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起，讀《論語》，學慈善！

06-12

在《論語》中，還沒有出現過「慈善」的表述，而是分開來論述「慈」與「善」的。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從中發現儒家的慈善思想。

《論語》對於「慈」，首先是長者對幼者的一種關愛。

《為政》篇中，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庄，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對此，錢穆先生解釋說，孝者，孝其親；慈者，慈其幼。也就是說，在上者能孝慈，斯在下者能忠。在上者能導民於孝慈，使各得孝其親，慈其幼，則其民自能忠於其上。在上者若能培養扶掖社會之美德，則社會自能以一分美德報其上。美德在心，無往而不見此美德之流露。

這裡導出一個理想，權力者應該成為慈善事業的引導者。

孔子是從政治責任的角度來看待如何「孝慈」的，「慈」主要是一種上對下的態度和心態、舉動。從這裡引申，以長對幼的關心來對待大眾。

《大學》說，「慈者，所以使眾也。」

朱熹說，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臨民以庄，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從這引申意義來說，慈於眾，則接近於我們所說的「慈善」了。

因為慈善更多的表現為對於需要幫助的人的一種善行、善心、義舉。

對於「善」，《論語》有多處表達，也有多重意義。

其一，善是一種德。

如「舉善而教不能」，善，指德；能，指才。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其二，指善行，實際的美好存在。

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熹說：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之所以有這般評價，是因為「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

錢穆解釋說，盡善，樂舞中蘊含的意義蘊於聲容之內。又比如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錢穆認為，康子欲用鋤惡以從善。而孔子認為，政治責任在上不在下。故而，只要在上者有善行，則在下著必定跟隨。再比如，佛肸(xī）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在這裡，善更多的表現為一種行為。

其三，指善行之人。

如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乎。」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朱熹認為，「善人，志於仁而無惡。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質美而未學者。」程頤認為，「善人雖不必循途守轍，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因為不學。」

錢穆認為，善人質美，行事一本天性，故能不踐跡，不依成法。然而由於未經學問，雖亦能善，而不到深奧處。

其四，是「善於」。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這裡都是「善於」的意思。

考察《論語》的慈善思想，善更應該表現為一種品德、一種行為。

對於儒家倫理來說，慈善分為權力的慈善和個人的慈善。對於當政者來說，慈善首先應該是權力者的一種行為，是權力者的一種責任，一種態度。所以孔子的慈善理想表現為「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或許，在孔子看來，於當政者而言，這就是最大的慈善。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也就是說，作為權力者，首先要做的是讓百姓足，而如果百姓「足」了，作為統治者自然就足了。

同樣的思想也可以通過孔子對樊遲的教導看出。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作為個人，孔子的慈善理想則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路是有慈悲心的人，好勇求仁。所以，即使自己的車馬、衣裘，也願意和朋友共同分享，哪怕就是破敗了也心中無憾。自然，子路說的是朋友，但不妨礙子路對需要幫助的人的一份分享。

而孔子則是從自我出發，己必有孝，故老者安之；己必無欺，故朋友信之；己必有慈惠，故少者懷之。

慈善是自己的一份責任，是自己的內在需求，而不必外在求索。

這是孔子和子路的差距。故而程頤評價說，「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從《論語》的表述來看，孔子慈善的對象更多的是對人，所以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而不管面對的是哪一種人，孔子都是以一顆慈悲之心對待，「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與日常之中體現一份善良，以這份自然的心態面對一切，沒有一點做「偽」，所謂「安仁」也就是這種狀態。

對於慈善，《論語》中體現孔子和他的弟子們有一些原則。

其一，慈善不可以有利益的考慮。

慈善是一種責任，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價值顯現。所以不可以摻雜利益的考量。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這雖然不僅是對於慈善來說，甚而有些「放之四海皆準」的味道，但是同樣適合於慈善的原則。

朱熹說，放，依也；多怨，多取怨。

程頤說，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錢穆說，放縱自己在牟利上，或者凡行事皆依照利害計算，或者人必怨己；或者自己內心不免多所怨。

故而，孔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行事能依仁道，不論利害得失，己心皆可無怨。慈善即是這樣，已從自己內心，故而內心可以無怨。

其二，慈善是自己內心的願望，不是用來矜誇的。

可以說，慈善是自我修行、自我修養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面對子路、顏淵的「自我內心之志」，孔子更願意讚賞顏淵的「無伐善、無施勞」，顏淵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可以說，顏子不僅成己，又能求及物。

己有善，心不自誇；勞有功，施亦張大義。無伐善以修己，無施勞以安人。所以，顏淵成為孔子最最得意的弟子。

從這裡引申，孔子更願意把善作為自己的一種修養的手段。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錢穆認為，修己，修己以禮。禮在外，敬在內心。人與人相處，己不修，如何安人？

其三，慈善是「周急不繼富」。

慈善面對的是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周急不繼富」是孔子的理財原則，也是慈善的原則。

朱熹說：周：補其不足；急：窮迫；繼：續有餘。

程頤說：夫子之使子華，子華當為夫子使，義也，所以為之請，益之也少。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慈善根據的是一個「義」字。

其四，對於慈善，其態度則應該是「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從孔子的論述中，我們可以試著梳理出儒家倫理對慈善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