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一強： 影響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轉型的部族主義因素分析

請點擊圖片上方藍色小字關注我們來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0年第3期【內容提要】蘇聯解體後,確立並實現西方憲政民主制度成為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轉型的目標訴求。然而,近20年的政治運作實踐表明,吉至今非但沒有建立穩固有效的民主制度,反而陷入了「民主—專制」的怪圈之中,並在轉型過程中出現了諸如政權體系脆弱不堪、憲政危機不斷、政府更迭頻仍、政局動蕩不安、政治運作非制度化等一系列劣質民主因素。本文認為,導致吉民主化政治轉型產生上述惡質因素的深層根源在於部族主義這一傳統政治文化,而相關分析視角在國內學界尚不多見。【關鍵詞】吉爾吉斯斯坦　政治轉型　部族主義【作者簡介】焦一強, 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副教授、法學博士。(蘭州　730000)一 問題的提出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中亞新獨立國家吉爾吉斯斯坦以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為導向的政治轉型真正開啟。然而,近20年的政治轉軌實踐表明,吉至今非但沒有建立起穩固有效的民主制度,反而自90年代中期以後曾經的中亞「民主島」開始步地區別國後塵逐步回歸權威主義政體,其政治轉型陷入了「民主—專制」的怪圈,並出現了諸如政權體系脆弱不堪、憲政危機不斷、政府更迭頻仍、政局動蕩不安、政治運作非制度化等一系列劣質民主因素。尤其是,2005年「鬱金香革命」和2010年4月上旬發生的政變可謂是吉10餘年政治轉型績效的真實寫照。那麼,為何西方民主制度在吉爾吉斯斯坦找不到支撐點?究竟哪些因素使吉民主化政治轉型發生畸變並出現惡質因素?長期以來,學界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外部勢力等方面對影響包括吉在內的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因素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解讀。以政治文化為例,多數學者主要是從伊斯蘭宗教文化和蘇聯政治文化等層面來分析總統集權制的成因及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忽視了最能體現吉游牧政治文化傳統的部族主義這一深層動因。值得注意的是,在吉國內學界對此問題早有深刻的認識。誠如吉總統戰略研究所前所長В·鮑加特列夫曾指出的那樣:「很遺憾,只能說在獨立的17年間,我們國家沒有政治、也沒有思想意識鬥爭,唯獨有的就是部族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而吉駐馬來西亞前大使Р.熱比科夫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們的政治所反映的就是各個部族因財源再分配而進行鬥爭。」[1]事實上,吉自轉型以來其民主政治始終處在「部族主義」陰影的籠罩之中。部落、血緣、權貴織成的網路與家族體系拼湊成了吉國政治大雜燴,從而影響了其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運轉。政治轉型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制度變遷的過程。新制度學派主要代表人物諾斯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範」[2]。通常情況下制度可分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其中法律、章程等屬於正式制度,而價值觀念、習慣傳統、倫理道德等文化現象則被視作非正式制度(或稱制度的非正式規則)。現實表明,非正式制度的生命力要比正式制度更加頑強持久。政治文化作為一種隱性制度,對制度的正式規則具有較大的塑造作用。在新制度主義者看來,政治由制度構建,而制度又為歷史所構建。西方學者帕特南則認為:「社會環境和歷史深刻地影響著制度的有效性。一個地區的歷史土壤肥沃,那裡的人們從傳統中汲取的營養就越多;而如果歷史的養分貧瘠,新制度就會受挫。」[3]我國學者羅榮渠教授也曾指出,「長期歷史發展形成的文化沉澱物——文化傳統,具有比政治結構更大的穩定性,成為影響歷史動向的潛在的深層結構」[4]。總而言之,「一個現代政治體系會在很多方面受到其國家歷史的影響,其中影響最深的恐怕要算這個體系的政治文化了」[5]。與所有後蘇聯國家一樣,吉政治轉型是伴隨著諸如憲法、政黨法、選舉法等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構建而展開的。但實際上法外製度比提供政治體制框架的法定製度對其政治體制所產生的影響還要大,從而致使吉民主化政治制度發生異化並失靈,出現了非制度化運作現象。也就是說,組織或公民個體在政治活動中常會採取一些與現代民主政治「遊戲規則」相違背的非常態的政治行為。可見,吉政治發展的問題不在於沒有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實體,關鍵是缺乏依法行事、對制度有著充分尊重的制度精神。對此有吉國內學者指出,吉「現階段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遵守規則的傳統」[6]。而導致此種境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與部族主義文化傳統緊密相關。由於長期遭受外來帝國入侵與征服,中亞國家缺乏建構民族國家的歷史,相對於烏、塔等中亞農耕文明國家,游牧吉爾吉斯基本上沒有能體現其民族核心價值觀的真正意義上的傳統文化,而部族主義作為一種體現和反映本土游牧傳統與習俗的政治文化,在吉有著很深的歷史積澱,並在民族政治心理中被根深蒂固地保留下來,從而影響了當代政治轉型。當然,影響吉政治轉型低效運作的環境因素固然很多,如經濟的、蘇聯制度遺產的、外來勢力的,等等,但在筆者看來,導致吉民主化政治轉型出現劣質因素的深層動因則在於部族主義文化傳統。本文將就部族主義對吉政治轉型所產生的危害及負面影響給予闡述與分析。二　部族主義的概念界定部族主義與「部族」有著直接的關聯。長期以來,由於翻譯及其他方面的緣故,學界及相關辭書對「部族」(英文「Tribe」,法文「Tribu」,俄文「клан」和「род」均包含有此意)概念和稱謂的理解和界定並不是十分統一,與「部落」混用的現象也時有發生。目前我國學界對部族和部族主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非洲方面,且研究成果相對有限。根據我國辭海的解釋,「部族」的主要含義包括:(1)我國歷史上指聚居的部落。最初指一個族體;後指一個族體內部的各部分,部族在此處是部落和氏族的合成。(2)對氏族、部落之後,資本主義以前的人們共同體的譯稱。源於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等[7]。西方學者通常把「部族」理解為由現實或臆想的血緣紐帶相聯繫的、緊密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群[8]。在一些非洲學者看來,就民族共同體發育的歷史進程而言,「部族」是由若干氏族和部落組成的一個族群,其發展水平各異,大體上處於氏族和民族之間[9]。吉爾吉斯和俄羅斯研究者的「部族」概念比較寬泛,將「部族」視為是由血緣紐帶以及文化和地域關係相聯繫的大型亞民族群體。吉學者М·安瓦爾別克認為,西方學者的「部族」概念用吉爾吉斯語可以有兩種表達形式:即「兀魯克」(урук)和「兀魯」(уруу)。其中「兀魯克」主要指依靠現實血緣紐帶聯繫的小部族;而「兀魯」則指密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其成員之間不僅有現實、而且有臆想血緣關係的較大的共同體[10]。綜合以上分析,有關「部族」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本文採用吉學者對「兀魯」的闡釋。何謂部族主義(英文Tribalism,俄文Трайбализм,吉文Уруучулук)?其界定就更為複雜,在國內外文獻中至今尚無定論。有人將部族主義視為一種政治文化,也有人將部族主義看做是族群之間相互的看法,還有人認為部族主義其實就是一種部族關係或部族傳統。比利時著名研究非洲問題的學者J.范西納對部族主義的界定是:「一個社會群體認為它在文化上有別於周圍所有其他社會群體,而周圍的社會群體也具有同樣的看法」[11]。中國學者李保平將部落政治文化等同於部族主義,認為同一部落或部族的人們懷有強烈的集團意識,強調對本部落本部族的忠誠和認同。這種部落政治文化被稱作部族主義,它是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它傾向於排斥其他部族,將對國家的忠誠和認同置於次要地位[12]。就吉國內學界的情況來看,目前關於部族主義也沒有確切的概念,部族主義往往也被認為是氏族部落關係的代用語[13]。也有不少吉國學者建議把部族主義視為一種超越時代的傳統現象去研究,所謂的傳統現象在這裡主要是指沙皇俄國之前的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14]。把部族主義界定為一種部族傳統,在吉學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上文提及的吉學者М.安瓦爾別克根據其對「兀魯」(吉語為「部族」之意)的闡釋,把部族傳統稱作部族主義。在他看來,作為部族主義的部族傳統反映在其成員在解決共同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時所表現出的團結精神[15]。在本文中,筆者是把部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文化來理解的。三　吉部族主義的基本原則與部族結構吉爾吉斯人自古就是游牧民族,以部族傳統和思想觀念為基礎的部族主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受其千百年來游牧生活方式熏陶和影響的結果。直至19世紀下半葉併入帝俄之前,吉依然保持著古老氏族社會的原始風貌和游牧生活方式。部族主義在吉有著極其頑強的生命力,併入帝俄儘管對其有所遏制,但並未徹底將它消滅。蘇聯時期為了塑造統一的「蘇維埃人」形象,政府雖說同部族主義進行了70多年的堅決鬥爭,然而基於氏族血緣共同體認同的部族主義思想與觀念幾千年來已深深印在每個吉爾吉斯人的腦海中,絕非短短的幾十年就能除根而退出歷史舞台的。蘇聯解體吉爾吉斯斯坦獲得獨立後,部族主義思想重新抬頭,其盛行主要是基於以下緣由:其一,為了建構民族國家,民族傳統的復興為部族主義的死灰復燃提供了生存沃土;其二,鑒於轉型期國家秩序的混亂和人民生活遭遇的困苦,人們開始重新按血緣關係來尋求部落的保護,由此導致部族主義大行其道。(一)部族主義的基本原則作為一種歷經千百年洗鍊的部落社會經濟聯繫方式和世代經驗積累的傳統政治文化,部族主義已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並滲透到吉爾吉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領域,在其生產、分配、管理乃至祭祀活動等一切生活方式中起著決定性的作 用。總體而論,吉部族主義的基本思想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6]:●全部族人共同關心維護本部族的完整、獨立和自主;●共同關心本部族人員的增加和實力的發展壯大;●物質福利主要是以血緣-部族共同體來確定分配;●全部族人共同關心維護部族部落內部的穩定、團結和互助;●維護和提高部族的威望;●調節生產、財產、家庭、群體及個人之間關係;●擔負有行為能力的一代人的教化任務;●保護部族部落及其財產免遭外來侵犯。上述原則表明,就其本質而言,部族主義是吉傳統社會自我組織制度的真實反映和寫照,該原則規定是構成吉爾吉斯人社會組織、管理、經濟、教育、防務以及司法等活動的基礎。不難發現,該原則同時也折射出了十分鮮明的部族利己主義色彩。(二)吉部族結構狀況由於吉爾吉斯民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自古以來就建立在以原始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聯盟的堅實基礎之上,因此部族主義在其日常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時至今日,對於所有吉爾吉斯人來說,無論是在個人還是在社會生活中,部族常常是每個人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標識。對於任何一個政治精英而言,其所屬哪個部族是其政治生命的關鍵所在。就部族結構狀況而言,吉目前的部族主要分為三大集團(或稱三大翼、三大系):即左翼、右翼以及伊奇基利克(左、右翼之外的第三大部族集團)[17]。左翼左翼部族位於吉北部和西部的平原地區。該集團主要包括薩雷巴噶什(СарыБагыш)、庫什丘(Кушчу)、索爾托(Солто)、特納伊(Тынай)、薩雅克(Саяк)、布庫(Бугу)、薩魯(Сару)等七個大的部族。其中,薩雷巴噶什和布庫兩個部族對吉國家政治生活曾產生過重大影響。蘇維埃政權在吉確立初期的國家領導人大都出自布庫部族,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之後布庫部族開始衰落,其主導地位隨即被薩雷巴噶什部族所取代,斯大林之後的吉爾吉斯共和國領導人(包括阿卡耶夫)大多出自薩雷巴噶什部族。阿卡耶夫1990年戰勝南方部族出身的馬薩利耶夫出任總統,部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關鍵的作用。總之,獨立以來的十餘年間,薩雷巴噶什部族可以說是阿卡耶夫政權獲得支持的基礎。右翼右翼部族位居吉南部山地地區。右翼只包含一個部族——埃迪基內(эдыгины),該部族認為他們是純正的吉爾吉斯人,是吉民族文化遺產的主要保護者。吉獨立來的反對派大多來自右翼部族。伊奇基利克伊奇基利克(吉語意為「內部的」或「平原的」)是位於吉南部地區既不屬於左翼又不屬於右翼的一個中間部族集團。構成該系的眾多部族並非吉爾吉斯族出身,但他們習慣認為自己是吉爾吉斯人,該部族集團與南方有著緊密的聯繫。在此值得說明的是,隨著社會發展,吉部族之間的地域觀念日趨顯明,地區主義色彩十分濃厚。其主要原因是南方居民的生產方式、經貿關係乃至民族心理主要是在費爾干納盆地形成的,而北方居民的上述特徵則主要孕育於楚河谷地[18]。因此,在沒有特殊限定和區分的情況下,習慣上吉所有部族可籠統地稱作南方部族或北方部族。吉獨立來,阿卡耶夫執政期間國家政治和經濟大權基本由北方部族掌控,而南方部族在更多情況下是扮演了反對派的角色。「顏色革命」之後,巴基耶夫政權的載體主要為南方部族。四　部族主義的表現特徵及其對吉政治轉型的影響儘管部族主義在吉爾吉斯斯坦有著形式各異的表現形態,但在筆者看來,其表現特徵對吉民主化政治轉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層面:(一)狹隘的部族政治忠誠與認同不僅對吉國家統一產生巨大危害,而且嚴重影響了其民族國家的建構進程。民族國家建構是吉政治轉型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因為如何建構民族國家這一吉政治轉型所必須依託的基本政治單位,是關係到其政治轉型能否順利進行的基本前提條件之一。為此,阿卡耶夫總統在執政期間一直十分關注民族團結和民族國家的建構問題。誠如他在1994年11月接見南方奧什州和賈拉拉巴德州代表時所說的那樣:「儘管吉爾吉斯人擁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傳統,但現在部族主義和地方主義開始抬頭,要知道在民族團結薄弱的情況下,分離主義可以輕而易舉地紮根。我們現在是處於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團結一致的歷史時期。」[19]吉爾吉斯斯坦由於歷史上長期沒有建立過自己獨立的民族國家,因而依靠血緣關係形成的部族便成了聯繫其社會成員的紐帶,加之古代自然條件惡劣,部族彼此之間絕少交往和聯繫,在此背景下從事游牧活動,每個成員只有依賴其所在的部族方可在安全和生存等方面尋得保護與支持[20]。任何一個人如果離開自己的部落,不但無法生存,甚至單獨行動極有可能落入外敵之手而遭遇人身安全的危險。此外,物質福利也主要是以血緣-部族共同體來確定與分配的。為此每個成員只有嚴格遵守本部族的原則與規矩,才能維護自己的全部利益。這樣,基於生存和利益維護的需要,在漫長的游牧生活過程中,吉爾吉斯人潛移默化地形成了只認同並忠於自己所屬部族,而強烈排斥外族的保守的思維定勢和民族心理。在過去沒有形成國家的情況下,部族主義所表現的僅認同其所屬部族的觀念對於維護該部族的統一完整無疑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但在形成民族國家之後,如果依然抱著狹隘的部族政治忠誠與認同觀念不放,則會催生地區主義,甚或是民族分離主義,不僅不利於國家的完整與統一,而且對於安定團結的穩定政治局面也是十分有害的。事實表明,吉獨立來時常面臨著地區分裂威脅的深層根源就在於部族主義的這種狹隘思想。由於地理及歷史文化的差異,吉部族主義帶有濃厚的南北地域色彩,南北部族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一向十分尖銳和激烈,由此導致的地區對抗問題由來已久。為了爭奪浩罕汗國的支配權,自19世紀以來吉南北兩大部族——以薩雷巴噶什為代表的北方部族與在南方占統治地位的奧什部族之間的爭鬥就從未間斷過,由此奠定了南北部族爭鬥的基調和傳統。蘇聯時期,共和國最高領導人職位的更換同樣反映了平衡南北部族關係,並化解其彼此之間矛盾的結果。從1950年到1961年,佔據吉共中央第一書記位置的是南方出身的И.拉茲扎科夫;1961~1985年該職位由來自北方薩雷巴噶什部族的Т.烏蘇巴利耶夫擔任;1985~1990年該職位重新由南方人馬薩利耶夫擔任;1990~2005年國家領導權再度掌握在北方 薩雷巴噶什部族的阿卡耶夫之手[21]。2005年「顏色革命」之後,南方出身的巴基耶夫出任代總統後,邀請北方出身的庫洛夫擔任政府總理,形成所謂的「巴-庫聯盟」執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平衡南北部族關係,以免國家陷入分裂狀態以及因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而可能引發的內戰。事實上,有吉學者曾指出,阿卡耶夫在執政期間,因多次操縱憲法,試圖不惜一切代價將權力保留在自己家族手中並將其移交給自己的女兒而使吉處於內戰的邊緣,同政治發展與憲法原則背道而馳。對此,包括米格拉尼揚在內的一些俄羅斯政治學家曾預言,吉可能因帶有地區主義色彩的南北部族爭奪最高權力鬥爭的進一步加劇而走向解體[22]。正因為考慮到藉助「鬱金香革命」推翻其政權的力量主要來自南方,阿卡耶夫在逃亡時簽署的最後一個總統令是「不要開槍」,目的就在於避免因國家分裂和內戰帶給人們的災難[23]。同樣,發生在2010年4月的政變險些將吉推向內戰的邊緣。眾所周知,吉立國後首當其衝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鞏固和維護新生國家的統一與獨立,然而由於歷史上長期盛行對部族忠誠而缺乏對國家的認同,這便使得吉獨立以來苦心孤詣的民族國家建設卻常常因受部族主義因素的干擾和挑戰而陷 入尷尬的困境。不難想像,在未來相當時期內,部族主義依然是困擾吉民族國家建構的一大痼疾。(二)部族主義是導致吉權力機構與政黨組織裙帶關係盛行、政權體系腐敗的深層根源所在。在長期部族忠誠思想熏陶下,每個吉爾吉斯部族成員腦海深處,「自己人」與「外鄉人」的觀念涇渭分明。並且吉爾吉斯人有一種傳統的思維觀念,即「凡是同鄉人永遠都是正確的」[24]。受此影響,部族主義已滲透到國家黨政機關等一切權力機構,從而對國家政權造成了巨大的腐蝕作用。在蘇聯時期的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雖說同部族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它還是頑固地以其特有的方式適應了蘇維埃體制,並滲透到共和國各級黨和經濟管理機關。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和國黨、蘇維埃、工會、共青團機構的幾乎所有第一領導人都來自三個州的同一個部落。就連蘇聯時期的集體農莊也被深深地打上了部族主義的印記,直到60年代赫魯曉夫擴大集體農莊之前吉爾吉斯共和國的集體農莊一直是按部族原則來組建的,可謂是「部族農莊」[25]。獨立後,部族主義作為一種非正式規則的傳統政治文化再度活躍,其突出影響和表現之一就是吉政府機關中裙帶關係盛行。由於阿卡耶夫夫婦分別出生於北方的楚河州和塔拉斯州,因而在阿卡耶夫執政期間,北方部族在政府機關的勢力相當雄厚,幾乎把持了所有權力要害部門。如國務秘書О·伊勃拉伊莫夫,總統行政機關領導人А·卡雷庫洛夫等人就與阿卡耶夫同屬薩雷巴嘎什部族[26];而像國家銀行行長、外交部長、國家安全局局長、國家廣電管理機構主任等其他政府要職要麼被阿卡耶夫同部族的人佔據,要麼為總統夫人家鄉的人所把持。以下是阿卡耶夫執政年代Н·塔納耶夫第一屆政府(2002.5~2004.2)期間吉總統辦公廳以及行政和司法等其他國家權力機構要員的構成狀況[27]。人　名職　務來自部族阿申爾庫洛夫總統辦公廳主任北方阿克馬塔利耶夫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北方阿勃迪爾巴耶夫總檢察長北方伊曼庫洛夫國家安全局局長北方薩爾巴諾夫國家銀行行長北方阿伊季克耶娃國家廣電管理機構主任北方巴耶科娃憲法法院院長北方別伊舍娜利耶娃最高法院院長俄語少數民族上表所反映的情況清晰地表明,阿卡耶夫總統的幕僚及一些要害部門的領導人幾乎均出自北方部族,裙帶關係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再以政黨為例,吉政黨制度同樣被深深打上了部族主義的烙印。以部族為依託、按氏族血緣關係組建政黨是吉政黨建設的一大特色,幾乎所有政黨的成員大都來自同一部族。這樣,部族成為政黨的社會基礎,而政黨又充當著部族的政治代言人。這對於人口位居第三、有著較高文化素養但不屬於南北部族的俄羅斯人來說,在選擇政党參與上則處於尷尬境地,常被排除在政黨之外。一句話,部族勢力與政黨相結合是阻礙吉政黨制度走向成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總而言之,由於部族勢力介入國家政治生活,其所造成的政治腐敗和政府低效也就在所難免。就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葬送阿卡耶夫政權的一個重要因素。(三)部族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在加劇政治運作非制度化的同時,也對吉政局穩定產生了極其消極的負面影響。為權力而鬥爭是吉部族主義傳統的一個突出表現形式。由於古代生存條件惡劣,部族之間常為爭奪水源、草場等經濟要素而產生你死我活的鬥爭;另外,為抵禦外敵入侵、維護安全、保持本部族的完整和統一,與外族發生衝突,甚至戰爭也就在所難免。久而久之,為生存和安全而進行部族鬥爭的傳統養成了吉爾吉斯人尚武好鬥的民族個性與心理,並已嵌入到尤其是精英人物的頭腦之中。這為引發部族精英與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和衝突埋下了無窮的隱患。早在19世紀,為了爭奪浩罕汗國的統治權,北方主要部族布庫和薩雷巴噶什之間曾爆發過激烈的戰爭;與此同時,在南方佔據統治地位的奧圖茲·烏勒部族(ОтузУул)和伊奇基利克部族也為此進行了激烈的角逐[28]。即便是在帝俄和蘇聯時期,該傳統並未徹底喪失。不但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如此,地方領導人,甚至小到村領導人也要由本部族的「自己人」來當選。難怪1926年4月在吉共中央選舉委員會責問為何吉地方蘇維埃機關如此脆弱這一問題時,當時工作人員И.托伊奇諾夫回答是由於部族關係及其影響支配的結果,其中主要是由於鄉、村蘇維埃不同部族代表在選舉過程中爭權奪利的消極影響所致[29]。吉爾吉斯斯坦獨立以來,部族之間圍繞著國家政權的鬥爭已成為吉政治生活中的常態。就某 種意義而言,部族集團的相互關係成了決定吉獨立十多年來政治景觀發展特點的一個重要因素[30]。每逢選舉期,部族主義為權利而鬥爭的特徵便表現得尤為明顯。無論是總統選舉還是議會大選,人們均按照部族親緣關係來投票。以1995年總統大選為例,北方出身的阿卡耶夫在北方各州的平均得票率為95%,而在南方地區其支持率遠遠低於北方,因為南方將約50%的選票投給了代表共產黨的南方候選人馬薩利耶夫[31]。2005年「顏色革命」之後,吉國家政權又轉入南方部族出身的巴基耶夫之手,由此導致北方部族出身的政治精英成為反對派而對現政權不滿。2006年11月圍繞著制憲問題吉再度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反對派組織了要求巴基耶夫總統下台的聲勢浩大的遊行活動。北方反對派議員為了號召人們參加遊行,打出了帶有地區部族主義傾向的口號:「讓我們一起從南方人手中奪權吧!」。而從南方專程趕來的巴基耶夫總統的支持者則組織了反遊行活動,為了聲援並支持「自己的總統」,他們的口號是:「不要讓北方人奪走『我們的總統』的權力」[32]。議會選舉同樣如此,任何一個北方出身的議會代表決不會在南方獲得候選提名,反之亦然。吉十多年的政治實踐表明,總統與議會以及議會 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其實是部族鬥爭的縮影。因此,2005年「顏色革命」的實質也是因部族鬥爭而引發的國家權力再分配的結果。換言之,也就是以巴基耶夫為代表的南方部族反對以阿卡耶夫為代表的北方部族壟斷國家權力的一場爭權奪利的部族鬥爭。難怪有吉學者將「鬱金香革命」稱之為「部族政變」。總之,受狹隘而保守的部族利益忠誠和認同觀念的影響,吉以部族主義為表現的政治鬥爭一個顯著特徵就是非理性,這顯然有悖於民主政治的價值觀和準則,從而對加劇吉政治運作非制度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助作用。縱觀吉獨立近20年來的政治轉型歷程,其間憲政危機頻發、政局不穩、政府頻繁更換甚或時有發生的政治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受部族政治集團操縱的結果。自1991年至2007年獨立短短的16年期間,吉先後7次修憲(其中2006年歲末前後不到兩個月發生2次修憲鬧劇),12次更換政府總理(其中2007年一年之內就3次更迭政府)。2005年「鬱金香革命」其實僅是吉轉型多年來政治運作不和諧的極端表現而已,「革命」之後,吉依然走不出政治危機的困惑而於2010年再度發生政變。故在描述吉當代政治發展時,吉總統管理學院教授埃列巴耶娃女士的結論是:「非常態的、脆弱的穩定」[33]。而談及政權危機,吉有學者稱之為「穩定的吉爾吉斯斯坦政權危機」[34]。筆者認為,就某種程度上講,吉學者的評價應當是比較客觀中肯的。作為社會痼疾,部族主義不但給吉爾吉斯斯坦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嚴重妨礙了其國家民主化政治轉型的進程。擯棄部族主義,恪守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是吉政治轉型朝著有序化方向發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四)對部族首領人物的權威崇拜是吉總統集權、政治轉型回歸權威這一民族心理因素的重要歷史淵源之一。部族聯盟是吉爾吉斯社會基本的行政單位,也是構成此後吉民族固定地域政治共 同體形成的基礎。部族聯盟首領為年長的比(俄文:бий),由他統一管理部落聯盟。比不僅行使行政大權,而且還扮演著司法仲裁者的角色。到了19世紀中期,由於階級分化加之部落之間矛盾日益加深,受「瑪納普」(俄文:манап,吉爾吉斯傳統社會「封建主」或「大牧主」的稱謂。)排擠,比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僅保留了司法裁定權。作為新的統治階級,瑪納普的權力可世代相傳,並根據其所掌控牧民數量的多寡分為大中小不同的等級。需要指出,瑪納普執掌最高權力的現象僅僅局限於北部,而在南方,最高控制權則主要是由浩罕汗王賜予[35]。吉爾吉斯傳統社會分層也相對簡單,只有兩個階級,即除上述所言的統治階級比和瑪納普以及武士這樣的富有剝削者階級之外,再就是貧窮者階層,他們主要是恰爾巴達爾(чарбадар,擁有少量牲畜的人,或被稱之為「中等戶」,他們是吉爾吉斯社會依附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克泰依(кедей,「窮人」之意)以及苦力(кул,「奴僕」之意)[36]。這些貧困者階層是當時吉爾吉斯社會主要受剝削的對象。可以說在併入沙俄之前,吉爾吉斯這種社會結構幾乎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就世界範圍來看,通常情況下游牧社會都有崇拜部族強力人物的傳統習慣,吉爾吉斯也不例外。由於部族首領在保護部族完整統一及其成員人身安全、經營管理、財富分配、司法仲裁等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吉爾吉斯人培養了對部族首領的順從與崇拜。雖然伴隨著歷史的發展,吉傳統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遷,但民眾對權威人物的崇拜心理並未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完全喪失。在吉爾吉斯民族歷史上,瑪納普沙巴丹曾是薩雷巴噶什部族一位赫赫有名的部族首領。據記載,1912年他去世時葬禮就持續了十多天,參加人數多達1.5萬人,使用帳篷多達1 900頂[37]。吉爾吉斯人對英雄人物的崇拜心理由此可見一斑。吉獨立後儘管極力倡導民主理念,但在領袖人物和民眾的心理深處,部族主義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受歷史強力人物崇拜心理的影響,尤其是在社會處於大變革年代,民選總統之所以逐漸走向集權,不僅有迎合普通民眾心理需求的一面,同時也不能說與歷史文化傳統的遺傳基因在總統本人心裡作梗絕無關係。受「瑪納普」式部族等級特權思想的影響,1991年阿卡耶夫曾被授予「吉爾吉斯人最高汗」的稱號[38]。儘管吉總統集權制的形成與鞏固是通過「法內製度」確立的,但不能忽視部族主義這一「法外製度」的影響。綜上所述,代表吉傳統政治文化的部族主義 是導致其民主化政治轉型出現劣質因素的重要原因。誠如西方學者所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拉丁美洲到東歐直到東亞,在民主化問題中,文化因素起著重要作用;僅僅制訂出一部民主的憲法是不夠的。因為民主這東西並不是只要制訂了合適的法律就可以輕易得到的,它要在一定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才得以繁榮,否則就難[39]。顯然,吉爾吉斯斯坦代表了這樣的個案,其民主化政治轉型陷入尷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與其部族主義傳統政治文化有著重大的關聯。(責任編輯　張昊琦)[1]М.Н.Омаров,Трайбализм как зеркало кыргыз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Феномен трайбализма у кыргызов). http://www.easttime.ru/analitic/1/4/202.html.[2]〔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226頁。[3]〔英〕羅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賴海榕譯:《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義大利的公民傳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頁。[4]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頁。[5]勞倫斯·邁耶等著,羅飛等譯:《比較政治學——變化世界中的國家和理論》,華夏出版2001年版,第15頁。[6]См.:Нов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 риски//Бюллетень Институт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2006.№4.[7]參見《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頁。[8]См.: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 story=20060227054852319[9]參見張宏明《論黑非洲國家部族問題和部族主義的歷史淵源——黑非洲國家政治發展中的部族主義因素之一》,載《西亞非洲》1995年第5期。[10]См.: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 story=20060227054852319[11]轉引張宏明《論黑非洲國家部族問題和部族主義的歷史淵源:黑非洲國家政治發展中的部族主義因素之一》。[12]參見李保平《傳統文化對黑非洲政治發展的制約》,載《西亞非洲》,1994年第6期。[13]См.:В.М.Плоских,《Народая революция?!》.Бишкек, 2005.с.110.[14]См.:Дэвид Гуллет,Трайбализм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точка зр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2.№2.[15]См.: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 story=20060227054852319[16]См.:В.М.Плоских,《Народая революция?!》.Бишкек, 2005.с.111.[17]關於吉部族結構狀況主要參考:Алишер Хамидов,Волнения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кланов.http://www. eurasianet. org/russian/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60602ru. shtml;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иенко,Закономерный итог. http://www. continent. kz/2002/07/11. html;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переходных экономиках,с.6, ht-tp://www.icps.kiev.ua/doc/lg_rus_200103.pdf.[18]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иенко,Закономерный итог. http://www.continent.kz/2002/07/11.html.[19]〔吉〕《吉爾吉斯旗幟報》1995年2月4日。[20]См.:Джениш Джунушалиев,Владимир Плоских,Трайбал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0.№3.[21]См.:Георгий Ситнянский,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внутренниеи внешние//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1998.№3.[22]См."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 story=20060227054852319[23]Первый президент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встране. http://www.eurasianhome.org/xml/t/ex-pert.xml? lang=ru&nic=expert&pid=974.[24]См.:Трайбал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0.№3.[25]См.:Джениш Джунушалиев,Владимир Плоских,Трайбал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0.№3.[26]Алишер Хамидов,Волнения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кланов. http://www.eurasianet.org/rus-sian/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60602ru.shtml[27]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 story=20060227054852319.本表由該文相關內容整理而成。[28]См.: http://www. centrasia. ru/newsA. php4? st =1176448320[29]См.:Д.Джунушалиев,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то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Народая революция?!》.Бишкек,2005.с.116~117.[30]См.:Кыргызстан—2025:стратегиии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Сборник статии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Бишкек, 2005.с.41.[31]См.:А?ААкунов,Ш.К.Керимбаев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ыргызстан.Бишкек, 2001.с.46.[32]http://www. centrasia. ru/newsA. php4? st =1176448320.[33]См.:А.Б.,Элебаева,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опыт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мировом контексте.Бишкек,2002.с.106.[34]Нур Омаров,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табильный кризис власти //Белыйпароход, 30 мая 2007.[35]См.:Дж.С.Бактыгулов,Ж.К.Момбекова,История кыргызов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Бишкек, 2001.с.152~153.[36]Тамже,с.154.[37]См.:Джениш Джунушалиев,Владимир Плоских. Трайбал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0.№3.[38]См.:Владмир Ханин,Кыргызстан:этнический плюрализ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0.№3.[39]參見〔美〕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主編, 程克雄譯《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 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3頁。聲明本微信公眾號主要推送《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和《歐亞經濟》已刊載文章。上述兩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主辦的專業學術期刊，歡迎轉載，轉載時請註明文章原始來源，即來源於上述兩刊中的哪份刊物及相關信息，感謝支持！《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網上投稿采編系統網址：http://www.oyyj-oys.org, 《歐亞經濟》網上投稿采編系統網址：http://www.oyjj-oys.org。本公眾號將持續推送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領域相關成果，敬請關注。您可點擊右上角，將文章分享到朋友圈，也可添加微信公眾號「oyyj-oyjj」，或掃描下方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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