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躍：為什麼有兩千多年道德傳統的國人卻是世界上道德低下的民族？

為什麼有兩千多年道德傳統的國人卻是世界上道德低下的民族？

作者：謝躍

一個健全的社會不可能缺少道德。道德的核心是真善美。真包括對真理客觀的敬畏和誠信，善是與人為善和寬容。美是尊重他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華夏以外的社會裡，道德是附屬在宗教裡邊的。國人是世界上少有的宗教情感最淡薄的民族之一。一般認為，沒有宗教作為後盾的道德說教其影響力是很有限的。這就是為什麼有兩千多年道德傳統的國人道德低下的第一個原因。

現在有不少人認為，國人現在道德低下是由於近百年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批判作為傳統儒家道德所致。這個判斷基本上是錯誤的。總的來說，國人的道德問題不在道德本身而在社會。

華夏道德起源於周禮。周禮是周朝宗法式封建制社會的產物，其主要功能是阻止僭主政治。君主對僭主的排斥，導致在宗族裡對庶子的排斥。它的作用是阻止一夫多妻下宗族內的惡性競爭，它原本是規範出身、等級和繼承權，讓社會上的每個人各得其所。它具有華夏各族的習俗積累的因素。後來孔子把它改造成具有更廣泛意義的社會道德。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創立的儒家道德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然而，孔子創立的儒家道德有先天的缺陷。在世界各民族的道德中，道德一般不關心政治問題。而儒家道德一開始就跟政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不正則言不順」「學而優則仕」就是跟政治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的例子。在道德的核心真善美中，真和美缺位是儒家道德的特點。儒家道德中基本沒有對真理和誠信的思考，也不怎麼尊重甚至抵制他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儒家道德由於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宗法等縱向秩序方面，對道德中的核心之一——誠信則漠不關心。儒家道德是縱向社會的道德，而誠信是以橫向秩序為主要特徵的社會規範，因此，它很難容得下作為橫向道德的誠信。就是說，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不正則言不順」面前，真理和誠信必須讓位。道德一旦跟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就很容易兌變成統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作為強調縱向道德的儒家學說成為統治者的文宣工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強調自律的儒家道德容易變成約束別人尤其是卑者的工具。

評價儒家道德不能光從儒家道德本身去分析，更應該從歷史和人性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早期儒家道德的出發點是恢復西周的宗法式封建制，他們認為作為宗法式封建制秩序的周禮是阻止社會動亂的法寶，儘管儒家努力恢復封建制的努力失敗了，但他們認識到封建制的價值是難能可貴的。據劉仲敬的分析，早期儒家學說的問題是一方面想阻止西周封建制的衰退，另一方面則大力推動啟蒙。即一方面抵抗「禮崩樂壞」，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行「有教無類」的啟蒙路線。他認為，孔子的這種開創先例所造成的對周禮社會的損害，遠遠超過亂臣賊子，因為啟蒙是促成封建社會解體的腐蝕劑。就是說，儒家道德的問題主要在於它自身的邏輯矛盾和理想與現實的脫節。

孔子的啟蒙主義對群眾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平等社會不會像封建社會那樣任人唯親。實際上，「貴貴而尊官」才是群眾的本來面貌，儒家在對人性的理解上的確不夠深入。孔子雖然不直接主張人性善，但他的思想已經孕育了人性善的種子。人性善具有很好的道德感染力，但它所起的作用是消極的。在孔子看來，人只要受良好的教育，人就會變得有道德，受教育越多，人性善就越多。這種思想到了後來就成了尊者至上，放縱尊者的思想。當然，這一點並不是對儒家思想的主要評價，因為導致對尊者的放縱和不受約束的原因主要不在儒家思想的作用，而在於秦制的「歷史的終結」。

道德作為一種社會規範起作用是有限的，習俗或習慣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現實所起的作用才是決定性的。因此，人們把國人道德低下歸咎於儒家傳統道德的踐踏並不符合事實。

「歷史的終結」出現後，華夏社會不斷地走向去封建化，雖然與早期儒家思想家的理想相背離，但儒家學說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極的。吏治社會的目標是去除大宗族、小宗族，讓所有的子民都變成原子式核心家庭，使社會「扁平化」，成為吏治國家的順民。由於這種扁平化的順民社會對僭主政治和異族（蠻族）沒有任何抵抗力，從而導致華夏社會頻繁出現因農民革命、僭主政治、蠻族入侵而產生的改朝換代。頻繁出現的社會大動蕩對傳統秩序的破壞是十分嚴重的，這種情況下道德每況愈下是難以避免的。國人的道德低下絕非一日之寒，是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

扁平化的順民社會由於剷除了封建制和大宗族，華夏社會很難形成有效的較大的共同體意識，在缺乏有效共同體意識的社會裡，道德作為一種社會規範是很難發揮作用的。道德本質上是熟人社會的產物，在華夏社會，它一般只能在血緣氏族（小宗族）內發揮作用，一旦越出熟人社會就很難發揮有效的作用。此為人性所然。

扁平化順民社會很難形成大家共同認可的橫向社會的道德規範。在暴政和異族統治下的順民，很難與吏治國家的統治者形成有效的共同體意識，越是大一統的社會，這情況就越嚴重。在多國體制下反而容易形成有效的社會共同體意識。另外，吏治社會下的順民沒有自己對道德的獨立判斷，往往隨統治者權貴的變更而不斷變化。久而久之，吏治社會的道德就容易變成對權貴的順從。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奴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正好是道德本質的對立面。真正意義上的道德可以激發人們的正義感，能夠喚醒人們去與邪惡作鬥爭。國人做順民的時間太長了，以至於把奴性當做道德。奴性很強的人不會有道德，只會無條件服從尊者的意志，對權貴者百般曲意相迎，對弱者缺乏同情心甚至欺凌。他只會投機地遵守眼前的上下秩序，沒有橫向的平等意識，只考慮自己眼前的利益得失。加上具有一定開放性官僚用人制度，更加劇了官場上的惡性競爭。儒家學者沒有想到「學而優則仕」「用人唯賢」會導致個人只考慮自己眼前有魚，不考慮甚至不讓人有魚的結果。在這些順民的大腦里，到處充滿著精明的利己主義，遵守規矩會導致自己吃虧，破壞規矩會讓自己獲得眼前的巨大利益。人越來越變得自私、內鬥、自相殘殺。在這樣的吏治社會的順民面前，與人為善的道德是軟弱無力、微不足道的。

國人的道德低下狀況早已被一兩百年前遠道而來的西方人所發現，甚至在明治維新以前，有不少日本人來大清所看到的道德敗壞的情況與他們想像中的禮儀之邦相去甚遠。這些都發生在五四運動之前。把國人道德低下完全歸咎於傳統道德的破壞缺乏說服力。梁啟超很早就發現儒家道德強調的是私德，社會公德是缺位的。

近百年來，中國出現了兩次大的反孔運動，一次是知識人的啟蒙運動，另一次是高層玩的政治遊戲。前者從民主和反對奴性的角度批判儒家思想，後者則是繼續打壓小宗族，使社會更加扁平化。前者的批評理由並不充足。民主不是靠批評傳統思想和啟蒙產生的，它是各種政治勢力博弈中逐漸產生的。奴性並不是孔子道德的特徵。如：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在這裡，孔子強調的是忠於道義，荀子複述的「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等與奴性正好相反。三綱五常則是漢儒的提法，與前秦儒家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國人道德低下的主要表現有奴性、站隊思維、不講理性、缺乏互信、虛偽（想一套說一套，說一套做一套，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化公為私、以鄰為壑、內鬥、告密、法律觀念淡薄、不遵守公共秩序、阿諛奉承、缺乏同情心、缺乏職業道德、得理不饒人、缺乏寬容、記恨復仇、潛規則盛行、不講禮節、拜金主義、不講契約和誠信、各種惡習（隨地吐痰丟小垃圾、大聲喧嘩、論文抄襲、不尊重他人隱私、己所欲施於人等）、崇拜權貴、喜歡拳頭解決問題、走後門、人情商業化、殺熟、行賄受賄等，這些都給跟孔子他們所主張的思想內容沒有關係，有些甚至是相反的。其中大部分與後期的儒家思想也沒有直接的關係。因此，評價儒家道德時，還應注意區別對待前期儒家和後期儒家。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上述國人道德低下的現象，相當一部分是自古以來積累形成的，一部分是近幾十年來經濟領域開放但法治不到位而形成的。而法治不到位則與我們過分迷信傳統道德的作用有關。在許多意義上，道德的思維方式與法治的思維方式是水火不相容的，尤其是在公共秩序方面。道德過分看重他人的內心想法，這一思維方式很容易為權貴者濫用，成為內鬥、相互殘殺的工具。又比如，國人愛錢如命的德性絕非近幾十年才出現的，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說：「中國人給外國人的印象往往是盡想著賺錢、愛錢如命，所以對中國人的評價往往不高。但要知道中國人賺錢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護，美國人有人權的保護，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國老百姓，除錢之外沒有別的可以保護自己和家庭的東西。所以中國人的愛錢如命亦是殘酷政治環境中造就出來的智慧。」他認為，西方國家的國民，由於有國家政治的庇護，不必象中國人那樣費盡心思地撥算盤賺錢。只是由於長期以來在政治上無依無靠，才使中國人對金錢有如此看重的心情。如上所述，在沒有大家族保護的扁平化的吏治國家中，國人是很難得到有效保護的。

一個民族的社會道德主要是由貴族積累、承載和發揚光大的，貴族老早就在被去封建化的過程中消亡了。沒有貴族、沒有宗教，導致獨裁君主的權力不斷強化和膨脹，而權力的本性是使人民無條件地順從。當社會上充滿大量機會主義的順民時，人們就會順從權貴，順民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價值判斷，因此，順民的價值觀必定是「實用主義」的，再進一步就是機會主義和虛無主義，這樣的順民社會怎麼能有道德呢？

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以為，批判傳統道德並不是導致社會道德塌方式滑坡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弘揚」傳統道德也不可能扭轉眼下國人道德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趨勢。本人無意批判傳統道德，也不願意批評傳統道德，認為傳統道德中也有不少值得發揚光大的地方，但認為它不是靈丹妙藥。我們已經給了它兩千多年的機會，這一次，斷定它不會有更好的表現。相反，我們要做的是，盡量減少我們大腦中過多的泛道德主義的荷爾蒙，冷靜、理性地思考我們的未來。反腐運動只是治標，並不治本，關鍵在於法治、理性和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