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維新期的「中日韓三國同盟論」

[摘要]「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原生態，可以上溯至日本幕末維新期。

摘要：從歷史連續性看，以中日韓三國為主體的「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原生態，可以上溯至日本幕末維新期。勝海舟所主倡的「三國同盟論」，應該說與其具有相似的思想特質。該論說的主要內容包括：提倡東亞三國聯合對抗西方列強；主張共建強大的海軍；互通有無及共同進行學術研究等。今天看來，「三國同盟論」仍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關鍵詞：幕末維新期；「三國同盟論」；勝海舟

近十年來「東亞共同體」構建一直是東亞各國學術界的熱點問題，然而，無論從實際收效來看，還是從東亞學者共同研究的相關成果而言，自說自話、有神無髓的特點仍暴露無遺。究其實質，癥結出在到底誰更具有資格主宰這一共同體等問題上。作為「東亞共同體」思想的歷史源頭，幕末維新期的「三國同盟論」是其原生態的一種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考究「三國同盟論」誕生的歷史背景、主要內容及其夭折的歷史要因，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三國同盟論」的歷史前提

進入21世紀以來，構建「東亞共同體」成為地域文明建設的新動向。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是「東亞共同體」的倡導者，而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則將這一構想推向國際關係層面。從最初的想法來看，東亞是中日韓三國的代名詞，但幾經演繹外延不斷擴大，甚至有人主張將紐西蘭、澳大利亞、印度等大洋洲以及南亞國家吸納進來。然而，無論是以統一貨幣為主旨的「東亞經濟共同體」、抑或是以漢字文化代表的具有共同價值理念的「東亞知識共同體」，都是人為想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帶有與歐共體比肩的意義。追溯歷史可以發現，日本幕末時期歐美列強武力迫近東亞的侵略活動，為與之對抗的共同體設想——「三國同盟論」的出台提供了歷史前提。

在幕末，首先提倡「三國同盟論」的人是思想家勝海舟。該論說不僅在幕末維新時期得到發展，此後對整個近代日本的影響也很大。「三國同盟論」的產生源於思想家們對國內外環境的認知。幕末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迫使日本思想家思考的核心問題有三個：其一，如何認知原有的東亞國際秩序、能否將這一秩序再生下去?如果難以再生的話，日本將如何找尋自己的國際位置?其二，「鎖國與開國」、「尊王與攘夷」的問題；其三，「脫亞」與「興亞」的問題。很顯然，三個問題密切相關，第一個關乎東亞國際秩序「破」與「立」的問題；「鎖國與開國」是應對外來勢力以求自強的方式抉擇問題，這一問題又與「誰更有資格成為日本外交主體(即天皇抑或將軍誰更能代表日本)的主旨發生了關聯」，即「尊王」與「攘夷」被嫁接；「脫亞」與「興亞」直接牽涉的是在歐美強勢力量所帶來的衝擊下，如何梳理日本與亞洲的關係問題。實際涉及的是在傳統的東亞國際秩序受到挑戰之際，日本是從亞洲遊離出去還是繼續參與重建亞洲秩序的問題。

從第一個層面來講，近代以前東亞國際關係的原型與範式，是被普遍認可的華夷秩序與朝貢體系，在此無需贅言。但是，當與這一體系完全異質的外來硬勢力與軟勢力逐漸靠近或騷擾該體系之時，便帶來了該體系的主體成員國原有地位的鬆動，甚至原有關係的瓦解。這樣一來，體系內部的成員國追求對等的慾望與外來勢力迫近所提供的契機，便很容易結合起來。易言之，以1648年歐洲各國締結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代表的「條約體系」，在19世紀伴隨著「血」與「火」的戰爭被強行納入東亞的那一刻，華夷秩序便被打開了缺口，朝貢體系發生動搖。敏感的幕末思想家們捕捉到了這一變化，並在付諸思想訴求時，紛紛提出各種論說以應對時局。

從第二個層面來看，閉關鎖國的大門被打開了，「開國」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歸趨。然而，天皇和將軍誰更能代表開國後的國家並成為外交主體，是幕末維新期的日本思想家們反覆論證並糾纏不休的難題。當時日本國內的「尊王」呼聲甚囂塵上，澎湃成潮，與「攘夷」對接後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尊王攘夷」運動。「尊王」容易理解，通俗意義上的「尊天皇」就是「尊王」。但是，「攘夷」的內涵界定卻出現了問題，「攘誰」才叫「攘夷」?在以亞洲為主體對抗歐洲的意識為思考問題的前提時，可以認為排斥歐美列強叫「攘夷」；但如果單純地以日本為獨立個體，將其他國家都視為「夷狄」的話，那麼排斥日本以外的國家都叫「攘夷」。

因此，界定「攘夷」概念出現的歧義，為第三個層面的「脫亞」與「興亞」提供了思想基礎。「脫亞」論者以「日本乃獨立個體」為理解前提，提出這一個體可以模仿歐美國家向亞洲近鄰擴張的思想。「興亞」論者則以「日本乃亞洲整體中之一員」為思想根基，對抗歐美列強。因此，「興亞」論者可能沿著「興亞」或「亞洲聯合」的路線前行，並以再生或恢復東亞國際秩序為目標。

然而，在幕末特殊的歷史時段，東亞的「朝鮮」成為思想家們思考的重點。實際上，近世以來的東亞國際關係，曾在「與朝鮮琉球通信，與中國荷蘭通商，其他國家一律卻之」的指導下展開。換言之，明清鼎革之際，江戶幕府暫時從華夷秩序中遊離出來，和清政府維繫的只是通商關係。而鎖國大門被打開後，幕府也曾想恢復和清政府的關係，並於1862年將使節團派往上海，結果無功而返。明治維新後，兩國才為達成「中日提攜」，在1871年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締結了「對等同盟條約」。至於日朝關係，仍舊維持著朝貢體系內部的對等關係。之後圍繞朝鮮使臣的接待問題，日本暴露出優位意識及侵略野心。1853年培理來航後，經過1858年的安政五國條約，日本步中國後塵被拉入歐美的「條約體系」之中，東亞的朝貢體系走向解體。文久(1861－1864)年問，各階層對朝鮮態度進一步發生變化，有以西鄉隆盛為代表的帶有「小中華主義的征韓論」，並在明治初期一度帶來了政局的變動；還有木戶孝允主張的以「《萬國公法》為準則的朝鮮開國論」和梗本武揚的「戰略的朝鮮進出論」。尤其是1861年發生的俄國強佔對馬島事件，將對馬島在東亞海域中的戰略地位凸顯出來。勝海舟在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的促使下，提出了與木戶孝允、棱本武揚的主張截然相反的「三國同盟論」。可以認為，「三國同盟論」是眾多論說中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其特殊性在於，與以「日本的『亞洲主義』對抗強敵」所不同的是，勝海舟主張以「亞洲的『亞洲主義』來抵抗侵略」，即其構想意在聯合東亞以對抗歐美列強。

二、「三國同盟論」的主要內容

認為「三國同盟論」在幕末維新期具有特殊性，主要是與其他思想比較而言，其中包含的全局意識與東亞整體意識在當時是無法比擬的。今天看來，這種特殊性又被重新提起或重新演繹著。在思想特質上，雖然「三國同盟論」與近年來的「東亞共同體」有相似之處，但是從出現的時間上看，它卻比「東亞共同體」早了150多年。幕府重臣勝海舟的思想主張構成了幕末維新期「三國同盟論」的核心內容。

勝海舟1823年出生於江戶的一個旗本家庭，幕末與明治時期的政治家。1846年接受佐久間象山的建議學習西洋兵學。1853年培理來航後，海舟於7月撰寫了《海防意見書》，1854年向幕府提出後受到重視，後進入長崎海軍傳習所。1860年與福澤諭吉等人乘坐咸臨丸遠渡美國。1862年擔任軍艦奉行。1864年在神戶設立海軍操練所，擔任總理職務。1868年3月14日，他以陸軍總裁身份代表幕府與西鄉隆盛談判，使得江戶無血開城。1899年因腦溢血發作去世。

「三國同盟論」的思想主張形成於1853年黑船來航後，成熟於創建神戶海軍操練所時期。這種思想斷斷續續散見於勝海舟的書簡、意見書與日記中。關於其主要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海防」是「三國同盟論」最本質的內容。勝海舟對東亞國際關係帶有現代意義的思考，主要集中在1853年(嘉永六年)至1864年(元治元年)的十餘年裡。不言而喻，1853年的黑船事件給他以強烈的刺激。這種刺激帶來的結果是1853年《海防意見書》的出台。可見，「海防」這一內容自然與《海防意見書》具有一脈相承性。

然而，「海防意見」也好，海防論也罷，並非單純的一國防守問題，涉及的層面很廣。例如，林子平在《海國兵談》中提及的「水戰」問題，即「海國之武備在海邊，海邊之兵法在水戰，水戰之關鍵在大炮，此乃海國自然兵制」的思想，針對的是北部勁敵俄羅斯，是集防備、戰爭與武器裝備於一體的海防思想。因林子平的民間思想家身份，還不能將其思想歸為海防政策。但是，1792年拉格斯曼來航要求通商的事件給幕府以震動，「海防」始被納入幕府層面來加以考慮。可以認為，日本的海防論，經歷了類似江戶幕府由鎖國走向開國的模式轉變過程。尤其是1853年以後，幕府採取的廣泛徵集海防意見的政策，為勝海舟的嶄露頭角提供了契機。即是說，勝海舟以「錄用人材、以海外通商貿易建設海防、加固江戶的防守、救濟貧窮的旗本、改建西洋式兵制、在江戶等地創建教練學校、製造用於火葯的硝石」等意見，而受到幕府的重用。很顯然，「海防」思想有足夠理由成為「三國同盟論」的主要內容之一。

第二，「海防自救」與「清俄朝聯合」思想的對接，成為「三國同盟論」的基本內容。勝海舟提倡的海防思想並沒有停留在一國防守上，在意識到東亞各國的命運具有同病相憐的特質後，便將「海防自救」的主張與東亞各國聯合抗敵的思想對接起來。這裡最初的「東亞」概念包含在遠東具有一定實力的俄羅斯。

1853年勝海舟曾在《海防意見書》中強調指出：「製造堅船，速定商法。以雜谷雜貨運往與清國、俄羅斯瀕臨之國境以及朝鮮，交換其各種上等物品，以開貿易。」其平實的語言表現出的思想精華在於：勝海舟主張在商法的前提下，日本與中國、俄羅斯以及朝鮮半島展開貿易，以求達到「海防」的實際目的。與主張侵略亞洲的論調相比，無疑他的思想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以軍事力量進行海外侵略的構想，而包含著試圖尋找與日本地緣上接近的遠東地區、東亞地區的國家進行協調或合作的內涵。筆者理解，這是勝海舟「三國同盟論」的思想前提。也可以認為，此時的「海防自救」+「東亞各國聯合」+俄羅斯才是海舟聯合構想的主旨所在。

第三，將俄羅斯從構想中排除，強調「中日朝」三國聯合，成為「三國同盟論」的核心內容。由原先設計的遠東地區、東亞三國的協調合作構想中，將俄羅斯這一國際因素剔除掉，是在1861年2月俄羅斯軍艦強佔對馬島事件後。該事件使勝海舟認識到對馬島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因此，當他在積極聯合英國公使規勸俄羅斯撤離對馬之際，其「三國同盟論」內容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1862年8月，勝海舟提出下述建議，以應付日本的對外關係。「之於我對馬，英法乃有懇望之意。此乃壓制俄羅斯自西進犯之大策。宜立即將此島奉為上地、開闢良港，以為貿易之地。當此之際，大開與朝鮮、中國之往來貿易，同時大開海軍壯大之端倪」。在國際形勢的威逼下，勝海舟的外交謀略可以用「以彼制彼」加以概括，即用英法制服俄羅斯。同時，他還清醒地意識到，只有在增強東亞三國貿易往來的前提下，防禦列強的侵略才有可能。因此，在此後的實踐中，勝海舟的「三國同盟論」思想逐漸得以完善。

第四，「共建海軍、研究學術」是實現「三國同盟論」的有效途徑。「三國同盟論」的思想一經形成，如何將想法付諸行動，勝海舟提出了共同開發與研究的建議。在1863年4月27日的日記中，他將構建「三國同盟論」的有效途徑明確下來：

今晨，桂小五郎(木戶孝允)、對馬藩大島友之允同道而來，論及朝鮮之議。吾策觀之，當今亞洲能與歐羅巴抗衡者無。原因概在於：亞洲者規模狹小，遠不及歐洲者方策之遠大。令宜由我邦駛出艦船，廣泛於亞洲各主幹國遊說，使之合縱聯合、共建強大海軍、互通有無、研究學術，以求免遭彼等之蹂躪。首先，自說服鄰國朝鮮始；後及於支那。在座無不贊同。

這樣，中國古代的「合縱連橫」思想被勝海舟活用到帶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意味的東亞地域中來。

第五，「海軍局」的成立是踐行「三國同盟論」的發端，同時它還標誌著「三國同盟論」思想的成熟。一旦「三國同盟論」的主體意識確立下來，勝海舟便著手將其付諸實踐。他選擇的方式是向幕府提議建設「海軍局」。「為進行海軍演習，欲往支那、朝鮮地方渡航。宜事先於神戶設立海軍局，集合此輩(志向相投者)以從事船舶之實地運轉。遠至上海、天津、朝鮮地方，觀察其地理，洞察其人事。幸有土州人坂本龍馬入我私塾，可完成此舉，以激勵眾徒。邦內有志之輩多有贊同」。1864年5月成立的神戶海軍操練所，可謂是「三國同盟論」的最大成果。

從「三國同盟論」與建設海軍局(神戶海軍操練所)的關係來看，前者是思想理論，後者是實踐活動。也可以認為，前者是目標，後者是手段。關於這一點，勝海舟在書簡《解難錄》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文久之初，攘夷論盛行，攝海守衛之說甚囂塵上。予諫言曰：「宜擴大規模、擴充海軍，將兵營置於兵庫、對馬。可將其一置於朝鮮，終及支那，三國合縱連橫以抗西洋。」

對此，朝廷讚賞予之諫言，昭德公(14代將軍德川家茂)予以嘉納。三年癸亥四月(1863年4月)，公乘坐蒸汽船，巡視大坂至播州之海濱，自兵庫登陸，至神戶小野浜，親自指畫海軍兵營所之建築用地。恐其床幾遺迹之淹沒，予不顧才疏學淺，遂記文於石碑。其文如下：

「大君駕火輪船，巡覽攝播海濱。至神戶察看地形，命臣義邦，使作海軍兵營之基。夫吾邦方今之急務，莫急於海軍，將以此兵營為始。英國士風振作概在於此。可謂當時之宏圖，千載之鴻基也。唯大君指畫建築之地，恐其久而淹沒也。臣義邦謹刻於石碑，以傳永世。

元治元年歲次甲子冬十月八日

軍艦奉行安房守勝物部義邦撰」

從勝海舟的這段文字不難看出，實現「三國同盟論」是創建神戶海軍操練所的目的所在。而神戶海軍操練所是以神戶為中心、以對馬、朝鮮、中國為其外圍的「一大共有之海局」，帶有構築「中日朝三國聯合艦隊」的實質意義。

三、「三國同盟論」夭折的原因

客觀地講，勝海舟的「三國同盟論」是以對等關係為前提、以東亞合作為目標，在「亞洲一一歐洲」的對抗模式中，尋求東亞各國的生存之道。然而，該思想沒有被付諸實踐，其真正的原因何在?值得我們深思。

如果說「三國同盟論」以設立神戶海軍操練所為其思想成熟的主要標誌，那麼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神戶海軍操練所被強行關閉則意味著「三國同盟論」只能停留在論說的層面。要想釐清「三國同盟論」夭折的原因，似乎從探討神戶海軍操練所被關閉的緣由出發更能迫近問題的本質。

神戶海軍操練所，是1864年5月由幕府在神戶設立的培養海軍官兵的機構。其參與成員大多是尊王攘夷志士，以土佐藩和長州藩居多。因1863年的「8月18日政變」，長州藩志士及部分公卿被流放，長州藩志士遂於1864年8月發起帶有報複色彩的「禁門之變」。因之，長州藩的志士被追究責任，與長州藩關係密切的勝海舟則被罷免了軍艦奉行職務。這樣一來，原本幕府建立的海軍操練所卻表現出一定的反幕府傾向，故於1865年被幕府關閉。

以上的概述只能說明「三國同盟論」夭折的直接原因，實際上背後還有複雜的客觀原因，可以從國內與國際兩個層面來考慮。

從國內角度觀之，「三國同盟論」的踐行活動遭遇的最大障礙是攘夷派。攘夷派要轟轟烈烈地執行「攘夷」，「夷」的目標指向與「三國同盟論」的合縱連橫構想便發生了衝突。即是說，「三國同盟論」直面的主要問題，乃是東亞國際秩序的重建或再生問題，提倡的是三國之間要對等地進行合作。而攘夷論的「夷」的目標指向之一是朝鮮，這樣便需要勝海舟和攘夷派志士進行協調。尤其是，代表幕府的勝海舟與代表對馬藩的大島友之允，就「征朝(韓)」問題所達成的妥協頗有意味。勝海舟為了將日益高漲的攘夷情緒轉移至海外，表面上同意了大島友之允的「征韓」計劃，實際上與朝鮮進行貿易才是勝海舟的真實意圖，亦即他自己所宣稱的「武裝的經商」。即表面上支持攘夷派的武力「征韓」，使得武士們的能量消耗找到了方向。這樣，既滿足了攘夷派武士們試圖發動戰爭的野性需要，又能收到交往獲利的實際效益。

但是，1861年2月俄國強佔對馬島事件發生後，對馬的防衛問題與對朝政策成為幕府面臨的緊迫課題。對此，1864年幕府派遣幕僚前往對馬以求對朝政策之際，大島友之允便於10月26日提出了《對朝關係意見書》，主要內容有：「第一策，改革兩國交際規則；第二策，致力於徵服對方民心；第三策，破除兩國之禁；第四策，開發彼我之物產；第五策，展示神州之威武勇氣；第六策，開通北京(清國)之商路；第七策，大興海軍。」由此觀之，勝海舟表面上接受了大島友之允的征韓計劃，作為交換，大島友之允在「開發物產、與清國通商以及大興海軍」等方面接受了勝海舟思想。然而，大島友之允的實際目的在於，通商是控制朝鮮乃至中國的手段。在此，如果說勝海舟將「征韓論」視為轉移視線、進行對等貿易手段的話，那麼大島友之允則將「三國同盟論」策略化了，即他實際想要達到的目的仍然是「以三國交易之盈利所得發展海軍，再以強大的海軍制服彼等(朝鮮、清國)」。

從國際角度觀之，「三國同盟論」的提議雖然很好，但誰更有資格成為同盟的「盟主」問題馬上浮出水面。尤其是，1865年丁韙良譯本《萬國公法》被幕府翻刻後，由《萬國公法》所代表的「條約體系」逐漸取代了朝貢體系之際，「三國同盟論」的主張如何才能得到中國和朝鮮的信任，便成為又一問題。

很顯然，從勝海舟構想的「三國同盟論」及其實踐活動看，神戶是創建三國同盟的海軍大本營，然後兵營的建設沿著兵庫、對馬、朝鮮以及中國等次第展開。不言而喻，日本是盟主。然而，兩千年來，中國一直是華夷秩序的主宰，是朝貢體系的核心，是東亞國際關係的靈魂。因此，在中國，無論之於情感，抑或之於顏面，一時間還難以接受在以日本為盟主的前提下構建東亞聯盟的主張。朝鮮的情況有所不同，曾經與日本同為華夷秩序的一員，同為朝貢國，在地位上是對等的，具有接受三國同盟論的基礎條件。另一方面，《萬國公法》傳入日本後，帶來了日本外交理念的變革。即在尋找日本的未來出路時，「脫亞論」、「征韓論」等輿論高漲。「脫亞論」是明治維新後由福澤諭吉提出的，而「征韓論」在幕末就已出現。所以，在「文明一野蠻」的對立模式中，日本躋身於文明行列的慾望，促使其走向了脫離「野蠻亞洲」的道路，並由此加快了向亞洲侵略的步伐。因此，幕末的「征韓論」，在攘夷志士們的宣傳鼓噪下，最終獲得了幕府的認同。而勝海舟在1864年被免職，預示了「三國同盟論」的夭折命運。

不過，從一國外交思想的普遍規律看，「三國同盟論」的夭折具有必然性。「外交思想一般是指處於執政地位的政治家的思想，它具有比一般的政治思想大得多的現實可行性，它更加直接地代表這個國家的佔主導地位的意圖和這個國家的『總體利益』，在涉及主權、領土之類的民族權益等問題上，外交思想並不具有明顯的『階級特色』，外交思想具有較大的連續性」。勝海舟被免職，說明他失去了執政地位，因而「三國同盟論」的可行性被弱化。與之相對，「征韓論」被明治政府繼承並付諸實踐，恰好說明了外交思想的連續性特徵。也就是說，《萬國公法》深化了日本人對「力量」的認識，同時為日本人帶來了將力量的發揮納入到公法原則中去的可能性。這樣，《萬國公法》便成為日本對外擴張的工具。不僅使明治政府的「開拓萬里波濤，揚國威於四方」的志向有了法理依據，而且和前述的大島友之允提出的「展示神州之威武勇氣」產生了共鳴。可見，明治年間的攻打朝鮮、挑起甲午戰爭的思想禍根在幕末就已經存在了。

可悲的是，當福澤諭吉在「文明對野蠻」開戰的思想範式中思考甲午戰爭之際，勝海舟雖以「不義之戰」對戰爭大加批判，但他的「三國同盟論」沒有拯救過日本，也沒有拯救過東亞。

四、結語

歸納起來，「三國同盟論」與「征韓論」、「東洋盟主論」、「脫亞論」、「大東合邦論」、二戰期間的「東亞協同體」、「大東亞共榮圈」以及近年來的「東亞共同體」等，都可以在「亞洲主義」範疇中找到共性。

既然「亞洲主義」包含的內容紛繁複雜，就不能一概而論將其性質評價為進步或落後、侵略或聯合等，只能將其帶入時代的話語語境之中進行具體分析。在評價與把握「三國同盟論」的時候也應該如此。說「三國同盟論」具有進步意義，還存在著勝海舟在「武力」與「道德」的選擇上傾向於後者的緣故，即他將「三國同盟論」置於東亞儒教中「和為貴」的道德觀念下進行說教與宣傳。在華夷秩序為主體的東亞國際關係走向解體過程中，其理念是試圖對其進行完善乃至再生的應對措施。

然而，帶有進步意義的「三國同盟論」，在明治政府開展的侵略計劃中被消解得乾乾淨淨。具體說來，在整個明治時代的東亞國際關係中，中日兩國圍繞著朝鮮問題發生了對立，日俄兩國則圍繞朝鮮及滿洲問題發生了對立。明治的日本想要維護所謂的「主權線與利益線」，而清政府奉行的則是「宗主權的再編與強化路線」。這成為雙方矛盾不斷深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在遭遇歐美列強的侵略後，隨著1874年日本入侵台灣、1875年製造「江華島事件」入侵朝鮮、1879年出兵佔領琉球以及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等，日本模仿歐美列強將殖民枷鎖套在了東亞其他國家的頭上。這也是日本一味追隨《萬國公法》代表的條約體系帶來的必然結果，也正是這個結果，徹底摧毀了構建同盟所需的「誠信」。

今天看來，重新提起幕末維新期的「三國同盟論」，能夠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東亞」在多大程度或意義上才能一體化?追求一體化首先要克服的障礙是歷史問題與民族主義問題，歷史上東亞三國存在的特殊關係及侵略一被侵略的實際存在，給中韓兩國留下的陰影並非短時間內會消解掉。這一切，都會延緩東亞一體化進程。另外，能否找到有效排除民族主義情緒干擾的確實可行之路，也是左右東亞一體化進程的主要因素；第二，「東亞共同體」也好，「東亞經濟共同體」或「知識共同體」也罷，是否已經構建起彼此可資信賴的「誠信」機制?構建「誠信」機制，要有廣闊的胸懷與度量；要有共同的心理認同感與文化遺產；要有能夠取代人民幣、日元、韓元的「東亞元」等。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很難彼此取得「誠信」；第三，如果這種誠信機制還難以確立的話，除了「東亞經濟共同體」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具有實質性外，「東亞共同體」或「東亞知識共同體」是否只有學理上的意義?抑或它們只能被界定為想像的共同體?我以為，這些問題對理解當前的東亞國際關係無疑具有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