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京生活困窘 離京十二年後才將所欠債務還清

翰林曾國藩的「窘」生活

為了進京當官，曾國藩四處拜客打秋風借錢，甚至不惜「包攬詞訟」幫人打官司來賺錢。通過這些，他一共獲得了兩千多兩的收入。那麼，他進京之後，生活水平如何呢？

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國藩到達北京，被授以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他官運很順，三年時間就連升四級，由從七品檢討升任到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

雖然仕途很順利，但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窘」。借貸和哭窮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經濟生活的主旋律。

有兩個證據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窮到什麼程度。

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僕人陳升發生了一場衝突。因為窮困拮据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後，陳升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

……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是個很重感情的人，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到姥姥家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就是說你將來做了地方官，我一定去找你，給你生火做飯，也吃兩天飽飯。

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經好幾年，卻沒有餘力周濟他們。五年後大舅依然沒有房住，二舅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這說明曾國藩是真窮而不是假窮。

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經常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面子上十分風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翰林們的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在清代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兩。此外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加上四十五兩「雙俸」，不過為九十兩。此外還有四十五斛（二十二點五石）「祿米」。數項相加，不過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那麼京官們一年要花多少錢呢？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為京官們算賬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也就是說，普通京官，一年財政赤字通常近二百兩之多。所以做京官確實是一件極為賠錢的買賣。因此我們也更明白，為什麼曾國藩要那麼不辭辛苦地拜客，甚至連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像。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代有這樣一條諺語：「京諺有雲，上街有三厭物，步其後有急事無不誤者：一婦人，一駱駝，一翰林也。」因為窮翰林買不起車，只能走路上班，偏偏還要擺架子邁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後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難言。

那麼翰林曾國藩的生活質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我們以道光二十一年為例，從衣食住行幾項來觀察了曾國藩的支出情況。

先來看住。曾國藩在京期間的一個主要支出項目為房租。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制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斗室。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講求寬敞氣派。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國藩租下了繩匠衚衕的一處房子，共十八間，每月房租十三兩三錢。如此算來，則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兩銀子，用去全部薪水還不夠。

再來看社交應酬。京官的生活，幾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張宸的《平圃遺稿》說，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也就是說，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客你也不能不回請，否則你就不是圈子裡的人。

曾國藩生性喜交遊，也有意識地將結交朋友作為在士林中樹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徑之一。《湘鄉曾氏文獻》中曾國藩自己對道光二十一年隨份子的錢有詳細記載，比如什麼春節實行AA制的團拜，他分攤了兩千文；某位朋友的祖母去世，他隨了一千文；過年過節給上級和老師送節禮二兩銀子之類，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人情來往花費總計一百一十兩。

第三項較大的花銷是買衣服。

曾國藩晚年在家書中說自己「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由此引出後世的種種渲染，比如說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緞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慶典時才拿出來用，平素便放在衣櫥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猶如新衣云云。

其實翰林們經常需要出入宮廷，衣服必須體面，方符合國家體制。曾國藩為人固然節儉，但是在官派威儀上卻絕不含糊。入都為官後，曾國藩的個人財物中最值錢者就是衣服了。僅帽子一項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風帽、小毛小帽、皮風帽等十一頂。這些衣服的購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數兩至數十兩銀子之間。

道光二十一年這一年，曾國藩所添置衣服不多。因為這是他進京的第二年，他大量購置衣服是上一年剛入都時的事。不過這一年他仍然買了尖靴、袍料、皮靴、小毛冬帽等衣物，共花掉了二十八兩銀子。

除此之外，身為文人，文化消費自然不少。比如這一年的曾國藩記載買《斯文精萃》《子史精華》《經世文編》等書，花了四十二兩。

曾國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都，數年之間生養了幾個兒女，人口日繁，僕婦日增，僕人工資，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曾國藩記載，這一年生活日用，花掉了一百七十七兩九錢七分。

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費各項，總計共花費四百五十八兩一錢九分。而如上所述，曾國藩入京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這樣算來，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的赤字為三百三十三兩五錢四分。那麼，這麼巨大的赤字怎麼彌補呢？一般來講，有三種方式。一是收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借貸。三是利用手中權力，謀一點灰色收入。

談起晚清的官場腐敗，人們最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清代京官與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別，因為京官只有死工資，而外官們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關係網，所以每次進京，都要給京官們送點禮，名為「冰敬」（孝敬夏天買冰消暑的錢）、「炭敬」（冬天燒炭的取暖費）、「別敬」（離別京城時的「分手禮」）。如果遇到年節，還要送「年敬」「節敬」。這類饋贈，少則數兩數十兩，多則數百兩。如果認真歸類，這固然是官場腐敗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場中混，似乎還沒有聽說誰會拒絕這筆小小的「灰色收入」。

作為一個官場新人，曾國藩資望全無，關係不廣，外官贈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的賬本中，曾國藩記載這類收入共有九筆，平均每筆十兩多一些，共計九十七兩。

曾國藩在家鄉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約兩千多兩。除去進京路費花去數百兩外，尚有大量積余。然而曾國藩到京頭兩年花費了大約一千三百兩白銀，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帶來的銀子終於花光，外官饋贈又如此之少，他開始面臨借錢問題。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關將近，曾國藩找人現借了五十兩銀子，才勉強過了個年。在此之後，借錢更成為曾國藩彌補財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額最高時達一千多兩。

從曾國藩這個個例看，清代的「低薪制」表面上為國家節省了財政開支，其實懲罰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員，方便的是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勢必饑寒」。國家不得不對官員們的「灰色收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此使得官員貪污舞弊成為半公開的必然。

因為窮，許多京官千方百計地開闢財源，他們一般是替外官跑關係，找門路，落點手續費和跑腿錢。許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錯。比如另一位京官李慈銘，雖然級別和曾國藩差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可比曾國藩滋潤多了。他娶了三個妾，還成天沉溺於「酒食徵逐」，「遊逛郊外名寺，箋召歌郎行樂」，冶遊宴飲聽戲每年都要花掉大筆銀子。他的錢從哪兒來呢？原來他特別善於和地方官交際，替地方官在北京辦了不少事，獲得了大筆報酬。

那麼，曾國藩有沒有像李慈銘那樣獲得過灰色收入呢？曾國藩沒有做這些偷雞摸狗的勾當，因為他已經發誓要「做聖人」，金錢觀有了重大變化。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家信中說：

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

三十歲這年是曾國藩人生中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學做聖人」之志，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自我砥礪。

在有關曾國藩的數據文件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筆營求私利的記載，但困窘的生活確實使道學家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並導致不斷的自我批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的一段日記十分典型：

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

兩日應酬，分資較周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一至於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

立志成為聖人的曾國藩，卻心心念念想著借祖父的生日多收點份子錢。並且因為即將到來的祖父生日宴會，未雨綢繆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這其實不能說明他本性如何貪婪，只能說明清財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要面臨何等巨大的經濟壓力。

難道曾國藩的京官生活就永遠這麼清貧嗎？也不是。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藩曾經發過一筆橫財。

因為皇帝們也知道京官很窮，所以偶爾給他們提供點改善生活的機會，什麼機會？就是派往各地，做鄉試的主考官，到各地選取舉人。鄉試結束時，地方官場要送給主考官員一筆「辛苦費」，往往高達數千兩。這筆收入，會使一個窮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所以大家都拚命想得到這個差事。因為想當主考的人太多，所以後來朝廷就通過考試來選拔。誰考試成績出眾，誰就去外地當主考。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舉行了一次「考試」。身為翰林院侍講的曾國藩對這次考試期望極大，他在家信中說：

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掉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為調養，已作丸藥二單。考差尚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

為了這次能考上主考，他甚至預先服起了補藥，補補自己的身子。

也許是曾國藩的虔誠感動了上天，他紅運當頭，從大批京官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四川鄉試正考官的派遣。此時正是他經濟極度緊張的時候，所以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國藩大喜過望。他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

作為一省的正考官，這次四川之行，各筆收入，曾國藩都一條條記在賬里。現存賬本分內容如下：

入銀數：

四川省城

公項二千四百兩。

制台百兩。（寶）

藩台百兩。（潘）

道台吳（珩）百兩。

道台張百兩。

……

就是說，四川省財政給他補貼了二千四百兩。除此之外，各位官員還以個人名義，都送他一些銀子。比如四川總督給了他一百兩，四川布政使和幾位道員也都是一人一百兩。這些加在一起，共計四千七百五十一兩。這僅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無所獲。加上節省的途費，曾國藩此行收入當在六千兩左右。

除了銀子，還有各種禮物。曾國藩賬中下一部分內容就是「入財料數」：

寶中堂江綢袍褂料兩套，朱紅川綢、川綢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縐四匹。

袁小城滇緞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從四川回來後，曾國藩的經濟狀況顯然大為改善，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個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債務全部還清，大大鬆了一口氣。賬目冊記載他這年年底還銀共一千四百零六兩。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兩銀子，用於還家中所欠。同時，又拿出四百兩贈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個台階。他在家信中說：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待步。

四川鄉試發的這筆財應該說不違反曾氏「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這筆收入雖然用今天的財政標準衡量是灰色的，實際上在當時卻是公開的、合法的。事實上，在混亂的統治財政中，各層級的科舉考試過程中都有一些沒有載入國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晚清時期各省的學政每次監考，可以得到數額不等的「棚規」，其來源是考生所湊的用來賄賂考官的「份子」。這種「棚規」後來演變成定例，居然得到了國家的承認。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為侍郎級（副部級）高官，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不過，即使貴為侍郎，不主動伸手撈錢的曾國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級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兩。加以恩俸和祿米等補貼，年收入一共可達六百二十兩，此外還有一些公開的灰色收入。但是隨著交往等級的提高，開支也隨之增加。比如交通費一年就要四百兩，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窮京官。

曾國藩任職京官後，從未回過家鄉。他在「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對弟弟說：「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雖然說了幾次，但一直沒有行動，可見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籌不起路費，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曾國藩在家書中說：「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做了堂堂副部長，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費，不知今日讀者讀了這段資料，會有何感想。

咸豐二年，因為母親去世，曾國藩回到老家，結束了十三年的京官生活。然而困窘並沒有因此離他而去，當年在京所欠債務，多年之後才還清。

從曾國藩書信中判斷，一直到同治三年，也就是離開北京十二年之後，曾國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錢還清。同治三年，曾國藩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說：「弟京居時所借西順興店蕭沛之名光浩銀項，……茲接沛之來信，索及前項，因從徽商吳惇成茶行匯兌湘紋銀一千兩，函囑沛之約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到這時曾國藩已經做了五年兩江總督了。可見做了多年總督之後，曾國藩才有能力徹底將京官生涯的欠賬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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