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所學校辦學僅一年，卻足以影響整個中國近代史丨時務學堂成立120周年
引言
2017年11月29日，湖南時務學堂成立120周年。
這座湖南最早期的新式學堂成立於1897年11月29日，被譽為是湖南維新運動時期的最高學府，她和嶽麓書院後被改建成為湖南高等學堂，並於1926年正式定名為省立湖南大學，1937年升為國立湖南大學。
時務學堂是戊戌變法的直接產物。雖然從成立到被取締僅僅只有不到一年時間，但其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夾縫中的背景，卻決定了其成為湖南從傳統守舊轉變為激進開放的關鍵力量。
時務學堂開辦時所面臨的新舊之爭與近代思想裂變亦是一場激烈的惡戰，繼其失敗之後的自立軍起義、護國戰爭更是在其直接影響下的重大政治軍事事件。這座湖南大學的前身學堂，是近代史上一次最激烈的碰撞，更點燃了從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的火光。
時至今日，長沙三貴街的這座被爬山虎掩映的小院，依然被後人所銘記。不光是因其間有著梁啟超、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等名師之匯聚，亦不僅因其培養出了蔡鍔、林圭、楊樹達、范源濂、李炳寰等青年才俊，薪火相傳，她見證了學堂師生的情深義重與生死摯交，見證了湖湘近代化歷程中最為艱辛的歷程，更是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
1897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夜幕籠罩下長沙城小東街的一間學堂里，師生們圍坐一起，觀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幻燈片放映。
在投影屏上，學生們看到了英國倫敦的皇宮、街道、橋樑、飯店、馬車、輪船、兵器庫，看到了西方動物園中才有的獅子、大象、海馬、駝鳥，甚至還看到了英國「日不落帝國」時期的維多里亞女王畫像。這是近代湖南的首次幻燈片放映，這座學堂名叫時務學堂。
1
從保守到激進的湖南
晚清時期的中國，歷經甲午戰爭已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近代中國幾乎每個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團體中，總有湖南人的身影。這一由湖南人所構建的湘學群體在時代交替中達以頂峰，並促使了晚清今文經學、大乘佛學以及西學東漸之融合。
而在此之前，湖南人卻並非一個整體開化較早或提前接受啟蒙思想的群體，在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湖南人長期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地域越感之中。有位外國觀察家如是評價湖南人：「湖南人是個剛毅且獨立的種族，尚武、急躁、頑強，同時又自尊心強、保守、倨傲。」固執與頑強，這成為了近代湖南人的「特質」。並且湖南地處內陸，與沿海省份相比受國外影響較小，仇洋排外的心理較強，社會風氣趨於保守。雖然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中湖南人居多，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首講西學者，為魏源氏、郭嵩燾氏、曾紀澤氏，皆湖南人」，但是包括曾國藩、左宗棠在內的洋務運動先驅，其主要活動和創辦的洋務實業多在外省而並不在湖南，因此他們的洋務思想對湖南影響較小，湖南反而「以疾惡洋務名於地球」。
這種固執自大的心態，成為甲午戰前湖南人拒絕改革之思想因子，以至於其在拔電線、拆鐵軌之外，甚至於聚眾圍攻提倡向西方學習的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的宅子，將他捐修的上林寺縱火焚毀，並對其進行大肆人身攻擊，以此表明自己拒絕開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務之決心。種種行為與跡象，已將湖南徹底變為一個與時代脫節的頑固保守的大本營。湖南的近代化進程因此而受到強烈阻礙，以至於晚於其他省份近30年。
（圖：郭嵩燾）
而面對甲午戰爭中打著湘軍大旗的李光久、魏光燾兵敗於遼東半島，挽救了清朝命運的湘軍面對日本侵略軍並沒有創造奇蹟，昔日戰績構築的壁壘如今土崩瓦解，湖南人自高自大和盲目排外心態終於有了轉折。
譚嗣同曾在致其老師歐陽中鵠信中表示，湖南人因甲午戰敗而敲響警鐘，結束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態，這樣慘痛的教訓亦可以視為是中國挫敗中的一絲曙光。正由於之前的閉塞，甲午戰爭對湖南人的刺激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層。這種巨大的心理反差為其他省份的人所沒有，給湖南社會風氣的轉變帶來了機會，湖南從最保守的省份一變而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圖：譚嗣同）
因而，短短几年間，湖南由萬馬齊喑的排外格局成為了維新運動時期全國最激進的省份，湘中官紳、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級紛紛覺醒。
此時的湖南，聚集了一大批開風氣的士紳領袖，其中既有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熊希齡等思想激進的士紳新秀，他們大多年輕有為，敢作敢為；也有皮錫瑞、歐陽中鵠、朱昌琳等熱心地方事務的士紳名宿，他們老成持重、穩健熟稔；也聚集了一批支持革新的官員，如巡撫陳寶箴、鹽法道黃遵憲、學政江標和徐仁鑄。官紳都有志於開風氣，這在當時的中國各行省中十分難得。
湖南維新運動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大批維新骨幹入湘，湖南成了維新人物最集中的省份，推動湖南維新走向高潮；二是德國搶佔膠州灣之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加快劃分勢力範圍，瓜分危機逐漸顯露，民族救亡的意識深深滲透到湖南人的思想中。
歷史選擇了湖南，時務學堂，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大背景當中。
2
譚嗣同與第一架大天文望遠鏡
早在時務學堂成立之前，湖南瀏陽就已經成立了第一個近代科學學堂——瀏陽算學館，這是由兩位具有傑出維新思想的青年人譚嗣同、唐才常所創辦，雖規模不大，但已無可爭議得成為全省新學之起點。因而，作為時務學堂早期董事會重要成員的譚嗣同和後期中文教習唐才常，在時務學堂的參辦過程中，亦具有了一定辦學經驗。
時間追溯到1896年的冬天，最早提出創辦創辦時務學堂的是湘鄉人蔣德鈞，然而最初卻是以為長沙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設立工藝學堂作為創辦動議，類似於現在企業中的員工培訓機構。這一提議得到了寶善成公司創辦者王先謙、熊希齡的認同，亦得到了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為表示對此計劃之肯定，陳寶箴「拍案叫絕」之餘，親自將其定名為時務學堂。
（圖：熊希齡）
學堂開辦之初，首要問題即是經費。為此，熊希齡與蔣德鈞於1897年4月親赴南京，向兩江總督劉坤一求撥督銷局鹽厘7000金作為辦學經費，然而劉坤一雖下批複表示願意支持湘省此舉，督銷局總辦易順鼎卻橫生枝節，要求將7000金中再分撥2000金以作他用，並獲得劉坤一一度同意。熊希齡聽聞此事，誓死相抗、堅決不從，時在南京擔任江蘇候補知府的譚嗣同亦致信江蘇學政的龍湛霖之子龍紱瑞，請求其父說服劉坤一將7000金全額撥付時務學堂所用。在湘中官紳的一致努力下，最終於重重困難中保全了這來之不易的第一桶金。隨後，陳寶箴又上書光緒帝申請將正款項下撥款一萬二千兩用作學堂常年經費，至此方才解決了時務學堂的經費問題。
在籌備經費同時，熊希齡和蔣德鈞亦趁在江浙滬之機，著力進行圖書和儀器購置等工作。對各類精密儀器非常熟悉且曾開辦過中國近代第一個測量學會的譚嗣同曾熱心襄助他們的儀器購買事宜，並將楊仁山從海外購買的各類儀器售賣予時務學堂。
楊仁山曾任駐英法大使曾紀澤的參贊，他和他的兩個兒子楊自強、楊自超均出身測量學以及工程學專業。在國外時，楊仁山將他幾乎全部的薪水都花在了購買天文鏡、子午儀、經緯儀等科學儀器上，並亦練就了一手親自製造儀器的功夫，他所製造的地球儀一度在當時被爭相購買。譚嗣同在楊仁山寓所親自驗看各類儀器，並表示由時務學堂人員先行選購，方才應允將其餘儀器售予其他求購之人。
（圖：楊仁山）
為防售罄，譚嗣同自行出資為時務學堂購買數百張圖紙，並代時務學堂訂購了一批幾何模型。他亦推薦熊希齡在上海洋行購買度時表、寒暑表、水銀風雨表、空氣風雨表、燥濕表、量風器、量雨器等十餘種測量所需儀器，以及天文圖、地學圖、礦石圖、電學圖、化學圖、百鳥圖、百獸圖、百蟲圖、百魚圖、重學圖、植物圖等二十餘種圖表。
教育家朱經農曾回憶，當時湖南第一架大天文望遠鏡就在時務學堂閣樓上，學生們可以在鏡中觀測各類行星。學堂中的學生可以享用到如此先進的教學設備，與譚嗣同、熊希齡的努力不無關係。除此之外，譚嗣同還推薦楊仁山之子楊自超擔任時務學堂測量教習兼儀器管理員，將其從英國學到的測量知識傳布予年輕的湖湘士子們。
隨後，熊希齡租賃了位於長沙城小東街的原乾嘉重臣劉權之的宅邸作為校舍，這座南北向的小院子前後共有五進院落，西邊為學生宿舍。學堂主入口位於今天的中山西路上，即是以前的小東街，東西北分別為三貴街、福慶街、連升街，是個傳說中的「風水寶地」。
陳寶箴親自為時務學堂擬定了《招考告示》，並張貼於省城大街小巷。這份告示於今日看來亦具有非常之吸引力。避開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科舉考試，時務學堂的優秀畢業生可保送京師大學堂，或公費出國留學，最差也可保證派充使館譯員，或擔任南北洋海軍、船政局、製造局等中央控股企業辦事員。如此優厚的工作分配製度吸引了不少湖湘學子，第一批招生名額僅有40人，卻吸引了4000人前來報名。錄取率之低，可謂真正的百里挑一，即使博學如章士釗也未能考中，被時務學堂拒之門外。
（圖：時務學堂平面）
並且，即使是第一批考入時務學堂的40位學生，也未能全部留下。錄取3個月之內，學堂進行甄別考核，中西教習會同紳董根據學生平日功課分數及性情舉動，合校互勘，綜合評定，最後確定合格學生共計27人。時務學堂是個「兼學堂、書院二者之長」的學校，學生中兼學西文者為內課生，用學堂之法教學；專學中學而不學西文者為外課生，用書院之法教學。但後來，內課與外課生的區別主要取決於考生的優秀程度，成績最優者方能成為內課生。
蔣德鈞在北行之時，亦將為學堂物色總教習人選作為重要出行目標。經過一番考察，他看中了上海《時務報》總主筆梁啟超。梁時年僅有24歲，卻已然名動天下。作為《時務報》的頂樑柱，報館總理汪康年自是不願放人。為此，陳寶箴專程為梁送去聘書，再由熊希齡想盡各種辦法對汪康年施加壓力。
梁啟超素與譚嗣同交好，譚在南京擔任候補知府期間曾四赴上海，而這其中多半是由於梁在上海時務報館工作的緣故。譚嗣同還將自己並不願公開的著作《仁學》拿予梁觀閱，可見二人關係之密切。考慮到這一點，熊希齡決定託付譚嗣同對汪康年進行勸誡，希望其儘快放人。譚嗣同於是致書汪康年，態度十分堅決，並在信中表示如若不放人，自己將去上海將梁啟超「忤而豪奪以去」。
最終在各方軟硬兼施之下，汪康年鬆口，梁啟超於11月偕李維格以及同門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抵達長沙。初抵長沙，不僅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按察使黃遵憲、學堂總理熊希齡對他歡迎有加，即便如隨後幾個月後對他極盡醜詆之能事的王先謙與葉德輝，亦為他的到來而設宴款待。
（圖：時務學堂教習合影，左起葉覺邁、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
一切準備工作就緒，陳寶箴作為湖南最高行政長官和時務學堂早期發起人，對學堂人事構成進行了決定。他委任熊希齡為總理紳，即是校長，另組建了包含熊希齡、譚嗣同、蔣德鈞、王先謙在內的九人董事會，決定和討論與學堂相關重大事件。梁啟超擔任中文總教習，譚嗣同、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楊毓麟擔任中文分教習。李維格擔任西文總教習，王史擔任西文分教習。許奎垣擔任數學教習，地理學家鄒代鈞擔任輿地分教習，另由楊自超擔任測量教習。
3
梁啟超的獨門讀書法
1897年11月29日，時務學堂正式開學。開學當日，學堂師生舉辦了隆重的開學儀式，學堂總監譚嗣同還撰聯」攬湖海英雄，力維時局；勖沅湘子弟，共贊中興」以示慶賀。總教習梁啟超亦撰寫了《湖南時務學堂公啟》並刊登報紙向社會公布，他以不同凡響之筆法點燃了這批剛剛入學的湖湘少年的救國之意氣：「吾湘變，則吾中國變；吾湘立，則中國存。用可用之士氣，開未開之民智，其以視今日之日本寧有讓焉！」
在課程設置上，梁啟超亦做出了明確的規劃，他將學堂所學科目分為了溥通學和專門學兩大門類。溥通學，「凡學生人人皆當通習」，相當於現代高校中的通識課程，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學四大類，其中「公理學」包含算學、理學、公法學、格物諸學。
專門學，「每人各佔一門」，相當於現代高校中的專業課程，包括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三大類，其中「公法學」包含憲法、民律、刑律等內公法和交涉、公法、約章等外公法。學生初入學堂，需要統一學習溥通學6個月，期滿之後方可學習專門學，同時仍要學習溥通學。
（圖：梁啟超）
不難看出，溥通學四門課程當中，除經學外，其餘三門均屬西學範疇。作為通識課程的溥通學中已經摻入了包括數學、理學、公法學、物理學這樣的自然科學，這是對西學價值和意義的一個質的飛躍。並且，據楊樹達回憶，學生們上午學習四小時英文，下午學習兩小時中文。這樣的課程設置，既有專業課程的學習，又有通識課程的學習，既有中文以及傳統文化的學習，亦有西學以及科學技術的學習，已經具備了近代高等教育課程設置的雛形。這樣大膽改革教育內容，不僅將時務學堂變成了維新運動的前沿陣地，更是近代化思想的一次啟蒙。
除去課程設置，時務學堂亦對學生規定了不同時期所須閱讀的書目，為此，梁啟超亦經過了極為精心的設計。他將學生所讀之書分為「專精之書」與「涉獵之書」兩大門類。專精之書，學生必須認真完整研讀，並仔細揣摩，讀書時間須佔到每天全部學習時間的十分之六；涉獵之書，學生可以」隨意翻閱」，讀書時間佔到每天學習時間的十分之四即可。但這並不意味著涉獵之書不重要，梁啟超強調此二者不可偏廢，「無專精則不能成，不涉獵則不能通也。」
梁啟超所列舉的專精之書的書單里第一則即為《讀書法》，並把它當作了開拓學生學習能力的綱領性書籍。此外，還包括《春秋公羊傳》《萬國公法》《學算筆談》《格物質學》《佐治芻言》《幾何原本》《代數術》《日本國志》《地學淺識》《化學鑒源》《英律全書》《代微積拾級》《大清律例》等等，內容依時間由淺入深，範圍由窄而廣。梁啟超所列舉的涉獵之書的書單里包括了《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泰西新史攬要》《春秋穀梁傳》《英國史記》《格致彙編》《時務報》《湘報》《知新報》等。其書目列舉範圍甚廣，書籍報刊均在閱讀範圍內。
作為梁啟超之摯友，譚嗣同曾多次提及《格物質學》《幾何原本》等數學、天文學方面書籍，此類書籍的列入與譚嗣同之推薦不無關係；鄒代鈞素以擅長輿地而聞名，《地學淺識》《地學指略》等書也應為鄒所推薦；而《日本國志》的作者即為時任湖南按察使的黃遵憲。
由此可看出，這張詳盡而全面的《讀書分月課程表》是當時維新派人士共同商討之結果。其由中國古學漸入西方各學科，根據不同書目的不同章節規定其所應閱讀的時間階段，並標明在閱讀某一本書時應與何書對照閱讀方可利於理解和記憶，已經成為近代學堂教學方法的質的飛躍。
關於學習方法的規定，梁啟超擬定了《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要求學生每人準備札記兩冊，並將讀書心得記於其中，札記冊五日一交，由教習批註，並在教室中設置一問題匣子，讀書有疑義均可投匣提問。
為給學生批閱札記，梁啟超時常通宵不睡，並且每條批語達數千言之多，對於學生新穎的思想和認知，他不吝惜讚美之詞而褒揚有加，儘可能多行鼓勵。在札記批語中，梁啟超大量闡述了自己對公法、民權等問題的看法，並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三綱五常進行了猛烈抨擊。
時務學堂的考核制度亦與現代高校的「學分制」非常接近，學生所作札記由教習評定後給予等級分數，最差者給半分，最高者可達三分，每月三十分為及格線，溢分者給予銀兩獎賞。學生每月分數均登記在《湘報》上，林圭、蔡鍔、李炳寰、唐才質等常常溢分達五十餘分。同時每季大考一次，將成績排名貼於學堂大門之上，並刊登於《湘報》、《湘學報》之中。除此之外，優秀學生的札記亦予登載於《湘報》之上，甚至被編印成書，出版發行。這種方式對學生來說是一種極大的鼓勵，故而學堂學生意氣風發，於學業具有極大的熱情和主動性。
4
譚嗣同：南學會的天文與地理
當時湖南維新運動的陣營里，除去時務學堂和《湘報》之外，還有開辦在湖南巡撫署中的南學會。南學會是在巡撫陳寶箴支持下，由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創立的，主要活動形式是定期會講，講期定於每周的星期日進行，正好是時務學堂學生的休息日，可與時務學堂互為表裡、積極配合。
講課之日，社會名流學者輪流登台，或談學術，或談政治，或研討國內外時事。講演者中，皮錫瑞主講學術，黃遵憲主講政教，譚嗣同主講天文，鄒代鈞主講輿地。除此之外，陳寶箴、歐陽中鵠、曾廣鈞以及時務學堂教習李維格、楊自超亦登台講演。
在一次講演中，由於鄒代鈞所講《論輿地經緯度之理》太過高深難懂，導致聽講者難以理解而致紛紛離去，於是熊希齡堵在門上不允眾人離場，最後現場氛圍一片混亂。
為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狀況，主講天文的譚嗣同主動調整了自己講演方式，在下一次的講演中，他圍繞地圓說這一理論逐漸延伸到中西宗教信仰之關係，最後得出了唯有學習方可保國保種之結論，而「所謂學問者，政治、法律、農、礦、工、商、醫、兵、聲、光、化、電、圖、算皆是也。」
（圖：譚嗣同）
南學會規模宏大、譽滿八方，每次開講均人滿為患。與時務學堂相似，南學會亦有問答的重要環節，來此聽講的時務學堂學生常常提問，第三期學生辜天祐即提問過關於公法方面的問題。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亦常去南學會聽講，迄今還留有一份他提問主講人譚嗣同的問答記錄。
南學會之講演涉及時政、經史、天文地理、工商、公法、宗教、外交、兵制、算類等方面，極大開拓了時務學堂學生的知識面和眼界，是對學堂本身教學極好的補充，並將學堂與學會緊密相結合，鼓勵學生多方學習甚至參政議政。
正如梁啟超1912年歸國時在天津利順德大飯店講演時所陳述的那樣：「必須使全國人有政治之能力。而所以生此能力者，在引起國民政治上之興味，以從事於政治，則政治教育為第一要養。」他希望公民都具有參政的意識和能力，而此種能力的得來不光是學校中的政治學教育，能夠培育出政治興味的日常實踐，包括政治演說、報紙言論均十分重要。而南學會這一「兼具地方議會之規模」的參政議政場所，正是培養學生政治能力的重要途徑。
梁啟超曾在致陳寶箴信中表達過「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之觀點，譚嗣同亦在南學會演講中提及：「學堂學會，一面造就人才，一面聯合眾力，官民上下，通為一氣，相維繫協力會謀，則內患其可以泯矣，人人之全體其可以安矣。」開民智、興紳權之重要方法即為開學會，此種「造就人才」和「聯合眾力」均可建構在培養公民政治能力的基礎上。
南學會中藏書亦頗為豐富，譚嗣同曾帶頭將自己幾乎所有書籍捐入南學會書庫中，然而因此行為，甚至曾引發過他與他時任湖北巡撫的父親譚繼洵之間的矛盾。時務學堂學生在南學會聽講、提問、思考，同時接觸到多種不同種類的書籍，對完成梁啟超所指定的《讀書分月課程表》亦具有促進和發散思維的作用。
5
漂洋過海的師生情誼
1898年12月，時務學堂開學之後的不久，原湖南學政江標卸任，新一任學政由徐仁鑄擔任。學政，是主管一省教育方面的官員，相當於現代的省教育廳廳長。徐仁鑄的父親是禮部侍郎徐致靖，父子二人均具有維新思想。徐仁鑄亦曾作《輶軒今語》，闡明變法之理，他與素來銳意維新的譚嗣同私交甚深。在得知徐仁鑄即將出任下任湖南學政的第一時間，譚嗣同即非常欣喜地致信老友以示慶賀。對於湘人的閉塞和頑固，徐仁鑄並未親身體驗過，譚嗣同向他提及現任學政江標在湘從事維新運動時遭遇的種種困境，例如一旦出題「牽涉洋務」，就會「謗者甚眾」。這種情況近年有所好轉，與湖南擁有一個開明的領導集體不無關係，無論巡撫陳寶箴，亦或是兩任按察使李經羲、黃遵憲，再或是學政江標，均是銳意變法之官員，而這種有利狀況，在全國甚為罕見。
徐仁鑄到任後，親手頒布條誡，提倡自然科學之法，對湖南新政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當南學會屢遭保守派攻擊、破壞之時，徐仁鑄以學政身份與諸教習一同前往宣講，被皮錫瑞稱為是南學會的「護法神」。
在上一任學政江標卸任之時還發生過一個故事。唐才常是譚嗣同最好的摯友，二人相識二十年，是知己亦是戰友，譚嗣同曾多次稱唐才常為其「二十年刎頸交」。在時務學堂中，因譚嗣同介紹，他的兩位摯友唐才常與梁啟超首次相識。初次見面，唐才常贈給梁啟超一方家鄉瀏陽的菊花硯，並由譚嗣同親自撰寫硯銘詩：
「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
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
其中任公是梁啟超的號，佛塵是唐才常的字。
（圖：江標）
江標擅長金石雕刻，且素與譚梁為莫逆之交，在他卸任學政預備離湘之時前往時務學堂與舊友話別，正巧看到唐才常贈給梁啟超的硯和譚嗣同所題的詩銘，認為如此好銘，「豈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於是他將船票改簽，連夜親手將此銘刻於硯上：「遽歸舟脫官服，向夕褐裘抱一貓至，且奏刀且侃侃談當世事，間以詼諧。」刻完之時，已快要到第二日晨曙，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三人於是送別江標於舟上，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面。
多年以後，譚嗣同、唐才常、江標均已不在人世，梁啟超十分思念這方見證著四人友誼的菊花硯。然而，戊戌政變後他東渡日本之時臨行匆匆，竟將此硯遺失。他曾遺憾說到：「數年來，所出入魂夢者，惟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此硯復飛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凄然。」梁啟超私交甚好的原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曾為他尋覓多年，亦不曾覓得此硯。
後來，梁啟超與原時務學堂的學生石陶均相見時，石陶均向他出示自己所藏的江標遺墨，梁啟超追憶以往，感慨萬千，他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遺墨》中寫道：「今遂二十六年，同人零落略盡，余硯固早已殉戊戌之難，而此情此景，猶縈旋吾腦際如昨日也。吾儕以積年憂患之身，尚能留此書生面目，不為地下師友羞矣。」
時務學堂在一年之內共舉行過三次招考。第一次招考是在1897年9月24日，報名人數達4000人，經過甄別考試後，只留下各課學生27名。這批歷經了層層選拔的年輕學子中，就包含了後來成為護國將軍的蔡鍔、參與庚子勤王起義的李炳寰、唐才常胞弟唐才質和成為了語言文字大家的楊樹達。
梁啟超是第一期學生的主要負責人，他曾如是回憶這批學生與他「漂洋過海」的情誼：「時學堂曾辦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藥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過，第三班，我全未教過，其中有十餘人，要到日本來找我，因為家庭不許，他們差不多帶宗教性質的，與家奮鬥，借錢逃出來，有的到上海，便無錢吃飯的，有的衣服破爛好像叫化子的，當他們出門時，他們不知我在日本何處，一直跑到上海，打聽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盡方法籌錢接到日本，日間尚住在一間房子。繼續講時務學堂的功課外，又學學日本文，晚間共同睡在一個大帳子內。」
第二次招生考試是在1898年3月22日，考試地點選在南學會中。因梁啟超向學生們大量灌輸了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民權思想，並且學堂課卷、問答已在社會上公開，湘人因畏懼民權、平等之說而反對年輕士子進入時務學堂，因而第二次招生考試投考學生僅有150多人。
梁啟超曾在1922年回顧一期學生在接觸了西方民權思想後的社會反響：
「學生因在學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學問，所談論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過了半年，皆己同化。不過在學堂時，未與外界親近，校外的人不知內容，故不發生什麼影響。及至年假放假後，學生回家發狂似的宣傳起來，風聲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於是目為大逆不道。有的攻擊我們，有的勸誡我們，當時王葵園、葉奐彬皆攻擊我們，作我們的勁敵。那種奮鬥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滿開學，學生家庭就不准他們再來時務學堂，而學生與家庭奮鬥，比老師與社會奮鬥更烈。」
第二次招考的主考官為擔任南學會主講的經學大師皮錫瑞和時任湖南按察使的李經羲，考試題目亦被皮錫瑞記載在當天日記中：「是日考題為《論黃老之學最能害事》《論孟子惡鄉愿》《論南學會有益》。」這批學生中包括了與唐才常、李炳寰參與庚子勤王起義的林圭、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大實業家梁煥奎的胞弟梁煥鈞，江標之弟子石陶鈞亦被保舉於此批進入時務學堂就讀。
第三次招生考試是在1898年4月28日，考試地點亦在南學會中，主考官為皮錫瑞和譚嗣同。據皮錫瑞日記記載，譚嗣同出題《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論》《漢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後》。至此，包括其餘兩次補行招生考試在內，時務學堂名額已滿，錄取人數共計264人次。
6
新舊之爭與惡戰
然而處於新舊交替之中的時務學堂亦引來了極大紛爭，新舊兩黨為此幾乎達到了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程度，其紛爭一直持續到北京的戊戌政變發生之後。
引發時務學堂新舊之爭的重要「物證」即是梁啟超為學生動輒千言的札記批語。
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的學生賓鳳陽後來把梁啟超所作批語收錄於一冊，並取名為《翼教叢編》，以此作為攻訐維新派之有利證據。所收錄札記中關於去跪拜、變服飾、興民權、開議院等方面的激烈言論引發了「全湘嘩然」。
除此之外，梁啟超與譚嗣同還曾私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並加以按語，秘密發放給學生閱讀，表面君主立憲的改革呼號在暗中已經演變為廢除君主制度、啟蒙革命思想的本質。這樣言辭激烈的批語和行為，為之後水火不容的湖南新舊黨政乃至之後的戊戌政變的發生都埋下了伏筆。
第一個重要的導火索事件是南學會會員易鼐於1898年3月發表在《湘報》上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首次在公開場合激烈抨擊清政府政治制度。這一文章被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看到，當即致電湖南巡撫陳寶箴，並給予即為嚴厲的批評和責難，並且甚至停止了《湘報》的兄弟報《湘學報》在湖北境內的發行。《湘報》與《湘學報》是當時維新運動的重要陣營，亦是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等人的輿論陣地，但經此一事，兩份報紙再未刊登譚、唐等人的文章。王先謙等人亦屢次說服陳寶箴關停《湘報》，這一舉動險些使得《湘報》徹底被封。
（圖：陳寶箴）
維新派此時處於極為不利的局勢，先是梁啟超於1898年3月初因病離湘調養，再是5月間陳寶箴趁譚嗣同回瀏陽的十多天中下令調閱時務學堂學生的札記批語。熊希齡聽聞此事，立刻將寫有激烈批語的札記連夜更換以言辭溫和的札記以應對檢查。情勢愈加危急，時務學堂最初的參與籌辦者王先謙已從最初對梁啟超的歡迎和認可完全轉化為敵對面，而一向支持維新的陳寶箴亦在新舊勢力之間有了動搖。面對上級的責問批評和省內保守勢力的咄咄相逼，陳寶箴有了變動時務學堂人事的打算。於是，他免去熊希齡時務學堂總提調一職，同時批准了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三位中文分教習的辭職申請。
送別三人時，唐才常曾寫下詩作《俠客篇》以表達其不願向頑固派低頭之意，其中有言：
「丈夫重意氣，孤劍何雄哉。
良宵一燈青，啼匣風雨哀。
不斬仇人頭，不飲降王杯。
仰視天沉陰，攬衣起徘徊。
民賊與鄉愿，頸血污人來。」
最後他毅然表示：「生死何足道？殉道思由回」，「要當捨身命，眾生其永懷」。
（圖：唐才常）
唐才常於1898年4月以添聘形式進入時務學堂，他與譚嗣同素來服膺王船山思想，並將譚對王船山民主思想的詮釋帶進了時務學堂的教室里。據他的胞弟唐才質回憶，唐才常帶頭於教室里激烈討論王夫之的《噩夢》和《黃書》，以「發揮民主、民權之說而引申其緒，以啟發思想」，向學生灌輸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然而這樣的行為更是引發了保守派的強烈不滿，也為之後的攻詆留下了證據。
此外，維新派內部陣營亦出現分歧，譚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師歐陽中鵠時任陳寶箴的幕僚，在陳寶箴的要求下，他在為時務學堂出題的過程中，以出時文題和批閱試卷的方式對維新派倡導的民權和平等思想進行了指責，這一行為引發了以譚嗣同為首的維新派的極大不滿，使得維新陣營內部的矛盾迅速被激化。
面對這種狀況，譚嗣同由瀏陽返回長沙後，便與唐才常一起，對歐陽中鵠進行了言辭強烈的交涉。在兩日內，他們往來信件達到十一封之多，譚嗣同聲稱出題之事引發了維新派極大的公憤，並謂「所憤者初非區區一題，蓋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並在信中據理力爭，表示「寧可殺身以成仁，不能曲學而阿世」，「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底，嶽麓書院學生賓鳳陽將在無意中拿到了時務學堂學生的部分札記後呈遞給他的老師山長王先謙閱看，王先謙看後大為震驚，寫道：「是何肺腑，必欲傾覆我邦家也。」在他們看來，時務學堂倡導民權和平等的教育之法嚴重敗壞了湖南學風，已經偏離了最初開設的本意，他立即聯合葉德輝等10人，並於7月10日擬好《湘紳公呈》呈遞給陳寶箴，要求解散該校，並辭退該校老師。他在《公呈》中對維新派進行大肆攻詆：「譚嗣同、唐才常、樊錐、易鼐輩，為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學子胸無主宰，不知其陰行邪說，反以為時務使然，喪其本真，爭相趨附，語言悖亂，有如中狂。」在此之前，皮錫瑞亦由於遭受葉德輝攻擊而被迫離開長沙，情勢更加不利。自此，兩派紛爭達到了白熱化。
（圖：葉德輝）
為積極採取補救措施，按察使黃遵憲特意在《湘報》上發表公示，指出書局刻賣的時務學堂課藝有偽，並鄭重宣布，以後「核准批示，方許翻刻」。熊希齡和唐才常又趕忙收集了一部分札記中的「平正之作」呈遞給陳寶箴閱看。加之賓鳳陽等人之前對學堂學生一些不實之醜詆和污衊，稱他們「身染花露，肆性雞姦」，這種捕風捉影的惡意言辭引發了陳寶箴極大不滿，被斥為「自處下流敗類，為眾論多不齒耳」，因而陳寶箴的天平稍稍偏向了維新派。同時，熊希齡亦於7月15日以個人名義登報發文，表示與頑固派抗戰到底，甚至聲明自己願為新政殺身成仁，但仇深難解，如若自己死於非命，則必是王先謙、張祖同、葉德輝三人之所為。
但熊希齡屢次以《湘報》發聲的行為，致使該報成為守舊派的眼中釘，於是《湘報》7月20日被又轉向保守勢力的陳寶箴勒令停刊。在這種情勢下，就連一向態度溫和、並不激進的黃遵憲都被逼無奈離開了長沙，他在後來致陳三立的信中說：「長沙卑濕，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積冷。」可謂一語雙關，道盡了他對新政無奈而又寒心的情緒。
面對熊希齡等人的以死相抗，王先謙、葉德輝等人不甘示弱，他們鼓動嶽麓、城南、求中三書院的山長以及學生，於長沙學宮訂立所謂《湘省學約》，要求嚴加整頓時務學堂，並驅逐熊希齡、唐才常等人。
但在7月30日，維新陣營中的先鋒譚嗣同卻被徐致靖保薦予急需變法人才的光緒帝，黃遵憲和熊希齡亦先後被保舉入京參與新政。譚嗣同入京後被授予四品軍機章京銜，但就在他擔任軍機章京短短13天之後，慈禧太后即重掌大權，發動戊戌政變，四下搜捕維新派。
（圖：譚嗣同）
梁啟超和十一名時務學堂的學生逃亡日本，而不願出走的譚嗣同卻於9月28日遭到清政府處決。第二天，學政徐仁鑄被清廷革職，10月初，陳寶箴、江標、熊希齡亦被革職，時務學堂交由守舊派接管，新政徹底破產。
7
自立軍起義與護國戰爭
戊戌政變以後，原時務學堂中文教習唐才常急赴上海，並轉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處，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均建立聯繫，意圖聯合各方在長江流域發動大規模勤王起義，並於1899年5月在日本橫濱成立自立會。
那時，原時務學堂的學生林圭、蔡鍔、蔡鍾浩、范源廉、田邦璇、李炳寰、唐才質以及廣東人馮自由、鄭貫一等二十餘學生正在日本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就讀，這批年輕有為的青年俊傑「日夕高談革命」，並且許多人以羅伯斯庇爾、華盛頓自命。
（圖：尢列、唐才質、孫中山、秦力山、沈翔雲）
唐才常很快吸納了這股年輕的力量，銳意回國發難。1899年9月，在他們回國舉事的前夕，梁啟超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紅葉館為他們舉行餞別會。這天之餞別，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氣氛，據與會者陳少白回憶：「大家見過面，把酒暢談，真是悲壯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12月，唐才常於上海英租界成立了正氣會，並於次年7月在上海愚園召開國會。但會上爭執激烈，因政見不合章太炎斷髮離去。在複雜的情況下，唐才常組建了自立軍，並計劃於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同時起兵發難。然而因資金耗盡和消息泄漏，自立軍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剿滅。唐才常與時務學堂學生林圭、秦力山、蔡鍾浩、田邦璇、李炳寰等22人被清廷殺害在武昌紫陽湖畔，蔡鍔、唐才質得以僥倖逃脫。
林圭畢業於時務學堂二班，他出了名的品學兼優高材生，屢次考試均名列前茅，位居「溢分」之榜。林圭素來仰慕譚嗣同的為人，譚亦對他十分器重，曾讚許他為「造世之英雄」，現在時務學堂的學生札記中，仍然保留著譚嗣同對林圭作業的批語。他常說「吾人今日求學，應以挽救國家為第一要義。」譚嗣同曾稱讚他為造世之英雄。戊戌政變後他留學日本，參與謀劃自立軍起義。次年，他與唐才常在漢口設立自立軍秘密機關，擔任自立軍中軍統領，他被稱為「庚子一役，唐、林並稱」，是自立軍中僅次於唐才常的領導人。林圭是一個面貌清秀的年輕人，據回憶，他「身高而瘦，說話時目光四射」。他以25歲之年葬身紫陽湖畔，卻點燃了革命之火。
（圖：林圭）
李炳寰是時務學堂中另一位高材生，他於時務學堂第一期招生考試中考取第一名。在解放後擔任湖南文史研究館館員的唐才常胞弟唐才質曾回憶他：「時務學堂的學生，在我腦筋中印象較深的是慈利的李炳寰、湘陰的林圭和邵陽的蔡艮寅（後改名鍔）。李炳寰與我同班，又同住一宿舍，兩人意氣相投，就換帖為兄弟。他曾對我說：『我們求學，所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人，上利於國，下澤於民耳。』光緒二十六年，我們參加自立軍起義，我留守上海與狄葆賢共同擔任後方接濟和海外聯繫的任務。炳寰赴漢口時珍重道別，除勉勵救國外，沒有說其他的話，其愛國熱情，殊令人欽佩。」李炳寰與老師唐才常同就義於武漢紫陽湖畔，時年僅23歲。他的父親李樹芳亦遭株連，被清廷殺害。
自立軍起義是時務學堂學生在近代史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優秀演出，師生之間的肝膽相照更是前所未有。然而當年學堂年紀最小的學生蔡鍔更是近代史上被譽為「再造共和」的英雄。
蔡鍔原名蔡艮寅，唐才質在時務學堂初識蔡鍔就對他印象尤佳，他曾回憶道：「松坡在同班年齡最小，體質亦復文弱，初不為人重視，然而言論見解，有獨到之處，知少年好學，根底甚為深厚也。」
他被江標、徐仁鑄兩任學政所賞識，並被徐仁鑄推薦參加時務學堂首批招生考試，在15歲那年從邵陽出發，趕了幾百里路到長沙，並於4000多人中脫穎而出，拿到第三名，成為一班中文內課生。他雖年紀最小但天分最高，曾是時務學堂中的最負盛名的「學霸」，《湘報》中曾數次記載了他優異的成績。並且，在學堂中他多受梁啟超提攜關懷，與之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蔡鍔所寫的札記，梁啟超動輒批閱上千字，並多有「極通」、「比例精當，見地瑩澈」、「若能每條以此求之，則聖人之意不難見矣」等讚賞之語。
（圖：蔡鍔）
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歷經千辛輾轉出國，找到老師梁啟超，並參與到了自立軍起事之中。在經歷了譚嗣同、唐才常兩位老師的為國殉難之後，他深受刺激，於是更名蔡鍔，並決意以身報國。
1912年，梁啟超回國擔任司法總長，當他目睹袁世凱種種專制之舉和暴露出的復辟苗頭時憤然辭職，並在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後，冒險逃出天津，與蔡鍔合力發動護國戰爭。
蔡鍔曾有言：
「袁世凱安然登其大寶，叫世界看著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呢！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干這一回不可！」梁啟超亦曾與蔡鍔約定：「事如不成，不跑租借不跑國外，甘願赴死。」
蔡鍔輾轉回到雲南後當即通電討伐袁世凱，他率領護國軍入川，激戰十萬袁軍，最終使得袁世凱在護國浪潮中憂懼而死。但不久後他卻身染喉癌，在日本福岡病逝，年僅三十四歲。1917年，北洋政府將他葬回長沙嶽麓山上，他是中國獲得國葬殊榮的第一人。
梁啟超與蔡鍔感情極為深厚，1916年底蔡鍔的靈柩從日本運抵上海，梁啟超在公祭大會上致悼詞時泣不成聲。梁啟超後將蔡鍔生前所用的九獅刀、望遠鏡、勳章、軍裝等遺物收集起來，並在北海快雪堂建立了紀念蔡鍔的「松坡圖書館」，他甚至還把蔡鍔的大幅戎裝畫像懸掛在自己飲冰室的卧室牆上，以示懷念。
1922年8月，梁啟超重回長沙，專程重遊時務學堂舊址，在蔡鍔住過的宿舍內，他佇立良久，回顧往昔而至泣不成聲。他揮筆題寫了「時務學堂故址」六個大字，後署「二十六年前講學處 民國壬戌八月重遊泐記 梁啟超」。
（圖：時務學堂故址）
他曾在《護國之役回顧談》中寫道：
「這段歷史，是由好幾位國中第一流人物、且是我生平最親愛的朋友，用他們的生命換出來的，他們並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但他們想要換得的是一個真的善的美的中國民國。如今生命是送了，中華民國卻怎樣，像我這個和他們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後要從哪一條路把我這生命獻給中華民國，才配做他們的朋友。六年以來，我每一想起，那眼淚便在肚子里倒流。」
8
學富五車與叱吒商界
時務學堂里除了走出一批為革命奮鬥的軍事人才，還有一批教育家和實業家。
范源濂是時務學堂二班中文內課生，他是時務學堂中走出來的對教育影響最為深遠的學生。戊戌政變後，他和蔡鍔等同學一起前往日本，下定決心以教育救國。中華民國成立時，他曾被選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次長，護國戰爭之後，他當選為教育總長兼內務總長。他先後擔任清華學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的校長，並四次任民國政府教育總長。他重新制定頒布大學章程，將西方大學體制的優點融入其中，規定各大學按專業分科，按專業分系，使得初步的近代大學教育體制慢慢成型。
（圖：范源濂）
范源濂曾與林圭是同鄉兼同學，在林圭於自立軍起事中犧牲之後，他肩負起了撫養和教育林圭獨子林受祜的重任，並曾送他至天津南開中學就讀。林受祜曾充滿感恩得說道：「范先生培成故人之子，熱腸狹誼，良深感泣，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
楊樹達是時務學堂中走出來的飽讀詩書、學富五車的著名學者，他是清華大學繼陳寅恪之後第二位國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除此之外，他還曾在北京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學院任教。他在時務學堂期間的表現雖鮮有提及，也並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投身革命，但他用一生時間專註於漢語言文字的研究。他在語法、修辭、金石、甲骨、及古文字訓詁、音韻等方面造詣極深，所著的《古書疑義舉例續補》「用心審密」、「精湛透闢，曲園所不逮」。語法方面著作《高等國文法》，至今仍為我國乃至國外中學、大學的語法教學用書。他還因治甲骨文、金文而被稱之為「今日赤縣神州訓詁學第一人」。楊樹達最有成就的是《漢書補註補正》，對先秦諸子、兩漢經史大量校勘、考釋、闡述，陳寅恪讀後直呼：「《漢書》顓家，公為第一，可稱漢聖。」
李肖聃亦是學堂中成長起來的一位著名學者。在時務學堂舊址碑坊處還留有他做的題記，就在梁啟超手跡之後。1913年梁啟超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時，他曾擔任梁的秘書，專司筆札，深得梁啟超信任。他曾長期任教於湖南大學，專授文史課程。李肖聃一生博學耿介，為眾所欽。
梁煥均是大實業家梁煥奎的三弟，1898年春進入時務學堂。他受長兄影響，又因為家中經營礦產實業，走了實業救國之路。梁煥均任總經理期間，華昌公司一度成為湖南最大的民營企業。
1899年，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時務學堂被更名為求實書院，遷往長沙落星田一代。
1903年，時務學堂和嶽麓書院合併為湖南高等學堂，並於1926年定名為省立湖南大學，1937年正式升為國立湖南大學。
1938年，時務學堂故址毀於文夕大火中，片瓦無存。
然而時務學堂之教育精神卻傳承至今，依然以其敢為天下先的理念教育著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開學府，濟濟蒼蒼。承朱張之緒，取歐美之長。華與實兮並茂，蘭與芷兮齊芳。楚才蔚起，奮志安壤。振我民族，揚我國光。」
直到今天，被湖南大學的學子們所津津樂道的還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叫熊希齡的校長，有過一個叫梁啟超的教務主任，有過一個叫譚嗣同的老師，有過一個叫蔡鍔的學長。」
本文參考文獻
（未列入《湖南時務學堂研究》《汪康年師友書札》《師伏堂日記》《飲冰室合集》《飲冰室詩話》《翼教叢編》《湘報》《湘學報》）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發，原發表於《文史博覽》2017年第11期 5—12頁。原標題：揭秘時務學堂：湖南人何以敢為人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