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

馬克斯.韋伯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

王容芬

1919年1月28日，韋伯應自由學聯巴伐利亞分部邀請，在慕尼黑做 「以政治為業」的演講，提出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之分。

動蕩的政局

韋伯的演講是一個時代產物，是戰後大辯論中的一派之言，是韋伯和一部分德國人對戰爭責任的表態。

德意志帝國通過贊助列寧的「十月革命」，買來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約[1]。蘇聯退出戰爭，德國無後顧之憂，集中兵力攻打西線，到7月發動五次攻勢，消耗巨大。此時主力美軍抵達歐洲參戰，德軍已無力再組織進攻。從7月18日起，協約國聯軍發起反攻，8月8日在亞眠重創德軍精銳部隊。自黑色8月8以後，德軍節節敗退，放棄投入極大的比利時重鎮伊普雷，從法國北部索姆河地區撤退，到9月20日，興登堡防線被突破，兩個月里，德軍損失15萬人、2000多門大炮和13000多挺機槍。同盟國局勢不穩，保加利亞軍隊嘩變，馬其頓防線崩潰。到了10月底，德軍只佔據盧森堡彈丸之地、半拉比利時和法國北部一小條地。

德軍統帥部轉向海戰，意圖將殘存海軍孤注一擲，與英國海軍進行最後決戰，挽回敗局。基爾港艦隊抗拒調動，水兵起義反戰。起義迅速波及整個海軍及全國各大城市。11月7日，慕尼黑 市民起義，成立了以埃斯納[2] 為首的巴伐利亞共和國，巴伐利亞王路易三世出逃。11月8日，布倫瑞克大公退位，內閣辭職，工兵委員會接管政權，次日大公全家出逃。11月9日，柏林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逃往荷蘭，巴登親王內閣社會民主黨國務秘書謝德曼宣布共和國成立。自此，各地王公紛紛退位潛逃。

11月11日，德國政府代表埃爾茨貝格爾同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在法國東北部康邊森林的雷道車站簽署停戰協定，德國投降。規定協定，德國必須在15天內從法國、比利時、盧森堡、阿爾薩斯?洛林及萊茵河左岸地區撤出其全部軍隊，同時從土耳其、羅馬尼亞、奧匈帝國及非洲撤出全部軍事力量，還必須交出5000門大炮、25000挺機槍、3000門迫擊炮、1700架飛機、5000台火車機車、15萬節車皮和5000輛卡車。《康邊森林停戰協定》的簽訂宣告歷時4年零3個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對同盟國的勝利告終。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開幕，戰勝國和戰敗國代表在巴黎西南凡爾賽宮討論戰後處置。德國國內爭論十分激烈，帝國順民與愛國憤青把戰爭失敗歸罪於11月革命，強烈要求德國政府代表團在凡爾賽保護德國利益。

一戰中的韋伯

1914年韋伯50歲，11年前因健康不佳辭去海德堡大學教職，8月1日德國對俄國宣戰，8月2日韋伯報名入伍，被分配到海德堡後備野戰醫院委員會擔任紀律檢察官，責任是檢察傷員違犯軍紀。初期韋伯既無上司，又缺助手，事無巨細，一個人什麼都管，擴建醫院、接待巡紡大員，給各級司令部和衛生部門寫報告，給志願者分派工作……每天工作13個小時以上，連星期天都在加班。長長的擔架隊成了大學城日日景觀，全是前線下來的重傷員。韋伯感謝命運讓他親歷戰爭，在1914年8月24日的信中說：「不管怎麼醜惡，這場戰爭到底是偉大而精美的，值得經歷，更值得參與。可惜不能上前線，如果戰爭早來25年就好了。我的兄弟們全在前線或駐地，我的妹夫在樅樹山犧牲了。」[3]

靠著這種戰爭激情，韋伯一介書生，半年之內居然就地建起9座新野戰醫院。[4]鑒於這項功勞，海德堡駐軍司令部1915年1月27日晉陞韋伯為上尉軍官[5]。

1915年9月30日後備醫院解散，韋伯奉命退役。結束軍旅生涯之前，他寫了一份很長的「關於野戰醫院管理的經驗報告」[6]。前面信中說的和他一起從軍的妹夫[7]和二弟[8]卻再也回不來了。

退役後，韋伯謀求一份公職，用他的知識繼續為戰爭服務，當然也是為了生計。他給各方面寫了無數求職信，直到年底都沒成功。

從1915年12月起，通過法蘭克福出版商西蒙[9]的關係，韋伯得以定期在《法蘭克福報》上發表政論文章，從這時起，這家報紙成了他的衣食父母。韋伯對憲政、公務人員制度和政治領袖等問題發表意見。他的戰時政論是《韋伯全集》里篇幅最豐的一卷，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17年4-6月間發表在《法蘭克福報》上討論國體的政論系列，後來結集出版的《重建德國的議會與政府??對官員及政黨制度的批判》[10]。

政論寫作的同時，韋伯積极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努力把他的見解付諸實踐。戰爭失敗以後，他積極奔走，到處演說，力圖保住行將解體的德意志帝國。1918年11月革命前夕，韋伯到慕尼黑參加進步人民黨的群眾大會，呼籲保衛帝國，譴責「脫離普魯士的口號是犯罪蠢舉」[11]。

11月16日，德國民主黨成立，這是今天自由民主黨的前身，瑙曼任主席。韋伯是最早和最活躍的黨員，全心投入黨的活動。

以政治為業

11月革命讓韋伯對政局失望，1919年初他寫信給演講組織者比恩鮑姆[12]，說他沒資格講政治家的職業，建議瑙曼[13]來講這個題目[14]。後來瑙曼因病不能出面，韋伯借口忙於德國民主黨競選，脫不開身，依然推脫。比恩鮑姆告訴他，有幾位同學正打算請巴伐利亞共和國總理埃斯納來講這個題目。韋伯立即改變主意，答應如期演講，動因是「絕不能讓一個信念倫理家佔據學聯講壇「[15]。

值得注意的是，韋伯沒有駕輕就熟，重複他剛剛在維也納大學開過的「統治社會學」課程的內容，而是把演講重點放在政治家的倫理上，勇敢地踏進了他不曾涉獵的哲學領域。

卡里斯馬領袖

韋伯的演講從他的「統治的三種類型」入手，特別提出卡里斯馬統治來，因為卡里斯馬領袖最富有為政治獻身精神，是以政治為業的政治家。韋伯所說的「業」是一個來自宗教倫理的概念，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三章路德的「業」概念里，有一個將近3頁長的注釋[16]。 德語里的Beruf， 現在是職業的通稱；古德語 原是信譽、聲名，動詞則有感召之意。馬丁?路德翻譯《七十子聖經?西拉子智訓》第12章第20和21節時使用了這個詞的動名態Berufung，使希臘原文中的「職位」和「工作」有了奉神之召的含義。從此Beruf成了職位，授予官職叫Berufung，仍有奉召之意。教授是教育界的官職，要由大學所在州主管教育的州長任命，某人被任命為教授，叫作「奉召作教授」。韋伯演講使用的也是Beruf，以政治為Beruf，這個「業」就有了「使命」的含義，不是養家糊口的飯碗，而是作為使命的職業，倫理之業，或者叫天職。

在韋伯眼裡，以政治為業的人和為了生計而從政的人的本質區別體現在前者的三種素質中：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熱情就是獻身於一項事業，責任感就是把對事業的責任當作行動指南，判斷力是沉靜地面對現實的能力，對事對人的分寸。韋伯把「沒有分寸」看成是一切政治家的不赦之罪之一。政治「人格」之「強」，在於具備這些素質。「政治意味著兼用熱情和判斷力堅毅地鑽透硬木。」韋伯這句話如今仍常被德國政治家引用。韋伯把依靠服從者對「領袖」純個人的「卡里斯馬」的皈依的統治看成政治事業的最高表現。對先知、軍事領袖或民眾領袖的皈依意味著，這個具有卡里斯馬的個人在人們內心深處是天降大任的領袖，人們不是根據習俗或章程來服從他，而是出自對他的信任，皈依的是他的人格人品。

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難道不是任何政治家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嗎？

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

韋伯把政治家的倫理分為水火不相容的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一切倫理性的行動都可以歸於兩種根本不同的、不可調和的對峙的原則：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這不是說，信念倫理就是不負責任，責任倫理就是沒有信念。當然不能這麼說。不過，究竟是按信念倫理準則行事??用宗教語言來說，就是「基督徒做對了，成績歸功於上帝」??還是按責任倫理原則行事：就是說，當事人對其行動的（近期)後果負責，兩者有著天壤之別。」

這種區別類似中國80年代初的「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不過韋伯所說的信念倫理基於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基於「善」，不同於基於個人崇拜、基於階級鬥爭理論的「兩個凡是」。韋伯批判信念倫理，不是批判它追求「善」的目的，而是「在許多情形下，『善』的目的與人們對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險的手段以及產生惡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幾率的容忍分不開。世上沒有一種倫理能夠表明：什麼時候在什麼範圍內倫理上善的目的把倫理上危險的手段和副作用神聖化了。」他斷定，用目的神化手段，信念倫理也註定要失敗。因為「它只有一種邏輯可能，那就是擯棄任何使用道德上危險手段的行動。」除了邏輯上的難題，韋伯進一步指出信念倫理不能迴避的現實世界，在現實世界的關鍵時刻，一向標榜以愛還暴、以德報怨的信念倫理家，往往「大聲疾呼使用暴力，??最後的暴力，它會帶來消除一切暴力的局面……這是最後一次，它將帶來勝利與和平。」信念倫理家使用暴力，因為他們是宇宙倫理的「理性主義者」 「受不了世界上倫理的非理性。」

韋伯對付信念倫理悖論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回到政教分離，回到路德，把對戰爭的責任從個人肩上卸下，轉給政府。在他看來，除開信仰，個人在任何事情上服從政府，這當然也包括使用暴力，都不會有罪。在此基礎上，韋伯提出了政治倫理的特殊性，這是由人類團體掌握的合法暴力的專門手段決定的。任何人，特別是政治家，不管為了何種目的同意採用這種手段，都必須跟著它的特殊程序亦步亦趨，最後還要聽任它的特殊後果的擺布。誰要想用暴力建立起人世的絕對正義，必然需要人，需要由人組成的機構。政治領袖的成功取決於他是否能不斷地給予機構內的人報償，以使機構運轉。這樣一來，他所依靠的是這個機構的動機，而不是他本人的動機。他在這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目標和程度，並不取決於他自己的動機，而是追隨者行動的動機，而這些動機從倫理角度看大都低俗小氣。按照這個邏輯，政治的異化成為必然。但韋伯認為，只要有一部分追隨者真心實意信仰領袖的人格和事業，他就能勝利。

很難設想利益不同的人組成的隊伍如何取勝。韋伯這樣自圓：「誰要想從事政治，特別是從事職業政治，他就必須意識到那些倫理上的悖謬，意識到他對自己在這種悖謬的壓力下發生的變化所要負的責任。他在……與魔鬼的勢力為伍，因為這種勢力潛伏在任何暴力中。」這是責任倫理。

韋伯批判了一位信念倫理的代表人物，慕尼黑大學哲學和教育學教授弗爾斯特[17]。弗爾斯特是著名的宗教倫理學家，抨擊德國的戰爭政策，主張追究戰爭責任，以絕後患。韋伯選中了這位和平主義的旗手、德高望重的倫理學家批判：「我的同行弗爾斯特先生信念的純潔性不容置疑，對他的人格我十分敬重，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我卻不敢恭維。在他的書里，他為了繞開這種困難，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命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一來，全部難題就不存在了。但是，在奧義書問世2500年以後居然能提出這樣的命題，實在令人驚訝。不僅世界歷史的全部過程，而且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沒有保留的試驗都說明：恰恰相反！反面才是真的，這是世上任何宗教發展的基礎……就連古代的基督徒也清楚地知道：這個世界是由魔鬼們統治的，參與政治（就是以權力和暴力為手段）的人同惡勢力達成了一項協議，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對這種人的行動來說，不是真的，而是恰恰相反。誰要是看不到這一點，他實際上是一個政治上的稚童。」痛快淋漓，一舉擊敗對手。

對於宗教領袖，韋伯不便使用「信念倫理」這個貶義概念，只說他們的追求不在此世：「在出世的博愛和慈悲方面爐火純青的大家，不論他們來自拿撒勒、阿西西還是印度的王宮，都不曾利用政治手段：暴力，來佈道。他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但他們過去和現在都在這個世界工作。」

倫理之爭的延續

巴伐利亞共和國總理埃斯納尖銳抨擊帝制和戰爭政策，主張儘快實現歐洲和平。韋伯說埃斯納是「對自己行為的後果毫無判斷能力的信念倫理家」[18]。埃斯納的主張和猶太出身使他同時遭到保皇黨和納粹前身圖勒會的仇視。1919年1月底，埃斯納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失利。2月21日新選出的州議會召開成立會議，準備接受埃斯納辭職。在去議會的路上，埃斯納被極右分子阿爾科伯爵[19]開槍殺死。

埃斯納死後，共產黨趁機推翻巴伐利亞共和國，3月17日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列寧聞訊，立即致電祝賀。這個政權存活到5月3日，巴伐利亞白軍軍團滅了蘇維埃，慕尼黑成為右翼政治的老窩，孵化出希特勒和它的國社黨。希特勒在《我的奮鬥》里交待，對出賣戰爭的11月革命的憤怒促使他決定從政[20]。

2月3日，韋伯接受前帝國宰相巴登親王[21]的請求，在海德堡家裡成立「海德堡法律政策工作組」，簡稱「海德堡協會」，出席第一次會議的有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的22位社會賢達，其中有盧約?布倫塔諾[22]、阿爾弗萊德?韋伯[23]、門得爾遜-巴托爾第[24]、托瑪[25]等教授以及幾位退役和現役軍官。工作組的贊助人博世公司東家羅伯特?博世[26]也參加了會議。與會者是清一色的愛國者，堅決反對戰勝國把戰爭責任單方面推給德國。會後發表的聲明認為交戰列強應共同承擔戰爭責任，抗議戰勝國以法官姿態審判德國[27]。

1919年3月18日，韋伯被吸收進巴黎和會德國代表團。他竭力保護德國利益，今天薩爾地區是德國的一個州，同當年韋伯的力爭分不開。1919年4月1日，蘇維埃內閣會議通過決議，任命韋伯為慕尼黑大學教授[28]。蘇維埃政權5月3日滅亡，總共存活了47天，卻把韋伯中斷了16年的教齡連續起來。6月14日韋伯去世，留給遺孀一份豐厚的寡婦年金。

韋伯在演講中抨擊的另一位所謂「信念倫理」人士、「政治稚童」弗爾斯特，受到右翼學生和教師的圍攻，1920年憤然辭職，離開喧囂的慕尼黑。他在國外出版的《德國人的絕症》一書里緊急呼籲德國人警惕納粹上台。1933年，弗爾斯特是納粹開除國籍名單上的第一個，他的著作被焚，狂熱的學生罵他是「信念流氓加政治叛徒」。1946年弗爾斯特在《新蘇黎世報》上發表了一篇舉世矚目的文章，警告世人，如果德國人不能清算並抵償思想中可怕的罪惡，重新尊崇一切人類崇高的價值，有可能出現整個世界的普魯士化[29]。孰是孰非，歷史公斷。

結語

韋伯把一戰失敗後德國人對戰爭責任的爭論歸結為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之爭，把追究德國戰爭責任的人划到政治幼稚、對德國前途不負責任的信念倫理者一派，通過從倫理角度抬高對手，來貶低對手的政治素質。這種論戰技巧對一代愛國憤青產生了驚人的歷史效果，影響到14年以後德國的歷史走向。

[1]參見維格萊弗，克勞斯等：《陛下的革命家》，載於《明鏡周刊》2007年第50期(被收買的革命? 90年前威廉二世皇帝如何贊助列寧的十月革命)，第34? 44頁（Wiegrefe, Klaus u.a.: Revolution?r seiner Majest?t, in：Der Spiegel Nr. 50 2007: Die gekaufte Revolution vom 10.12.07? Vor 90 Jahren: Wie Kaiser Wilhelm II. Lenins Oktoberrevolution finanzierte）。[2] Kurt Eisner，1867-1919，猶太人，左翼獨立社會黨黨員，新聞記者，1919年2月被暗殺。[3]參見瑪利亞娜?韋伯：《馬克斯?韋伯傳》，1984年德文版第530頁。[4]同上。[5]參見《馬克斯?韋伯全集》第15卷第23頁注釋1。[6]見《馬克斯?韋伯全集》第15卷第32-48頁。[7]韋伯最小的妹妹Lili的丈夫Hermann Sch?fer ,一戰開始不久死在波蘭戰場。1915年8月，韋伯曾陪妹妹去波蘭掃墓。[8]韋伯的二弟卡爾1915年陣亡。[9] Heinrich Simon, 1889-1941,家族企業法蘭克福印書館和《法蘭克福報》主持人。1911年在和平主義論戰中，西蒙曾請韋伯為《法蘭克福報》助興。[10]《韋伯全集》德文版第15卷第432-596頁。[11] 參見瑪利亞娜?韋伯《韋伯傳》（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1984年德文版第638頁。[12] Immanuel Birnbaum, 1894-1982,巴伐利亞自由學聯成員，1918年11月革命以後參與建立慕尼黑大眾學生會，後來又參與成立德國學生會。二戰中流亡北歐，參加抵抗運動。戰後任南德意志報外交政策部主任。[13] 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德國政治家，德國民主黨創始人，馬克斯?韋伯的摯友。[14]參見《韋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第128頁。[15] 參見科尼希/溫克爾曼 （主編）：《馬克斯?韋伯紀念文集》 (K?nig, René und Winckelmann, Johannes (Herausgeber): Max Weber zum Ged?chtnis. Materialien und Dokumente zur Bewertung von Werk und Pers?nlichkeit) 1963年德文版第21頁。[16]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論文集》（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1972年德文版,第63-65頁。[17] 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 1869-1966,德國哲學家，和平主義者。[18]參見《韋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德文版第17卷第128頁。[19] 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 1897-1945。阿爾科一戰中是德軍少尉，行刺時是慕尼黑大學學生。阿爾科與圖勒會以及試圖推翻11月革命政府、復辟王室的一派人關係密切。[20]參見《阿道夫?希特勒》，http://de.wikipedia.org/wiki/Adolf_Hitler[21] 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1867-1929，德意志帝國最後一位宰相。[22] Lujo Brentano，1844-1931，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家。布倫塔諾1919年4月從慕尼黑大學退休，韋伯接了他的教職。[23] Alfred Weber, 1868-1958,韋伯之弟，國民經濟學家，屆時任海德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二戰後第一任海德堡大學校長。[24]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1874-1936，民事訴訟、外國法與比較法專家，屆時任漢堡大學法學教授。[25] Richard Thoma, 1874-1957,德國國家法學者，屆時任海德堡大學公法教[26] Robert Bosch, 1861-1942，博世公司創始人。[27]參見《普魯士年鑒》第175卷（1919年1月-3月）第319-320頁。[28]巴伐利亞電視台：馬克斯?韋伯??慕尼黑偉大的思想家，http://www.br-online.de/br-alpha/alpha-campus/muenchner-gelehrte-DID1206700054415/muenchner-gelehrte-max-weber-gelehrter-D671202497900857481.xml?_requestid=614827[29] UTOPIE kreativ,1999年4月號總第 102期，第5-18頁Günther Wirth: 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