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er C.Cook：第三世界的「毛主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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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C.Cook：第三世界的「毛主義」(2)發布時間:2011-12-08 17:42 作者:Alexander C. Cook 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1740次

　　相反地，霍查重複了列寧的觀點：「現在地球上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資本主義舊世界，它陷入了困境，卻永遠不會退讓；一個是正在成長的新世界，它還很弱，但一定會壯大起來，因為它是不可戰勝的。」(30)換句話說，只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世界，在各自內部進行著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活生生的和歷史的鬥爭。　　中阿關係破裂沉重打擊了國際範圍內的「毛主義」運動，因為許多革命黨——包括幾乎所有拉丁美洲重要的反對蘇聯的政黨——都站在霍查這一邊。馬列主義政黨及組織國際大會(ICMLPO)分裂為「毛主義」和霍查主義兩派，「毛主義」陣營以菲律賓共產黨為中心。1984年，「毛主義」派產生了革命的國際主義者運動(RIM)，由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領導。奇怪的是，革命的國際主義者運動的成立宣言對將三個世界理論歸功於毛澤東提出質疑，將其與負責外交工作的中國修正主義者(大概指周恩來、華國鋒和鄧小平)聯繫起來。(31)因此，革命的國際主義者運動同時反對霍查和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領導層，而贊成毛在文革高潮時期所支持的激進路線。　　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毛主義」作為一種激進的意識形態已經嚴重地衰弱了。即便如此，中國激進主義的潰敗並沒有削弱「毛主義」在國外的發展。對三個「毛主義」世界的有選擇性的考察，將闡明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今的第三世界「毛主義」的共同主題和多樣化的經驗。下面部分將探討三個重要的「毛主義」組織：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秘魯的光輝道路，以及在尼泊爾重新出現的南亞納薩爾派運動。　　三個「毛主義」國家：柬埔寨、秘魯、尼泊爾　　超越毛澤東：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　　柬埔寨(在高棉語中叫做Kampuchea)，與越南、寮國一起，從19世紀末開始就成為法屬殖民地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直至越南獨立同盟會(the Vietnamese Vietminh)運用「毛主義」軍事理論於1954年將法國軍隊趕出了東南亞。(32)柬埔寨獨立後，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Prince Norodom Sihanouk)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與周恩來會面、次年在北京與毛澤東會面，顯示了第三世界在後殖民地時期的團結。但是，到20世紀60年代初，激進的柬埔寨共產黨(為其對手所熟知的「紅色高棉」)倡導了一場反對「封建」君主制的人民戰爭。在20世紀70年代，柬埔寨共產黨利用內戰奪取了國家政權，並在1975年建立了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在之後僅四年的時間裡，柬埔寨共產黨在其領導人波爾布特(Pol Pot)的領導下，成為20世紀最為荒謬殘暴的政權之一。在其權力鼎盛時期，紅色高棉把「毛主義」推向恐怖的極端。　　柬埔寨共產黨在印度支那的超級大國衝突之中掌權，隨後受益於該地區的中蘇對抗。1970年，越南戰爭波及到柬埔寨：美國首先越過邊界加速對共產黨人庇護所的秘密轟炸，然後支持反對西哈努克的軍事政變，西哈努克到中國避難。柬埔寨保皇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立即建立了統一戰線，發動了反對美國傀儡政府的內戰。1973年，當美國轟炸達到頂峰的時候，西哈努克和莫尼克公主對游擊隊總部進行了公開朝拜，為下層社會的戰士帶來了國際信譽和聲望。游擊隊不斷前進，填補美國轟炸後留下的空白地帶。最終，美國於1975年從越南撤退，留下了它在柬埔寨的毫無抵抗能力的傀儡政府，而無論是食物短缺還是缺乏大眾的支持都不能阻止游擊隊奪取政權。游擊隊拋棄了西哈努克，建立了獨裁政權，並把所有城市居民趕到農村。(33)隨著共同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撤出，以及越南共產黨與蘇聯關係的緩和，中蘇對抗成為焦點。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越關係迅速惡化，最終爆發了戰爭。根據三個世界的理論，紅色高棉的意識形態是否是嚴格的「毛主義」並不重要；對於反對帝國主義(意味著既反對美國又反對蘇聯)來說它完全是夠格的。　　奇怪的是，儘管柬埔寨共產黨的政策和言辭都明顯歸功於毛澤東，但柬埔寨人自己並沒有公開宣稱是「毛主義」者。在黨的成員之外他們被稱為安卡(Angkar)「組織」。的確，直到1977年9月27日攻陷金邊近兩年半的時候，波爾布特才宣布了真相：安卡不是別的，正是柬埔寨共產黨。(34)甚至那時，安卡仍然是一個無名的、身份不明的恐怖組織——非個人化崇拜。「一號大哥」繼續以匿名的黨中央的名義簽發信函和發布所有指令。可怕的、神秘的、無處不在的安卡要求完全的忠誠和服從：組織不僅是無所不知的(據說「安卡有著像菠蘿那麼多的眼睛」)，而且是無所不能的(「安卡是水域的主人、地球的主人」)。(35)那些對異常行為表示懷疑的人完全消失了。柬埔寨共產黨還從毛的中國借鑒了管理技巧和紀律，包括自我批評、學習班和勞動改造。然而，「毛主義」對於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並不總是很清楚。例如，在柬埔寨共產黨通過擴大農村根據地包圍城市的游擊戰中，他們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可能是國外援助。我們還必須質疑他們對作為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的依賴，因為到1970年沒有土地的農民僅占柬埔寨人口的20％。(36)最令人不解的是，他們高度秘密的組織的思想基礎仍然是不清楚的：在1977年以前，柬埔寨共產黨有計劃地掩蓋其共產主義取向；與秘密的越南獨立同盟會一樣，柬埔寨共產黨支持更為大眾化的民族解放的主張。當波爾布特在最後確實談到黨的奪權之路時，他的確使用了「毛主義」最表層化的術語(「把馬列主義應用到柬埔寨的具體實際」，進行一場「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建設社會主義」等等)，但卻並沒有對毛澤東表示出謝意。相反地，柬埔寨共產黨固執地堅持認為它的「史無前例的」革命是超過、勝過和超越了所有其他國家的。柬埔寨共產黨完全的反傳統和自力更生觀念，要求他們的非個人化崇拜採取去個人化的方式，對於毛澤東也一樣。　　然而，柬埔寨共產黨模仿並超過了毛澤東的兩場最具特色和災難性的運動：用「超級大躍進」來超過大躍進，用「元年」(「Year Zero」)，即一場完全的文化滅絕計劃，來超越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共產黨將1975年4月17日對金邊的佔領視為一個新的開始。揚聲器不停地重複荒誕的命令，「兄弟們！離開金邊三個小時……」(因此我們能徹底根除隱藏的敵人)或者「離開三天……」(為了避免美國的轟炸)。(37)一片混亂的大遷移開始了，城市被完全騰空。從那天起，社會被分成兩個基本群體：為了支持正在推進的革命而一直居住在農村的「舊人」，和在城市生活、甚至只不過逃離城市的「新人」。在思想上，這些「新人」因其財產和教育程度而受懷疑(儘管許多人實際上是逃亡的農村難民)。從城市撤離開創了一次最優秀的文化革命：以完全擦掉歷史為前提的「大清掃」。一條常見的柬埔寨共產黨標語寫到：「當拔除雜草的時候，要將他們連根拔起」。(38)完全根除不僅僅是比喻：在他們短暫的掌權期間，柬埔寨共產黨大概殺害了柬埔寨八百萬人民中的五分之一。　　許多被殺害的人是遷移到農村實行柬埔寨共產黨「超級大躍進」的「新人」。關於紅色高棉是否不知道，或者只是不在乎，中國的大躍進是一場引起饑荒和浪費的潰敗，一場毛澤東被迫作自我批評的災難，這一點並不清楚。「黨在所有領域建設社會主義的四年計劃(1977-1980)」(在1976年通過)要求關閉市場、廢除貨幣、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是，通過調動「舊人」的意識形態熱情和強制「新人」勞動實現農業產量增長三倍。(39)由此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將應用到社會主義工業、文化和國防。事實上，「新人」(逐漸地也包括「舊人」)面對的是每天16個小時的工作量、飢餓、地方病和專制規則。「超級大躍進」跌跌撞撞地推進著，甚至還在柬埔寨共產黨的領導層內部突發了一場未遂的軍事政變。然而，波爾布特在1978年的報告中還是用其獨特的謊言和傲慢指出，「我們革命的現狀在所有方面都是優秀的」。(40)由於柬埔寨共產黨捲入了種族滅絕狂潮，這導致了中國顧問的撤出和越南軍隊入侵。　　越南建立了名稱為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附屬國，並急切地曝光了紅色高棉的種族滅絕惡行，斷言波爾布特政權「本質上是偽裝成社會主義的血腥獨裁專政和中世紀封建專制的結合體」。(41)同時，柬埔寨共產黨撤退到柬埔寨和泰國的森林深處，同保皇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組成尷尬的內戰聯合政府。難以置信的是，直至1989年越南撤軍和1991年巴黎協定的簽署，這個流亡聯合政府持續得到聯合國的承認並獲得了大量國外援助。20世紀90年代，在聯合國的監督下通過了一個全面的和平協議，這促使幾個紅色高棉的領導人為了和平而背叛了黨。波爾布特被自己的部下宣判犯有暗殺一位高級叛徒的罪行，於1998年在軟禁中死亡。柬埔寨共產黨終於走到盡頭。2006年，聯合國開始準備以危害人類罪審判紅色高棉倖存的領導人。　　適應性：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　　秘魯人民戰爭在1980年5月幾乎是不被注意的，只有一些點燃投票箱、點爆小型炸藥和一些零星的襲擊警察事件。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戰爭緩和下來時，毛主義游擊隊和政府軍的衝突號稱導致了至少5萬人死亡——大多數是農民、未受教育者和窮人。(42)在十多年的時間裡，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沿著正統的「毛主義」路線，認真地進行暴力和不妥協的武裝起義，顯示了在毛澤東之後並且在嚴重偏離了中國文化和政治軌道的環境中「毛主義」的適應性。　　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產生於秘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派系政治。首先，在1964年，秘魯「毛主義」從主流共產主義政黨中分離出來，拒絕蘇聯和古巴的影響。然後，在1970年，一名之前當過哲學教授、並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幹校培訓過的共產主義組織者帶領「毛主義」激進分子成立了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阿維馬埃爾·古茲曼·雷諾索(Abimael Guzmán Reynoso)從他的學生和在中南部貧窮多山的安第斯山脈的本地農民之中吸引支持者——當地人用本地語言稱他為「紅太陽」，而批評者則因為他的洗腦能力稱他為「香波」(Shampoo)。古茲曼化名貢薩羅主席(Presidente Gonzalo)，自稱是「最偉大的、活的馬列主義者」。作為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智識的繼承人，他的「貢薩羅思想」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在運動的最初期，一個毛式的個人崇拜在古茲曼周圍形成，後來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使用了像文化大革命的宣傳品那樣的煽動性海報、給敵人扣上蠢材帽子、甚至是用普通話背誦毛澤東歌曲。(43)但是，與毛澤東農民形象不同，黨的宣傳總是把古茲曼描繪成一位戴著眼鏡穿著深色外套的博學教授。　　古茲曼鼓吹向真正的秘魯馬克思主義的回歸，重視毛澤東將普遍理論應用到當地環境中去的號召。這意味著對秘魯共產黨創始人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學說的回歸和適用，馬里亞特吉在20世紀20年代首次指出秘魯「革命的光輝道路」。如同古茲曼在1988年的一個採訪中解釋的那樣，「我越了解毛澤東，就越欣賞和尊重馬里亞特吉。因為毛澤東鼓勵我們創造性地應用馬列主義，所以我回過頭並重新學習馬里亞特吉，發現我們擁有他這樣一位一流的馬列主義者，他已經徹底地分析了我們的社會」。(44)毛澤東的延展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概念與馬里亞特吉對20世紀上半葉秘魯的描述相當一致，即多元世界的共存：土著農民社區實行原始農業共產主義，殖民地時代的大莊園在高地保留著封建經濟體制，半封建沿海莊園種植莊稼以供出口，資產階級城市與國際資本主義捆綁在一起。(45)儘管這半個世紀間發生了許多變化，但古茲曼仍以一個恰當的安第斯山隱喻做出這樣的總結，即有三座大山需要跨越：國際超級大國的帝國主義、秘魯民族的半封建主義和利馬的官僚資本主義政體。馬里亞特吉對秘魯社會作出了分析；而毛澤東則提供了改造它的戰略。　　對於古茲曼來說，秘魯「革命的光輝道路」必須遵循持久的人民戰爭的道路，需要在暴力和耐心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毛主義」教導古茲曼「使用暴力是一個沒有例外的普遍規律」，儘管當1980年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發動人民戰爭的時候，武裝鬥爭的條件還不理想。(46)不只是因為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規模小且裝備差，而且各種改革運動已經消解了激進分子(推進革命)議程的緊迫感。秘魯的軍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初實行了一些意義深遠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此外，20世紀70年代末，民眾運動和全面罷工的浪潮反映了政府改革所存在的缺陷，並導致了平民政府回歸。雖然如此，游擊隊通過打擊農村生活中常見的禍害，從偷牛賊和卑鄙的勒索者到通姦者和腐敗官員，以尋求農村窮人和心存不滿的年輕人的支持。而起義者信條學習班、嚴酷的社會政策和對善意基層組織的恐怖襲擊則不受歡迎。(47)再者，易於訴諸暴力的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是一把雙刃刀：暴力行為可以挑戰國家權威並催化革命，但是他們也可能導致疏遠人民的反作用。古茲曼「必須通過大規模行動教育民眾，以便給他們灌輸思想」的聲明暴露了他對普通人民矛盾的、精英統治的態度。(48)　　儘管大眾支持冷淡，但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通過專制紀律和意識形態的純粹性獲益，用德格里高利(Degregori)的一個難忘的詞語來形容，變成了一顆「矮星」——一種高度集中的權力，其巨大的重量與小型的體積不成比例。(49)光輝道路建立了一個「戰略上集中、戰術上分散」的秘密黨組織，像「珍珠項鏈」一樣垂直相連但是各自獨立，及時地為當地戰士提供對策。(50)此外，黨很有耐心和計劃地發動了持久戰，適應了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L. Smith)提出的「生態政治學」，在秘魯多樣的、分散的地域上發動「由小規模戰爭構成的戰爭」。(51)游擊隊的適應性也很強，平安渡過了國家的「骯髒戰爭」(1983-1985年)，在那段時間政府軍不加區別地摧毀反政府軍控制地區的村落。1986年的一場大規模監獄暴動，造成了數以百計的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黨員死亡，被黨美化成秘魯的「毛主義大躍進的金印章」：「鮮血不能淹沒革命而是澆灌了它！」(52)人民戰爭繼續擴大，在1989年的時候，游擊隊準備把人民戰爭推進到首都，(發動這一次戰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可卡因貿易。光輝道路從棚戶區據點開始其工作，在利馬-卡亞俄中心區精心謀划了一個以暴力、停電和工業破壞為內涵的城市戰略。然而在同一年，政府最終發起了對暴動的全面的和聯合的反攻，以奪回秘魯農村窮人的支持。1992年，阿爾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自由政府軍俘虜了古茲曼以及半數的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中央委員。古茲曼於1994年在獄中發表了一個擁護和平的聲明；從此以後，光輝道路走向衰落。　　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在其人民戰爭的鼎盛時期的崩潰，說明了重複毛澤東在中國的成功是很困難的。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巧妙地拓展了持久戰的戰略，但卻沒能成功。最終，他們自己發現了「毛主義」個人崇拜的致命缺點：正如毛澤東的去世使中國文化大革命突然終結，偉大教師古茲曼的被捕幾乎宣布了秘魯毛主義運動的失敗。如一位學者所說過的，「毛主義」在秘魯的運用本來應該是「從地理位置上看是自上而下的，而在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卻是自下而上的」。(53)相反，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在(動員)當地民眾之前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個由講西班牙語的和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先鋒隊構成的組織。(54)本來應該把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應用於安第斯山高地，但卻被它本想消滅的相同的封建和殖民地的社會分化所同化。20世紀80年代，「毛主義」人民戰爭理論的傳播遠遠超出中國的範圍，但卻沒有一個地方的「毛主義」革命再次成功奪取了國家政權。然而，儘管國際「毛主義」的領航燈——光輝道路垮台了(更不必說蘇聯模式共產主義的全球衰落)，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尼泊爾爆發的人民戰爭，再次證明了第三世界「毛主義」的適應能力。引人注目地是，這一次「毛主義」將取得勝利。　　全球化：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　　從1996年到2006年，「毛主義」游擊隊成功地發動了反對尼泊爾議會君主制的國內戰爭。「毛主義」的勝利，付出了犧牲至少1萬到1.5萬尼泊爾人的代價(大概三分之二被政府軍殺害，三分之一被反政府軍殺害)，最終廢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Nepal)。他們的勝利有另一個極為意外的結果，即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沒有建立一個「毛主義」模式的「新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相反地，該黨成為了代議制民主的和平參加者。　　尼泊爾是一個小國，貧窮的內陸國家，在北部與中國西藏的喜馬拉雅山接壤，在南部、東部和西部與印度接壤。由於地理上的與世隔絕和經濟上對印度的依賴，尼泊爾的命運在傳統上是由它的強大的南亞鄰居所決定。但是今天，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創造性地回應了來自全球和地區的挑戰，證明了第三世界「毛主義」在邁向21世紀時展現出新的政治類型的能力。　　尼泊爾「毛主義」根植於更為寬泛的南亞納薩爾派的「毛主義」。(55)最初的尼泊爾共產黨效仿了議會制的印度共產黨，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尼泊爾國王取消政黨、中印戰爭和中蘇分裂均使尼泊爾共產主義運動分裂成許多地下派系。(56)印度的納薩爾派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末傳到尼泊爾，並在70年代初激發了政府反對者在與西孟加拉接壤的、偏遠的賈帕地區發動了短暫的游擊戰。這些賈帕政府反對者和其他「毛主義」團體最終與其他共產主義者再次聯合，這個統一戰線在1990年政黨恢復後舉行的首屆議會選舉中取得了很好的席位。但是，一群由普拉昌達同志(Comrade Prachanda)(化名普什帕·卡瑪爾·達哈爾，Pushpa Kamal Dahal)領導的激進「毛主義」者拒絕接受保留君主制或者參與到任人擺布的議會中去；在1994年，新成立的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宣布發動人民戰爭。　　按照正統「毛主義」的方式，普拉昌達提倡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為基礎的持久人民戰爭，以便徹底變革由「國外(尤其是印度)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統治階級」所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57)武裝鬥爭於1996年開始，在兩年內普拉昌達便宣稱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正在建設「毛主義」的新民主主義和在農村根據地實行文化革命。(58)之後在2001年下半年，突發的一連串事件使得衝突不斷升級，並把尼泊爾推向了國際舞台。六月，王儲在皇宮屠殺了國王和王室大部分成員，不久自己也因傷死亡。八月，在停戰期間，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與印度、孟加拉共和國、斯里蘭卡和不丹的毛主義團體聯合，成立了南亞毛主義政黨組織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Maoist Parties of South Asia(CCOMPOSA))。正當反政府軍把他們的視線擴展到地區範圍時，9/11襲擊的發生使暴動被置於全球範圍內來重新考量。第二年，當「毛主義」者加速進攻的時候，處於動蕩不安和恐慌中的王室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議會被解散，選舉被取消，尼泊爾皇家軍隊被調動於鎮壓反政府武裝。與此同時，美國、英國、歐盟和印度都為打擊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提供了軍事和經濟援助，將其作為「全球反恐戰爭」的一部分。內戰繼續升級，在2004年，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揚言衝突已經到了戰略進攻階段。(59)「毛主義」者已經控制了尼泊爾大部分農村地區，並策划了對首都加德滿都的封鎖。2005年，「毛主義」者與主流政黨聯合建立了反對君主制的統一戰線。次年四月，大罷工使國家陷入癱瘓，並促成了一個建立在談判基礎上的和解方案：「毛主義」者同意停戰，條件是參加制憲會議的選舉。

來源: 《現代哲學》2011年3期 | 責任編輯：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