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湯一介：必須給中華文化一個恰當的定位|湯一介|哲學家

哲學家從事哲學工作要有條件,首先你要能夠自由思想,自由創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創造，那你的哲學就變成了死的哲學。自由是一種創造力,沒有了自由你的創造力就沒有了

文/夏榆

湯一介極其看重國學的歷史使命圖/婁林偉

對於77歲高齡的湯一介來說，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去做的。

那就是構建卷佚浩繁的《中華儒藏》工程。《中華儒藏》編纂工程的雄心是把儒家經典及其各個時代的註疏和歷代儒家學者的著述，以及體現儒家思想的各種文獻，編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庫。這是一項10到15年，甚至20年的巨大工程，大全本預計編4000-5000部，共約8-10億字，編輯總量不少於著名的《四庫全書》。《中華儒藏》被分成兩部分，由湯一介先編出《儒藏精華》，即把最主要的儒家經典彙集在一起，共500部，湯一介準備用6年時間來完成。

中國已經有《道藏》和《佛藏》，卻始終沒有一部收藏儒家思想著作的文庫。明清兩代都曾有學者提出修撰《儒藏》，最後都因為工程過於浩瀚而放棄了。現在湯一介和他的學術同道一起發起構建《中華儒藏》的雄闊的工程，作為策劃者和統領者的湯一介由此受到社會和傳媒的關注。

在北京大學朗潤園，在湯一介先生飄遊著煮沸的中藥氣息的寓所里，記者面對一個清癯的老人，探究他作為哲學家的思想疆界。

一個家族，兩代哲人

1947年，20歲的湯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報》上發表了兩篇散文：《月亮的頌歌》和《流浪者之歌》。當時湯一介正在沙灘的北大讀書，充滿了浪漫和幻想。那時生活很苦，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飯，菜的質量極差，宿舍是北大的三院或四院，七八個人的上下鋪，冬天有時沒有煤生爐子，冷得要命。但這些身外之事，都沒有影響年輕的湯一介對知識和智慧的吸納。他對那時的北大充滿了感情。「我最喜歡那時北大的什麼呢？是我的那些老師，是他們的學問，是他們的為人，以及體現在他們身上的北大學術自由的精神。」

北大選課制度比較自由，湯一介不僅可以選修哲學系的課，還可以選修其他系的課。湯一介的「大一國文」是由馮文炳老師教的，馮文炳還有一個更著名的名字就是「廢名」。具有文學氣質的湯一介喜歡廢名的散文和詩，也喜歡他很有詩味的小說。廢名給學生講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始就說：「我比魯迅了解《狂人日記》更深刻。」廢名所講授的國文課和廢名坦誠直率的個性給湯一介留下了很深的記憶。

梁思成時任清華大學教授，但他在北大開了一門「中國建築史」的課。湯一介也慕名選修了他的課。此外，西語系開設「英國文學史」 的俞大縝教授，哲學系開設「形式邏輯」 、「數理邏輯」、「演繹科學方法論」 的胡世華教授，和國學系開設「歐洲文學名著選讀」的楊振聲先生都使湯一介獲得過教益。

1956年，湯一介回到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父親湯用彤的助手，負責幫助整理他的著作。

湯一介受父親影響很深。湯用彤早年畢業於哈佛，與陳寅恪、吳宓一起被稱為「哈佛三傑」。1922年，湯用彤獲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後回國，出任東南大學哲學系教授。1926年至1927年，湯用彤到南開大學、中央大學哲學系任教，並開始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據傳，此前，胡適出版有關中國哲學史著作，只有上部，沒有下部。他被漢魏兩晉以來佛學發展問題難住了。中國哲學史學者每每寫到此處就觸礁，致使中國哲學史中的漢魏兩晉南北朝領域一直是空白。1930年，湯用彤完成《漢魏兩晉同北朝佛教史》初稿，並開始在北京大學講授。1938年，四易其稿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公開出版，中國哲學史的「關卡」被湯用彤打通。

湯用彤在北大執教30餘年，教學內容包括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印度哲學史、西方哲學史、歐洲大陸理性主義、英國經驗主義、邏輯學、哲學概論等。

時隔多年，湯一介回憶起父親所給予的「身教」：「1948年至1949年，我聽過父親的兩門課：《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驗主義》。父親教這兩門課已經20多年了，但他每次上課前都要認真準備，重新寫講課提綱，把一些有關的英文著作拿出來再看看。當時他擔任北大的行政領導工作，白天要坐辦公室，只能晚上備課到深夜。他講課，全都是根據原書，所講的內容，幾乎每句話都可以在原著中找到依據。他要求學生認真讀哲學家的原著，並常常把原著中的疑難處一句一句解釋給學生聽。這種紮實的學風，對學生有很大影響。」

湯用彤先生在做學問時的認真態度有時到了苛求的程度。晚年的兩篇論文，《論中國佛教無「十宗」》和《中國佛教宗派問題補論》，儘管加起來不過三四萬字，但他幾乎花了兩三年時間，翻閱了《大正藏》、《續藏經》、《大日本佛教全書》等大約上千卷經籍。

「素位而行，隨遇而安」，是湯用彤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遺風。湯先生平日除讀書、寫作外，幾乎沒有別的嗜好，琴棋書畫全不通，不聽戲，不飲酒，不喜美食，不聽西洋音樂，也不看電影，更不跳舞。生活非常節儉，常常穿著一件布大褂、一雙布鞋，提著夫人為他做的布書包去上課。

1954年湯用彤因腦溢血而長期卧床，在燕南園很難再見到他的身影。1963年5月1日，他應邀上天安門城樓觀賞焰火，毛澤東關心地詢問他的健康狀況，說自己讀過他寫的所有文章，希望他繼續寫下去。但是一年後，湯用彤就因為心臟病而過早逝世了。

那是個沒有哲學，

也沒有哲學家的時代

讀高中時，湯一介幻想自己將來能做一個哲學家，推動中國哲學由傳統走向現代。但到1949年後，他的這種幻想逐漸消失。

「當時我和幾乎所有學習和研究哲學的學生和教師都認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學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領袖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才能做哲學家；而且他們一定是最偉大的哲學家。我們哲學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兩方面：一是解釋偉大領袖們的哲學思想；另一是批判繼承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而後一方面又往往是對古代哲學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義或者是唯心主義，或者是進步或者是反動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寫的文章大多是這樣的。」

從1950年代起，中國全盤學習蘇聯，包括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當時全國大學的哲學系都停了，都集中到北京大學來思想改造。斯大林式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成為指導中國哲學思想的指南。按照那個框架改造哲學家，簡單地把哲學家劃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劃成進步和反動，每個哲學家都被貼上標籤。

對湯一介產生影響的，除了思想的禁區，還有就是生活的厄運。

1957年，湯一介和樂黛雲結婚後的第6年，「反右」運動開始。

樂黛雲因為創辦一份所謂的「同仁刊物」，被打成極右派。當時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剛剛出生，樂黛雲被下放了。湯一介不知道，那時他正在北京大興縣的人民公社大鍊鋼鐵。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回來，想看看樂黛雲和孩子。回到家裡，他只看到孩子睡在床上，樂黛雲已經下鄉去了。

「我就看見我的孩子，一個孩子睡在小床上，一個人。當時我就把我的兒子抱起來，他才幾個月啊，幾個月！抱起來，我滿眼含著眼淚，腦子裡就一個思想，就覺得人為什麼那麼殘酷，把一個孩子留在這個地方？」

「文革」中湯一介被打成黑幫，每天都要被批鬥，舉一個上邊寫著「黑幫湯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個高檯子上。最讓他感到緊張的是，手裡的那個牌子非常重，底下都是群眾，如果舉不動了，牌子掉下來，砸在群眾頭上，那他就成了反革命了。他還常常被拉去作為馮右白先生的陪斗。馮右白每天都被拉出來批鬥，他站在一個凳子上，湯一介站在邊上，因為他們住在隔壁。

「那時候最擔心挨揍，因為紅衛兵是沒有組織的，你要說了一句話，或者是有一個什麼動作不好的話，那一定要挨揍。所以我動也不敢動，什麼也不敢做，就只是老老實實站在一個地方。」

政治的厄運一直伴隨著湯一介和樂黛雲夫婦，直到1978年湯一介才獲平反，此時他已經51歲了。

「那是個沒有哲學，也沒有哲學家的時代。」湯一介說。

「哲學家從事哲學工作要有條件,首先你要能夠自由思想,自由創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創造，那你的哲學就變成了死的哲學。自由是一種創造力,沒有了自由你的創造力就沒有了。」

「國學」在新軸心時代

湯一介把一代國學大師看成是文化之根的傳承者和守護者。

「國學」這個概念現在被人使用得非常多，一般的理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它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最重要的就是儒、佛、道。在我國歷史上儒、道、釋三家並稱，儘管道與釋都曾經在某些歷史階段佔據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才堪稱是中華文化的真正核心與主體。

儒家的積極入世的實踐精神，和它的深厚的歷史感與道德感，使得歷代執政者無不重視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價值觀也逐漸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的主體。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儒家崇德貴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親的倫理文化、文質彬彬的禮樂文化、遠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滲透到中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儒家哲學強調陰陽互補和諧與永久變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有什麼樣的作用，它的價值和意義在哪兒？這是我們現在所關注的問題。我們要重建道德和價值觀念，要從傳統文化中去吸取營養，不能拋棄自己的傳統。重新引進另外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價值觀念，那是沒有根的。我們當然要吸收其它的優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強。」

「但國學大師的境遇在我們的文化歷史中一直是微妙的。」湯一介說。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經營『國學』的大師也沒發揮多大的作用，他們受到過各種限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他們學術輝煌的時代，但到五六十年代就沒有什麼建樹，總是處於被批判的處境之中。第一代『國學』大師熊十力、梁漱暝、陳寅恪、馮友蘭，他們是哲學家，他們是在創造哲學體系。熊十力的『新唯實論』是在創造一個思想體系，雖然這個體系基本上是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藉助了佛教的一些助益；馮友蘭對西方哲學有一些了解，但是了解得並不是特別多，他藉助了西方哲學的一些學說，特別是柏拉圖的學說，來建立他的哲學思想體系，就是新理學，是承接宋明理學的。這些學者被稱為哲學家。另外一類就是陳寅恪、王國維，他們可以說是學者，或者說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者，他們沒有創立思想體系，但是在學術上的貢獻非常大，開創了學術的方向，這兩類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但是到50年代以後除陳寅恪以外，馮友蘭和熊十力等人就沒有再創造什麼新的哲學思想，陳寅恪還可以繼續做，可以開一些學術方向。雖然已經非常艱難了，但他還在做，馮友蘭和熊十力就沒法做。

「學養深厚的老一代國學大師原本就沒有幾個，他們已經是國寶，但他們一個個先後離開我們，梁潄瞑、熊十力、馮友蘭、陳寅恪都先後離開我們，現在張岱年先生也離開了。我想他們的離世還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如果沒有後續者，會造成中國文化思想的嚴重斷層。

「『國學大師』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在於他們清醒地看到文明衝突之下的傳統文化的處境和命運，他們努力重建道德的價值體系，雖然他們的聲音經常會被忽視。我們身處一個大的社會轉型時代，有些問題會被突出出來，有些問題則會被忽視被邊緣化。什麼問題會被突出？就是在100多年來我們受欺凌受壓迫的歷史和命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現實，長期以來我們把重要的精力都投注到解決生存的問題，深層的文化問題就成為次要的問題，被忽略的問題。知識分子不甘於所關注的問題被邊緣化，他們希望能讓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運，希望更多的人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湯一介把21世紀初葉的中國看作是文藝復興的前夜。

「文明的衝突正在世界劇烈演進，強權國家推行危險的單邊主義，世界地區危險加劇，恐怖主義猖獗，文化的歐風美雨也正在飆襲東方社會，消融和瓦解東方的傳統文化。在這樣一個時刻我們需要找回和堅固自己的根。獨立的國家就要找到獨立的身份，獨立國家的獨立身份就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一個文明的新的飛躍常常要回到原點，然後燃起光輝的火焰。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經提出『軸心時代』的觀念。他認為，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古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對人類關切的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中國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釋迦牟尼，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經過兩三千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人類文化的主要精神財富。中華文化是當今人類社會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經濟全球化的新的『軸心時代』，在21世紀文化多元並存的情況下，我們必須給中華文化一個恰當的定位。」

湯一介把《中華儒藏》的編撰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迎接未來挑戰所構建的一項重大工程。

「歷史上雖無《儒藏》，但歷代王朝都有過彙編儒家經典的舉措。雖然明清兩代曾有學者提出編纂《儒藏》的建議，但因工程浩大，沒有能夠實行。今天，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民族復興的前夜，重新回顧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源頭及其不斷發展的歷史，必定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重大作用。為了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經典及其各時代的註疏和歷代儒家學者的著述，以及體現儒家思想的各種文獻，編纂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庫《儒藏》，無疑對當前和後世都十分必要，特別是對使中國文化成為世界文明新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國學大師』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在於他們清醒地看到文明衝突之下的傳統文化的處境和命運，他們努力重建道德的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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