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中數字的獨特藝術價值

內容提要 數字入詩之所以受人青睞，除了詩歌本身的發展需要數字以外，也與數詞、量詞的日臻成熟不無關係，尤其是數量詞具有其他詞類不可比擬的修辭作用。另外，修辭格的日益完善也為數字入詩增色添輝。可以說，詩用數字進一步豐富了修辭的內涵，而眾多的修辭格又使數字情趣橫溢、詩意盎然。 古代詩歌喜用數字，有個從少到多，從一般選用到追求神奇效果的使用過程。大體上說，數字入詩萌芽於先秦，形成於兩漢至南北朝，鼎盛於唐。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已經出現了反覆使用數字的詩。描寫青年男子思慕愛人的《王風·采葛》，一章比一章誇張：「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語意遞增，情感深化，多次運用誇張構築了深遠的意境，使人易誦、樂背，歷久不忘，此詩開創了巧用數字之先河。委婉語是先秦著作中常見的重要修辭格，它也反映在《詩經》含數字的詩中，如《唐風·葛生》：「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百歲之後，歸於其室!」以「百歲」代死後，表達了喪偶的少婦深切思念亡夫的忠貞不渝的愛情。但總的說來，西周初葉至春秋中葉的詩人尚未能體會到奇妙多變的數字對開拓詩的意境、提高詩的思想性及藝術表現力有重要作用，加之受量詞出現晚的制約，數字的自覺選用並不多。兩漢至南北朝，以數字見新意的詩多了起來。這與詩人注重運用數字有關，也與量詞的增多有涉。特別是南北朝時期，量詞發展，名量詞分工細密，數量增加，超過了前代，而動量詞也由新興漸入成熟。動量詞具有一定的形象性，能增強詩歌的感染力。於是，在這一漫長時代中，無論是民歌，還是文人詩作，數詞和量詞的使用逐漸多了起來，說它們以數為主，以量以輔，融合滲透，合二為一，實不為過。漢樂府民歌《陌上桑》末段寫羅敷誇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不妨說，羅敷有意憑藉數量詞誇讚了夫婿風華正茂，官位一升再升。誇張鋪陳的目的是誇夫不同凡響，才幹超群，是數量詞詮釋了「殊」字的豐富內容，終於滅掉了「使君」的威風，使他溜走了事。我們又自然想到被明代王世貞稱之為「長詩之聖」的《孔雀東南飛》，其詩首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托物起興，渲染了全詩的依戀不舍、纏綿凄涼的悲劇氣氛，起到了統攝全詩，導引下文的作用。緊接著，通過劉蘭芝向丈夫的訴說：「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夫，心中常苦悲。」由起興轉入鋪陳，句句用數，刻畫了劉蘭芝是位善於紡織裁縫，明詩書達禮樂的婦女形象。曹操的代表作《蒿里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又是用飽含血淚的數字真實形象地再現了漢末的社會動亂，民不聊生的現實。可見，數字在要求形象、精鍊的詩句中舉足輕重，是其他詞類的詞不可取代的。唐代詩人偏愛數字，甚至達到了離開數字便無法成詩的地步。特別是近體詩成熟之後，許多傑出的詩人如李白、杜甫、劉禹錫、孟郊、柳宗元、張祜、李賀、許渾、杜牧、李商隱等無不是活用數詞的高手。為何有唐詩人偏愛數字呢?我們認為這是詩歌本身的需要，更是數詞有獨特藝術價值造成的。它使數字與修辭水乳交融，互相映襯，共同開掘深化了詩意，使詩作本身產生了超出詩人構思時的藝術感染力。一、連用性不難發現，許多唐詩往往會句句用數，或是大多數詩句巧用數字。不少詩人在連續使用數字時表現出的創意、新奇，使數字入詩既能描繪千差萬別的景色，又能淋漓盡致地抒發喜怒哀樂的情懷。數字分工不同，且又渾然一體，詩意一以貫之，情感一氣呵成。張祜的《宮詞二首(其一)》：「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這首直敘其事，直寫其情的宮怨詩，只二十個字，卻句句有數字。用「三千里」，寫宮女離家之遠(「故國」是故鄉之意，因這首詩是仄起仄收式，故首句第二個字只可用入聲字「國」，不可用平聲字「鄉」)妙齡離鄉背井，終生難見親人，此句點明地點。「二十年」寫入宮之久，已人到中年，這句寫時間。首聯用表空間和時間的數量詞極力渲染了地遠時久的悲痛氛圍，宮女的可憐可悲如在眼前。但詩人的筆觸於此未止，又用「一聲」、「雙淚」將宮女無法控制的淚水直灑尋歡作樂的君王面前，這兩個數量詞的份量和揭露深度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數量詞成了全詩的靈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這是杜甫絕句的代表作。「兩個」是點，「一行」為線，「千秋」含史，「萬里」寫今，景色優美，情緒歡快。若將四個數量詞刪掉或代之他詞，則難免使原詩黯然失色。何也?因為看似平直的數量詞隱含著詩人複雜的內心思想活動。尤其是「萬里」，點明了安史之亂已平，船隻來自萬里之遙的東吳，這正是奠定該詩歡快基調的所在。李白的《早發白帝城》四句中三句用數，選用「千里」、「兩岸」、「萬重」，緊扣了一個「快」字——詩人心中暢快，又寫船隻飛快。以數抒情，實現了詩人與讀者在情感上的直接交流。應該說，數量詞是使該詩「行之久遠」的重要因素。至於柳宗元的《江雪》，韻腳雖押入聲韻，但即使少年，也能背誦如流，大概與嵌入數量詞有很大關係：詩人用「千山」、「萬徑」作為宏觀遠景，突出了「孤舟」「獨釣」的特寫鏡頭(「孤」「獨」在古詩中也屬數目字一類)，用心品味，還有比數量詞勾勒的這一畫面更靜謐、潔白的嗎?劉叉的《偶書》：「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間萬事細如毛。野夫怒見不平處，磨損胸中萬古刀。」正是靠這把寒光熠爍的「萬古刀」折射出詩人俠肝義膽的強烈個性，才使這首抒懷詩也能流傳萬古。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詩人用幾個數量詞將日沉月升的大自然美景作了出神入化的描寫，給後人以美的享受。二、可比性世間人、事、物都有對立面，均處於矛盾的統一體中，所以漢語中才會有那麼多鮮明深刻的反義詞。詩歌中恰當地運用數字也會造成強烈的反差，揭示人、事或社會的本質，引人深思，使人難忘。數字的可比性，在唐詩中屢見不鮮。劉禹錫的《台城》先寫六朝皇帝荒淫奢侈，而最甚者當屬營造了結綺、臨春、望仙三座樓閣的陳後主：「台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次寫當年景象繁華的「萬戶千門」如今變為「野草」，令人怵目驚心。結尾以詩的語言用聽覺形象挑明了陳後主亡國的原因——「只緣一曲後庭花」，便毀掉了豪華氣派的「萬戶千門」。「一曲」與前面的三個數量詞構成強烈對比，這一巨變，不正是歷史上無數驚人相似的縮影嗎?讀白居易的詩，常有無數不成詩的感覺。很多詩通過數字的兩兩對比，產生了特殊的藝術感染力。「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上陽白髮人》)。十六歲豆寇年華，六十歲白髮垂暮，將十六歲顛倒，時間跨度為四十四年，涵蓋了一個靚麗女子的整個青春年華，最寶貴的時光竟斷送在深宮中，讀至此，能不震撼讀者的心靈嗎?實是作者有感而發的血淚控訴!「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賣炭翁》)。賣炭翁一心希望賣個好價錢，換來的卻是宮中多餘的無用之物，奪走的是他的活命錢。數量詞的對比，引發了讀者的深思和憤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長恨歌》)，楊貴妃的美貌、風度、多情、能歌善舞都融入對比的數字之中了。詩人《買花》中的結尾應是唐詩中運用對比手法的優秀之作：「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一叢「灼灼百朵紅」的深色花，就要花掉十戶中等人家的賦稅!貧富不均，社會矛盾的尖銳，通過田舍翁的感嘆，確切地說，是詩人的無限感慨，從字裡行間里流露出來，從而實踐了作者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三、替代性數詞不同於代詞，數詞也與修辭中的借代大相徑庭。但我們從不少唐詩中，卻驚奇地看到數字入詩竟然有替代人的作用，且和修辭中的擬人、擬物或比喻結下了不解之緣。王昌齡的《採蓮曲二首(其二)》，數字「兩」用得極活甚妙：「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採蓮少女身著荷葉一樣的綠羅裙，置身田田荷葉中，詩人先描寫了生氣勃勃的大自然美境，令人驚嘆的是第二句的「兩」字，它描繪了荷花似青春少女那樣鮮艷嬌美，而少女的臉龐又如荷花那般紅潤艷麗，人花難辨，融為一體。一個「兩」字既替代了荷花，又暗指了少女，擬人、擬物糅合交錯，使整首詩充滿了青春活力。李白的《獨坐敬亭山》也是妙用「兩」字、獨具匠心的數字詩：「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詩人先用「眾」、「孤」兩個數字極力渲染了一個靜的世界，彷彿世上只剩下詩人了，表現了詩人的孤獨和寂寞。後兩句賦予了敬亭山以生命和感情。「只」雖不是數字，但此處含有「一」的意思。只有這座山脈脈含情地望著作者，詩人喜愛大山，大山鍾情詩人，這擬人手法的高超運用，是因為選擇了具有替代作用的數字「兩」的緣故。詩仙的另一首名詩《月下獨酌四首(其一)》也是詩人一人，獨酌無親，冷清寂寞，突發奇想：「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連同明月、人影化成三人，與上首詩有異曲同工之妙，又以擬人辭格，巧用數量詞將冷清的場面寫活了。四、誇飾性趙克勤先生認為，「誇張」是故意渲染以喚起注意，而詩歌是最需要「渲染」的一種文學體裁，數字的靈活運用自然成了承擔這一要求的載體。數字可以突破現實生活的「形似」而創造出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寓情理之中的「神似」的境界，令人信服。運用數字，只要「誇而有節，飾而不誣」〔１〕(《誇飾》)，便可成「百」上「千」地誇張，以求達到藝術的真實。這便是「辭雖已甚，其義無害。」〔１〕(《誇飾》)唐代詩人充分利用數字的藝術作用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千古傳誦的詩篇，並成為後人借鑒的典範。李白的《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一個「掛」字，似無形的巨手，將碩大的白練高高挑于山前。「飛流直下三千尺」，瀑布之猛之高之響，驚心動魄，壯觀至極。最後，又用數量詞再次將誇張推向極致，這飛騰的瀑布莫非是銀河從九天凌空而落?這首深深烙印在讀者心田的山水詩，數字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則以數字重重地凝聚了一個「愁」字：「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不知明鏡里，何處染白霜。」詩人有以山寫愁的，有以水喻愁的，而李白的愁無盡無休，如何來寫?他別出心裁，竟以「三千丈」之長的白髮喻愁，極言愁之深重，他用藝術的真實再現了生活的真實，把詩的基礎和靈魂——感情，做了最大的渲染，自然而然引起了讀者的深刻同情——為才華橫溢的詩人長期受壓抑排擠而憤憤不平!詩仙之名已含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而李白善用誇張又是構成這種色彩的主要成分。特別是極能表現他個性的詠酒詩，不少詩中借數量詞塑造了詩人的高大形象，抒豪情，展壯志，痛快淋漓，其代表作當屬膾炙人口的《將進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懷……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唐詩中善用數字誇張者眾多，唐代之後常有人不解誇張的用意，而是用生活的真實去衡量藝術的真實，對唐人的數字誇張詩篇多有微辭。杜甫的《古柏行》，有「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兩句，作者歌詠夔州諸葛亮廟的古柏樹，以「四十圍」極言其大，用「兩千尺」極言其高，意在以古柏的高大象徵孔明人格的偉大。如果機械地計算古柏的「四十圍」和「二千尺」，譏諷杜甫寫得不合情理，，這是不懂藝術的表現。可見，杜詩運用誇張，並沒脫離樹大樹高的原有基礎。正如王國維所言：「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２〕杜甫的詩句不正反映了詩人是理想家兼寫實家嗎?五、對稱性近體詩在格律上的一大特點是講究對仗，即中間兩聯一般要用對仗。對仗不僅使律詩的形式美觀，雅俗共賞，而且在內容上又呼應滲透，使詩意更加深沉，是詩人刻意追求的重要辭格。選用數字嵌入對偶句中，在律詩中俯拾即是，作用非常。前面所舉例詩，有不少是數字對偶句。以下詩篇，也十分典型。被詩評家胡應麟在《詩藪》中譽為古今七律之冠的《登高》，首聯和頷聯極力描繪濃郁的秋日，鑄成了千古流傳的佳句：「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而頸聯中的數量詞卻是全詩的中流砥柱。全詩在謀篇、造句、鍊字上，超凡奇特，尤以頸聯為最。一些詩評家和注者已指出該聯有八層意思：「萬里」，地隔遙遠；「悲秋」，時序凄涼；「作客」，羈留他鄉；「常作客」，羈旅長久；「百年」，已至晚年；「多病」體弱難支；「登台」，遙望故土；「獨登台」，沒有親朋。但對仗極工的八層意思並非並列關係，而是以「萬里」統領全聯，「百年」又帶起全句。擴而大之，這兩個極平常的數量詞是全詩之總綱，所有句、詞以它為核心精心選擇、造句。詩人抓准了登高時自身最重要的兩點：「萬里」——遠離故土；「百年」——人到暮年。正因如此，時值秋日，才有「悲秋」之感；客居他鄉，才有「作客」之語，而以「常」字冠之，足見經常飄泊，使人自然想起「客舍似家家似寄」的詩句。這幾層意思都是由「萬里」而生，是對「萬里」的有機補充。依此分析，「多病」、「獨登台」也是緊緊圍繞「百年」來寫的。首聯和頷聯是客居他鄉的秋景，尾聯的「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是「百年」寓意的延伸，如果說杜甫的《登高》為古今七律第一，那麼，對仗的數量詞則是奪冠的基石。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其詩氣勢磅礴，讀之如身臨其境，胸襟頓開。結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典型的流水對，語言樸實，卻富於只有登高才可望遠的哲理，而這一哲理又是靠表達遠望和登高的數量詞展現的。「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王維的《送梓州李使君》首聯起句不凡，數量詞相對，又與互文並用，使意境無限闊大。頷聯轉向特寫：一夜山雨，百泉飛瀉，景象秀美，令人神往。兩聯中四用數量詞起到了視點由遠及近，意境由宏大深遠而清晰具體的奇特作用。常被人援引的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不僅對句工整，而且兩個數量詞如一木頂千斤，使詩句神完氣足。「千帆過」，寫足氣勢；「萬木春」，寫夠精神。以上簡述，剖析了古代詩歌中數字的獨特藝術價值。說明了巧用數字有利於言志、抒情、繪景、狀物，因此數字成為詩人筆下的常客，詩中的珍品，這便是眾多含數字的古詩久傳不衰的重要原因。收稿日期：２０００－０１－０３參考文獻：〔１〕劉勰．文心雕龍〔Ｍ〕．濟南：齊魯書社，１９８２．〔２〕王國維．人間詞話〔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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