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後的寂寞

屈指算來，茅盾誕生整整一百周年了。對已逝去的前輩，尤其像茅盾這樣的人，後代人在此時總要說些什麼，這似乎已成了中國人的一種習慣。然而，真正要提筆描述，卻又有一種悵然的感覺。逝者長已已，但由逝者所引起的思緒，卻往往使人不能平靜。

　　文壇的名作家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生前轟轟烈烈，死後冷冷清清；一類是活著時少有人問津，辭世後聲名益著；第三種，類似於魯迅，永遠對世人具有不衰的誘力。茅盾近十幾年在文壇上的境遇，讓他的眾多研究者大為困惑，除了學術界有一定影響外，在青年讀者那裡，越來越不及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人引人注意。曾有人多次和我談起茅公的歷史評價問題，但總覺得下起筆來，是件不易做的事情。這次埋於歷史文獻和他的全集中，方覺得要理順其間的脈絡，已不是簡單的文學自身的問題了。

　　茅盾是一個複雜的文人，他一生中的幾起幾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聯繫，可謂密切得很。談中國現代文學思潮，他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我覺得要了解他，首先必須清楚他在一九二七年前的歷史。這是重要的。他的精神線索，差不多都是在這以前形成的，乃至於在後來的歲月里，年輕時代所形成的機智、敏感、對政治的老練，都給他的道路帶來了許多影響。茅盾是自學成才的人，他的天資與同代許多人比，是略勝一籌的。但他不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人，他父親的多才多識，以及表叔盧學博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實力，使他過早地諳熟於世俗社會。他進商務印書館，以及後來加入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那種對社會問題的敏感，以及對文人與社會活動的關係的老辣的思考，是毫不遜色於陳獨秀諸人的。他早期的文章大多涉獵於婦女問題與社會問題。走上文壇後，也未像同代文人在文學中陷得很深，而更多的卻是具有一種深厚的政治意識，和社會學家的情懷。這使他比一般文人多了一種博而雜的厚重的東西。但另一方面，文學本身的「悟」，就顯得少下了力氣。我有時想，倘他不是因為過多分散精力，他在藝術上的成就，總會更大一些吧？然而他一生，一直未能真正處理好這一問題。他一直徘徊在政治與藝術之間，這多少弱化了他的創作力。除了《子夜》、《霜葉紅似二月花》等少數作品外，他給後人留下的，許多都是有缺陷的東西。而《子夜》、《霜葉紅似二月花》本身在結構上的失衡，以及無力去續寫，正像他的生命本身一樣，實在讓後人覺得是件不小的憾事。

　　青年茅盾最為關心的，是婦女、權利、社會政治等問題。而在諸多問題中，對男女間「性」問題的思考，占居他的空間是很大的。我在讀他早期寫下的《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歷史上的婦人》、《現在婦女所要求的是什麼》、《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觀》等文時，很是佩服他的慧眼。其中對愛倫凱等西方女性問題專家的推薦中所萌生的觀念，至今看來仍有不小的意義。由人的情慾而引向對人的道德、情感乃至社會結構的思考，這形成了他一個時期認知邏輯的一個模式。他後來從事文學批評與譯介，以及操筆進行小說寫作，有時是沿著這個思路進行的。茅盾思考的永遠是對人與社會的一種確切性的認識，他不太願含糊地解釋人生，他具有較好的藝術感覺，那種對人的微妙的情感的捕捉力和頗有分寸性的體驗，在同代人中是出色的。但他卻很少放縱情感，除了《蝕》三部曲外，他一直很節制地控制著自我，力求更全面地把握世界。由於善於留意文學之外的社會問題，以及對自然主義的刻意追求，他的精神時空，比傳統的文人，確實顯得十分開闊。

　　二十年代的茅盾，參與社會活動的努力，是不亞於對文學的思考的。他甚至把政治看成比藝術更為重要的生命路向。讀他在武漢從事報業工作時寫下的社論，可見他躊躇滿志的樣子。但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他的弱點就全部暴露了出來。一種在死亡面前的恐慌和驚悸，深深震懾了他。先前的政治夢一下子破滅了。這時候他政治上的衝動、事功心等，被恐怖驅走了。在理想被絞殺後，他不像許多理想主義者那樣走向反抗的道路，如同許多儒生一樣，他萎縮到了個人情感的天地里，宿命與虛無把他驅趕到了荒原之中。他躲在上海家中的一年多苦寂的日子，最為真實地呈現出他生命的原我的狀態。當政治無法拯救心靈時，他的精神足跡便在文學中找到棲身之地。《蝕》三部曲，是他一生中心靈情感最為真誠的坦露。人除了生命本能的衝動外，什麼都不復存在了。《蝕》三部曲過多地宣洩了人的性本能的存在，它在二十年代文壇上引起的轟動是空前的。他那麼大膽地還原著人性，尤其對女性肉慾的描寫，連郁達夫也望之卻步。從北伐戰爭走過來的一些女知識青年後來回憶說：茅盾筆下的女性，在二十年代是不典型的。我猜想，這大概是作者在異性世界中，過多地塗飾了自我苦悶的緣由吧？茅盾實際上是相信弗洛伊德某些觀點的，他對人慾的多重打量，在舊式文學中是沒有的。這裡，左拉的自然主義理論，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是這一理論的直接受惠者。在當時，及時地描摹社會生活的寫實主義作品，除茅盾等少數人外，還是不多見的。

　　但是，過分地相信人的認知的確切性的觀念，使他開始忽略了人生體驗中最為深切的東西。他亡命日本歸國後，政治意識重新在心中滋長起來。他在內心中已開始出現了兩種藝術路向：一是批評的敏銳視角，一是駕馭長篇小說的氣魄。集二者於一身的茅盾，在當時的文壇上，可以說是無人與之比肩的。他對理性的自覺反思，大大超過了對生命本體的體驗。他的獨特性在於，一方面具有較廣博的學識，另一方面，是一個頗有「官」的意味的政治家。惟其如此，看事物的視野，就顯得落落大氣。他對魯迅的評論，對冰心、徐志摩、許地山等人作品的感悟，在今天仍有不可低估的意義。而他在《子夜》等長篇中所呈現出的博大的、色彩斑斕的圖景，只能讓同代眾多文人望其項背。茅盾對中國現實大規模的掃描，確實是頗見功力的。但坦率地講，這裡畢竟有著太多的「做」的痕迹。《子夜》中有些地方的處理，尚未達到化境。過多的先驗理性演繹，有時淹沒了小說的生活情趣。當再現生活時僅僅流於一種解釋而不是體驗時，作品與讀者之間，就有「隔」的因素。如今人們喜愛魯迅、周作人、沈從文諸人的作品，蓋因其作品與讀者間某種親近感，而沒有生硬的「隔」。茅盾良好的藝術感覺，由於過多的節制和有意「造」史詩，而未能舒展地釋放出來，這影響了他作品的生命力。他死後，作品在世間的寂寞，或許是與此有關的。

　　我有時想，茅盾給後人留下的遺憾，更主要不是才氣的問題，而是政治風雲和個人價值取向制約的結果。他太注意自己的角色了，他後來一直很少像魯迅、巴金、沈從文那樣放鬆自己的寫作心境。魯迅在「左聯」時，見有不平是直抒胸臆的，但茅盾卻把自己與一種道德律緊緊聯在一起。這種角色意識蠶食了他的藝術感覺，在有些時候，不得不掩飾自己。他在處理自我與「他在」的關係上所花的精力，超過了文學自身，以致於像《霜葉紅似二月花》那麼好的作品，僅寫了一部分就流產了。茅盾後來每每寫小說，一直太注重意義，注重史的價值。而不是像魯迅那樣把自我深深植根於歷史與現實之中。缺少迷狂狀態的茅盾，因太清醒而未能喚起人內在深處的東西。像《三人行》、《路》、《鍛煉》、《腐蝕》等，支撐小說的不是生命之流中的意志和情感，而恰恰是理論家的某些意念。就這種意念的深度和超前性來說，同代人是很少具有的。但以史學家與政治家之筆法而操練小說，畢竟會給藝術本體帶來某種傾斜。如今讀他大多數的小說，多有味同嚼蠟的感覺。有些作品的生澀，和行文的冗長，直接阻礙了當代青年人與他接近的可能。即使在晚年寫回憶錄這樣的東西時，他也一直以某些原則制約著自己，許多在史學家看來重要的東西，也被省略了。這種遮掩，一直讓讀者與他保持著一種距離，而無法讓人一下領略到精神深處的東西，他在「兩個口號」論爭時的狀態，在處理胡風問題上的態度，在對諸多政治風波上的看法，都因政治上的成熟而顯得某種謹慎和圓滑。集官員與文人於一身，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舞台上，是艱難的。茅盾能超越複雜的歷史之網而獨善其身么？時代在他身上投下了過於複雜的陰影。

　　在他的後半生中，他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批評家的角色。他在那樣的環境下，似乎更適合做一名學者而不是小說家。諸如對趙樹理、李准、茹志鵑等人的評介，對《青春之歌》、《李自成》等長篇小說的分析，是很有力度的。他在魯迅研究、古代文學研究、歷史劇研究上，也為人們提供了許多思路。我一直覺得，茅盾在文學批評上的貢獻，是不亞於小說創作上的成就的。他往往憑著瞬間的直覺，抓住了作者的精神狀態，並且由這一狀態所支撐的文本中，發現作品與社會問題的聯繫。他的這一天賦，在二十年代就表現了出來。例如《讀<吶喊>》、《魯迅論》，那裡的準確的藝術直覺，富有張力的理論闡釋，和散文化的表達式，至今讀來依然是迷人的。四十年代後，茅盾最引人的不是小說，而是作為文學批評家給人帶來的影響力。魯迅逝世後，沒有任何一個文人的批評文字，會像他那樣富有穿透性。在複雜多樣化的文學現象中，他常常可以抽象出一種邏輯秩序，並以社會學家的氣魄揭示其間的內涵。他不像平庸的鑒賞家那樣只看到作品的外在形態，在諸種怪異的精神現象面前，他用一種靈魂深處真切的體味，和素有的理論天賦，捕捉到作品的深層意象。讀他對自己同代人作品的品評，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感覺的準確性。他的思維方式與情感達成方式，似乎更適合於寫文學批評的文字。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在社會與個體之間，他找到了一種認知的中介。就氣質、修養、個性而言，他不會走哲學思辨之路，也不會像巴金那樣僅僅陷於情感的焦慮的跋涉之中。茅盾是介於二者之間的。而正是文學批評這一文體，最為恰當地把他的個性托現出來。我直到現在依然敬佩他那些寫魯迅的文字，魯迅作品的複雜意識，被他一眼就看出來了，他似乎覺得難以用確切性的理念來描述它，但在他的體悟中，依稀地感受到魯迅精神不可理喻的、超常規的價值。儘管他的社會學理論限定了他把握魯迅個性的全面性，但他的獨特的感受中所抽象出的觀點，對後人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然而他的這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他的單純的社會學理論，也限制了他對理性主義之外的事物的認識。他的現實主義思想一方面造成了現代文學思潮主旋律式的局面，另一方面，內心中的排它性、自律性，使他缺少了魯迅式的博採眾家的巨人式的心態。我閱讀他晚年寫下的《夜讀偶記》時，既讚佩他的學識和理論悟性，但也被他過於固執地恪守舊的理論而感到遺憾。僅僅把視野放到對社會外在層面和所謂「本質」層面的打量上，而不是注重生命與社會的運作過程，不相信理論達不到的地方那種無序的所在所具有的意義，這當然要滑入認知的誤區。排斥古典的人文主義，排斥現代主義，而僅僅以現實主義為正宗，至少在解釋人的主體世界方面，是缺少參照的。茅盾在自己的世界中，試圖把一切都認識論化、確切化，對象世界統統置於一種可以邏輯解析的布陣中。他把社會性高高地懸在於人的主體之上，將人的情感、意志、願望，都置於社會的統轄之中。這種理論自然消解了人的個體的價值，消解了人的創造欲可以超越社會形態的可能性。他的小說創作由盛到衰，也正是這一理論模式由萌發到成熟的直接結果。對此，後代人要總結的，是很多、很多的。

　　這種現象，引發了當代文人對他的一種拒絕的態度。他辭別人世後，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至現在，幾乎成了當代文學青年最為冷落的對象。文壇上的許多流派的興起，差不多都是以超越茅盾模式為起點的。無論是在人們注重「意義」還是淡化「意義」的今天，茅盾在文壇上的影響力，弱化到了連梁實秋、林語堂均不如的地位。歷史是殘酷的。他當年在藝術勞作中所有的帶有塗飾的理性主義色調，無主體的虛幻的全知多能的「意識」，都被當成不真實的文本被揚棄了。茅盾藝術模式在當代文壇的隱退，恰恰引發了一場新的文學精神的變革。在「先鋒文學」那裡，在被稱作「新寫實主義」的作品之中，在諸如賈平凹、王朔等青年作家身上，理性主義與先驗的實證精神幾乎是看不到的。這是一個不相信一切都會邏輯化的時代，是一個擁有眾多個性、自我意識鮮明的時代。當代最有影響的文人中，差不多不再相信茅盾的話語方式，在對傳統文人個性的吸收方面，更多的具有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的精髓。認識是一種選擇，我無法論證今天人們對茅盾的漠視，乃是他的意義的全部喪失。但我覺得，在他的複雜意識和獨特的審美「範式」中，給史學家帶來的啟示，是巨大的。如果沒有茅盾這一代文人的存在，也許後人不會更為清醒地從反面意識到人的主體的意義。憑心而論，當代文人之中，具備他那種知識結構，和擁抱世界巨大氣魄的人，還是為數不多的。在他顯赫成就背後的那些失敗的文本之中，在他的優劣俱在、瑕瑜互見的作品之中，我體味到了一種無言的悲哀。人無法選擇身後的歷史，而恰恰是歷史，在選擇故人。能說茅盾的這種「消失」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嗎？在他身後長久的冷寂中，我們多少可以悟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某些悲劇性的東西吧？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孫郁 讀書1996.5.p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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