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書架 | 凌越：現代「園藝」國家觀的罪孽

就是要使從大屠殺這個歷史片段中的得到的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教訓進入當代社會的自我認知、制度實踐和社會成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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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園藝」國家觀的罪孽：讀<現代性與大屠殺>》文/凌越

在看完萊維、博羅夫斯基、凱爾泰茲這幾位有集中營經驗的作家的小說之後，再看英籍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1989年出版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會有一種奇特的感覺。在欣賞鮑曼（沒有比這個詞更能形容我閱讀時的感受了）那些精彩的思辨的間隙——某種因縝密纏繞的思辨而愣神的片刻——小說里的形象會冷不丁從鮑曼的書里探出頭來：火車月台上哭喊的女人；跑到球場外撿足球的波蘭囚徒，當他直起身，剛才熙攘的車站已空無一人（被送進了毒氣室）；躲在被窩裡偷削鈰棒的少年；從醫院重返營房的哲爾吉，對生命充滿了渴望；兇殘的集中營打手；從列隊的囚徒中升起的卡迪許的祈禱之聲；等等。有這樣的聯想很自然，因為剛剛看過這些小說，而且小說本身也很精彩，留下深刻印象不足為奇。另一方面，這些形象也似乎在印證著鮑曼很多的抽象思辨，更深一層可能還包含著一種從小說家角度生髮而來的隱隱不滿——是的，這些思辨非常全面，也頗具啟迪，可是和小說家所刻畫的那些人物形象比，學者的思辨總顯得有幾分寒意。學者習慣於高屋建瓴地闡述（必須承認，鮑曼的思辨是一流的），但是對於具體的人物，對於人物情感的感受和把握，他們就顯得有點捉襟見肘，或者也可以說這些並不是學者首先考慮的事情，可是問題接踵而至，如果集中營里個體的感受和複雜性不在重點考查之列，那麼鮑曼一再強調的道德擔當（和理性的自我保全針鋒相對）將落在何處？

儘管有這樣的疑慮，但是得承認《現代性與大屠殺》的確堪稱有關大屠殺問題的抗鼎之作。作為一部主要從社會學角度並且是從遠距離完成的（鮑曼並沒有集中營的切身經驗，本書出版於1989年，此時和大屠殺的發生已經相隔了五十多年）的學術著作，時間的推移反而賦予它沉著檢視的可能，而鮑曼也不諱言，這本書「就是要使從大屠殺這個歷史片段中的得到的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教訓進入當代社會的自我認知、制度實踐和社會成員之中」。從這個角度看，《現代性與大屠殺》又和幾位小說家的感性描述殊途同歸。至少他們都認為，大屠殺並不是人類進程中一個業已過去的插曲，它的經驗和教訓都彌足珍貴，現在的人們要更認真細緻地對待它，以確保人類不再走上同樣的歧途。

具體到《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有如大屠殺問題的碎紙機，大屠殺方方面面流行的認識都被鮑曼拿來做細緻的討論，並最終被顛覆。在第一章《導論：大屠殺之後的社會學》中，鮑曼列舉了兩種可以貶低、誤解或者輕視大屠殺意義的方式——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將大屠殺說成是歐洲基督教反猶主義的頂點。另一種方式則是將大屠殺看做廣泛而常見的一類社會現象中的一個極端，這自然令人厭惡讓人反感，但人們還能忍受，因為它具有回復性和普遍性，但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自始自終是一個被設計來壓制它，甚至可能徹底撲滅它的組織。鮑曼以對這兩種流行觀點的批駁展開他極為雄辯的論述。

通常認為，反猶主義和大屠殺之間的因果關係非常明顯，歐洲的猶太人之所以被殺害，是因為實施屠殺的德國人及其幫凶都是對猶太人懷恨在心的人。大屠殺是幾個世紀以來宗教、經濟、文化和民族仇恨發展史上一個蔚為奇觀的頂峰。對這種認識鮑曼不以為然，在序言里他就明確反對將大屠殺的意義簡化為私有的不幸和一個民族的災難，因為這種簡化掩蓋了真相。他指出過去幾十年內徹底的歷史研究表明：「在納粹執掌政權之前以及他們的統治得以鞏固很久之後，德國民眾的反猶主義比起相當多的歐洲其他國家對猶太人的敵視來說，要遜色得多。」在很長的時期內，全世界的猶太人就已廣泛認為德國是宗教和民族平等寬容的天堂，進入20世紀，德國比當今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多的猶太人學者和專業人員。在鮑曼看來，德國對猶太人的大眾仇恨既不根深蒂固也不廣為傳播，在20世紀以前也幾乎沒有爆發過表現這種仇視的公眾暴亂，甚至當納粹上台後，企圖通過舉辦反猶暴力的公共展出（以1938年11月9日在德國發生的碎玻璃之夜最為著名）使公眾形成普遍的反猶主義，結果卻適得其反，遭到挫敗。另一方面，用反猶主義解釋大屠殺還有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反猶主義數千年來一直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是大屠殺卻找不到先例，反猶主義的普遍性和大屠殺的獨特性兩者無法相容。進一步說，就算反猶主義是反猶太暴力的必要條件，但是它畢竟無法成為充分條件，而鮑曼關心的則是導致大屠殺發生的社會與政治機制，並檢視這些機制同群際敵對傳統混合在一起可能會產生的爆炸性反應。也就是說，以反猶主義來解釋大屠殺在鮑曼看來太過輕便，而且事實上掩蓋了導致大屠殺發生的真正原因——那以光鮮的科學和效率裝扮的現代性的致命弊端。

在人們通常的認識中，大屠殺是反文明反理性的極端的社會現象，之所以大屠殺會發生是因為現代文明發展得還不夠，是文明進程中的一顆毒瘤，只需把它摘除文明進程又可以按照它既定的節奏去發展，並使得人類走向進步使人類社會更趨向於完美。對這種觀點的批駁貫穿《現代性與大屠殺》的始終，鮑曼一再強調，大屠殺遠不僅是一次失常，遠不僅是人類進步坦途上的一次偏離，遠不僅是文明社會健康機體的一次癌變。也就是說，大屠殺並不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對立面，而是揭開了現代社會的另一面。大屠殺不是對現代文明的背離，而是它的產物——正是追求科學、理性、效率的現代文明本身孕育了大屠殺。在這裡，對於大屠殺的反思和對於現代性的反省走到了一起。這也是《現代性與大屠殺》最有見地的地方，它將對大屠殺原因的反思推進到西方思想史的深處。文藝復興以來由於在自然科學上的長足進步使人類變得越發自信，以至於產生了鮑曼所謂的現代「園藝」國家觀，社會發展規律似乎盡在人們掌握之中，而為了迎接幾乎就在眼前的完美的社會，人們需要加緊勞作，以使自己可以充當稱職的園丁：對草坪、花壇、溝渠要有詳細的設計構思；要有眼力判斷和諧的色彩；要有對其計劃和秩序的構思產生干擾的自生植物視為雜草的決心；要有適當的機器和農藥完成清楚雜草的任務。而猶太人和其他次等民族自然就是這精美花壇里刺眼的雜草，而追求精神純度的人們則自然要迫不及待得清楚掉這些有礙觀瞻的雜物。

在這裡，鮑曼實際帶出他的主旨，就是對於整個現代性顛覆性的反省。在他看來，現代性或者文明化進程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在追求進步和效率的過程中使社會行動中的道德動機逐步喪失了權威性。換言之，「文明化進程是一個把使用和部署暴力從道德計算中剝離出去的過程，也是一個把理性的迫切要求從道德規範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擾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應該說，這樣的觀念並不是鮑曼所獨創的，而是20世紀中後期整個西方思潮發展的一個潮流，比如哈耶克的《科學的反革命》一書就更早探討了人類對於科學（尤其在社會科學層面）的膜拜必然導致暴力和極權。而鮑曼的意義則在於將這種對現代性現代理性的反思，用來詮釋具體的大屠殺的發生機制。現代性的根本背謬在於，「美好」的初衷（比如清掃花園）往往都會結出惡果。大屠殺即是一例，它展示了如果現代性的理性化和機械化趨勢不受到控制和減緩，如果社會力量的多元化在實際中被消蝕，人類可能面對的一個地獄般的景觀，諷刺的是，最初人們期望的卻是一個有意設計、徹底控制、沒有衝突、秩序井然的理想社會。

大屠殺的一個獨特性在於它的規模，納粹在四五年的時間裡屠殺了兩千多萬人，其中包括六百萬猶太人。有人做過換算，如果納粹每天殺一百人，屠殺兩千萬人需要兩百多年的時間。也就是說，大屠殺是野蠻經過有效管理所產生的驚人「效力」的產物。徹底的全面的屠殺需要用官僚機構來代替一般的街頭暴徒，用服從權威來代替蔓延的狂暴。在展示現代性如何在大屠殺具體過程中發揮它們可恥的效率上，鮑曼花費了不少筆墨。僅僅就提升「效率」而言，現代的官僚制（也有譯成科層制）超過過往所有管理制度。鮑曼圍繞著被韋伯歸納出來的幾個官僚制的基本特徵展開自己具體而微的批駁。

官僚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勞動分工和權威等級，之所以這個特點能夠有效提高效率，是因為人們在自己的分工內反覆勞作無疑可以熟能生巧，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大屠殺這個過程中這個特點依然有效，比如對猶太人進行登記歸類的納粹顯然會越做越嫻熟，以此類推，那些負責押送任務的，負責向毒氣室灌注「化學藥劑」的，負責焚燒屍體的，負責收繳猶太人財物的納粹也都會逐漸變成熟練工。更重要的是，勞動分工使對大屠殺兩千萬人這一集體行動的最終成果有所貢獻的大多數人和這個結果拉開了距離。人們只要固守於業已碎片化的工作單位中，只要將自分內的工作儘可能做好就萬事大吉，他甚至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工作為最終之惡提供了一份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力量，或者他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的工作和最終惡果的聯繫，但由於距離遙遠，這最終的惡果已經不可能在他的內心掀起哪怕是小小的微瀾。這距離成果功抹殺了行為的道德意義，因而預先避免了個人所持的道德正當標準與行為的社會後果不道德性之間的一切衝突。這也就可以解釋大屠殺的技術水平為什麼能夠不斷被提高。最初被圍捕的受害者是被帶到機槍前，然後被近距離掃射而死。大屠殺管理者認為這種方式原始、低效而且影響劊子手的士氣，因此他們開始找尋其他屠殺技術——那些能將劊子手和受害者分隔開來的技術。尋求最終獲得了成功，發明了起初是流動的，後來變成固定的毒氣室。這時候，只需要向管道里傾倒「化學藥劑」的「工人」，劊子手面對的只是自己的工作，而不再是死亡。由此，道德漠視和道德盲視將侵蝕整個社會的肌體，而屠殺可能引起的心靈震撼則持續被降低。

非人化傾向則是官僚制的又一特點。同樣是為了追求效率，官僚制抵製成員之間，成員和行為對象之間的人情味，因為後者將干擾官僚機器流暢的運轉。對猶太人的非人化是納粹宣傳所為，他們指控猶太人罪大惡極，圖謀不軌，在骨子裡積習難改。尤其是，伴隨著現代文明中對衛生的敏感性，寄生蟲和細菌造成的恐慌被喚醒。猶太人則被描述成一種傳染病，它的攜帶者是傷寒瑪麗的現代版本，因此和猶太人交往都意味著危險。猶太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鴻溝被逐漸拉大，以至於無論在猶太人身上發生的事情多麼兇殘，彷彿都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事情，都肯定不會對其他人的命運帶來什麼負面影響。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德國社會中的精英在整個大屠殺期間保持著寂靜，原本他們不是應該基於人道主義的原因而振臂高呼嗎？以使真相儘早暴露於世人面前，從而增迦納粹進行屠殺的精神壓力——但他們沒有這樣做。鮑曼認為，德國的大學跟其他現代國家與之相似的機構一樣，將科學的理想精心培育成突出的價值無涉行為，將與科學追求的利益相衝突的其他志趣撇到一邊。「那麼他們的沉默甚至與納粹的積極合作也就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了。」鮑曼以此解釋了德國精英何以會和納粹緊密合作，但是以德國學者在研究中謹守的價值無涉來作為道德缺失的直接原因，也有不妥之處。韋伯等學者之所以提出研究中的價值無涉原則，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更好更準確的觀察，不希望淺薄的道德激情使觀察失真（這也是常有的事），他韋伯其實知道在研究中不可能真正摒棄道德，而只是以客觀觀察為基礎更準確更妥善地將道德安放。當然完全有可能，悟性稍低的學者在價值無涉的研究中漸漸忘卻了自身的道德責任，那麼德國學者們將自己的技術應用於大屠殺也就再無什麼障礙可言了。

官僚制通常會有的組織目標和手段之間的混淆也發生於大屠殺中。一旦啟動，屠殺機器就會形成自己的推動力：它清洗猶太人區的工作越出色，就越積極地追尋新的領地以實驗它新獲得的技能。隨著德軍失敗的迫近，最終的解決目標顯然不可能實現，那麼，「保持屠殺機器繼續運轉的就完全是它自身的慣性和動力了。集體屠殺的技術不得不用只是因為它們是現成的，專家們是為他們自己的專業技能創造目標」。還有一點讓人震驚，納粹屠殺那麼多人，只需要數量微不足道的持槍軍人。數以千萬計的受害者為什麼不抗爭？據歷史研究，抗爭存在過，但都被血腥鎮壓了，而且抗爭數量的確少得可憐，與此同時以猶太委員會（他們幫助登記和篩選，保證猶太人區的秩序，為最後的旅程積斂資金，總之，他們負責屠殺所需要的一切準備工作）為代表，大屠殺的高效是在受害者某種程度的配合下達成的，這一點讓人非常震驚但卻是事實。鮑曼將此種現象的原因依舊歸咎到現代性的問題，「暴力從日常生活視線中消失是現代權力集中和壟斷趨勢的又一體現」。人們早已交出了自我防衛權，當他們有一天突然面臨邪惡並且始終令人害怕的強制監管者的時候，自己也就繳械投降了。

所有這一切，都慢慢地使看起來不太可能的大屠殺成為可能，而它本身也可以作為一個現代官僚理性的範式。差不多每件事都以最小的代價和付出贏得最大的收穫。鮑曼因此發出慨嘆：「大屠殺的組織化過程可以編進科學管理的教科書。」鮑曼清晰地給出了大屠殺發生的真正原因乃是現代性自身攜帶的弊端所致，那麼他提出的藥方也就可以想像了——一種道德的社會學理論，換言之，無論如何道德責任都應該被謹記被承擔。和大多數哲學論爭會導入倫理學範疇一樣，對大屠殺原因的深層次探討也難以避免地會進入複雜的道德辨析。這最後一章有關道德的社會學理論的探討儘管和納粹集中營里的事實似乎離得更遠，但是對於鮑曼的這本書卻是至關重要的，它是這本書理論深度的一個保證。首先，大多數社會學論述沒有涉及到道德問題，其中原委是，社會學在19世紀上半葉被創立正是因為它對科學性一再強調的結果，因而它的整個話語系統是服從於科學的模式的。那麼，鮑曼在這一章中深入探討道德問題本身就有一定的創意（相比較他在之前章節論述的現代性和大屠殺的關係，儘管細緻入微，但卻是在大量前人學者的觀點中整合修正而來）。

總體而言，鮑曼社會學角度的道德觀是以法國19世紀社會學家塗爾乾的道德觀為基礎的，也就是強調道德的前社會基礎，以此區別於認為道德是社會的產物這一廣為流行的觀點。因為如果不持和塗爾干相似的觀點，大屠殺所提出的挑戰就無法解決，在著名的紐倫堡審判中就遇到此類難題，某些納粹分子宣稱他只不過是執行了他的義務和工作，至少在德國社會他的行為似乎是合乎本國的道德的。鮑曼則認為，強勁的道德驅力有一個前社會的起源，而現代社會組織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驅力的約束力，也就是說，社會可以使不道德行為更合理，而不是相反。隨之而來的是在現代秩序下，道德法則與社會法律之間的那種古老的索福克勒斯式的衝突就再沒有緩和的跡象。在這些情況下，道德行為的激勵就意味著反抗社會權威，而道德責任不得不依賴於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質上對他人的責任。這看起來有點渺茫，讓人不知所措，但是道德的驅動力的確是由列維納斯所說的，那個作為一張臉的他者的存在而驅動的。他的無力將個人的行動能力展現為責任。回到納粹集中營，許多人將自我保全凌駕於道德義務之上，從而助長了悲劇的發生，但是的確還有少數人將道德義務置於自我保全之上，正如鮑曼所說，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這樣做——重要的是確實有人這樣做了。邪惡不是萬能的，它可以被拒之於千里之外——鮑曼的話語里到底有些蒼涼。

圖書信息：

《現代性與大屠殺》

（英）齊格蒙·鮑曼著

楊渝東、史建華 譯，彭剛 校

譯林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關於作者

凌越，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詩人、書評人。著有詩集《塵世之歌》、評論集《寂寞者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