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財政：中國歷代王朝覆滅的秘密

官場中靠灰色收入生活的官員才是主流。官大一級壓死人。在帝國權力結構中，官大一級，不光壓死人，還有成幾何級增長的灰色收入。就連英國人來大清做生意也被海關多收了68項費用。「亞財政」的規模是國家財政收入總額的兩三倍。

　　驚心動魄!因為，制度性腐敗與王朝周期律生死相連。在制度性腐敗的土壤中，圍繞權力的金字塔所寄生的上不了檯面的規則、規費、規禮，花樣繁多，一環套一環，牢牢地卡住生活在其中的每個人的脖子。

　　在歷史學者洪振快先生的《亞財政——制度性腐敗與中國歷史弈局》一書中，我看到了驚心動魄的亞財政歷史，和民眾被亞財政制度擠壓、剝削的血淋淋的苦難史。所謂亞財政，就是一種亞生於國家正式財政制度的非正式財政制度，這套制度來源於官場中利用公權力謀取私人福利的「集大成之作」的「陋規」、潛規則。有了它，官員可以大肆提升個人福利、滿足食慾與色慾，官僚隊伍可以維持官官相護的攻守同盟，皇帝可以辦各類奢侈的慶典、收受各地的奇珍異寶;有了它，民眾潛移默化地養成了權力崇拜、官崇拜的價值觀;有了它，民眾終有不堪重負、憤而造反的一天，王朝也終有覆滅的一天。

　　藉助亞財政的視角，明朝清官海瑞的私生活盡收眼底。在明朝，一個七品知縣的年薪大約有4萬元(經過換算得出此金額，下同)，實際到手約2.5萬元，可以養活一家5口人。海瑞知縣除了合法工資以外，老家還有40畝田，能再多收入2萬元，頂多再多養5口人，一共可以養活10口人，但不能有額外的花費。可是，海瑞的私生活透露，海瑞家的人口遠遠大於10人。海瑞先後有過3位夫人，又至少納過3個小妾，先後生育3個兒子、3個女兒，再加上幾個僕人、奶媽、婢女和海瑞的母親，至少有20人，海瑞要想養活這麼多人，幾乎不可能。並且，當時納1名小妾還得花66400元左右。養活約20人、納3名小妾，海瑞晚年回老家時竟然還有近8萬元的存款。海瑞是如何辦到的?至今還是個謎。

　　眾所周知，海瑞是個古怪的清官、窮官，在明朝的官場是個另類。海瑞能生活在亞財政制度下，簡直是個奇蹟。與之相比，官場中靠灰色收入生活的官員才是主流。晚清名士李慈銘寫了41年的日記——《越縵堂日記》，透露出帝國官場的秘密。李慈銘當時任職戶部郎中(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的司長)，不怎麼幹事，年薪約2萬元，但實際年收入卻高達30萬元，原來多出的錢來自於灰色收入——饋贈、印結銀、鄉賢祠外官捐銀、書院束脩，此外，他還收到各種實物禮品、各地土特產。收入的錢，他主要用於家庭日常開支、社會交往、文化生活、買妾，所以，他的生活也過得有滋有味。李慈銘雖無多少實權，卻也有巨額的灰色收入，但是，他的內心還是有點不滿意，因為，比他有實權、官階大的人，收入更多。比如，他的上級、戶部侍郎(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王文韶年薪只有3萬元，額外的灰色收入卻高達390萬元。

　　官大一級壓死人。在帝國權力結構中，官大一級，不光壓死人，還有成幾何級增長的灰色收入。相反，那些低級別的小官，尤其是沒有實權的小官，其收入與高級官員相比就有天壤之別。有了收入上的巨大誘惑，所以，帝國時代的讀書人、商人都想撈上一官半職，好過上他們嚮往的「老爺享受型」生活。過上這種生活，他們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合理地賜福利給他們喜歡的人(使用合理賜福利權)，合法地傷害他們不喜歡的人(使用合法傷害權)，就可以源源不斷地享用各種灰色收入和隱形福利。

　　此外，京官離帝國權力中樞更近一些，因而，他們常常能剝削、鉗制地方官。地方官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必須用自己的灰色收入「孝敬」京官。在李慈銘生活的時代，各類在職京官約6500名，能搞到灰色收入約9.6億元，相當於國家財政收入118.4億元的8%。而這8%的巨額收入則被轉嫁到了民眾身上，即地方官在收稅時增加了8%的稅率。

　　高高在上的京官還掌握著國家財政支出的權力，這足以吸引、迫使地方官以各種方法「跑部錢進」。比如，晚清時代的重臣曾國藩、李鴻章都曾深受京官的盤剝。曾、李二人為了到戶部報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軍費，分別付給戶部相關辦事人員、官員回扣1600萬元、8000萬元。

　　在帝國時代，灰色收入是不能那麼赤裸裸地稱呼的，而要被包裝一下，成為各種「禮」：見面禮、節禮、賀禮、謝禮、別禮，等等。這些「禮」常常被送給五種人：1.上級，特別是頂頭上司;2.上級的親屬、家人、隨從;3.上級衙門的辦事人員;4.欽差或「過往的官員等」;5.京官，特別是京城高官，以及王公大臣和他們的親屬、家人、隨從。官員為了送這些「禮」，就必須從民眾身上盤剝，比如，在清朝雍正時期，山東省的民眾就在法定稅收之外多承擔了10%的稅收。除了多收稅，官員還可能挪用公款，在民眾打官司時敲詐勒索，以備足送「禮」的錢財。

　　除了這個10%，民眾還可能會有更多的負擔。比如，根據晚清名士馮桂芬的測算，在清朝道光、咸豐年間，全國40萬書吏，即各衙門裡承擔抄抄寫寫的普通辦事人員，每年的灰色收入達到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其中有30%來源於財政收入，70%來源於民眾的稅收，民眾為此在法定稅收之外多承擔了35%的稅收。

　　在帝國時代，官員及相關辦事人員還不是獲得灰色收入的最大得利者，皇帝才是最大得利者，用洪振快先生的話說：「皇帝才是最大的貪污犯」。清朝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政預提鹽引案案發，案件經審理後得知，曾任兩淮鹽政的官員普福，在乾隆三十一年使用了從鹽商那裡收取的8萬多兩稅費銀子，占收稅費總額的45%，用於給乾隆皇帝辦貢品。從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三年的22年間，乾隆共享用兩淮鹽政上貢103萬兩銀子。由此可見，皇帝宮中擺放的各類奇珍異寶、各類奢侈花銷並不是憑空而來，除了國家財政負擔一部分外，大部分還是來自於地方官員的「孝敬」。

　　不光皇帝的宮中花費巨大，皇帝的外出遊歷、考察也花費巨大。比如，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次通常有2500人隨行，吃穿住行、娛樂、享用貢品，花費巨大，僅兩淮鹽商在六次南巡中就「孝敬」銀子600多萬兩。有研究表明，乾隆在位的60年里，兩淮鹽商獲得利潤的18.68%上繳國家財政，41.84%為鹽政官員所得，鹽商實得39.49%。由於皇帝與官員盤剝過多，鹽商為了獲取更多利潤只能提高鹽價，而這隻能由民眾承擔。

　　皇帝、官員、相關辦事人員分享各類灰色收入，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利益格局。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無法逃脫它的控制，誰要是打破這個格局，就會被官僚帝國所拋棄，被集體打擊。即使是皇帝，也無法改變這個利益格局。這就是亞財政制度的控制力所在。根據洪振快先生的研究，「亞財政」的規模是國家財政收入總額的兩三倍。

　　皇帝、官員、相關辦事人員在享受亞財政帶來的好處的同時，也深受其害。就連那些來帝國做生意的外國商人也憤憤不平。比如，來清朝做生意的英國人，就和清朝海關的官員發生了直接的衝突。早在乾隆二十四年，英國人洪仁輝就把海關官員給告了，而且告到了乾隆皇帝那裡，說海關官員在貨物進出關的過程中收了68項名目不同的費用，可是，案子最後只是象徵性地結案，並沒有改變中英貿易規則的現狀。告狀不行，利用外交手段改變貿易規則也不可行，所以英國人就動用了戰爭侵略手段，結果就有了中國人記憶深刻的《中英南京條約》。在條約中，英國人還是希望清朝在外貿中給英國一個平等的地位，不要在法定稅收之外亂收費。

　　手中沒有權力的人，也就是底層民眾是亞財政制度的最大受害者。然而，底層民眾承擔稅費的能力畢竟有限，當他們的忍受到了極限，就會引發官民衝突、民眾起義。在農業社會，總的來看，底層民眾能夠承受的稅率極限是10%，如果在這個極限之外還有隱性的負擔，群體性事件就會接踵而至，整個社會就會震蕩不安。清朝道光十九年的「驛站號草事件」、光緒二年的「東鄉抗糧案」就是例證。當然，像明清兩代的蘇州府的農業稅率就達到了20%，而當地社會相對穩定，究其原因在於，當地的民眾通過種桑養蠶辦絲綢業，種棉花辦紡織業，來承擔那麼高的稅費。但從2000多年的專制王朝歷史來看，10%的農業稅率是社會穩定的節點。戰國時代的李悝就揭示了這一農業社會民眾承擔稅費的定律。洪振快先生研究指出：「農民的負擔能力，受傳統農業文明的經濟規律所支配，其特點：總負擔超過10%會出現不穩定狀況，超過20%很可能出現騷亂，達到30%社會就會動蕩。這可以看作民變的係數。」

　　藉助這個亞財政制度下的民變係數和現代博弈理論，就能看出中國2000多年的專制王朝演變的歷史周期律。「勞心集團」(血緣——武力集團、文化集團、知識集團，主要是官員)與勞力集團(主要是農民)在亞財政制度下進行生存博弈。「勞心集團」在博弈中明顯佔據優勢，但也受到農業生產自然條件的限制，因而，「勞心集團」與「勞力集團」博弈的均衡點就在於10%的農業稅率。當「勞心集團」窮奢極欲，把超過10%的農業稅率加到「勞力集團」頭上的時候，博弈均衡點就被打破，社會就會不穩定。如果再遇到自然災害或者外族入侵，這個王朝基本就要滅亡了。其中一個最為著名的例證就是，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和隨後發生的清兵入關、清朝建立的歷史事件。

　　怎樣破解王朝周期律，使國家權力既能保護個人生命財產，又不至於傷害個人權利與自由?通過梳理英、法、美等國的憲政發展史的經驗，反思清末憲政改革的失敗教訓，洪振快先生認同一位憲政研究者的結論：「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既保障國家權力的有效運行又不使其濫用和擴張，既保障人民的代理人擁有一定的權力又不使其能夠謀取私利，可以說，這是近代以後，人類尋找到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最佳方式。」

　　確實，在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問題又演變為新的變種、花樣，各種潛規則仍盛行，處在社會底層的民眾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把自己培育成為真正的公民，拿起憲法和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防止那種種借公權力之名實施的侵害。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民眾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越來越堅定地走上了公民之路、法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