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師渠 |「五四」以後知識階級的自我體認(1920-1926)

作者簡介：鄭師渠，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文章出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1期

內容提要

「五四」前後是近代知識階級整體走向自覺的重要時期。在隨後的五卅運動和三一八運動中，這個「新起的階級」在指導民眾中更發揮了獨到和重要的作用，從而也擴大了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與此相應，它對責任與使命的自我體認，超越了思想解放的範圍，開始與國民革命的實踐相聯繫，並進而浸成了以中國社會精神領袖自居，欲充當「一切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指導者」的更高的理想與抱負。知識階級的這種緣於階級屬性的個性與浪漫主義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自己在近代史上得失毀譽和最終歸宿的歷史命運。

本期值班編輯：史平

　　 知識階級是參與推動近代中國社會變革不容輕忽的重要力量，對此學界歷來不乏研究①。不過，儘管如此，有待開拓的空間依然甚大。1926年瞿秋白就曾指出：「五四到五卅，這六、七年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義。五四時代，大家爭談社會主義，五卅之後，大家爭著辟階級鬥爭」。其間，思想界與政黨的分化過程，「顯而易見是隨著國民革命的進展而日益激厲的」②。這一精闢論斷，啟發我們提出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既然「五四」後這具有獨特的政治文化意義、判然劃為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的「六、七年」，不僅是現代意義的知識階級作為整體最初自覺的時期，而且它復經歷了五卅運動和三一八運動即國民革命洪波巨瀾的洗禮；那末，其間，這個「新起的階級」，對於自身的地位、責任與使命等的認知，即其自我體認如何?面對五卅後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大變局，又作何感想?探討此一問題，不僅是深化近代知識階級研究的應有之義，而且也有助於進一步加深對其時中國社會大變動的理解，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五四」前後：知識階級的自覺

　　 「五四」前後為中國傳統的士與近代知識階級消長的重要轉捩點，是為學界的共識，但人們對此的理解或切入的視角，卻不盡相同。例如，朱自清說：「五四運動划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餘罷了。」③他從二者社會屬性的不同，強調了新舊更替的時代臨界線。而許紀霖說，「『知識分子社會』大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年間出現，到民國初年發展成型」④，最終取代了傳統的「士紳社會」，同樣是強調新舊更替，視角卻是「公共空間」理論。這些觀點各有所見，但並不影響我們藉新的視角，將問題進一步引向深入：著眼點不放在近代知識階級的演進過程，而放在上述瞿秋白所謂的「五四」至「五卅」的六七年間，它作為整體的自覺，即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的覺醒。這便不能不首先辨析「知識階級」新概念的出現。

　　 近代知識階級固然發端於晚清，但「知識階級」這個新名詞的最早出現卻是在民初。陶行知於1927年說，「自俄國革命以來，『知識階級』這個名詞忽然引起了世人的注意」⑤。足見這新名詞不僅源自蘇俄，且在時間上不會早過1917年。1918年4月君實在《東方雜誌》上發表譯自日文的文章《俄國社會主義之變遷》⑥，內中使用了「知識階級」一詞，為迄今所能見到最早的中文出處。翌年，張申府在《每周評論》發表《知識階級》一文，與此同時，蔡元培、張東蓀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紛紛開始使用知識階級的概念⑦。此後，這一名詞更迅速流傳開來，成為流行語。故1925年有人會這樣說：「知識階級這四個字，近數年來，已經成了很時髦的名詞，有人能列在這個階級裡面，自己就覺得很抖。」⑧「五四」前後，尤其是20年代，是「知識階級」一詞最初出現並迅速流傳的重要時期。

　　 時人對這一新概念的理解，可分兩個層面：一是指稱範圍十分寬泛：「智識階級的範圍渺茫得很。在中國人的智識依然幼稚的時候，我們不得不且把稍有專門智識和稍有普通智識的人們，如工程師、律師、醫生、管賬先生和教教孩子們的物理化學的人們，都放在智識階級裡面。」⑨即國民中凡受過教育者，皆可統稱為智識階級。不過，人們因其社會地位與「學問」的高下，又通常分之為上下層，如中小學教員屬下層，大學教授等則歸上層，一般在校學生又稱之為「少年知識階級」。以下為蔣夢麟的界定，強調以知識為職業者是知識階級的「本位」，就顯得規範了許多，但他強調的明顯是在上層：「現在所謂知識階級，大都指投身教育事業者而言。其次為出版界的著作編輯者，再其次為以高等學術為基礎的職業者。再其次為散於各界中之對於學術有興味者。教育界及著作界以知識為終身職業，故為知識階級之本位，余者只可謂與知識階級接近者，因其職業本不為單純之知識。」⑩與此相應，人們又常將之與學界、知識界的概念相提並論，等量齊觀(11)。二是，新名詞雖包含著後來被稱為知識分子的個體在內(12)，但人們彰顯的首先是指作為在社會學意義上與資本階級、無產階級等相對待的集合性名詞，即其作為「群體」、「階級」、「階層」的集體性意涵。如張東蓀說：「中國的知識階級，實在具有許多的不道德，比不上其他的階級」，它應「與勞動階級合併」(13)。上述國人對知識階級概念的理解，實際上一直影響到了今天。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知識階級」一詞雖是蘇俄的舶來品，但卻是「贗品」，因為十月革命後俄國的知識階級概念，全然喪失了傳統的「個體性和獨立性」的內涵，而變成了「群體」、「階級」的集體性名詞。中國人移植並在本國生根的恰恰就是這種「被閹割的『印貼利更追亞』」，故「中國舶來的只能是贗品」。與傳統的法式和俄式概念相比，中國的知識階級、知識分子等相關概念，雖自成體系，卻是「非驢非馬」，無非「中國自己的『牛』」罷了。緣此，中國的「知識階級」概念既與強調個體性獨立性的「法式」、「俄式」的「概念或傳統無緣，並與世界發展長期脫節」(14)，從而產生久遠的消極影響。它還斷言：造成此種結果的原因就在於，「其語境是一個落後的中國，思想背景是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然而，此種觀點，有違歷史，似是而非。

　　 首先，關於知識階級、知識分子的定義，即在歐洲各國至今也未有過統一的界定。甚至直到20世紀中葉，在英文中它們還仍然被當作是貶義詞(15)。19世紀中葉後俄國啟蒙運動深受法國的影響，其知識階級概念在十月革命後容有變動，但卻不能說全然喪失了主體性和獨立性的意涵。這隻需看看張申府的《知識階級》一文是怎樣介紹這個新名詞的，就不難明白這一點。他說：「知識階級是什麼呢?照俄國人所自解的，他就是自覺的國民。不是單單認識文字、受過教育的，乃是批評的思索家，對於現代社會總是反抗的……常有自由奔放、獨立不羈的態度……實類乎此士之所謂先覺。」(16)這裡明明在強調俄國的知識階級，是一批勇於批評與反抗現代社會的思想家、富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先覺者，怎麼能說其傳統的「個體性和獨立性」全然喪失!不僅如此，緣此也足見中國的知識階級概念雖然寬泛和突出了集體和階級的意涵；但並未忽視其作為社會批評者、反抗者即「智識者」的價值，即其時魯迅所說「不顧利害的」「真的知識階級」之可貴(17)。因之，批評其時國人只是舶來了「贗品」，從而長期與世界傳統脫節，顯然有失簡單化。

　　 其次，胡適說，「凡是文化的接觸，都是各取其所長的」(18)，這是文化傳播中的一般規律。其言甚是。一種外來文化能在本國生根、開花、結果，絕非偶然，一定是因為它既為他國之「所長」，同時復適合了本國的國情與需要。而且它既紮根於本土，就成了本國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帶上了本國的特色，不可能是外國的翻版。它體現了文化傳播的一般規律，何來「贗品」!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俄國知識階級的奮鬥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正在為民族獨立奮進的中國人，是合乎邏輯的事情。(下文還將談到)據此，不難理解，何以國人要從蘇俄引入知識階級的新概念；何以明知「主體性獨立性」是知識階級概念的應有之義，卻又執著地著力於突出其「群體」、「階級」等集體性的意涵(19)。質言之，這一切乃端在集合起來共赴國難的時代要求，它反映了國人富有智慧的正確選擇。所謂「贗品」云云，固然失之簡單化；而從負面的意義上，將之歸於所謂民粹主義、反智主義的影響，則更是離題千里，不知所云了。

　　 還應當看到，無論是傳統的士還是新的知識階級，在中國的語境下都非單純的社會學概念，而是同時蘊含著文化意味。前者有倫理學的意義，固不待言；後者不僅在時人眼裡等同於學界、教育界，且同樣被認為有承繼傳統士的道德擔當之責任(20)。所以，下面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深刻的論斷，具有重要的啟示：「文化觀念的歷史是我們在思想和感覺上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的變遷所作出的反應的記錄」。「是針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中一個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變而產生的一種普遍反應。其基本成分是努力進行總體的性質評估」。「文化觀念的形成是一種慢慢地獲得重新控制的過程」(21)。知識階級雖源於晚清，但畢竟一直到了「五四」前後，知識階級的概念才最初出現並獲普遍流行，這種「實至名歸」現象同樣是反映了人們對於周遭社會變動「進行總體的性質評估」和由此「獲得重新控制的過程」。換言之，這是近代知識階級作為整體的自覺即由自在走向了自為的重要表徵。其具體表現，主要有三：

　　 其一，群體的認同感、歸屬感愈顯鮮明和強烈。

　　 郢生在《文學周報》上發表文章說：「『士君子』不免陳舊了，『知識階級』則是嶄新的名詞，提起這個名詞，至少覺得『望之儼然』，猶然跨進崇高的教堂，至少有點肅然的樣子。」(22)如果說，這是由認同進而表達某種自豪感；那麼，李大釗公開宣稱知識階級領導運動已取得了自己的勝利，則顯然又進了一步：1920年初他發表《知識階級的勝利》一文說，「『五四』以後，知識階級的運動層出不已。到了現在，知識階級的勝利已經漸漸證實了。」(23)也惟其如此，一些社會團體或個人，都樂於紛紛聲明自己乃是知識階級的組織或借重其名義發聲。例如，《少年中國》1922年第3卷第11期刊出的《北京同人提案》，就強調說：「少年中國學會是知識階級的團體」。蔡元培則說，政府腐敗，服務社會者又不可多得，「自命為知識階級的大學，不得不事事引為己任」(24)。可見，大學同樣以知識階級的團體自許。至於在五卅運動中北京大學三十餘位教授以「中國知識階級」的名義聯名複電歐洲各國「五百萬知識階級」，感謝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與支持；清華學生張蔭麟在《京報副刊》發表《告全國智識階級》，以及胡適說自己「想邀一班朋友發表一篇智識階級對政治的宣言」(25)，如此等等，無疑更是表明全國範圍知識階級整體的認同了。

　　 其二，團體力量之聚集。

　　 有學者認為，隨著晚清科舉制度的廢除，知識階級逐漸由社會中心走向了邊緣化；另有學者則補充說，「五四」後知識階級又由邊緣逐漸重回了中心(26)。實則兩種說法都值得商榷。科舉制度既廢，傳統的士固然是走向了消亡；但是，新生的知識階級先後領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在向社會展示了自身於「五四」前後走向整體自覺的同時，也就奠定了自己居於社會中心的地位。這也就是說，新舊更替固然有個過程，但說到底，無論是傳統的士還是現代的知識階級，實際上都居於各自時代的社會中心，不存在邊緣化或由邊緣化再走向社會中心的問題。陶孟和說：「『五四』是教育界變動的大關鍵」，「『五四』前，教育界里完全是一群教書匠與一群天真爛漫的青年，除了所謂教育會或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稍微在社會裡有些『空幻』的勢力外，教育界完全沒有份量」。之後「面目卻大為改觀。教育變成了一種勢力，誰敢同他抗衡就要垮台，政府、軍閥、政客都籠絡、討好它，連商人也不敢得罪它。從此以後，教育界一躍成為政治、外交、軍事、財政、政黨等一切活動的重要樞紐。」(27)曾琦也說，歐戰後向來鄙視學界的各政黨，「也漸漸的知道『學問勢力』不可侮了。」(28)他們所說的「教育界」、「學問勢力」，實際就是指知識階級。它既成了各政黨與各種政治勢力不敢小視的力量和「一切活動的樞紐」，自然是居於了社會的中心了。李大釗「知識階級的勝利已經漸漸證實了」的說法，也映證了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五四運動中各種知識分子團體林立，運動實際「變成了多數新知識分子的聯合行動」，「那時新知識分子的團結已逐漸加強」(29)。尤其是運動中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與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合會，是知識階級力量實現有組織集聚的重要標誌。與此相應，主張知識階級團結起來的呼聲日高。《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於1919年底發表題為《知識階級之團結》一文，強調學校是培養和實現知識階級團結最要之地，「團結於在校之時，尤宜團結於出學校以後」(30)，而當下的學生聯合會則是實現此種團結的重要基礎。與此同時，李大釗也發表《大聯合》，說：「『五四』、『六三』以來，全國學生已成了一個大聯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職員也發起了一個聯合會」。「我很盼望全國的教職員，也組織一個大聯合。更與學生聯合聯絡起來，造成一個教育界的大聯合。我很盼望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都有大聯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礎」(31)。杜、李的思想是相通的，即都希望在教育界知識階級大團結、大聯合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全國各界的大團結大聯合。在五卅運動和三一八運動中，知識階級不僅憑藉自身力量有組織的集聚，發揮了重要的組織與領導作用，而且也曾在報刊上公開倡導進一步建立李大釗所說的全國教職員聯合會。這些都表明，知識階級作為整體已達到了怎樣高度的自覺(32)。

　　 其三，反省自身與揭櫫使命並行不悖。這正是本文下一部分將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超越思想解放的範疇：投入國民革命的大潮

　　 「五四」後數年間，時局劇變，新舊思想文化之爭餘音猶在，社會大變革的浪潮卻已席捲而來。合乎邏輯的發展是：身在其中的知識階級之使命與責任問題的揭出，是從反省自身開始的。

　　 早在1919年底，張東蓀就發表《中國知識階級的解放與改造》說：「既然要講到解放與改造，便當先從知識階級解放與改造起。」(33)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進一步對知識階級的消極面作了鞭撻，說：梁啟超曾以為時局壞到如此地步，是因為歷次改革將最優秀的人才都犧牲完了，故呈青黃不接現象。但他只看到事實的一半，卻未見到當時所謂最優秀的在當下其墮落實比常人更甚的事實。「至於新起的知識階級」，其墮落則較之前者，也同樣不遑多讓。許多人表面很新，實則追求的只是「個人自利主義」。民國以來，他們依傍軍閥，助紂為虐，為禍實烈」，「故知識階級的罪惡實不在小」。他的結論是：「民族的衰亡以知識階級的墮落為先河；中國今天確是知識階級已衰頹了」(34)。而陶孟和於1923年發表的長文《士的階級的厄運》，更顯意味深長。他在系統地論述了傳統士階級在當今中國政治、經濟、思想學術和道德上全然失去了自己的「權威」與「位置」之後，明確斷言它已陷入了「破產」，走上了末路。他說：「現在社會的紛擾就是證明中國固有的思想與制度的破產，也就是士的階級的破產」。「士的階級似乎現在已到末日」。是文無異於為傳統士階級之退出歷史舞台，昭聞天下。值得注意的是，陶將依附舊勢力的歸國留學生等許多所謂新派人物，也列入了「破產」的士階級的範疇。陶強調說：「士的階級是中國問題的一大樞紐，解決了它就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部分，救濟了士的階級就是救濟了中國，至少也可以救濟我們」(35)。傳統士階級之消亡無可避免，所謂「救濟」云云，當然不是為了復活它；恰恰相反，是為了「救濟了中國」和「也可以救濟我們」。換言之，「新起的知識階級」必須自覺避免重蹈傳統士階級的覆轍，才可能有自己的前途，從而助益國家。是文表現了可貴的歷史洞察力，從而也就在更為深刻的意義上，提出了知識階級當反躬自省的時代命題。應當說，這在當時已成共識。故《東方雜誌》發表《知識階級的自身改造》一文，發出了這樣的呼籲：「中國的智識階級呵!你們人格的破產，已不能諱言的了；你們地位的墮落，差不多要萬劫不復了；你們欲自己拯救自己，就請從實地做起罷!」(36)

　　 在時人看來，知識階級反省是為了明確使命與責任，因為不知社會責任本身就是一種墮落。需要指出的是，從理論上講，傳統所謂「士為四民之首」，本身就包含了「士有指導社會的責任」的應有之義。故梁啟超於1915年說，欲增進「國民自覺心」，「則非國中士君子常提命之而指導之不可」(37)。「五四」前後，知識階級依然強調自身的使命和責任在於指導民眾。例如，李大釗於1920年初說：「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眾作民眾的先驅者。」(38)張東蓀說：「若有人問我：誰能救中國?我敢毅然決然答之曰：知識階級若能具此種精神便能救國。」(39)枕歐則說得更明確：知識階級的責任「在指導群眾，引領群眾，去開闢一條新途徑」。「簡單地說，一方面指導群眾以不應該走的路，一方面引領群眾到應該走的路。這樣就是知識階級應有的責任，也就是知識階級維持自己在社會上的要素。」(40)但問題在於，迄五卅運動前，人們所謂的「解放與改造」、「拯救自己」，或叫使命、責任及作民眾的前導與先驅等等，究其實質，均未超出新文化運動中思想解放的範疇。例如，張東蓀以為「知識階級的解放與改造」，最主要的就是「人性改造」，包括「思想的解放」與「新道德的創造」(41)；化魯認為「知識階級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宣傳科學思想，「使理性放出光明」(42)；枕歐則說，知識階級的責任就在於，「一方面要努力的破壞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卑鄙的生活制度和傳統觀念；一方面努力的創造一種平坦的合理的高尚的愉快的境地來」(43)。1920年初的李大釗尚非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在強調「五四」以來「知識階級的勝利」的意義上，強調其當為民眾的先驅者，也並未超越思想運動的範圍。如此等等。不過，其時有兩篇文章仍值得注意：

　　 一是1922年俄國人愛羅先珂在《晨報副鐫》發表的題為《智識階級的使命》的演講，高度評價俄國知識階級在農奴解放後不久，為喚醒民眾拯救國家，「到民間去」努力奮鬥的愛國精神；同時，也坦率地批評了中國知識階級追逐物質享受，缺乏為國為民的使命感和身體力行的勇氣。他說：據我觀察，中國的知識階級「同自己的人民相隔絕」，「一點沒有犧牲自己的偉大精神，雖然他們亦許會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別人。我就要說，為布黨一掃而空的俄國智識階級所有的罪惡，中國的智識階級，——就我觀察所及——樣樣都具備，而他們的好處，卻一樣都沒有。」(44)演講為各報紛紛轉載。《民國日報》在轉載時，主編邵力子加了「評論」說，希望自己和全國知識階級都把這篇演講當做「座佑銘」和「當頭棒喝」(45)。愛羅先珂講演的意義，不僅在於作為外國人，其坦率、尖銳的批評所表達的善意，令國人感動；更重要的是，他借俄國社會運動的歷史經驗告誡國人：所謂為國為民的知識階級使命，「這些話光是說說是很容易的」，但重要的是在於「要見諸實行」；而將思想變成實際運動是需要有「犧牲自己的偉大精神」，「不是那些衣服比我們穿的齊整和講究的男女們所能擔當的」(46)。與上述張東蓀等人相較，愛羅先珂的心胸懷顯然更廣闊，他對問題的理解早已超出了思想運動的範疇，其大聲疾呼，目的是希望中國知識階級投身到現實的社會運動中去，以實踐自己的使命和責任。但遺憾的是，這畢竟是外人的講演，它可以感動國人，卻不代表國人的高度。故我們注意到，直到五年後，才有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一文中特別評述這篇講演，鮮明地彰顯其旨趣(47)，足見這篇講演真正的重要性，其時尚未被人完全理解。下面提到的蔣夢麟文章，便是一個例證。

　　 二是蔣夢麟於1924年發表《知識階級的責任問題》。此文中心不在討論責任本身，而在強調一種觀點與思想主張：知識階級有參與實際政治的責任，「不過我們須認定參與要有界限罷了」。所謂「界限」含義有三：其一，參與政治可以，但「不能妨害學術研究和長遠的問題」；其二，知識階級所負的責任，「在儘力副間接求同情和助力的人們的希望」，而「不必抽象的唱救國拯民的高調了，抽象的國和民，是無從著手拯救他們的」；其三，對於國民「不能自助者」，除灌輸常識給他們外，不必助他，也無從助他；反之，知識階級不能自助，也不必求人助。其責任「在與有相當能力者之互助」。蔣夢麟認為，五四運動得不償失，巴黎和會簽約雖被阻止，但結果總還是失敗，而「學校成績的退步，青年的墮落」，全國滔滔，政治仍沒希望，說明知識階級參與政治過頭了。故「懸崖勒馬，能發能收，這是知識界的本職」(48)。蔣夢麟的思想主張固然未曾超出思想運動的範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上述「界限」論，實際上是將此種思想傾向進一步理論化了。知識階級中的多數人並非專業的政治家與社會活動家，各有學術文化的本職工作，不能因熱衷政治荒廢了主業，此乃常識，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這與他所強調的所謂知識階級參與實際政治當有「界限」，不是一個概念。從蔣夢麟明顯顛倒五四運動歷史價值的錯誤判斷中不難看出，他把思想文化看得高於一切，而低估政治，有失偏頗。故他說，政治不良端在社會，社會不良，「根本的原因，在科學、學術、思想的不發達」；故歸根結蒂，欲改良政治，終在求科學文化的發展。其言似是而非。在國勢阽危的情狀下，他強調諸如「不能妨害學術研究與長遠問題」，要「能收能放」；所謂「不必抽象的唱救國拯民的高調」，責任只「在與有相當自助者之互助」，等等，無非冠冕堂皇，實則恰恰暴露出愛羅先珂批評的中國知識階級的普遍弱點：與自己的人民相隔絕，空言使命與責任，缺乏「犧牲自己的偉大精神」。是文對此前愛羅先珂的著名講演，不僅諱莫如深，而且其主張實無異對前者的消解。蔣夢麟的思想不是孤立的，他的「界限」論，代表了胡適等一大批自由主義者普遍存在的思想傾向。換言之，此期知識階級對自身使命與責任的認知，所以總體上未能超出思想運動的範圍，而與實際的社會運動格格不入，究其根本誤區，乃端在囿於上述的「界限」論，脫離民眾，脫離社會實際。

　　 然而，形勢比人強。隨著五卅運動和三一八運動接連發生，國民大革命的浪潮洪波湧起，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的知識階級，無論自覺與否，作為整體，其思想與實踐實際上最終都衝破了「界限」論的藩籬，躍升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以北京、上海知識界為例，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第一，積極投身運動，表現了高昂的愛國熱情和感人的犧牲精神。

　　 五卅慘案發生後，全國迅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和震驚世界的反帝愛國運動。知識階級受強大的民族主義力量的感召，投身其間，表現出了高昂的愛國熱情和感人的犧牲精神。北京各校辦學經費長期短缺，教職員生活困難。但慘案發生後，不僅各校教職員紛紛捐薪，此前曾為金佛郞案項下經費的分配問題爭少不休的各國立學校當局，也顧全大局，形成共識，議決要求財政部將第二批金款教育費50萬元項下，撥出25萬元支持上海罷工(49)。東南大學教授會則通電京內外各校，提議將金佛郞案項下150萬元移充救濟上海失業工人。為表示誠意，請先將本校此次應領之四萬餘元，立即匯上海中國銀行轉上海總商會(50)。新聞界也反映踴躍，為推動全社會募捐，《晨報》社成立滬案後援募捐團，發表《啟事》承諾：「募捐一切費用概由本社承擔」，「所有捐款付收據，大名登報，以重手續而清賬目。免除一切匯費電費」。該報另有《滬案免費廣告辦法》，承諾事關滬案，用團體名義開會募捐等等，在限定字數內，廣告一律免費(51)。同時，其廣告詞申明大義，也讓人感奮不已：「諸君!上海數十萬工人為甚麼罷工?他們站在前線奮死打仗，我們應該怎麼樣呢?中國是大家的，難道我們坐著看熱鬧么?我們援助他們，就是救中國。我們援助他們的唯一方法，只有供給戰費。快來慶募!快來捐款!」(52)

　　 許多學者平日埋頭學術，不問窗外事，現在卻主動走出書齋，或撰文吶喊或與學生一道走上街頭示威遊行。《京報副刊》主編孫伏園感慨地說：錢玄同先生「以一個極端主張思想自由的學者」，這回也出來撰寫評論，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做起『國民十足』文字來」。顧頡剛先生，「向來是線裝書，線裝書，線裝書裡面鑽著」，只關心他的「疑古」，這回也動手寫起通俗易懂的傳單，實讓人肅然起敬(53)。實際上，顧頡剛還加入了北大學生救國團，被舉為出版股主任，《京報副刊》與救國團合作的《救國特刊》共16期，就是由他主編的。他親撰的文章多達20餘篇(54)。《上海的亂子是怎麼鬧起來的?》、《傷心歌》兩份傳單，由孫伏園等多位友人共同捐資用中國紙印刷五萬張分送。文章由顧頡剛主撰，「不合北京話的口氣」，經另一位教授改過。為通俗起見，他們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功夫：一是「少用乃至不用特別的或新鮮的名詞，為民眾腦筋中所沒有的」；二是「不用標點，恐怕民眾因為一時沒有看慣標點而把全文不看了」；三是「決不願意因此傳單而發生排外的流弊，所以在末節里特為鄭重聲明」(55)。視學術為生命的大學教授們，竟能如此忘我地投入，出錢出力，親力親為，一絲不苟，不難想見他們曾表現出了多麼高的熱情。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知識階級對於自身的反省也變得更加自覺和深入了。例如，孫伏園說：「現在智識階級要得國人的了解與幫助了，可惜急來抱佛腳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不抱又有什麼法子呢?智識階級的講演沒有人懂得，是數十年來智識階級懶於從事教育事業的懲罰；智識階級的唯一贖罪方法，就是趕緊像『填鴨』一般將國民應知的常識灌輸到民眾的頭腦中去」。「我希望經過這一次創痛以後，智識階級比對於一般平民的幫助格外儘力」!(56)

　　 知識界的教職員，尤其是年長的教授們不顧烈日暴雨，與民眾一起走上街頭示威，尤屬難能可貴。1925年6月11日，《晨報》報道「二十萬人齊集天安門」，內有「大學教授隨隊遊行」一節，寫道：是日北大教授參加遊行者不下數十人。大雨來時，年高體弱者多相率歸去，而隨大隊繼續前行仍有多人。「當冰雹交加狂風怒吹之際，記者猶見該校教授周鯁生、徐炳昶、張競生、李書華、顏任光等，追隨示威隊伍奮勇而前也」(57)。是日，錢玄同也參加了遊行，他在日記中說：「今日天安門開國民大會，孔德亦加入。我於二時到孔德，與隅卿、維鈞及學生數人同出散傳單」，至王府井，大雨傾盆，只好躲雨，「而國民大會諸公則成淋雞矣。」(58)湊巧的是，當日吳虞在大柵欄，也正趕上了國民大會散場，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男女學生周身濕透，仍高呼絕交，吾急停車讓之，「幾為落淚」。還看到北大教授「徐旭生、戴夷乘同學生步行泥途中，甚可感也。」(59)

　　 如果說，在五卅運動中，知識階級積極投入，表現了真誠與熱情；那麼，在三一八慘案中，他們與學生生死相依，則是進一步表現出了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三一八當天遊行，「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參加得很多」(60)。17日晚十時半，清華評議會主席接到明日遊行通知，「當即搖鈴召集評議會，通過參加國民大會」(61)。不難想見，慘案發生時，有包括李大釗、朱自清、陳翰笙等許多教職員和學生一起在執政府門前共同經歷了一場出生入死的生死劫!緣此便不難理解，何以對慘案記述最詳也最客觀的三篇親歷記，恰恰都出自於學者與新聞記者之手。它們分別是：朱自清的《執政府大屠殺記》、陳翰笙的《三一八慘案目擊記》和《東方雜誌》的現場攝影照片《慘案寫真》(62)。前二者記錄了現場的慘烈；後者則「將執政府當日衛隊荷槍實彈的布置和學生徒手站立門前情況攝製照片印出，足證楚溪春親歷記所說『前排衛隊未帶武器』和學生『執有鐵頭木棍』為歪曲事實和誣衊學生」(63)。這些現在都成了珍貴的歷史資料。此外，人們一般只知道段政府為推脫罪責，造謠共產黨煽動暴亂，並發出了對易培基、李大釗等五人所謂的通緝令；實則，其內部最初擬通緝的學界人士多達百人，還包括蔣夢麟、朱家驊、魯迅、周作人、許壽裳、孫伏園等在內(64)。他們中許多人後因此失去了職位。4月中下旬，隨段下台和奉軍入京，蔣夢麟等人被迫四處走避，《京報》主筆邵飄萍遇害。在三一八運動中，知識界擔負的實際責任和付出的代價，更甚於五卅運動。遺憾的是，這一點迄未被人所重視。不過，我們仍可以說：知識界在兩場運動中的真誠投入與表現出的犧牲精神，當足以讓曾對中國知識階級深感到痛心的愛羅先珂釋然了；同樣，學者們毅然走出書齋，與學生並肩遊行示威，甚至甘赴「死地」(陳西瀅語)而不悔，其出於至誠的愛國言行，豈能有所謂預設的「界限」可言?而「界限」論始作俑者蔣夢麟本人，恰恰就是他們的重要組織者之一，豈不耐人尋味!

　　 第二，實際發揮了民眾運動指導者的重要作用。

　　 如果說，在五卅前，知識階級當為民眾的指導者與先驅者的說法，尚多屬於空泛的議論；那麼，慘案發生後，這實成了社會的期許與知識階級當仁不讓的勇敢承諾。例如，戴電原說，當下最重要的是，「愛國之士(尤其是知識階級)應如何趁此時機領導國民誓死反抗慘無人道之英日，一掃帝國主義之凶焰」(65)。北京救國團發表對全國知識階級宣言也說：「我們現在極盼望民眾指導者的知識階級，來協助我們，指導我們，使我們能在救祖國滅亡的戰線上，克盡我們所有的戰鬥力」(66)。知識階級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曾為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的北京大學師生，再次表現了不凡氣度。學生們說：「滬案發生，群情憤激。我校自五四以來素為輿論之嚮導」，此次運動自應繼續努力，「俾克發揮正義，喚醒國人」(67)。而全體教職員也公開表示：「以為滬漢事件所關各問題，吾人對於民眾有宣傳與指導之必要。」(68)北京教育界向來頗具勢力，1925年6月初，由包括公、私立及教會學校在內一百四十多所大中小學組成的北京各校校長教職員聯合會，發起成立北京各校教職員滬案後援會聯合會(下簡稱教援會)，與學生各校滬案後援會相對應。由它複發起成立北京各界聯席會議。在上海，工商學界聯合會是運動的領導核心；北京由於工商界滯後，沒有這樣的核心機構，教職員與學生的團體構成了運動兩大主力。尤其到了三一八運動時期，原有各界聯合戰線不復存在，站在學生一邊的社會力量，從一開始主要就是教育、新聞界，即整個的知識界。換言之，就運動中的影響力而言，京滬知識界不可同日而語。其中，北大教職員及其教援會居北京知識界的龍頭地位，不僅如此，它派出代表到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各地聯絡，與地方社團聲氣相通，協同並進，實際影響及於全國。所以，以北京知識界為例，討論運動中知識階級實際發揮了對民眾運動的重要指導作用是恰當的。這可舉三事為證：

　　 其一，提出「單獨對英」的主張，促進了整個運動目標的集中。五卅慘案發生後，各界對於運動的目標是什麼，從一開始便存分歧，多數主張英日並列；中共及國民黨左派則主張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理由是：帝國主義代表一種制度，是一個整體，任何縮小目標之說，都無非對某些列強心存幻想，結果只能「減殺民眾革命的精神，便宜美法日本」(69)。但以北大教援會為代表，卻主張再縮小範圍，單獨對英。理由是：應進一步集中力量，迫使於中國為害最深的英國放棄不平等條約，將來與其他各國的修約就自然變得容易了。他們認為，北京政府所以始終不願單獨對英交涉，而以公使團為對象，是怕得罪英國，有意敷衍。6月20日北大以全體教職員的名義致書外交總長，要求單獨對英修約(70)。7月初，北大教援會進一步提出《滬案交涉建議書》，請京各團體聯署後交北京政府，得到各界普遍支持。北京各校教援會聯合會遂決定，「明日舉行全城大講學」，主旨便是「單獨對英」(71)。同時，派代表赴各地協調，形成了普遍共識。「滬案發生以來，全國示威抵制及其他愛國運動，幾至於一致以對英為目標，並非偶然之事。」(72)當然，這是以廢除中英間不平等條件為前提條件，與梁啟超諸人主張單獨對英，以便「就事論事」儘早了結滬案，不能相提並論。中共反帝的立場最堅定，但是它視列強為鐵板一塊，主張全面出擊，不免失之於「左」，即簡單化(73)。「單獨對英」集中了整個運動的目標，令英國在華利益與國際形象受到了沉重打擊。美國在華報紙《大陸報》載文說：「雖英日兩國特別成為眾矢之的，刻下席捲全國的運動無疑是與所有締約國都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的。許多善意的中國人說與中國有條約關係的美法意等國不會受到影響，事實上這些國家還是受影響。」(74)這說明，知識階級倡導的單獨對英策略，最終打擊的還是整個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與中共的主張雖相反實相成。

　　 其二堅持滬案是政治問題，反對以單純法律手段謀解決。五卅慘案的性質是什麼?是單純的刑事犯罪，因而當以單純法律手段謀解決；還是涉及國家主權的政治事件，因而當從國家層面謀對外交涉?這是關乎認定事件真相與把握運動方向的重大問題。慘案發生後，6月11日梁啟超、顧維鈞、丁文江等8人聯名發表宣言，儼然以第三方的立場，主張由中外共同組成委員會，調查事件，明確責任(75)。這自然引起了輿論嘩然，批評之聲不斷。但是，真正擊中問題要害的代表作，卻是6月16日《晨報》上發表的署名為「北大教職員同人」的《關於滬案性質的辯正》一文。如題目所示，它一針見血地點明了問題的實質所在：「滬案不單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要根本的打破英人在中國的特權地位」。作者認為，某些人主張所謂聯合調查，國際仲裁，「徒然淆滬案的真相」，無異於自取其辱(76)。事件的性質既是政治問題，因而其解決的根本途徑，只能在於反對帝國主義與最終廢除不平等條約，這裡絕不容許以治標、治本為借口，將滬案解決與「根本解決」相割裂，從而偷梁換柱，將問題變成了就事論事的司法事件，禍國殃民。7月中，北大教援會進一步推動了北京各界聯合會向段政府上《滬漢粵交涉建議書》，明確警告說：滬案乃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這一點是民意，絕不容有任何模糊或假借(77)。上書次日，各界代表近400百人又齊集北大第三院，推北大教援會代表朱家驊為主席，商討再次組織大規模民眾請願，以敦促政府從速交涉(78)。從發表文章到上書段政府，再到商議組織請願，由北大教援會直接策劃和組織推動的這一連串動作，產生了重大社會影響，以至於梁啟超不得不回應說，自己並不否認滬案屬政治問題。儘管此前中共發表的告全國民眾書先已指明了這一點(79)，但知識界的這一卓有成效的努力，無疑有助於提高國人的認識，推動整個運動沿著反帝愛國和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正確的方向發展，從而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聲勢。

　　 其三，肩負起了對國人進行反帝愛國教育的責任。孫伏園曾反省說，民眾對於「帝國主義」的名詞等不明白，「這個責任應該由知識階級來負」(80)，這固然不錯；但是，五卅後，有關帝國主義侵華史、租界史的研究與宣傳，因報刊出版媒介的傳播，空前普及，又恰恰當更多地歸功於知識階級。由於自身學有專長，他們通過著述講演等各種方式，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揭露帝國主義對華侵略和呼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卓有成效地肩負起了對國人進行反帝愛國教育的責任。這其中，北大教授更形活躍。如周鯁生在武昌大學演講《不平等條約廢除問題》；王世傑在本校演講《滬案問題之性質》；馬寅初在湖南會館演講《中英日之經濟的關係》，如此等等。《晨報》社出版的《五卅痛史》將燕樹棠寫的一篇文章收入作為導論，「前言」說：「中國在各帝國主義壓迫之下，過了八十多年的苟安生活!這次五卅事件是帝國主義者最彰明較著的侵略事實」。在各國中，英國最陰險狠毒，單是英國侵華史就需要寫成一大本書。「好在燕樹棠先生有一篇《英國侵略中國的概要》，寫得簡潔明了，我們特抄作這本書的引子」(81)。《帝國主義與中國》一書，是多位學者演講、文論的結集，《學燈》介紹說：「二三年來，國人對於帝國主義一名詞已經加以注意，但是帝國主義究竟是怎麼東西?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方式是怎麼樣?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應該採取何種手段?中國各地的反帝國主義的實況是怎麼?這些問題在每個自謀解放的中國國民都急於要知道的。此書有當代名人的著作二十餘篇，於此上問題，都有詳細的說明，實為注意帝國主義者一本好的讀物。」(82)人所共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在五卅後成為了婦孺皆知的流行語，初識個中道理的國人也空前增加了，此中知識階級厥功至偉，可謂今是而昨非。

　　 知識階級既積極投身反帝愛國運動，實際肩負起了指導民眾的責任，這自然也意味著「界限」論的教條：「不必抽象的唱救國拯民的高調」，責任只「在與有相當能力者之互助」，同樣煙消雲散了。

　　 1926年4月有人致書《京報副刊》，提出了一個十分深刻的見解。他說：從「五四」運動到科玄之爭，中國思想界所爭的問題無非以東西文明為中心；近數年來卻出現了新趨向，「即以民族觀念為中心，直接的間接的關於國家與國際的一套問題。前一期的時代前驅便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他們大都是主張思想革命的」，但現在他們落伍了，因為「在後一期的時代卻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這實在是徹底的政治革命運動的時代呀!」(83)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未必都落伍了，其說不無簡單化，但卻有助於我們對「五卅」後的知識階級，刮目相看：他們既是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的主力軍之一，其思想顯然不曾落伍，相反，超越了「主張思想革命」的新文化運動時期，而跨入了「徹底的政治革命運動的時代」。無獨有偶，另有人致書《現代評論》評析「學界的新趨勢」說：「他們早知非從政治方面改造中國，解放中國，內不足打倒禍國殃民的軍閥，外不足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他們決心來到這個政治戰場上了」(84)。所以，毫不足奇，等到「三一八」後北伐戰爭揭幕，知識階級作為整體，便愈加明顯地轉向了國共領導的國民革命陣營。質言之，「五卅」後知識階級對於自身使命與責任的體認，所以較前不可同日而語，歸根結蒂，在於它已自覺地與緣此肇端的一個全新的時代相聯繫。

浪漫的情懷：以社會精神領袖自居

　　 經此國民革命大潮的洗禮，這個「新起的階級」也明顯地提升了自信力。

　　 1924年蔣夢麟發表《知識階級的責任》，提出「界限」論，他強調說：形成階級需兩個條件，一是於社會上佔一種相當的勢力，二是本身必有一種團結和組織。中國知識階級人數既少，漫無組織，哪稱得起這名稱，只是個「紙老虎」而已(85)。這不只是謙虛，也反映了當時的知識階級確實缺乏底氣。但是，到王世傑於1926年6月發表《學校與政治》，氣勢便大為不同。他在文中雖然也談到教員參加政治活動，「總得維持一定的步伐與範圍」，但其核心思想是強調必須使教育界成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勢力」。他說：「欲使教育界的勢力，成為一種政治勢力，必須使教育界的勢力，成為一種獨立的勢力。這便是我的第一項意見」。所謂「獨立的政治勢力」，說到底，就是要保證教育界的言行，「對於政治上的惡勢力，乃能成為一種制裁力」。他不僅開門見山，高調倡言欲使教育界成為一種制衡現實政治的獨立勢力，而且表示全國有專門學校與大學近130所，每年培養青年至少也在三、四萬人，「五年十年之後，安見不給我們一些光明」!(86)王世傑當仁不讓、志在必得的氣勢與抱負，顯然與上述的蔣夢麟相較，已不可同日而語。至於朱亦松說，要進一步形成全國規模的組織，「我知識階級苟有此全國規模之組織，則成為國內一種絕大勢力，於是協同其他各界，對內可以遏制軍閥橫行，而力謀國政之改良」，對外則指導國民自覺心，以適應世界大勢，「此我知識階級所負唯一指導重責也」(87)；主張要使知識階級成為全國規模的「一種絕大勢力」，心氣自然就更高了。

　　 然而，知識階級在提升自信力的同時，自視清高，不免自大的心態，也日漸顯露。要看到，即使是在「五四」前後樂於自省之時，也難掩這一點。例如，一些人將中國時局危殆都歸罪於知識階級之失職，表面上是嚴於自譴，實則於無形中還是高估了自身。故張東蓀一面斥知識階級墮落，罪惡不小；但同時卻又說，知識階級不是具體經濟上的階級，而是代表整體社會的階級。「故知識階級在政治上實為近水樓台，除絕對個人無政府主義外，這種事實是無法消滅的。因此不譚政治則已，譚政治舍改造知識階級外無由。」(88)名為批評，實則褒揚。「五卅」後，知識階級在愛國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自視也更高。許仁廉說：「中國惟一的希望，在知識階級。鼓動輿論在我們；打倒中華民族內奸外敵，也有我們；建設民治基礎，也在我們。我們再不負責任，以中原之大，人口之多，再沒有別人負責任了。」(89)大有捨我其誰的意味。「五四」前後「勞工神聖」的說法曾風行一時，主張知識階級應與勞動階級即民眾相結合也曾是時髦的口號；但「五卅」後，輕視後者的觀點，又多故態復萌。例如，西瀅說：「中國的沒有出息，還是一般國民的責任。不要讓中國沒出息到底，那是知識階級——連學生在內——的責任。」(90)《國聞周報》記者在《評論國民運動之一句公平話》中說，勞工階級只是中國「將來勢力」，而知識階級則是中國「今日真正之勢力」(91)。劉治熙乾脆認為：「在國民革命的程途中，總要保持本末的秩序與頭腳的平衡」，即要確保包括知識階級在內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但是「現在中國的情形已經是頭重腳輕了——小資產的革命思想與勢力沒有勞動的強大——而一般提倡勞動階級革命者更從而激蕩之，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啊!」(92)這些與此前張東蓀強調：「勞動階級與知識階級的混合是我們最後的目的；但是知識階級自身未改造以前，不能加入到勞動階級去；就是去了也把勞動階級沾染了」(93)，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不過，上述多為染有個人情感色彩的表述，不足為訓；實際上，更值得注意的是，期間，知識階級以中國社會的「精神領袖」與指導者自居的思想，日漸顯露。

　　 此一思想可追溯到梁啟超。1902年他在《新民說》中說道：「今日談救國者，宜莫如養成國民能力之為急矣。雖然，國民者其所養之客體也，而必更有其能養之主體……主體何在，不在強有力之當道，不在大多數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94)所謂「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就是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知識階級(當時的維新派人物)。1918年杜亞泉發表《中國之新生命》也指出：中國要發生新生命，希望在於新勢力，新勢力何在?就是一批「儲備其知識能力」，保有個性與從事於社會事業者。似此之人，自戊戌以來，如鳳毛麟角，不可一見，「而最近數年中，乃漸增其數」。「現今文明諸國，莫不以中等階級為勢力之中心，我國將來，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則吾人之所深信者也。」(95)他所謂的「中等階級」，同樣是指知識階級。次年，在《知識階級之團結》一文中，他又進一步提出：一些人主張靠勞動階級改革政治，然勞動階級雖人數眾多，但「思想窒塞，團結既難，欲其為有節制有思想之行動，更為不易」。惟有知識階級人數雖少，有知識思想，情感易通，藉此階級的團結，「吾以為改良吾國之政治，直易如反掌，較歐美勞動階級之勢力，有過之無不及也。」故他斷言：八九年來，國民黨、進步黨、舊國會、新國會，無非彼此排斥，置國家於不可收拾之勢。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其端即在於求「知識階級之團結」(96)。換言之，組織起來的知識階級就是他心目中賴以建設「以中等階級為勢力之中心」的「新勢力」。梁啟超與杜亞泉的思想一脈相承：救國當寄希望於有知識有思想之知識階級。不過，前者的具體提法是「中等社會」，強調它是處於「強有力之當道」(清政府)與「大多數之小民」之間；後者的提法則是「以中等階級為勢力之中心」，強調它居國民黨、進步黨、新舊國會等多元勢力之中心地位。此種提法的差別，反映了民國建立後政治格局多極化的變動。不僅如此，梁強調知識階級為「中等社會」，是就它為養成國民之主體，即為「新民」(開民智)的中堅力量而言，較為單純明了；而杜強調以知識階級即「中等階級勢力」為中心，不是就單純的國民養成而言，而是就社會各派政治勢力並存紛爭的現實而言，故愈顯其政治學上的複雜性。此其一。二者的所謂「中等社會」、「中心」，都包含有中堅、核心、中庸、穩健與超越群倫等多重的意義。與執政當局及政黨相較，知識階級無權無勇，何以有資格在眾多政治勢力中立於中心地位?二人都強調，端在於它擁有知識與思想。這已隱然包含了知識階級當仁不讓，是社會共同精神領袖的自我期許。1920年少年中國學會的余家菊說：「中國的有權者，是無足希望。只希望人民領袖的知識界，要認定製造社會意識是一切事業的根本。」(97)他表達的正是這一訴求。此其二。

　　 在知識階級未超越思想解放的範疇前，梁、杜的上述思想尚限於個人的觀感，且表述也尚嫌模糊，故其影響有限。此期也未見有人重複梁、杜的具體提法。但是，儘管如此，隨著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肇端，它所提示的政治取向與自我體認，實已漸成知識階級的潛意識，且日趨自覺。1924年底，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不贊成國共兩黨號召抵制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善後會議，執意要參會，已顯示出了知識階級的政治個性。同時，更有北大教授周鯁生髮表文章說：當今中國政治上存在三大勢力，除了手握兵權的軍閥和有政治勢力的政黨外，便是「在社會上具有一種精神的勢力，而常為一切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指導者之智識階級」。因之，善後會議必須有「物望所歸之中堅人物」，亦即「智識階級的領袖」參加(98)。他以十分鮮明的語言與毫無掩飾的態度，公開聲言：知識階級不僅是中國現實政治格局中的一極，而且作為「一種精神的勢力」，實居「為一切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指導者」之地位。這就將梁、杜的思想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故善後會議雖未成功，胡適且因參會倍受壓力；但重要在於，知識階級自認在政治上「三分天下有其一」並具有在精神上領袖群倫資格之心態，卻由此浮上了政治的檯面。孫中山去世後，時局愈形複雜，此種心態也愈明顯。1925年初，有人致書胡適，建議由他和蔡元培出面組黨。信中說：中山既逝，國民黨分裂，所謂左派、右派都無甚希望，「生等以為為民治前途計，非有民治派的大結合不可，非有智識階級為中心不可，非有眾望所歸之領袖不可」(99)。在來信者心目中，知識階級是民治派大聯合的中心與共同的政治領袖，取向十分鮮明。1926年，隨著北伐戰爭勝利推進，雖然從總體上說，知識階級逐漸歸向國民革命，已成大勢所趨；但仍有老敢發表《全國智識階級對於蔣介石北伐應該取何種態度》一文，認為知識階級對此當有獨立的態度，不能隨聲附和。他主張派人去廣東考察，「看蔣究竟於共產蘇俄是什麼關係」，若發現其政策親俄則反對，若非則支持。他說，這才是「公正無私」的態度，因為「智識階級的意見應以確切可靠的事實為根據」(100)。老敢之仇俄仇共固不必說，但他面對嚴峻的政治抉擇，仍要擺出貌似清高與獨立不羈的態度，實際上是再次頑強地表現了上述知識階級普遍的心態，儘管迫於時局，所謂調查云云，無非是一種姿態罷了。實則，在此後的近代史上，知識階級一直固執於此種自負(101)。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緣於經濟上的不穩定性，知識階級不是獨立而是過渡性的階級，故它在政治上常表現出革命性與搖擺性並存，崇尚中庸，卻復追求超然的理想主義，難免常陷浪漫的空想。1923年，陳獨秀即指出：「正因為知識階級沒有特殊的經濟基礎，遂沒有堅固不搖的階級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時有超越階級的幻想，這正是知識階級和純粹資產階級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識階級有時比資產階級易於傾向革命的緣故」。在革命運動中，它可以做出「不少革命的功勞」，也可以做出「不少反革命的罪惡」(102)。上述知識階級的自負，正反映了其階級屬性的特點。此外，從思想淵源上看，也與它對「唯有思想解決問題」認知之執著有關。胡適曾說：「我們當日不談政治，正是要想從思想文藝的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非政治的基礎。現在我們雖然因時勢的需要，不能不談政治問題，但我們本來的主張仍舊不當拋棄的。」(103)雖然「五卅」後，知識階級超越了思想解放的範圍，開始直接介入了政治運動的實踐；但其思想深處相信思想是政治的基礎，「唯有思想解決問題」，依然執著。1926年底，胡適致書丁文江說，「今日之事只有三條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動的局面，三是學術思想上的大路(緩進)。我們既不能加入急進派，也決不可自己拉入反動的政治里去。」(104)由於學術思想是知識階級專長，故其自視甚高，就是合乎邏輯的事情。所以毫不足奇，儘管他們都在使用西方傳來的「階級」概念，但無論是梁啟超還是胡適，並不承認以中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知識階級的定義。相反，如上述張東蓀所言，卻將之視為全社會的代表；或如上述周鯁生所言，是代表「在社會上具有一種精神的勢力，而常為一切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指導者」。王世傑以為，包括國民黨在內，中國各派政治勢力都缺乏應有的思想和精神領袖。中國民眾運動需要19世紀末英國費邊社所代表的那樣知識階級權威的指導(105)，同樣反映了這一點。

　　 知識階級以社會勢力中心自居，自然是進一步印證了它的整體覺醒；同時，與上述強調一般意義上指導民眾的責任與使命感相較，也自然大體相同，它顯示了知識階級更高的理想與抱負。然而，這畢竟不是對中國社會結構科學的認知，它誇大了自身的地位與作用，表達的只是一種改革者浪漫的情懷。故其自我體認，得失互見：提升了自身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卻又往往遮蔽了時代的方向感，從而無法給自身的角色以科學的定位。在上述五卅運動和三一八運動中，它與國共的主張有同有異，卻仍發揮了自己指導民眾的獨到與重要作用，從而彰顯了自身的社會影響力，是其得也。同時，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共與蘇俄抱有偏見，熱衷於「反赤」的鼓噪，更有甚者面對三一八慘案卻顛倒是非，追究所謂國共「群眾領袖」的責任，結果加速了愛國聯合戰線的瓦解與知識階級自身的分裂，是其失也。在後來近代歷史發展不同的階段上，知識階級的上述心態與自我體認，表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例如，1930年梁漱溟在《中國問題之解決》中斷言：中國革命根本是文化改造，故認工農、被壓迫者是中國革命的動力是全然錯誤的。「不但問題發動，非於問題有認識的知識分子不可；尤其解決問題的功夫，即是文化之推進增高，更非富於世界知識的知識分子不辦。所以我們說，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都要靠其社會中知識分子。」(106)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自由派知識分子則是公開以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自居，主張第三條道路。儲安平在《中國的政局》中說：「在(國共)這種兩趨極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來，應該起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107)。末了「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一句，強調的正是勢所必至、淵源有自來之意。實踐證明，在中國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決戰的關鍵時刻，它又多走了一段彎路。醒獅派的左舜生晚年回憶說：當年「我們在言論上不只反對共產黨，同時也反對容共的國民黨，要在中國談『第三勢力』，我們也真可以算得是『第三勢力』的老祖宗」。(108)然而，這是牽強附會。應該說，「第三勢力」真正的老祖宗，當是「五四」前後「新起的階級」——知識階級。在「五四」後的近代史上，這個階級的命運，包括其得失毀譽及其最終歸宿，在很大程度上，都與它源於此期的自我體認密不可分。

餘論

　　 「五四」前後是近代知識階級整體走向自覺的重要時期。在隨後的五卅運動和三一八運動中，這個「新起的階級」在指導民眾中更發揮了獨到和重要的作用，從而擴大了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與此相應，它對責任與使命的自我體認，超越了思想解放的範圍，開始與國民革命的實踐相聯繫，並進而浸成了以中國社會精神領袖自居，欲充當「一切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指導者」的更高的理想與抱負。知識階級這種緣於階級屬性的個性與浪漫主義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自己在近代史上得失毀譽和最終歸宿的歷史命運。由此可引出以下的認識：

　　 既然近代知識階級作為整體初登歷史舞台，便先後領導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復在國民革命的大潮中嶄露身手，而且其自我體認，表現得如此自覺和自負，這說明：那種以為晚清科舉既廢之後，知識階級便由社會中心走向了邊緣化的看法，並不符合歷史實際。恰恰相反，這個「新起的階級」一經登台，便居於中國社會的中心地帶，自視甚高，影響甚巨。在此後近代歷史的發展中，無論各派政治勢力如何縱橫捭闔，它始終不失其作為制約各方的「第三勢力」的存在。重視知識階級的自我體認及其在歷史發展中的得失，是正確認識近代歷史不容輕忽的一環。

　　 當年惲代英說：「我們反對『士大夫救國論』，相信只有無產階級能夠領導各階級從事國民革命」(109)。劉一清也認為：「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知識階級雖通常是居引導的地位，可是革命的大本營，還應建築在無產階級的工人和農民上面。」(110)歷史業已證明了他們的預見性。知識階級於革命自有貢獻，但其充當中國社會精神領袖與指導者的自我期許，卻從未實現。新中國建立後，它最終接受中共的領導，也自有其必然性。由此引出的教訓：一是前輩學者從唯物史觀得出的許多正確結論，值得堅持；二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階級這個「毛」當附在什麼「皮」上?這個似乎解決了的問題，在當下實際還存在，值得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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