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汝窯的幾個錯誤認識應當糾正

「與時俱進」，本來是人類認識事物、處理問題所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規律。黨和政府之所以把「與時俱進」公開地、響亮地提出來並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正是因為在現實生活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還存在著「不與時俱進」的現象。而這種違反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現象，在中國文博界、特別是古陶瓷研究、鑒定領域更顯得根深蒂固、冥頑不化。在對待汝窯的認識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近幾十年對汝窯的考古發掘、科研成果，總是改變不了那些脫離實際，呆在深宮禁苑、玻璃房中的體制內專家們過時的、錯誤的觀點。尤其以中央電視台為代表的電視媒體以及官辦的報刊雜誌，不但沒有承擔起引領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與時俱進」、科學求是的神聖使命，反而充當了因循守舊、宣傳謬論、維護錯誤的應聲蟲和保護傘；無視戰鬥在第一線的廣大考古工作者對汝窯考古發掘、科學研究所取得的新進展、新成果，而是完全按照體制內某些專家對汝窯和汝窯瓷器舊有的、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觀點和定論進行宣傳、報導。由此，對保護和傳承國之瑰寶——汝窯瓷器——起到了極壞的作用。 本文將根據汝窯考古發掘和科學研究的新成果，對以下幾個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的見解。一、汝窯是不是「創燒於北宋晚期，總共只燒了20年」？ 中央電視台、一些省市電視台以及官辦的報刊雜誌，在報道汝窯的燒造歷史時，口徑驚人的一致。以中央電視台《國寶檔案》為例，2005年9月在介紹「汝窯水仙盆」時說道：「汝窯燒造年代極短，約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到徽宗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的二十年間」；2009年播放的《千年汝瓷》里說：「汝窯燒造時間為北宋中晚期約二十年左右的時間，按時間推算，大部分是在宋徽宗趙佶親政的時期」；即使在新近（2012年8月4日）播放的《國寶檔案·汝窯天藍釉刻花鵝頸瓶》的「特別節目」里，作為嘉賓的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王莉英女士，還堅持說：「汝窯它是北宋的晚期，徽宗執政時候那是為朝廷燒造的一種青器」（一個字也沒錯，是按電視片原文抄錄的）。就連「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最大的中文網站、中國最具價值的品牌之一，被英國《金融時報》列為『中國十大世界級品牌』」的「百度網」，在其「百度百科」里也赫然介紹說：「汝窯，中國古代著名瓷窯，創燒於北宋晚期，因其窯址在汝州境內（今河南臨汝、寶豐一帶），故名。······汝窯開窯時間前後只有二十年」。 建國以來，國家組織了對汝窯的六次考古發掘，特別是1987年至2000年的五次較大規模發掘，為揭開汝窯眾多的疑團、研究汝窯的燒造歷史，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多次帶隊參加汝窯考古發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著名考古專家趙青雲先生，在其《汝窯概說》一書里寫道：「根據寶豐清涼寺汝窯址考古發掘的層位關係及出土的實物，參照寶豐縣大營鎮蠻子營發現的窖藏汝瓷珍品，以及汝州市汝瓷博物館收藏的傳世品的工藝特徵，大體可把汝瓷的燒造年限分為五個不同的時期：第一期：即北宋早期，從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前後歷時共62年，這個時期是汝瓷的創燒階段。第二期：即北宋中期，從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至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其間62年，是汝瓷的發展時期。第三期：即北宋晚期，從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歷時39年，為汝瓷生產的鼎盛時期。第四期：即金代。北宋晚期，宋金對峙，中原地區的汝窯和鈞窯大都停燒，造成人亡藝絕。直到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即金熙宗皇統二年二月，宋進誓表於金，稱臣割地，三月金使冊封康王趙構為宋帝。從此戰亂平息，至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前後歷時90年。第五期：即元代。從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89年間，為汝窯的衰落期。」由此可見，汝窯的創燒始於北宋早期，而不是北宋晚期；汝窯的燒造時間也絕非二十年，從創燒到發展、再到鼎盛、直至衰落，前後經歷了大約342年。考古發掘的事實和科學研究的結果，完全符合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也符合古陶瓷工藝技術的發展規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古陶瓷研究專家秦大樹先生在《清涼寺窯址發掘資料研讀談汝窯的管理體制》一文里寫道：「通過對汝窯的發掘，我們可以了解到這些貢御的窯場的一些特點：貢御的窯場並非憑空建造，而是自身已有相當長的發展歷史，在工藝技術上已具備了相當實力。清涼寺窯從北宋初年就開始燒造瓷器，北宋前期就生產了珍珠地劃花瓷(詳後述)、低溫黃綠彩釉瓷(這類瓷多陳設品和供器)、精美的黑釉加彩瓷等當時的高檔精品的瓷器，青瓷生產的水平也很高，因此，才被官府選作貢窯。」 我們必須尊重考古發掘所揭示出的汝窯燒造的歷史事實，必須接受考古科研所得出的正確結論，絕不能把汝窯創燒、發展、成熟、鼎盛的歷史，與它在鼎盛時期承擔過為宮廷燒造供御之器的時間混為一談。即：汝窯創燒於北宋早期，僅北宋時期其燒造的時間就長達163年。堅決糾正「汝窯創燒於北宋晚期，前後只燒了20多年」的錯誤觀點。準確地說法應當是：北宋晚期，汝窯承擔為宮廷燒制御用之器的時間大約20年左右。 研究汝窯的專家們為何會把汝窯的創燒時間認定在北宋晚期？我認為很有必要加以探究。

據說專家們把汝窯的創燒時間認定為北宋晚期的主要依據是，歷史上有宋徽宗「棄定用汝」的說法，而南宋葉寘在《坦齋筆衡》里又有這樣的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燒青窯器。」於是專家們據此推斷：下詔「棄定用汝」的人是宋徽宗，宋徽宗是北宋王朝倒數第二位皇帝，在他執政二十五年後禪位於長子趙恆，但欽宗趙恆在位僅一年零兩個月，「靖康之變」時便被金人俘虜北去，大宋王朝被迫南遷。宋徽宗當然是北宋末期的人，而專家們又只抓住葉寘「遂命汝州燒青窯器」一句話，於是便做出結論：汝窯創燒於北宋晚期，而且是一座專為宮廷燒造瓷器的官窯。但是專家們卻未曾想過，按照常理，如果當時汝窯尚未創燒，宋徽宗何以知道汝州在燒造「青窯器」？汝州尚未燒造「青窯器」，宋徽宗肯定不可能用過汝州的「青窯器」，又憑什麼知道汝州「青窯器」的品質足以超過先皇們所使用的定窯瓷器，而把它選定為宮廷御用瓷器呢？宋徽宗「棄定用汝」的詔令不就成了無稽之談嗎？更重要的是，葉寘的記載並非「遂命汝州燒青窯器」就戛然而止，後面緊接著寫道：「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這一句話，正是揭示了宋徽宗「命汝州燒青窯器」的原因。我們不妨把這句話里的幾個關鍵詞先解釋一下：「故」，在這裡作名詞用，當「原因」、「緣故」講；「悉」，是「全部」、「全都」的意思；「有之」的「之」，指示代詞，這裡指代宋徽宗要求燒造的「青窯器」；「魁」，形容詞，意思是「居首位」、「第一」。這句話連起來的意思是：「原因是河北路、（京西南路的）唐州、鄧州、（永興軍路的）耀州都有這種『青窯器』，而汝窯燒制的『青窯器』質量最好，是居第一位的」。已經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命汝州燒青窯器」之前，汝州已經有了「青窯器」，而且是諸多窯口中燒得最好的、質量居第一位的，所以才有了「遂命汝州燒青窯器」的詔令。葉寘記載所使用的句式是：「原因——命汝州燒青窯器——理由」，其中「命汝州燒青窯器」是中心句。也就是說，在葉寘的記載里，「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說明了「棄定用汝」的原因；緊接著的「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則解釋了為什麼會「命汝州燒青窯器」的理由。在葉寘的記載里，無論如何也找不出汝窯自此才開始創燒的意思。恰恰相反，到了徽宗時期汝窯燒制的「青窯器」的質量，已超過北方其他窯口，達到了能夠為朝廷燒造供御之器的水平。專家們又憑什麼定論「汝窯創燒於北宋晚期」？斷章取義、不求甚解，肯定是要出錯的。令人不解的是，那麼多專家、學者難道都讀不懂葉寘的這段記述？絕無可能！不是知識不濟，而是認識問題、研究學問的方法有誤。在中國古陶瓷研究領域裡，有其獨特的風氣、還有怪異的行規：專家師傅說「黑」，徒弟專家們絕不會說「白」，同輩的專家既不言「黑」、也不說「白」；即使是錯誤的觀點一旦寫進著述，那更是「鐵釘釘木」，永世不能撼動，後學們必須繼承光大。 根據葉寘的記載，我還想談一點想法。葉寘記載里所說的「汝窯為魁」，是針對「河北、唐、鄧、耀州」所燒的「青窯器」而言的，也就是通過汝州燒造的「青窯器」與上述幾個窯口所燒「青窯器」的比較而得出的結論。但是，後來人們卻把這個結論用到了宋代「五大名窯」的頭上，說：「汝、官、鈞、定、哥，汝窯為魁」，是否恰當？也是值得探討的。

二、究竟有沒有「汝官窯」或「官汝窯」？ 「汝官窯」、「官汝窯」，是體制內某些專家至死也不願改變一個定論，即使在考古的科研成果和國家權威機構已經否定的情況下，仍然在他們的口中、著述里，在媒體的宣傳報道中頻頻出現，甚至一些民間收藏家，為了抬高自己所收藏的汝窯瓷器的身價，也總是給自己的藏品冠之以「汝官窯」的名號。這是固執己見、知錯不改的典型表現。 其實，只要認真研讀過葉寘的那段記載，就本不應出現「汝官窯」、「官汝窯」的說法。周輝說：「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油（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什麽是官窯？「由宮廷開設，專為皇家燒造御用瓷器的窯場；其產品嚴格按照宮廷設計樣式進行生產，生產工藝精益求精，不惜工本，產品屬於非商品性質，嚴禁民用。」也就是說，「官窯」的根本之處就在於，窯口為朝廷自設，專門燒制御用瓷器，嚴禁民間使用，不承擔任何商品瓷器的生產。對於「官窯」的界定，在業界是統一的、沒有爭議的。但是，專家們在對待汝窯時卻違了規、破了例。首先周輝肯定了「汝窯宮中禁燒」，也就是說，汝窯不是屬於「北宋官窯」那樣的「宮中自置窯燒造」窯口；又說「惟供御揀退方許出賣」，其實「供御」二字就已經道明了汝窯的性質，而「供御揀退方許出賣」則更表明了汝窯不屬於「官窯」，作為「官窯」，根本不存在「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的情況。所以，那些承擔了為宮廷燒造供御之器的汝窯窯口，只能稱作「供御窯」；那些被宮廷選中汝窯器，也只能叫做「汝貢器」或「貢汝器」。由於「官窯」是專門為宮廷燒造瓷器的窯口，所以它們是「有令則燒，無令則止」，宮廷下達了任務就開窯燒造，沒有任務就停止燒造。而「供御窯」，一方面，它們在接受朝廷任務後所燒造的器物，供朝廷選揀後剩下的產品還可以自由出售；再者，宮廷沒有下達任務時，就專門燒造民用器物。我曾經在《更多、更好的汝瓷在民間》一文里這樣寫道：「如果按照某些人的思維邏輯，把僅僅承擔過燒制『貢御之器』的汝窯，定性為『汝官窯』，那麽在唐代燒制過貢御之器的河南鞏縣窯、陝西耀州窯，也就應該叫做『鞏縣官窯』、『耀州官窯』了？以此類推，北宋的定窯、鈞窯，南宋的哥窯，以及龍泉窯等等也都應該改變性質，把它們視為『定官窯』、『鈞官窯』和『哥官窯』、『龍泉官窯』了。」更何況，從尊重歷史的角度講，迄今為止並沒有發現在古代典籍、文獻中有過宋徽宗或宋代其他哪位皇帝下詔令「建官窯、燒汝瓷」的記載。

半個世紀以來，專家們一直抱著尋找「汝官窯「窯址的願望，苦苦探尋。雖然發現的汝窯遺址不少，但發掘出來的遺物與他們頭腦中所謂傳世的「汝官窯」的某些特徵總是有明顯差異。最後在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里，終於發現了與「傳世汝官窯」比較一致的遺存。但是，在較大規模的發掘中，根本沒有發現有所謂「汝官窯」文化遺存的單獨存在；恰恰相反，在所有遺址的文化堆積層中，既有汝瓷的文化遺存，又有其他瓷器的實物標本。所以，考古發掘也不能確認「汝官窯」、「官汝窯」的存在。 2010年5月12 —13日在深圳召開的「第六屆文博會中國汝窯研討會」上，香港宋瓷雅集會社首席專家、執行理事潘彥伯先生，在其題為《汝窯研究新發現》的演講中說：「北宋朝廷沒有在汝州設置官窯，寶豐清涼寺窯既不是汝官窯，也不是貢窯」。 在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孫新民研究員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寶豐清涼寺汝窯址的發現與研究》（批准號01AKG002）最終成果的專著《寶豐清涼寺汝窯》」（早已於2008年9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發行）里，通過對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考古發掘的研究、分析，結合古文獻的記載，已經否定了「汝官窯」、「官汝窯」的存在。之後，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發布的《宋代汝窯的發現與研究——「寶豐清涼寺汝窯址的發現與研究」成果簡介》里，也明確寫道：「關於汝窯的性質，有人認為是汝官窯，甚至提出『北宋官窯』之說。該成果認為，通過對窯址出土瓷器與傳世品的對比，可以確定寶豐清涼寺窯址就是汝窯址；而且宋至清人文獻中均以汝窯名之，大家已經習慣認可，大可不必另起『汝官窯』或『官汝窯』之名。宋人文獻：『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這表明汝窯是貢窯性質，在『供御揀退』後還可以出賣，顯然不是『宮中自置窯燒造」的北宋官窯』。」《成果簡介》里：「該成果認為，通過對窯址出土瓷器與傳世品的對比，可以確定寶豐清涼寺窯址就是汝窯址；而且宋至清人文獻中均以汝窯名之，大家已經習慣認可，大可不必另起『汝官窯』或『官汝窯』之名。」這幾句話說得很委婉，在否定「汝官窯」、「官汝窯」的同時，又給足了某些專家的面子。因為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寶豐清涼寺汝窯》，是考古科學家的成果；而論定、傳播、堅持「汝官窯」、「官汝窯」的，是為數眾多、把持著古陶瓷話語權的、脫離實際的「院館派」專家，其中許多又是名震中外的「權威專家」，話說委婉一點、給一點面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幾年過去了，「汝官窯」、「官汝窯」的說法本應銷聲匿跡了，但事實並非如此，老調依舊，謬論未改。在其他各行各業、特別是學術界、科研領域，所秉承的是「與時俱進」、有錯必糾、知錯即改；而在文博界、特別是古陶瓷研究領域，常常就並非如此了！即便你給了面子、搭了讓他們「下樓」的梯子，他們既不領情、更不服輸、絕不改錯；而媒體卻有區別，他們不是知錯不改，而是盲目崇拜，不知其中有錯也。三、汝窯瓷器的存世量只有「六十幾件」或「七十幾件」嗎？ 體制內的專家比較一致的說法是，全世界汝瓷只有六十幾件，而且都由大的博物館所收藏。其中：台北故宮博物館21件、北京故宮博物院15件（包括1965年張子厚所捐汝窯洗1件）、上海博物館7件、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6件、河南考古研究所4件、天津藝術博物館1件、大英博物館5件、英國路易斯美術館1件、日本 大阪 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1件、香港羅桂祥先生1件、英國艾爾雷得·克拉克夫人1件、其它已知兩件藏處不詳，待查（連「藏處」都不清楚，怎麼知道是汝窯瓷器？糊弄三歲小孩？！）。 中央電視台「國寶檔案」《千年汝瓷》中說：「當今世界上的博物館很多很多，而藏有宋汝瓷的不足10家，汝瓷不足百件。」「國寶檔案」《汝窯水仙盆》里介紹：「汝窯瓷器是官窯系統中傳世品最少的一個品種。因稀而貴，真正的汝官窯產品僅見傳世的70餘件。」「百度百科」則說：「汝窯開窯時間前後只有二十年，由於燒造時間短暫，傳世亦不多，在南宋時，汝窯瓷器已經非常稀有。流傳到至今的真品，已知的僅65件，珍貴非常。」 體制內的專家、媒體人士為何會眾口一詞地把汝瓷的存世量限定在「60多件」或「70多件」？其根源也許在於：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陶瓷專家王建華曾向《東方早報》披露：「上世紀80年代末，已故古陶瓷研究專家馮先銘，根據研究認為約有60餘件汝官窯存世，集中於台北、北京故宮以及一些世界知名博物館內」。馮先銘何許人也？1921年出生，1943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西語系，1947年開始供職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是新中國古陶瓷研究的泰斗級人物，更是後來進入故宮博物院從事古陶瓷研究的專家們的師傅。根據行規，有誰敢懷疑他的話？有誰敢不按他的口徑談論汝瓷的存世量？ 我實在不理解，體制內的專家為何那麼醉心於對每一種古陶瓷的存世量都要規定出一個具體數目？他們是用什麼方法進行統計的？他們使用的方法又是否科學、符不符合統計學的基本原理？且不說他們所規定的元青花的存世量全世界只有三百件，唐青花全世界存世量只有六件等等，本文僅就專家們給汝窯瓷器規定的存世量進行一個簡單的分析。 首先，我認為，任何朝代的統治者，即使再貪腐的權貴、官吏都沒有規定過，只有宮廷和官府才能購買、收藏古董文玩，黎民百姓購藏的古董文玩都一律不算數。當今體制內的專家也絕沒有那個權力不允許老百姓收藏文物藝術品，他們最大的優勢不過就是視而不見，不予承認罷了，但客觀存在是無論如何都否定不了的。 改革開放以來，以各種方式出土的汝窯瓷器，有的被收藏於民間、有的則流到境外。這些汝窯瓷器因為專家們一律不認可，那就暫且不予計算。但以下的事實，我想任何專家都是不可抹殺的。就我的閱歷所及、見諸報道的如：央視國際2006年4月5日《清涼寺汝瓷》一文里寫道：「現年71歲的王留現（寶豐清涼寺汝窯的最早發現者），老家在寶豐縣大營鎮，距清涼寺不足4公里。王留現說，在他還是孩子時，當地百姓就經常到清涼寺附近挖寶。當時大營鎮住著個收汝瓷的，整天走村串戶收購汝瓷，然後到開封出售。」上文還寫到：「青涼寺村一戶人家的紅薯窯塌了，露出一個汝窯洗。王留現聽說後，花600元買下了這件汝窯洗。」中央電視台《汝窯天藍釉刻花鵝頸瓶（上）》報道：「1986年春天，河南寶豐村兩位農民在自己田裡犁地時，刨出兩個青白色的瓷筆洗，很快交給當地文物部門。經鑒定，竟然是兩個完整的汝窯筆洗。」從以上的報道可知，僅在河南寶豐一帶農民挖出的汝窯瓷器並非個別；尤其還是王留現的孩提時代（至少60年前），當時並沒有出現古陶瓷的「收藏熱」，就已經有了汝瓷收購、販賣的「專業戶」，可見當地農民「挖寶」挖出的汝窯瓷器也非小數。這些汝窯瓷器到哪裡去了？專家們統計上了嗎？（不會統計的，也不會承認的。即使你把這些汝瓷拿給他們鑒定，他們百分之百地會說：「假的、仿品、現代工藝品」！） 在對汝窯遺址的歷次考古發掘中，都出土了不少完整和可復原的汝窯瓷器。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2000年發掘簡報》里就公示：「在汝窯中心燒造區，出土了一大批形制比較完整、品種豐富的汝窯瓷器和各種窯具」。趙青雲先生《汝窯概說》里稱：「1989年3月間，在寶豐縣大營鎮的蠻子營村，農民起土時發現的汝瓷窖藏瓷器尤為重要，其造型計有：筆洗、板沿洗、碗、盤、缽、盂、瓶等共47件。」特別要提到的是，「籌建於1983年、館址設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汝州文廟內的汝瓷博物館，是我國唯一一座以收藏、陳列、研究汝瓷為主的專業性博物館。博物館藏品豐富，共有國家三級以上館藏文物近2000件」（錄自《汝瓷博物館》）。這些有根有據、合法出土的、遠遠超過「60多件」、「70多件」的汝窯瓷器，那些身居「皇宮」里的專家們怎麼竟然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呢？又為何不「與時俱進」的納入他們的統計數據呢？相反，一如既往地與媒體一唱一和，鼓吹「汝窯瓷器全世界的存世量只有60幾件」。難道只有你們那幾家博物館收藏的汝窯瓷器才算汝窯瓷器，考古發掘出土的汝窯瓷器就不是汝窯瓷器嗎？ 我認為，對於任何古陶瓷的存世量，都沒有必要、也不應該武斷地給它確定一個具體的數量。當然，我絕不是說博物館不應該對自己館藏的古陶瓷有一個較為準確的統計數據。統計是應該的、而且是必須的。關鍵是在公布這些數據時，要有一個科學、正確的表述。就以汝瓷為例，正確的表述應該是：「據統計，目前世界各地博物館收藏的汝窯瓷器大約有多少多少件」，而絕不能武斷地說「汝窯瓷器的存世量全世界只有多少多少件」。因為「館藏量」和「存世量」是有很大區別的。也就是說，博物館收藏的某種古陶瓷的數量，絕不能代表人世間（整個人類社會）的存藏數量。 體制內某些專家之所以熱衷於對古陶瓷的「存世量」煞費苦心地編造一些統計數據，並以博物館的「館藏量」取代「存世量」，實屬「司馬昭之心」。目的就是企圖憑藉他們的話語權、利用這些定死了的數據，排斥、否定除他們那幾家博物館以外的其他博物館、特別是民間收藏的古陶瓷。四、不能把「瑪瑙末入釉」神秘化 《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3年06期刊載的《瑪瑙的形成原理》一文介紹說：「瑪瑙的礦藏資源，是自然界分布最廣的一種礦物，廣泛分布於陸地和海洋。世界上出產瑪瑙較多的國家有巴西、印度、美國、烏拉圭、馬達加斯加、英國、法國、墨西哥、納米比亞、日本、希臘、俄羅斯和中國等。我國是一個瑪瑙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 ,已在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河北、山西、甘肅、寧夏、新疆、山東、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雲南、西藏、安徽、貴州、陝西和台灣等省區發現了瑪瑙產地。有些地域遼闊的省區 ,瑪瑙資源的分布也很廣泛。例如 ,內蒙古自治區東起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自治旗 ,西至阿拉善盟額濟納旗 ,各主要盟、市、旗、縣均不同程度地發現了瑪瑙產地。瑪瑙的礦藏可以出現在山頂上、河床里、戈壁灘上和礫石層中 ,而被人們發現最多的還是在農民的耕地里。一旦在某處發現一顆瑪瑙 ,往往就會找到一大片瑪瑙 ,其分布範圍有時會達到數平方千米、數百平方千米 ,而且這些瑪瑙通常又都分布在同一地層內。」 由於人們的固有觀念，一提起瑪瑙，頭腦里便會出現晶瑩剔透、價值較貴的瑪瑙工藝品，而對瑪瑙的原石卻知之甚少。能夠用於工藝品製作的瑪瑙，特別是塊頭大、質地優良的瑪瑙，儲藏量相對較少，故其價值也就較高。但是，不能用作工藝品製作的瑪瑙原石，其儲藏量是非常巨大的。特別是質地不良以及那些產於河床、礫石層中粒度很小瑪瑙原石，除了少量用於建材輔料外，其他別無用處，更不用說那些製作工藝品廢棄的邊角余料、殘渣碎末了。 瑪瑙的主要化學成分是二氧化硅，其次含少量的氧化鐵和微量的錳、銅、鋁、鎂等元素及化合物；而陶瓷釉料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 自古以來汝州當地就盛產瑪瑙石。宋代杜綰《雲林石譜·汝州石》條云：「汝州瑪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紅瑩澈，少有理如刷絲」。又據《宋史·食貨志》載：「政和七年（1117年）提轄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即今寶豐縣大營鎮）界盛產瑪瑙。」考古專家趙青雲先生在《汝窯概說》里寫道：「在清涼寺窯址的附近發現了蘊藏量豐富的瑪瑙礦，至今遺留有古代人工開礦的巷道，地面上散亂的紅、黃、藍、白、綠五色瑪瑙石依稀可見」。 汝窯的窯工們在長期的制瓷實踐中，發現瑪瑙可以用作瓷釉的原料，於是就地取材，把那些出自礫石夾層、沙土或水中的塊頭極小、質地不優瑪瑙原石，捶碎磨細、作為燒制汝瓷的釉料，其實並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就地取材、用那些儲量豐富、又無別用處的細小瑪瑙原石作為制釉的原料，也許其成本更廉、效果更好。 在「第六屆文博會中國汝窯研討會」上，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呂成龍先生在其所作的《略談汝窯瓷器的特點及相關問題》的演講中，就說得比較好：「汝窯青瓷釉中加有瑪瑙粉末，並不神秘，因為瑪瑙的主要成份是二氧化硅，而瓷釉的主要成份也是二氧化硅，故在釉中引入瑪瑙這種物質不會改變釉的性質。這一作法的目的無非是為了顯示皇家地位和權力的尊貴，表明製造宮廷用瓷不惜工本。」 宋人周輝在《清波雜誌》里所記：「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油（釉）」，請一定要看清楚，釉內有的是「瑪瑙末」，並沒有說這些「瑪瑙末」必須用塊頭大、質地優良的瑪瑙石，砸碎、磨細後才能作為汝窯瓷器的釉藥原料。前面已經談到，可用以研磨「瑪瑙末」的瑪瑙原石，在汝窯窯廠附近就有豐富的儲藏。周輝的記載不過就是介紹了汝窯的窯工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摸索出了一種新的釉藥配方而已。用現代科學觀點分析，用主要化學成分為二氧化硅的「瑪瑙末」入釉，絕不會使汝窯瓷器的釉面發生質的變化；所以不能人為地、想當然地把「瑪瑙末」入釉神秘化；更不能把「瑪瑙末」入釉，作為是「不惜成本」的依據，進而成為把那些供御汝器認定為「汝官窯」的理由。五、館藏汝瓷都是「傳世品」嗎？

什麼是「傳世品」？就是指傳承有序的物品，也是能夠找到根源和傳繼依據的東西。 我認為，就古陶瓷而言，真正夠得上「傳世品」的只有兩種：一種是兩岸故宮博物院（館）的部分清宮舊藏，另一種就是發掘出土而傳之後世的古陶瓷。 為什麼說「兩岸故宮博物院（館）的部分清宮舊藏」，才能算是真正的「傳世品」呢？我所說的「部分清宮舊藏」，是專指明、清兩代燒制的官窯瓷器，以及兩代宮廷在民窯定燒的御用瓷器，而且必須是宣統遜位後、民國政府接收時登記在冊的明清兩代遺存下來的器物。除此而外，清宮舊藏的元代及其以前的大部分古陶瓷都不能算是傳承有序、真正意義上的「傳世品」。大家知道，如今的故宮，是明成祖永樂帝遷都北京後，由明清兩代帝王修建的皇宮，也是中國封建王朝遺留給新中國的唯一一座較為完整的帝庭皇宮。因此，紫禁城存藏明清兩代的珍貴瓷器也才有了穩定的場所。遠的不說，唐朝的都城在長安；北宋的都城在汴梁，南宋在杭州；蒙元帝國實行「兩都制」，以「大都」（今北京）為正都、把上都（今錫林格勒盟）作為下都。但是建在大都的元朝皇宮，當明朝軍隊佔領大都後，包括用於皇帝登基、臨朝議政、祭祀慶典乃至皇帝寢居的「大明殿」在內的大部分建築都遭到拆毀，就連宮苑裡的傢具、用器也未能幸免於難。試想，唐朝滅亡以後，皇宮裡保存的陶瓷器物，能夠從長安運到汴京傳給宋王朝嗎？宋朝被滅以後，也絕不可能把它們收藏的陶瓷器運送到元大都，拱手奉獻給蒙元帝國；前面已經提到，元朝的皇宮基本上被明軍拆毀，連傢具、用器也未能幸免於難，明王朝又如何傳繼元帝國的陶瓷器物呢？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十多萬件陶瓷器，特別是明代以前的古陶瓷，是否都有它們的來歷、代代傳承的依據？如果沒有，怎麼能說它們都是「傳世品」？同樣，被專家認定、媒體炒作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15件汝瓷「傳世品」，是不是件件都有其來歷的記載？件件都有由宋而元，由元而明，由明到清代代相傳的依據呢？尤其是那件1965年由張子厚先生捐給故宮博物院的汝窯洗，故宮專家在接收時，是不是要求張子厚先生提供了這件汝窯洗來自於北宋汝窯，以及其後傳承有序的依據呢？如果沒有，又為何把它作為「傳世品」加以接收呢？如此看來，決定是不是「傳世品」的標準，不就變成了：只要是進了故宮博物院或其他公立博物館的古陶瓷，都是「傳世品」，否則就是「非傳世品」。而在專家眼裡，「非傳世品」一律都是「仿品」、「贗品」、「現代工藝品」。這樣的標準、如此的認定，科學嗎？符合古陶瓷傳承的歷史事實嗎？

香港宋瓷雅集會社首席專家、執行理事潘彥伯先生在「第六屆文博會中國汝窯研討會」上的發言里也說：「沒有歷史文獻能證明存世於今的七十餘件汝窯，是從『宋→金→元→明→清→到今天故宮"的傳世品」。 可以肯定，只要是古董文物的傳世品，都是真品；但是，提供不出有序傳繼依據的文物古董，不一定都是「仿品、贗品、現代工藝品」，而且其數量之巨，遠遠超過所謂的「傳世品」。這就需要人們用求是的態度、科學的方法，認真、仔細地加以鑒定、研判，絕不可用文博界某些專家推行的、唯心主義的「兩個凡是」草率對待之。 由於對「汝窯」和「汝窯瓷器」的認識，存在著上述一些重大誤解，因而在對汝窯瓷器鑒定的實踐中必然就會發生一系列的誤定、誤判，給汝窯瓷器的收藏、保護、傳承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本文不必一一列舉、分析。

但是我想，如果在古陶瓷研究、鑒定領域制定了較為完善、切實可行的法律法規，至少有一個「責任追究制」；再加上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的從業人員，能夠在古陶瓷研究、鑒定這個「特殊領域」，也牢固樹立「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創造精神」（須知：這個群體里的群眾至少有七千萬，蘊藏著不可忽視能量；這個群體也絕不是一個傻瓜的集合體，他們之中的不少人，其閱歷、資歷並不比體制內某些專家差，他們的智商不一定就比體制內某些專家低，他們上過手的古陶瓷絕不比體制內某些專家少，他們研究古陶瓷的時間也並不比體制內某些專家短），正確把握輿論導向、明辨是非，不迷信、不盲從，不給「姦邪」撐腰、不為「謬誤」張目。我堅信，體制內的某些專家，絕不敢像現在這樣，有恃無恐、高高在上、目空一切，視自己肩負的神聖使命為兒戲，一意孤行、堅持錯誤，恣意踐踏和損毀寶貴的、不可再生的歷史文化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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