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房】北京遷府，首都不堵，這些學者在默默奔走~~

吳良鏞說，「我向梁思成先生做了建議，後來北京市副市長薛子正看了方案，認為很好。可最終不了了之。方案還做了模型，可惜後來在"文革"中全部被毀。」此後，讓北京「走出同心圓」成為吳良鏞的一大心愿。

共識君按：近日，北京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通過決議，提出要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建設。

喧囂十年的北京行政副中心終於塵埃落定，落戶通州。漫長的十年，為推動古都北京的均衡發展，你可知有多少學者專家在其後默默奔走呼籲？

本周尚書房，共識君為您推薦新華社高級記者王軍新著《歷史的峽口》。

《歷史的峽口》

王軍著

中信出版社

2015年7月

1、背景

2009年1月，國務院原則確定首都第二機場（即北京新機場）選址於北京市大興區，機場一期建設用地跨越大興區和河北省廊坊市。這對首都未來整體發展，乃至京津冀地區的城鎮體系、空間布局、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將產生重大影響。

"新機場向北進入北京的交通量最終將達到每天40萬至50萬人次，相當於北京天天都開"上海世博會"。"2013年，有關部門完成的《北京新機場綜合交通樞紐項目策劃》指出，"這對於已經非常困難的北京交通資源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這就要求北京的部分出行需求必須向河北、天津疏散，以減少進入北京的交通量。"

2013年9月，吳良鏞主持完成的《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三期報告》（下稱《三期報告》）提出對策：以北京新機場規劃建設為契機，京津冀共建"畿輔新區"，疏解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這為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北京城市空間結構的爭鳴，寫下最新篇章。

2、梁思成同事吳良鏞：讓北京"走出同心圓"

吳良鏞：中國建築學家、兩院院士

行政中心作為首都城市功能的重中之重，其規劃安排對首都城市空間的影響至為深遠。

20世紀50年代，北京放棄了建築與規劃學家梁思成、陳占祥提出的在西郊木樨地一帶建設新的行政中心以平衡全市發展的方案（下稱梁陳方案），選取了蘇聯專家指導制訂的以莫斯科規劃為藍本的單中心方案。此後，北京舊城被大規模拆除重建。

"我從美國歸來，1951年初上班，那個時候，梁思成先生還在等「梁陳方案」的消息。"吳良鏞，當年梁思成在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同事，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回憶，"當時已經預料到不會有任何結果，我聽到了一些風聲，就帶著學生做了一個補充方案，把天安門廣場又規划了一下，但重點還是放在西郊木樨地一帶。"

這個補充方案的尺度大於梁陳方案，南起丰台火車站，北至圓明園，形成一條大軸線。"這樣，新城的氣象就出來了，這樣的方案可能更容易得到採納。"吳良鏞說，"我向梁思成先生做了建議，後來北京市副市長薛子正看了方案，認為很好。可最終不了了之。方案還做了模型，可惜後來在"文革"中全部被毀。"

此後，讓北京"走出同心圓"成為吳良鏞的一大心愿。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北京市開始考慮重新編製城市總體規劃。1979年8月，吳良鏞在北京市科協作題為《北京市規劃芻議》的發言，對"徹底改造"舊城區提出批評，疾呼"為古建築請命"！

「試想如果照有的報上所宣傳的北京"現代化"城市的"遠景"所設想的那樣："將來北京到處都是現代化的高層建築，故宮猶如其中的峽谷"，那還得了！」

吳良鏞指出，當時北京市的規劃設想仍然是以大的舊市區為核心，以同心圓式向外發展，如果不採取真正極為強有力的措施，將來很可能發展連片，要趁還沒有形成"鐵餅一塊"的時候，趕快採取措施。

他認為，北京舊城已過於擁擠，必須疏散功能，把北京發展為多中心的城市，即在舊城外選擇適當的位置，建設有充分就業機會的新中心，使工作、生活相對平衡，盡量減少全市性的公共交通量，減輕市中心的壓力。

1999年，吳良鏞擬就世界建築師大會《北京憲章》，並在大會上作了關於"大北京規劃"的報告。此後，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與建設部的支持下，吳良鏞主持完成《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即《一期報告》），提出必須改變北京"攤大餅"發展模式，直接推動了2004年版《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修編。

北京的城市結構要從單中心轉變為多中心，這被寫入總體規劃修編的前期工作——2003年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組織起草的《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的文本之中，在新中國首都發展史上，這樣的官方表述還是第一次。

這一關鍵性判斷，使得此次總體規劃修編成為北京城市發展史上令人矚目的事件。

3、趙燕菁：城市結構調整的機會一旦失去難以追回

趙燕菁：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副總規劃師

2004年7月，時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的趙燕菁在《北京規劃建設》雜誌上發表文章《中央行政功能：北京空間結構調整的關鍵》，指出：

「由於歷史原因，中央政府一直佔據著北京主城最核心的位置。中央行政職能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對北京城市結構也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很多人不會相信北京可以在不涉及中央行政功能空間調整的條件下，實現城市結構的轉移。」

北京工業大學的調查顯示，2004年在北京，僅中央機關馬上需要的用地，加起來就有近4平方公里之多。4平方公里，相當於5個半故宮的佔地面積。

2004年10月，吳良鏞在"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上建議：

「舊城行政辦公應適當遷出，集中建設，並為舊城"減負"。中央國家機關及北京市機關可起帶頭作用。」

他同時提出了一個跟進的策略："舊城功能調整與新城建設規劃應配套進行，舊城服務設施應疏解到新城的中心，推動新城的發展。北京市政府機關作為表率可率先遷出舊城，避免舊城內單位的"觀望"現象，帶動修編後的規劃實現。"

吳良鏞沒有明說要遷到哪個新城，但在《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所設計的"東部發展帶"中，只有通州被明確安排了行政職能。

"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與北運河沿線的地區預留行政辦公用地。"——預留行政辦公用地與外遷中央行政功能，是意義不同的表達。雖然"預留"可被解讀為存有"外遷"的餘地，但在趙燕菁看來，城市結構調整的機會一旦失去就難以追回。

"城市的快速發展期是調整城市結構的最佳時機。"他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單中心城市結構易推高房價，在這個時候調結構還有利於避免房價過快增長，保持城市的競爭力。如果等到快速發展期結束時再來調結構，就可能引發不動產價格震蕩，危及整個信用體系的安全。"

4、肖金成：「單中心攤大餅已不可持續」

肖金成：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 副所長

"2004年4月，我應邀參加了北京市政府舉辦的規劃修編座談會，在四位專家中被安排在第一個發言。"肖金成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回憶道，"我說，單中心攤大餅已不可持續。這時，市領導插話，說我們搞了十幾個新城，不就是多中心嗎？我說，這只是一個舉措，但效果不好，因為北京的發展態勢如同瓢潑大雨，那十幾個新城，也就是十幾個碗、十幾個盆，用它們來接是接不住的，得搞一個"密雲水庫"來接。就是說，要建一個新區，讓它能夠裝幾百萬人，可能一個還不夠，得搞兩個。"

肖金成認為，多中心的中心不是功能區的概念，它是跳出主城區之外獨立的新區，必須有重點地發展。"市領導對我的觀點沒有提出異議。"肖金成回憶，"我接著說，北京有著1.6萬多平方公里的面積，不是不能發展第二產業，如果沒有工業，財政會受影響。但是，不能在昌平等上風上水的地方搞，應該集中在東南方向，在京津城市發展軸上的亦庄搞。"

這之後，肖金成接受北京市委託，領銜產業布局規劃研究，歷時兩月完成報告，其中提出"工業外移、雙雁齊飛"戰略，認為北京應該像上海開發浦東那樣，將工業區集中於東部和東南部，以亦庄、林河為中心，如同雙雁齊飛，形成北京經濟發展的集中和強勢區域。

"我贊成集中力量建設"畿輔新區"，這可能是北京調整城市結構的最後機會了。"楊保軍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那裡靠近機場，完全可以把為全國和為國際交往服務的部分中央職能轉移到那裡，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強，處理國際事務增多，那裡還能夠為國際機構的進駐提供空間。"

"我很擔心，如果選在正南方向的新機場附近搞，而不是選在東南方向的京津塘發展軸上搞，會不會使得北京的南部地區也連成一片，把大餅攤到河北固安？"

肖金成說，"另一個擔心是，北京的生態已經很脆弱了，如果新區再聚集產業和人口，北京市的生態會不會更加惡化？交通會不會更加擁堵？"

(原載於《瞭望》新聞周刊第3期，以上為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