大清政府表示衷心感謝。美國著名作家的馬克·吐溫當時寫道：「中國是第一個對我們提供公正友好援助的外國政府，它向到處劫掠的「阿拉巴馬號」及其他艦船表示其不支持南方叛亂方，不向它們開放中國港灣。」

1867年11月下旬，擔任駐華公使已達6年之久的蒲安臣辭職回國。在總理衙門(清廷負責外交事務的部門)舉辦的餞行宴會上，他向奕等表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蒲安臣的這番表態，讓處在焦慮中的奕眼前一亮。

當時，正在開展洋務運動的清政府已深深感覺到與列強之間，不僅要「請進來」，更要走出去。恭親王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寫道：「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熟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

更為緊迫的是，1858年《天津條約》規定的10年修約之期將至，清政府擔心西方列強趁修約之機「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籠絡各國。可是使臣的遴選和中外禮儀糾葛卻成為兩大難題。

蒲安臣在餞行宴上的這番話，讓奕等不禁靈機一動，何不幹脆請洋人為使呢？這既能取得遣使出洋的實效，又可以避免中外禮儀的糾葛。在獲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後，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旋即蒲安臣授大清國的一品頂戴花翎，以「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頭銜，率大清國第一次外交使團出使各國。

更具標誌性的是，大清本無國旗。蒲出使期間，設計了中國有第一面國旗，樣式為黃底藍鑲邊，中繪一龍，長三尺，寬兩尺。作為中國象徵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意味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國家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之中。在與國際規則接軌的方向上，中國又跨近了一步。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團乘坐「格斯達哥里」號輪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開始出訪歐美各國。

蒲安臣首先抵美國。從舊金山前往華盛頓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熱情地向美國聽眾陳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它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它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利。」

充滿熱情的演講，在所到之處引起轟動，深深打動了聽眾。在華盛頓，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八條，史稱《蒲安臣條約》。這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簽訂的比較平等的條約。在形式上，中國首次以主權國家身份訂約；在內容方面，其對等性反映在締約雙方均有設領護僑、移民、辦學、宗教信仰自由等權利和義務。這一方面滿足當時美國的需要。同時，清政府則通過這個條約，從形式上獲得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保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條規定，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時，美國「需照相待最惠國人民」對待，為首批中國幼童赴美留學打下了法律基礎。其他還有些保護赴美華工、僑民條款。梁啟超稱讚「彼條約實為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

在結束訪問美國之後，蒲安臣使團繼續前行，遍訪英國、法國、瑞典、丹麥、德國、俄國，會見了各國元首。但歐洲各國顯然不如美國對華友好。英國人羞辱他，法國人冷落他，只有普魯士對他較客氣。

蒲安臣心力交瘁，1870年2月18日，在參觀完沙俄皇宮回寓所後，蒲安臣就覺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兩肋疼痛。志剛讓隨團的中醫給蒲安臣診治，結論是「肝鬱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蒲安臣夫人請來西醫治病，但不見好轉。志剛的日記記載了蒲安臣當時的狀況：

「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於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未當，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1870年初以49歲英年死於俄國。去世時還是中國的使臣，還在為中國的外交做最後一搏，可謂為中國捐軀，死而後已了。在獲悉其去世的消息後，為表彰其貢獻，大清政府賜其正一品大臣。甚至連其遺體也由中國出資運回美國，安葬在與哈佛大學咫尺之遙的奧本山墓地。

中國人喜歡稱尼克松、基辛格等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與他們相比，蒲安臣才真的是中國人的朋友，別忘了，他還是中國的使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