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惟穎| 書寫城市的「流言」與「常識」(15.4.10)

插圖:田威

◎顧惟穎

精打細算的平民

外來的朋友想通過文字了解上海,問我是不是最值得看的是張愛玲的書,我回答,張愛玲的書當然好看,但是不妨也看看當代女作家王安憶的作品吧。

王安憶對於上海人的意義,實則可能大過張愛玲,只是他們不見得知道。後者是鮮艷波動的,用一份天才的心寫男男女女,她甚至躲在一邊用文字報復著那些讀她小說的人們。而前者王安憶,她的寫作代表了一種真正的理性美,恆定、沉著,好像趙孟頫的楷書,秀麗,嚴整,她每一筆都不苟且、不妄為,用極大的耐力書寫著大都會以及裡面的人。

《長恨歌》的成功某種程度上局限了人們對王安憶作品的認識,但不要緊,任何時候,打開她的作品,你都會清晰地知道她在寫什麼。她扎紮實實用接近地面的方式來寫空間、時間,如篆刻城市的「象形文字」。也許也只有這樣的方式,可以一筆一畫還原出過去弄堂、小馬路所形成的上海版圖。

許多上海人的一生撒在這座城市裡高不成低不就的地方,擠在其中,存有幻想又容易被湮沒,他們習慣了在公用空間里消解世俗生活。城市的記憶是乏味的,也是複雜的,如長長短短曖昧的流言。王安憶曾在作品中這樣寫道:「這城市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數也數不清,說也說不完的。」而她對「流言」的態度,不同於張愛玲,她更願意把生存感還給那些小市民。王安憶寫出了這個城市裡大部分人的人生,市儈、自負、嚮往體面,被時代的洪流衝來衝去,真真假假無人在意,他們在吞吞吐吐里就那麼一輩子過去了。這是一種讓人沮喪的流逝,和什麼外灘呀,陸家嘴呀真沒關係,而這恰恰是上海最核心的氣質,不是什麼刺激的底色,而是陰沉沉的,千錘百鍊裡帶一點凄惶,像還未來得及被寵愛久一點便遲暮的美人。

王安憶並非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她的父親是參加過革命的印尼華僑。但就是因為這一點點先天的距離感,讓她更願意老老實實寫起。她寫的每一個人,都是環境的一種「生相」。這也是人們對她永遠讀不厭的一個重要理由,因為大多數人是習慣接地氣的。她寫人的時候總是要一絲不苟地寫很多這個人的「出處」,可以具體到某一條弄堂,一棟房子,一間房間。寫出來的環境,不是作為物化的交代,而是一種人味的氣息,它們是平常日子的活的布景,像會呼吸的深谷。在這樣一種底子上寫人,他們統統有沉甸甸的現實的依據。按照她自己的話說,創作得有「常識」。

王安憶像張愛玲一樣愛寫女人,但她筆下的女人,都不是活在精神空想里的人,她們永遠擺脫不開城市的物質影響,是真正「生存的人」。王安憶認為,上海這樣的城市本質上不是風花雪月,而是鋼筋森林,在如此質感的生長環境里,人身上有一種巨大的「硬」,是負荷與承受的硬。她們所有的精神能量,其實都是在一個俯首撿拾的日子裡一點點散發,不能要太多的浪漫來體會,因為周遭的生存太結實了,一切都是鏗鏘有聲。

於是,王安憶書寫的上海生活,始終是負荷的,低微的,又渴望能略略抬起一點心。總是有人在她的故事裡,表達著這樣的精神內核,他們的喜怒哀樂不是無緣由的情緒,而是牢牢被生活的枷鎖顛來倒去,他們想努力生活得好一點,卻常常就是魔都的犧牲品。

假如這二十年里王安憶沒有寫作,上海的失憶症恐怕更會加重一些。我們應該感謝她,她讓這城市裡大多數被忽視的命運得以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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