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80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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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紅山文化研究興盛期
20世紀80年代以來直到現在，是紅山文化發現與研究的第三階段。此間是紅山化研究被正式納入中華文明起源這一重大研究課題的時期。
1980年秋，發現了那斯台遺址，次年春季，調查了該遺址，確認這是一處東西長約1500m，南北寬約1000m，總面積約為150萬平方左右的紅山文化大型聚落遺址，通過採集和清理獲得一批包括百餘件玉器、石雕人形坐像、石質容器、彩陶和各類石器在內的重要標本。
那日斯台紅山文化遺址位於巴彥漢蘇木那日斯台村。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過後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日斯台村的布和朝魯在出去放牛的時候，不經意間，在一個坡地上撿著了一個玉器。為這個發現所激動的他，連忙趕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齒鉤，再跑回發現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來。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布和朝魯的父親丹巴，是那日斯台村的黨支部書記，他把布和朝魯挖到的玉器裝在一個特製的布袋裡，鎖進了家裡的大木箱子。一天，一個文物販子趁著丹巴書記到北京看病的時候，來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魯，想出大價錢購買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販子沒有如願。1979年，巴林右旗文化館館長韓仁信和文物組工作人員青格勒到丹巴家裡，動員丹巴把玉蠶、玉鴞和幾十個玉珠等玉器捐獻出來，這些玉器現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館，成為研究紅山文化的珍貴文物。
（那斯台出土，玉豬龍 高6.74寬5.2中心孔徑2.8-3.3頸部孔徑0.8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珠 最大直徑1.89最小直徑1.27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鴞 高6.1寬6厚1.8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鴞 高4.4寬4.6厚1.7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箍形器 高12.5最大腹徑7.63壁厚0.62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斧 長13.4寬4.8-6厘米。）
（那斯台出土，玉蠶 長7.98厚2.6孔徑1.68-2.58厘米）
（那斯台出土，三聯玉璧 長11.9寬3.8厘米）
（那斯台出土，勾雲形玉器 長18.2寬10.58厚0.64-0.7厘米。）
1981年，郭大順先生得知牛河梁出土紅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隨即趕赴出土地點調查，發現這裡是一處單純的紅山文化遺址，並在出土斜口筒形玉器的現場清理了一座以玉環隨葬的紅山文化石棺墓，為後來牛河梁遺址的正式發現奠定了基礎。
郭大順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與敖漢旗文化館聯合發掘了興隆窪遺址和趙寶溝遺址，發現並識別出了兩種早於紅山文化的考古學文化，即「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在興隆窪遺址發現了以F133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早期遺存和紅山文化房址打破興隆窪文化房址的地層，從地層關係上確定了興隆窪文化早於紅山文化。
1983年，「燕山南北地區考古座談會」在朝陽市舉行，蘇秉琦先生在會上提出要提出對喀左、凌源、建平三縣交界地區的遺址、遺迹進一步展開調查與發掘以探明其全貌，揭示出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在我國文明史上的地位或作用的工作思路。會後不久的1983-1985年間，相繼在建平、凌源交界處發現並發掘了紅山文化晚期具有禮儀性的巨型建築群-女神廟和積石冢群遺址，在冢內墓葬中發掘出一批包括斜口筒形器、玉豬龍、勾雲形玉飾在內的紅山文化玉器。由此引發了「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這一學術命題的提出，並立即掀起了一場關於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的熱烈討論。
牛河梁遺址積石冢
牛河梁遺址積石冢
牛河梁遺址積石冢
牛河梁遺址積石冢
牛河梁勾雲佩
1986年至20世紀末，遼寧省文化考古研究所先後數次對牛河梁第一地點（女神廟）平台東坡筒形器遺存、第三地點積石冢、第二地點四號冢、第二地點一號冢、第五地點一號冢、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地點進行了系統發掘。此間，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還在阜新發現並發掘了查海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發掘了敖漢西台紅山文化中期由兩條圍溝圍護的方形環壕聚落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
進入２１世紀以來，隨著各類科技考古手段的普遍應用，紅山文化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都獲得了新的提升。2001年，敖漢旗博物館清理髮掘了草帽山紅山文化積石冢群遺址，發現包括祭壇、有冠石雕人像、方形玉璧、無底折肩罐形陶器在內的一批重要遺迹和遺物。
2002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牛河梁第十六地點積石冢，在中心大墓M４內發現了用料考究、雕制精細的玉人和玉鴞。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一工作隊對興隆溝第二地點紅山文化晚期環壕聚落實施了發掘，發現了精美的彩陶和三人相擁而坐的女性造像。2012年又在該遺址的一座房址中，發掘出土一件紅山文化整身陶質坐姿人形神像。
2009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庫倫旗四家子紅山文化祭祀遺址，發現了紅山文化三級方形祭壇。2009-2012年，考古工作者先後四次對赤峰市魏家窩鋪遺址紅山文化大型環壕聚落遺址進行了發掘，確認了房址、灶址、灰坑、壕溝等眾多遺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以及動物骨骼，同時還浮選出部分穀物顆粒遺存。
2012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位於田家溝紅山文化墓葬群，出土包括蛇形耳飾在內的一批精美玉器。
這一階段，由於中華文明起源課題的正式提出和一系列前所未見的重大考古新發現，使得人們對於紅山文化的總體認知水平出現了全面的提升。
關於紅山文化時空框架，已有研究結果表明，西遼河地區和大凌河中上游一帶是紅山文化分布中心區域，其邊界北過西拉木倫河，東到下遼河西岸，西至河北圍場，南及渤海之濱。其主體年代約在距今５０００～６５００年之間，存在時間長達１５００年。
關於紅山文化的譜系、類型和發展序列，依然是本階段進一步深入討論的熱點問題。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蘇秉琦先生認為遼西地區的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屬於同一區系的不同類型，因稱「紅山諸文化」。就紅山文化而言，已經發掘的阜新胡頭溝、喀左東山嘴以及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等紅山文化遺址與赤峰附近同類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它們代表了紅山文化的兩支：一支以老哈河流城為中心，一支以大凌河流域為中心。
１９８６年，高美璇先生和李恭篤先生把赤峰境內以紅山後、西水泉、四棱山三個遺址為代表的遺存概括為「紅山後類型」，把朝陽境內以東山嘴、城子山、胡頭溝三個遺址為代表的遺存概括為「城子山類型」，同時指出這兩個地方類型分別代表著紅山文化發展的早晚兩個階段。
１９８８年，李恭篤先生又曾提出四棱山、紅山後、城子山和山神廟四個地方類型的說法。現在看來，所謂「山神廟類型」，應是早於紅山文化的遺存，因此已經顯得不合時宜。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年間，楊虎先生根據興隆窪遺址的新發現，認為紅山文化從早到晚先後經歷了興隆窪F１３３遺存、西水泉類型、東山嘴類型這樣前後相繼的早、中、晚三個發展階段。同時認為興隆窪、趙寶溝、紅山、小河沿四種考古學文化一脈相承，時間上先後為繼。其中，興隆窪文化處於新石器時代的中期，趙寶溝文化屬於晚期，紅山文化屬銅石並用時代，小河沿文化已經處於銅石並用晚期的後段。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間，朱延平先生則把紅山文化區分為四個發展階段：一期以興隆窪遺址F１３３為代表，二期以興隆窪遺址F１０６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和蜘蛛山等遺址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和東山嘴等遺址為代表。與楊虎先生的看法不同，朱延平認為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呈現多種文化平行發展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興隆窪文化與小河西文化並行發展；第二階段為西拉木倫河南側的趙寶溝文化和早期紅山文化並行發展，北側則是興隆窪文化晚期階段及略晚的富河文化；第三階段為紅山文化發展時期；第四階段為紅山文化晚期與小河沿文化並行發展時期。這四個發展階段的年代基本上與黃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半坡類型或後岡一期文化、廟底溝類型、半坡四期類型相對應。
２０１１年，索秀芬和李少兵先生根據地域分布，把紅山文化概括為那斯台和牛河梁南北兩個地方類型。
２０１２年，趙賓福先生則據陶器之間的共存關係和形態比較，把紅山文化自早至晚重新劃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認為第一階段年代與中原地區的半坡文化晚期和後岡一期文化相當，約為公元前４５００年至公元前４０００年；第二階段年代與中原地區的廟底溝文化相當，約為公元前４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５００年；第三階段年代與河套地區的廟子溝文化相當，約為公元前３５００年至公元前３０００年。
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玉文化國度之譽，中華民族號稱龍的傳人。由於紅山文化各式玉龍、玉器群以及以牛河梁、東山嘴為代表的大型禮儀中心遺址的發現，以探索中國龍文化的起源、玉文化的起源以及中華禮制型文明起源的紅山文化研究遂成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有機構成部分。關於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及其發展問題，以蘇秉琦先生最具影響力。他認為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國家的起源是多元的，是滿天星斗式的和條塊式的，在發展過程中相互影響，通過交流與融合，最後輻輳為一體。他根據遼西區考古學文化的研究成果，把中國文明起源的過程高度概括為古文化—古城—古國。他認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是指城鄉之間最初具有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指高於部落以上的獨立政治實體。故此，他指出，早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興隆窪文化時期，西遼河地區已經開始由氏族向國家的轉變，至距今５０００年前，紅山文化率先邁入古國階段。１９９３年，蘇秉琦先生在《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一文中進一步論證中國國家起源和發展經歷的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具有原生型、次生型和續生型三種模式。他指出，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組織是原生型的古國形態，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原生型的方國形態，這對後來的「三代」國家，具有重要的影響意義。 學者們圍繞紅山文化所蘊含的禮制因素及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路徑問題展開了積極而深入的討論。郭大順先生認為紅山文化壇、廟、冢大型禮儀建築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象徵，中國文明起源是由巫及禮再到文明產生。禮的出現與中國文明起源關係密切，原始巫術活動又與禮的起源關係密切，即所謂通神為禮。田廣林則更為明確地指出：牛河梁、東山嘴等遺址以「壇、廟、冢」為代表的大型禮儀建築群的發現，證明我國傳統禮制因素中的郊天祭地和宗廟祭祖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於中國的東北地區，而禮制的發生，正是文明社會區別於原始社會的根本標誌。觀察西遼河地區史前文化發展到中華禮制文明發生的過程，可以看出：中國國家文明的產生和形成初期，從社會管理層面上看，是由巫到王；從觀念形態上看，是由祭祀到禮制；從居住形態上看，是由村落到城邑；從社會組織形態上看，是由部落到國家。
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系列研究成果的取得，中國早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就已經進入初級國家文明階段、紅山文化代表了中華５０００年文明的觀點，遂漸成共識。
紅山文化是整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最重要的一種考古學文化。由於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遼寧省朝陽市喀左東山嘴祭壇和建平牛河梁壇廟冢的發現，學術界認識到，紅山文化在見證中華五千年國家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字摘編自《遼寧師範大學學報》，作者：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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