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荷官與他們的博彩歲月

這個小漁村裡一張張賭桌匯總起來的數字，於旁觀者可能只是一些曲線，於他們，卻是生活。他們的人生，與澳門博彩業緊緊捆綁在一起。

從2014年6月至今，澳門的幸運博彩收入（下稱賭收）已經連續18個月同比下跌，今年12月的營收情況也不容樂觀。外界的變化像一塊試金石，一石砸下，澳門竟毫無反彈跡象。

惠譽預測，相比於澳門2014年的3500億澳門元賭收，今年澳門的賭收將同比下降24%到35%，2016年賭收同比今年繼續下跌5%左右。

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列舉了幾個判斷經濟狀況的指標：今年第三季度澳門經濟同比負增長25%；博彩企業盈利下跌；澳門失業率從1.7%微升至1.9%；通貨膨脹率明顯下降；物價下跌，尤其豪宅價格下調近30%，高價物品、奢侈品銷量明顯收縮，高檔餐飲消費下調；與博彩業緊密關聯的當押業務受到重創。所有指標都指向一個結論-——澳門正處於「經濟衰退」之中。

一年將盡，博彩業內人士怎麼看這種衰退？界面新聞記者採訪了四位不同背景的荷官，他們的故事正是澳門博彩業發展的四段不同歷史時期的縮影。

陳憲聲（化名）：一切從小漁村開始

他十多歲時，從柬埔寨來到澳門。那時的澳門還是個小漁村。在製造業工作了二十多年，他從未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賭場庄荷，在賭桌前，讓幾張牌來決定一個人的財運。

1971年，因柬埔寨政局不穩，柬埔寨華僑陳憲聲隨著大流，來到缺乏勞動力的澳門打工。

澳門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根據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的研究，明清時期政府既希望通商又比較封閉，只允許廣州黃埔港等少數港口開放，澳門正好在珠江口邊，於是從小漁村發展成為黃埔港外港，從事貿易轉運港。

1845年鴉片戰爭後，葡萄牙宣布澳門成為自由港，人員免簽證，貨物進出口免稅，資金自由流動，帶動了當地就業。隨後由於獲得發達工業國的紡織品配額，香港的廠商來澳門設立紡織廠，澳門開始主營紡織工業，港口地位則被香港取代。

1847年，澳門政府頒布法令，宣告賭博業合法化，揭開了賭業合法化的序幕。但彼時，澳門的賭博娛樂尚未冠上「幸運博彩」的大名，不過，何鴻燊、葉德利、葉漢、霍英東四人掌權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下稱澳娛）已經成立了近10年，並拿到了《承辦澳門賭博娛樂專營合約》。

彼時，荷官是街談巷議里的非凡人物，到處流傳著「賭聖」葉漢三天練出「聽骰」神技，幫助賭場老闆與客人對賭的故事。1946年出版的《澳門地理》一書中描寫澳門賭場的繁榮——「與公司門前公開開彩，歡迎賭客參觀，高聲喝彩，並有霓虹燈管日夜廣告，最為觸目，每屆開彩，市民鵠立於其門前圍觀者，人山人海，引頷高望，一若決定其一聲命運於此一刻焉。」

然而，1970年代，在陳憲聲和大多數澳門人眼裡，博彩業還不是一門主流的生意。陳憲聲回憶說，「那時我一來到澳門已經出來打工，打工就是去當時很多制衣廠。很容易（進去）啊，見到那麼多制衣廠進去做就行，不用想太多。除了制衣廠，就是（當）漁民。澳門是個小漁村來的嘛，很多漁港在這裡。」

陳憲聲選擇進了工廠，之後在報社、賽馬車會、攝影沖印行業輪了一圈，又回到工廠。然後，他遭遇了產業轉移的現實。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澳門勞動力成本上升，工廠不斷內遷。

「因為始終澳門地方小，很多本土一些工業行業，隨著內地設立珠海特區，開始開放，那些廠就開始向上（內地）搬了。」陳憲聲說，他很早就跟著工廠上內地做事。

澳門當時規模較大的是玩具、電子，彩瓷等行業，最高峰的時候從業者過萬人，內地的這些產業還相對落後。隨著中國沿海經濟的發展，工廠基於成本考慮，開始由珠海搬到中山、深圳等地，澳門、香港的廠家就這樣把訂單帶到了內地。當廠房租金逐漸提升，交通網路逐漸完善的階段，工廠又遷去韶關，最後搬離廣東省，繼續北上。「我那個時候是做彩瓷業，上內地去先當主管，慢慢地成為生產部經理。澳門現在還有澳門彩瓷廠。」陳憲聲回憶說。

然而，1992年，陳憲聲的兒子出生了，家裡不希望他繼續跟著工廠往內地跑。陳憲聲留在了澳門，但澳門的製造業已由盛轉衰。

放棄北上又屆不惑之年的陳憲聲惶惑了。「因為你回到澳門沒事做，」陳憲聲說，「工廠全走了。」

當時澳門最好的工作是在政府擔任公職，或者安安穩穩自己開個商鋪做小生意，實在不行就開「白皮車」（港澳地區對非法載客營利的非商業用途車輛的俗稱）。從工廠被解放出來的一大批勞動力暫時就在澳門的這幾個行業間流竄。一直到2002年政府開放賭權，開始宣揚博彩業是個「前景光明」的行業。

2000年2月，澳門特區政府提出澳門賭權「一開三」的構想：娛樂公司續辦澳門本土（澳門半島）專營賭場，氹仔和路環的專營賭場以特許經營方式開設分店，公開招標競投。2000年12月，21家公司參與了澳門博彩業經營權的投標。至2002年2月，競標結果公布，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銀河娛樂場（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三分天下，合約時限分別為18年、20年、20年。

專營制度的終結，帶來了博彩業的極速發展，各家持牌方大興土木，大肆招人，也給陳憲聲們帶來新的機遇。

陳憲聲參加了當時政府推出的文化增值計劃，讀兩年的文化課程，政府每月補貼2000澳門元。

2004年金沙娛樂場於澳門開業，創造了5個月之內回本的神話。一時間，整個澳門社會開始把目光投向博彩業。

「導師也很鼓勵你去從事博彩行業。博彩企業開始大量招人。」陳憲聲回憶說，有些人還沒把庄荷培訓的課程修完，賭場已經來請人了。陳憲聲參加的培訓課程班中，大部分同窗都轉業到了金沙。陳憲聲需要找到一份可以買房和養家的工作，他也去應聘了，但因為年紀略大，金沙又奉行優先挑選年輕人的策略，落選了。在政府和工聯的推動下，陳憲聲等一批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最終也被收入了博彩公司。陳憲聲第一份荷官的工作，是在銀河娛樂。

初進賭場，「在賭場的賭客奚落我們，還冷嘲熱諷，四十幾歲做莊荷。」陳憲聲感覺有些緊張，「我覺得很諷刺，過萬人我都管過，現在心理的變化，好不平衡。每次出場，我們手震，不是不會，是心中的壓力真的很大，怕錯怕做不好。」

賭場和博彩俱樂部逐漸升溫，「庄荷和監場職位需求較大，因而有來自菲律賓、馬來西亞的外勞。那個時候還沒有討論外勞這些事，因為大家還沒見到未來原來那麼恐怖，那麼驚人。」

隨著金都、星際、永利的陸續開張，收益的增長，博彩企業開始增加薪資留住員工。

賭場好賺錢，開出的薪資高。一個賭場又有餐飲、服務等多個工種，於是，逐漸地「（賭場）吸走了賭場外面的勞動力」。

陳憲聲有許多朋友也在轉型做莊荷。在陳憲聲看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衝擊，中小企業由此真的遇到很大麻煩。譬如說我那個時候認識了一個朋友，是做電單車整車的，他當時不愁找不到一個學徒學手藝，但賭場吸納了更多勞動力，他就請不到人了。」處於上升時期的博彩公司，對人力渴求極大。更多的夥計、學徒要麼去做莊荷，要麼去賭場隨便找一份工作，收入都好過去中小企業。

陳憲聲也如此。他轉會金沙後得到提拔，又被美高梅金殿超濠國際（下稱美高梅）挖角。2009年，陳憲聲從荷官升職為監場主任。現在，他早已學會了現代博彩業的各種新玩法：輪盤，二十一點，職業撲克，花旗鼓……

陳憲聲一開始並不願意做娛樂場的庄荷，可留給他的選擇不多，他也納悶，「雖然澳門政府一直提倡多元化，但似乎澳門的經濟（結構）一直很單一。澳門以前現在未來可能都沒辦法多元化，說不像香港，香港真的是什麼都有，生產、金融，澳門卻沒有，真的只剩一個旅遊業和賭。」

楊道匡一一列舉之後發現，澳門本身面積小、缺乏資源、勞動力不足，不斷變化主導產業「靠的是政策」。直到2002年政府宣布開放賭牌，澳門博彩業吸引外來投資，帶入外來的管理經營理念，澳門逐漸走向「世界賭城」的王座。

「現在香港不開賭，澳門不做股票市場，基本上是一個默契。」楊道匡說。

對陳憲聲而言，他比較滿意的是，自己無論如何養活了一家人，還供兒子完成了學業。這位現年五十多歲，瘦小精幹、戴著眼鏡的老先生自豪地說，「假如我當時沒有進賭場做荷官，我們兒子就沒書讀，他現在的文憑高過我。」

前任行政長官何厚鏵於2009年卸任前回顧十年經濟建設時表示：「澳門過往經濟發展並不暢旺，相當數量的基層家庭處於比較貧困的處境。旅遊博彩業和相關行業的快速發展，令一大批中青年得以進入薪酬相對優厚的行業工作，從而大幅改善了所屬家庭的整體收入，明顯縮減了貧富差距、改善了跨代貧窮。」

當然，不是每個新移民都有一樣的命運。陳憲聲的堂姐，是早期來澳門投資移民，80萬元買了現在金沙娛樂場後面樓房的一整個單元。與金沙隔海相望的氹仔當時還是荒蕪一片，在那荒蕪之上後來崛起了威尼斯人，以及同樣金光璀璨的澳門銀河娛樂城。

周銹芳：人人都想做荷官

除了像在賭場碰見「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這類談資，即便裝潢得再華麗多姿，賭場對已經在這一行工作了18年的周銹芳來說，都已經失去了新鮮感。

賭權開放前，賭王何鴻燊帶領的澳娛壟斷著澳門博彩業，其斥資6000多萬元於1970年竣工的葡京酒店從外形看就像一個雀籠，成為澳門博彩業的中心。在澳門這個小漁村社會，葡京酒店通過內部推薦招人，因為賭場的工作工資高，不愁招不到。

周銹芳告訴界面新聞記者，賭場的薪資較為可觀。當時畢業生在銀行做事，月薪大概四五千元，但在賭場做初級庄荷，月薪就有1.2萬。當時澳門的房價也就十幾二十萬元。「只看收入，已經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周銹芳說。

1997年，周銹芳在同學的姐姐推薦下進了賭場，「其實我當時不知道在賭場是做什麼的，什麽叫庄荷，完全不知道，她就幫我填了表、交了表，這樣我就進去做了。」

「先是做服務員，適應了一段時間，三個月到一年左右，被安排到訓練場做三個月的練習，再經過考試，合格後出來實習幾個月，才能成為一名荷官。」周銹芳回憶說。接受過訓練的荷官，三位、四位數的計算題需要很快算出來，這是必備的本事。

十幾年前，在賭場工作是件威風而神秘的事。一是薪水高，而且托關係才能進去；其二是行業本身帶有神秘色彩。

但如果有人在賭場做事，他會介紹自己是「在葡京做」，而不直言自己「是庄荷」。人們會覺得荷官等同於財神，掌握著贏錢的秘訣。

也確實，在賭場中，每張賭檯後身著禮服荷官，一臉不知疲憊的微笑，極禮貌、精簡的言語和熟練的手勢，「決定」著顧客荷包的大小。這便是「荷官」的來由。

未入行之前從來沒進過賭場的周銹芳，踏入第一日上班的東方文化酒店，腦子裡湧出的是「金碧輝煌」一詞。「平時你在電視才能見到的人，你（在賭場）會經常見到，譬如一些有錢的人、名人，甚至明星都會來。」

讓周銹芳印象深刻的是四大天王之一黎明。「我就見過黎明玩輪盤，其實他的人都很nice的。」

周銹芳講起賭場的趣事。做開輪盤的（庄荷）被稱為「輪盤佬」。「輪盤佬」的年紀偏大，年輕點的周銹芳去問黎明拿簽名，黎明很親和地問「輪盤佬」：「你要不要我幫你簽名？」幾個「輪盤佬」很奇怪：「啊，你是誰？為什麼要給我們簽名？」。周銹芳笑道，那是荷官的特殊世界，他們上班的時間較為畸形，上班四個小時，休息四個小時，又上班四個小時，隨後休息八個小時。這樣的工作性質與外界略有隔絕，對外面的世界反而沒那麼了解。

澳娛「一統天下」的時候，賭場的工作較為輕鬆，庄荷在賭場中也很威風。賭權開放後，新的競爭者入場，也帶來了新的賭場管理方式，周銹芳越來越感覺到工作辛苦。「公司對員工的要求變高，尤其是外資公司，事事要以客為先。服務對象也從香港人為主轉變為內地客人為主。」周銹芳說。

2002年澳門開放賭權，根據澳門特區政府關於「每家吃牌公司只有權做一次轉批」的規定，銀河把賭牌轉批給金沙集團，2005年澳博把賭牌轉批給美高梅金殿超濠國際，2006年永利把賭牌轉批給新濠國際和澳大利亞PBL的合資公司，3張賭牌經營權實際上成為6張經營權，從而賭權經營的多元化才正式形成。

2003年，訪澳遊客總數為1188.8萬人次，內地遊客574萬人次，占遊客總數的48.3%。2005年遊客總計為1871.1萬多人次，其中內地遊客佔56%以上。從2005年開始，內地遊客接近香港遊客的兩倍，已穩居澳門第一大客源的地位。

在接下來的十年間，澳門的賭場數量翻了三倍。2006年恰逢金都、星際、永利接連開業，勞動力供應突然緊張，賭場之間通過加薪爭搶員工。

薪資高到什麼程度？周銹芳回憶稱，「我都知道有人可以儲到很多錢，做這一份工一年，買了一層樓，是買一層樓不是供一層樓喔，是一次給錢。又不請假，入職一年，就買了一層樓，那是我的同學，跟我一起進去做。」

搶人在2007、2008年白熱化。「我那時有個同事可以一年轉四五間公司。」周銹芳回憶稱，那時，6家賭牌持有公司的酒店都建好了。

賭權開放之後，荷官的工作不再神秘。澳門人人家裡都有一個在賭場上班，不是親人就是朋友，賭場逐漸變得不神秘了。「你出去跟人家講，我是做這份工作的，大家就不會再不停地問長問短，好像你是賭場的導遊一樣。」

「當時有的人正在讀大學，讀了三年不讀了，就想著去博彩業做莊荷。」周銹芳回憶。那時澳門政府不斷表示，這是個很有發展機會的行業。似乎也確實如此。

過去十年澳門博彩業高速增長，到2013年賭收達到3600億元的頂峰，相當於7個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是一座憑空而起的賭城，建立在沙漠之上，在澳門崛起之前一直是全世界博彩業的中心。但現時拉斯維加斯的非博彩收入達到博彩企業總營收的2/3，而澳門的博彩收入佔比高達九成。在澳門，每四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以上從事博彩行業。與拉斯維加斯不同的是，澳門的發展受到土地資源的限制。

2014年，澳門已經遠超摩納哥成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甚至是香港人口密度的3倍。博彩業雖然給澳門帶來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但也使其變得沉重而刻板，像一顆正在發燙的釘子，釘在內地與海洋之間。

已經是永利監場主任的周銹芳就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十年間高起的房價，普遍增長的物價水平，以及漲幅微弱的薪資。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不要進入博彩行業，因為賭場里的世界太窄，而且太過安穩。

「我由頭到尾都做這一份工作，可以跟你講，生活質量改變了很多，是差了很多。」周銹芳說，以前真的一個努力上進的人進來，一年就可以買一層樓了，不是供一層樓，現在覺得你是儲十年才能儲到首期，是首期而已，已經完全不同。以前沒什麼人買經屋（經濟適用房）。現在還有為了間經屋吵來吵去。「在我眼中，澳門經濟起飛了十幾倍，而生活是降了十幾倍。」

周銹芳認為，6家賭牌持有公司在聯手壓低賭場工作人員的薪資。「你可以看到，由一間博企變成六間博企，賭場也是，突然間變成三四十間，是需要人手的。人手增幅那麼大，不停開賭場，不停搶人、挖角，是不是要加薪啊？但是你看到薪酬是沒加過的，由頭到尾都是，只不過每年調整5個百分點。而且有時很卑鄙，加5%，就減5%的茶錢，庄荷又說一半是茶錢，一半是底薪這樣做。」

周銹芳說，如果正常情況下，怎麼可能六間博彩公司的薪資一模一樣的？「但是你見到都差不多，那我們就覺得他們是開了一個內部會議，統一了這個行業的薪酬。」

對普通市民來說，博彩業仍是澳門人安置生活的一艘避風船，或者一池溫水。但船頭的人或許早就發現，外面風雨將至。

「據我所知，由5年前開始，年輕人都已經改變了，都不願意進賭場做，因為真的很辛苦，環境又不是很好。」周銹芳說，「年輕人進來之後發現，原來事與願違，博彩業的前景不是他們看的那麼好的時候，其實都會轉出去做其他工作。」

留著時尚偏分髮型的楊晚亭看上去大概只有二十六七歲，是永利賭場的庄荷，同時也是澳門現在一個受關注度很高的組織——「博彩最前線」的發起人。

2011年，有同事找在永利工作的荷官楊晚亭抱怨，希望這位積极參与社會議題的年輕人帶隊上街遊行。楊晚亭很熱忱地在網上召集，有兩百多人報名參加。然而，遊行當日沒有一個人來。楊晚亭自己在地上鋪了很多紙牌抗議，得到了一些關注。

那一年開始，楊晚亭一發不可收拾，幾乎參加了澳門所有的社會運動。他發起的博彩最前線曾建議政府在娛樂場也實施《控煙法》，照顧博彩工作者的身體；要求增加博彩從業人員的薪資和颱風津貼；甚至在2013年發起了超過3000人的反對輸入外勞的遊行。博彩最前線認為，博企想通過招募外地勞工減少成本，威脅了本地荷官的就業。在2015年11月，澳門立法會常設委員會上，博彩最前線這個由民間自由發起的組織和工聯團體同席，參與政府的意見徵集。

隨著財富的積累，澳門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也在加劇。澳門的博彩從業者需要一個比工會更加敢說話的組織，於是博彩最前線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和影響力。

勞工矛盾源於外勞的歷史。根據公開資料，1988年中葡兩國政府互換了《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澳門進入了政權移交的過渡期。同年，澳門政府公布了輸入外地勞工條例（12/GM/88號批示）和輸入技術勞工條例（49/GM/88號批示），開始正式輸入外勞。自1988年外勞政策實施以來，外勞輸入從未間斷過。

博彩業的快速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就業人員，包括博彩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普通博彩人員包括賭場荷官、兌換、賭場監場、巡場、投注員、賭場侍應生、角子機服務員、護衛及保安、閉路電視監察員等。然而，澳門的總人口偏少，勞動力比較緊缺，加上博彩業有人力資源要求相對較低但是薪酬卻較高的特點，因而吸引力較大。

然而，隨著大量無限制外勞的輸入，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和薪金直接受到了影響，尤其在經濟發展由迅速增長轉入正常發展時，本地工人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問題，引起了本地工人和工會社團的強烈不滿。

「外勞最多的是金沙和銀河，」陳憲聲說，「社會的發展，最好的分享不是分錢給我們，是給一份好工給我做，有一份高的收入給我。這個才是穩定社會。保證本地人就業是必需的。因為之前我說過了，澳門產業單一，什麼時候都是這麼單一。你叫本地人做什麼呢？」

2006年4月4日，時任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何厚鏵在立法會上回答議員諮詢時，肯定地作出表示：澳門特區政府現在乃至將來的政策會以保障本澳居民在博彩業充分就業作為大前提，不會輕易開放在博彩業輸入外地僱員。

然而，根據公開數據，澳門的人力確實供不應求。澳門的外雇數量由2010年的73665人增加至2011年12月的94028人。澳門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3%以下的超低水平，失業人口僅為7400人。這意味著幾乎全民就業，也意味著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都存在，職位空缺和外勞數據也在繼續上升，矛盾未能解決。

媒體曾報道過澳門本地工人針對「外勞問題」的三次較大規模遊行事件。2006年，澳門4個勞工團體發起「反對擴大外勞、驅除黑工」的「五一」遊行，遊行隊伍衝破警方防線，改變遊行路線，最後演變成衝擊社會秩序。2007年，澳門的6個團體發起示威遊行，約3000人參加，要求政府加強保障勞工權益、制定最低工資法例，反對「黑工」和「外勞」。隊伍未按原定線路行進，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警方向天空鳴槍示警，有一群眾疑中彈受傷。2010年4月12日，百名示威人士企圖衝擊澳門勞工事務局，和平示威活動演變成了衝突事件。

10年里，以陳憲聲為代表的澳門人，從不理解到轉而支持博彩最前線的活動。陳憲聲認為，真正的矛盾爆發點，是在2010年到2014年這段。「過去沒人理他們，我都罵他們"搞屎棍』，但是慢慢發展，他們可以和政府直接溝通，細節的東西也講得出來。哇，原來示威遊行有效的。有些事你不講出來，當沒看到。」

但進入2015年，澳門博彩收入下滑，外勞反而不是主要矛盾了。「現在澳門庄荷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擔心被開除。」楊晚亭說，雖然路氹城在建的各種博彩企業項目都會需要大量人手，但由於一些項目延期，暫時出現人力資源過剩。「2014年博彩行業大發展的時候，人力嚴重不足，個個出來上街遊行都不怕，因為覺得被一家開除還可以去另一家，但今年世道就不同了。」楊晚亭皺皺眉頭。

世道確實已經不同。在金碧輝煌的賭場之外，不僅澳門社會內部在發生變化，澳門之外的整個環境也發生了巨變。

賭權剛開放的時候，庄荷還不算是一份很「濫」的職業，而且以前想去做莊荷是一件非常難的事。外界認為荷官是身份的象徵，比政府工更加「威水（威風）」，受人尊重。然而，現在荷官不再神秘，薪資也被其它行業追平了。

楊晚亭說，他以前向女朋友介紹自己是庄荷，會很自豪，但現在就會換了一種表述稱，「我只是做牛荷而已」，像一頭苦幹的牛一樣。

因為，現在「（荷官）給外界感覺，這是一個沒什麼高技術含量的行業」。

她來自內地，在澳門做過工廠工人、會計、超市職員、博彩業中介，最後在澳博做的荷官。她總是很主動學習新的職業技能，又對每一份新工作抱怨頻頻，荷官是被抱怨最多的一個。

紫晴是界面新聞記者的採訪對象中最晚進入博彩行業的。這是一個很有危機感的中年女人，自內地來移民到澳門。她是單親媽媽，兒子還在內地，需要一份能保證收入和身體都比較健康的職業。

2010年12月拿到移民局的批准，2011年拿到澳門的身份證，初踏澳門的紫晴，幾乎日日投簡歷、面試。「澳門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都面過了，然後去培訓機構那裡上課，都去過了，有什麼需要學的，對工作有幫助的，都去學了，所以有時都會覺得自己不知道有什麼專長可以發揮，再去轉行啦這樣。」

她打的第一份工是停車場收費員。每日8個小時，月薪七八千。隨後，因為自由行的開放，旅遊業缺人，紫晴又去了旅遊公司。「好像我這些新移民，普通話OK，白話OK，英文會少少，但不是很OK，都可以了。」

然後，換過了超市職員、賭場中介的工作，2013年，紫晴才加入澳博（澳門博彩業六大賭牌之一，最早壟斷澳門博彩業的澳娛轉變而來）。「看報紙看到賭場招工。和我一起來的新移民早兩年都去銀河做了，我的朋友在那邊都升super了，我學歷樣樣比人家好，都沒得升。就想試下看下行不行，沒理由人家做行我不行。拿了份報紙就走去面試。」

抱著好奇的心態進去接受培訓，考試合格之後就出場，「一個月不想做了，又感冒又咳嗽，咳嗽兩個月都不好，哇，這份工好讓人怕，那個時候即刻就想轉了。同事們說，是這樣的，我們都挨了幾年啦，你慢慢就習慣了，咳下沒事的了。」紫晴說，3個月轉正之後，加了工資，想著算啦，挨一年不行就算。結果，挨了一年，原來年底有雙糧，又挨得過，又挨一年，挨下挨下又一年。

荷官的工作是三班制：早班上午七點到下午三點，客人最少，比較清閑；午班下午三點到晚間十一點，是最忙的時候；夜班從晚上十一點到第二日早上七點——熬夜最讓紫晴覺得受不了。

如果給這份工最讓人受不了的特性排位，那對紫晴來說，第一是熬夜，第二是有時你不得不被迫吹空調的冷風和吸入二手煙，第三就是遇到爆脾氣不講理的客人。

紫晴遇到過不少輸牌之後丟牌、丟豬油膏，甚至語言威脅的客人，也因為熬夜、吹冷風、久坐而生病。但她還是被「困」在這份工作里，因為賭場的收入比外界高出近一倍。「可以賺了錢休假去旅遊，可以給孩子更好的生活，像老闆說的，是用條命去搏。」紫晴這麼說。

但她現在感受到澳門博彩業的變化，隨時準備做出變動。連續18個月的賭收下滑，正在影響人們的信心。她拿政府的進修基金去學習別的技能，每日花兩個鐘頭學習英文，曾有段時間她安排自己每周一三五學車，二四六學英語，只剩禮拜日一天，用來游泳鍛煉身體。

和紫晴一樣，現在整個澳門也在進行自我增值。政府官員提出要跟進設立「澳門特區投資發展基金」，用政府積累的賭收盈餘抓緊投資實體產業；通過水域劃定與珠三角城市互通，發展海洋旅遊業；建設經貿服務平台，其中包括會展、建築、會計、金融等服務；通過港珠澳大橋的建設和政策上的對接，加強與珠三角地區的協同發展效應；另外中央可能會批准澳門新的填海造路運動，緩解澳門一直以來的地域限制。

但是，中山大學教授袁持平主導的一份社會研究顯示，澳門當局多年來對教育的投入比東南亞各國都少，教育費用占其年度財政預算的5%左右，在全年GDP中佔比不到1%。

社會的轉變總是一步步發生，其中人們行進地有快有慢。紫晴談到她的一些同事，如果在賭收下跌過程中丟了庄荷這份工，他們可能很難找到謀生的手段。

「因為他們一出來打工就進了賭場，或者從做雜工轉到賭場，因為不需要任何學歷，不需要處事能力，只需要坐在賭桌前會計數、不出錯就行，等於是機械人。一旦脫離這個而環境，社會可能很難容納你。」紫晴比劃著說道。

物價像新起的大樓一樣躥升。由於供需緊張，去年澳門的一手新樓達到了每平方米10萬-12萬，是珠海的六七倍，比澳門十年前漲了二十多倍，紫晴的薪水仍是每個月兩萬。

「澳門一直缺技術進步，勞動力素質也是短板。就算在澳門或者澳門以外修到很高的學位，回到澳門也沒有相應的產業讓他發揮。」楊道匡的語氣顯得沉重。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事務局2014年的《澳門勞動市場》報告，博彩業繼續成為澳門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在過去3年，「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聘用最多僱員，在 2014年從事該行業的就業人口幾乎達總體就業人口的1/4（24.2%）。相較之下，「製造業」所佔比重已越來越少，只佔就業人口的1.9%。

2009年，澳門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員比例是16∶84。

對於政府來說，從1961年葡萄牙政府正式把澳門闢為旅遊博彩區，博彩業已經給當地貢獻了54年的賭收。2014年，根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的公開數據，全年博彩毛收入3515億元，占當地GDP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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