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婦女「貞操」談

「婦」，繁體字作「婦」。

甲骨文從「女」從「帚」會意。

《說文解字》云：「婦，服也，從女持帚洒掃也。」

《白虎通》解釋說：「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

看來在「婦」字出現以前很長一段歷史，華夏婦女曾是侍候主人的家庭用人（有可能就是家中的女奴，奴婢）。而在古代中國，女子出嫁以後被認為主要就是服侍丈夫，以及從事洒掃等家務勞動，與「家佣」地位十分相似，所以對妻子也就以「婦」稱呼，如「婦人」，夫「婦」。

只有做官的妻子，有朝廷誥封的婦女，才能稱「夫人」。後來逐漸演化，至宋末，元明以後，有錢的豪紳，富翁，人們尊稱為「員外」（古時各部「郎官」定員之外，增加的官員稱「員外郎」），其妻子也被人稱為「夫人」。但在丈夫面前，仍是「婦「的地位，自稱為「妾」，「賤妾」。丈夫則常言：「婦人之見」；今則時時聽到「婦人頭髮長，見識短」云云，都是以往輕視婦女惡習的貽謬殘存。

然而在母系氏族時期，婦女地位是很高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凌駕於男子之上。

在群婚制以後的對偶婚時期，人類學學者一般分為「望門居」，和「居婦家」兩個階段。前者，男女望門而居，因相互須要而結合，隨時可以終止，另外選擇；沒有宗法和經濟上的聯繫。而「居婦家」階段，男子必須到女方處居住，有似於後世的「贅夫」；男子只是女子的附庸，女家隨時可以驅逐男子。若男子對女方有不好的行為，或利害衝突較大，女家甚至有權殺死男子。《山海經》郭璞注引《竹書紀年》曰：

「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

說的是殷先祖王亥「入贅」有易氏女，後來被殺。

人類為了生存下去，必須溫飽「自存」，即進行物質的生產；而為了延續後代，必須「存種」，即人的自身的生產。父權制以後，男子在外，致力於物質的生產，以養家活口，女子則守內從事家務和生兒育女。由於生命的「自存」比起延續後代的「存種」，更加重要，更具有迫切性，而家庭財富又大多為男人所創造，因而，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日見提高。男女婚姻也就逐步從「贅夫」演變為「娶婦」。

馬克思說：

「當財產大量產生和傳財產於子女的願望把世系由女系改變為男系時，便第一次奠定了父權的真正基礎。」

由於父權制的產生與「傳財產於子女的願望」相聯繫，這就對婚生長子要求絕對的「純種」，當女子婚後第一胎生子時，男人就要鑒別是否為自己所生？可是由於「群婚制」的遺風，女子婚前自由的性生活，往往帶來非婚生的胎兒。因此，在父權制初期很長一段時間，曾流行拋棄，或殺死長子，或由其自然死亡的習俗。中國歷史上像「堯殺長子」「后稷被棄」，大禹「辛壬娶塗山（氏），癸甲生啟」，以啟非自己所生，因而不傳位於啟等等即是。按：辛，壬；癸，甲，皆為天干，或記載有誤；或當時的紀法；或言婚後不足時日（自辛壬之下即是癸甲，形容其婚後時間很短）便生子。

儒家所傳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本人很希望大禹確有此品格，對我們後人公而忘私很有激勵。但這只是儒者根據自家思想學說的需要而加以「傳說」，本人對此表示懷疑，至少還有另外的原因。晉代汲冢出土的古代竹簡（後定名為《竹書紀年》），說大禹「入贅」塗山氏；塗山部族當時還處在母系氏族時期。但在父權制已經比較普遍實行以後，禹不能再屈服於女家塗山。塗山氏女未婚先孕，而所懷卻非大禹之子，所以禹不回家，這或者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塗山氏女在家等候十三年而悲哀憂傷，經常在外面唱「候人兮」（史籍記載只有這三個字）的歌。傳說塗山氏渴望大禹歸來，終日倚門而望，最終化為石頭；忽然石腹開啟了，從「肚子里」（石頭中間）跳出一個兒子來。因為是石塊開啟而生，所以禹的兒子就取名為「啟」；啟，也就是「開」的意思。因此在史籍上，夏啟也叫夏開。

儘管如此，當時並不因為妻子懷了別人的孩子而認為妻子沒有「貞操」；在兩性關係上，當時根本就沒有「貞操」這個觀念。所以，即使妻子如此，也並沒有像後世那樣把妻子趕出家門或令其自盡。堯舜禹時代如此，商殷時代也一樣很「寬容」。如王亥被有易氏殺了以後，他的弟弟王恆又娶了有易氏女，他的兒子上甲微後來又娶了有易氏女為妻；一個女子嫁了兩代兄弟父子三人。這就是屈原在《天問》中提出的所謂「負（婦）子肆情」。匈奴在漢代相當於華夏族的堯舜禹時代，也處於父權制時期，男人女人同樣沒有什麼「貞操」觀念。王昭君初嫁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死後，其子又娶昭君為妻。這在匈奴是平常事，並不存在「貞操不貞操」的問題。

「貞操」觀念大約萌芽於西周。西周實行「井田制」和「分封制」，為了使長子能繼承田產和獲得封蔭，必須要求絕對的「純種」。於是改殺長子為限制妻子的性自由，使其專一從夫。但直至春秋時期，上層貴族婦女的性自由仍有相當的存在（可以查閱《左傳》，《國語》。孔子就是母親年輕時與沒落貴族叔梁紇「野合」而生）。

但是，「貞操」觀念，從一開始就是針對婦女一方，男子可以不「貞」，有特權獲得性自由。西周初年形成的《易經》，在「恆卦」中說：

「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就是說婦人恆一貞操，則大吉；男子若守一專一，就不吉祥。

到了兩漢，統治者更強化了女子的「貞操」觀念。漢武帝甚至用「守宮」（蝘蜓，俗稱壁虎）來防止女子的性自由。據張華《博物志》記載：漢武宮中用硃砂餵養蝘蜓，變紅以後，搗碎，取汁，點在后妃的手臂上，若紅點很快消退，即認為該女子已經「通淫」性亂。其後，上層貴族為防範妻妾亂性，也樂效於此。故李商隱《河陽詩》云：

巴西夜市紅守宮，

後房點臂斑斑紅。

漢代的劉嚮應時寫了一本《列女傳》，倡「出妻」的所謂「七出」之條：淫僻，嫉妒，盜竊，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第一條即是所謂「犯淫」，不僅可以趕出門，而且用棍棒敲擊婦女下腹，令其穿上雜色破鞋（後世直至今日，稱放淫而不自重的女子為「破鞋」，或原於此）。

魏晉至北宋中葉，是儒學統治相對衰落的時期，婦女生活和外交的自由度相對提高，戀愛，改嫁，與世人交往，甚至同時「多戀」，社會輿論並不怎樣譴責。王妃，公主再嫁，三嫁之事，也習以為常；婦女的性事受到一定的尊重。王弼注《易經》「屯卦」說：

「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也不能守貞矣。」

指出丈夫遠行不歸或有外遇「邪配」，則妻子在家中不必守「貞操」。

至於「嫉妒」，也被視為「家常」。史書每以六朝，隋唐官吏「懼內」為美談，而記載所謂「妒婦」也特多。唐史載：中宗時御史大夫裴談怕老婆，有「三怕」之說：

老婆少妙之時，如觀世音菩薩，一應怕：

老婆中年時，子女滿堂，如「九子魔母」，二應怕；

老婆五六十歲時，薄施妝粉，或青或黑，如鳩盤荼，三應怕。（按：鳩盤荼，惡鬼名，梵語，意譯為瓮形鬼，東瓜鬼，。《圓覺經》稱其「食人精血，其疾如風」）

唐中宗很怕韋後，一次宮中宴會，伶人唱《回波詞》：

回波爾時栲栳，

怕婦也是大好；

外邊只有裴談，

內里無過李老。（李老指唐中宗）

韋後聽了不僅沒有責怪，，還賜伶人許多絹帛。其所以如此，儒學衰落，風氣使然也。

北宋中葉，承唐代「開放之風」，對婦女的「貞操」要求仍相對不高。范仲淹的母親改嫁。王安石兒子與媳婦不和，時常打架。王安石同情媳婦，對兒子又無可奈何，就勸媳婦離婚改嫁。即使到了南宋初期，陸遊的前妻唐琬被「出」以後，仍有皇室宗族趙士程願意娶她。南宋中晚以後，程朱理學大行其道，大倡所謂「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明史.列女傳》收集「貞烈婦女竟達一萬多人。有的婦女丈夫死了，父親竟然勸女兒自殺殉夫。有士大夫人家因七歲女兒與鄰居小男孩的手相觸，竟然砍斷女兒的手，以示男女不親授受。「貞操」觀念到了明清，可謂發展至登峰造極！

辛亥革命雖然趕走了皇帝，但男權專制思想並未曾好好掃除。五四提出科學與民主，未久即內戰，外侮，清除專制和不合時代潮流的思想觀念，因「革命」和全民族的「團結抗戰」而退居次要地位。接下去又是所謂「三大改造」，「三面紅旗」，「文化革命」，專制主義和夫權思想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以致今日，對婦女的所謂「貞操」酷求，仍然是壓在女性身上的一塊沉重的磐石。

女性改變自身的地位，首先必須在經濟收入，文化教育，社會工作等等方面能夠自立。其次必須自愛，自尊，自重，自強不息，不要先自「雌伏」，「矮化」，要敢於伸直腰板站起來！再次，一方面批判和抵制「貞操」觀念，另一方面要自覺做到不「亂性」，這樣就會得到男性社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