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孔子與「哲人」蘇格拉底之比較

「聖人」孔子與「哲人」蘇格拉底之比較

孔子與蘇格拉底的比較已經有不少人做過這個工作，並且取得了足以令人信服的研究工作。比如原武漢大學的著名哲學教授鄧曉芒先生，即寫過《孔子與蘇格拉底的言說方式比較》，華南師大袁征教授的《美德是不是知識: 孔子和蘇格拉底教學法的比較研究》等等，都是很有說服力的論證文章，很有啟發意義。但是，這些文章都只是就他們一個方面的比較，而沒有對他們作為各自的文化符號意義的進行比較。其實，孔子的文化符號意義在於「聖人」，而蘇格拉底的文化符號則意義則在於「哲人」，中國的「聖人」與西方的「哲人」，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這些概念的差異，在文化基因的源頭上直接導致了中國文化走向與西方文化走向的微妙差異。

孔子作為影響了中國二千五百多年的第一聖人，特別是在西漢漢武帝、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的思想地位成了中國無人可以替代的一個文化權威符號。形成了事實上的中國封閉的思想體系。從此之後中國人的思想一直只能夠在孔子涉及的範圍內轉圈。在孔子及其弟子創立的儒家思想，通過與教育和政治組織形式，以及人才選拔方式被固定於科舉考試取仕制度之後，儒家思想不僅僅作為思想的一個獨尊流派，而且作為長達二千多年的皇權統治意識形態而存在。在這個過程中，把所有的犯下的災難與罪惡，都說成是法家的，把所有好處都說成是儒家的。其實法家也是從儒家分離出來的。法家是儒家思想中堅持人性惡的一派形成的，其宗師是一般認為是荀子，他主張性惡論，而荀子是孟子稍後的一個儒家思想家，荀子有兩個特別厲害的法家思想代表性人物，一個是韓非，一個是李斯。有意思的是韓非就是被同門師弟李斯害死的。而且所有的方法正是韓非著述中所提供的。中國二千多年的皇權制度之所以能夠維持下來，形成一治一亂的局面，就是因為「儒法互補」，儒家唱紅臉，講仁義道德，稱之為王道教化。法家唱白臉，講法術勢威，稱之為霸道天下。表面看來確實不同，其實他們是一丘之貉，從根本利益來看他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共同維持皇權專制利益。只是有時儒家維持的是長期的根本利益，法家更重眼前的當下利益。所謂「儒表法里」、「外儒內法」式的結構，形成了中國皇權政治與專制社會的共同特點。他們偶爾也會有內鬥，也會有爭執，但是，從來沒有真正分離過。儒家離開了皇權體系，「三日無君便惶惶不可終日，如喪家之犬」。這個說法是一點也不過份的。有如今日所謂新儒家蔣慶先生所提倡的「儒家憲政」、「儒家政治」，以及今天眾多儒生對現實政治急不可耐的樣子，都可以說明儒家不存在什麼「素儒」與「俗儒」之分。儒家不依附皇權政治，便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因為儒家的所謂教育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有如今天中國的官員大多從北大清華兩校選拔，當了一段時間的官員之後，再從中選派一部分準備提拔的官員到中央黨校進修一樣。應該說今天中國的仕途方式與官場生態與儒家倡導的並沒有什麼不同。

而蘇格拉底始終只是西方學術思想流派中一個傑出代表而已。蘇格拉底無論其學術思想，還是其政治地位，從未獲得類似孔子那樣的地位。蘇格拉底對西方的影響主要集中於思想源頭與思維方式的影響。蘇格拉底開創的對話方式，具有自由、平等與開放的特點。他們在對話中要取得足夠的說服力，不能夠以師道尊嚴獲得，而要以學識、見解，特別是嚴密的邏輯去贏得別人的理解與認同。蘇格拉底是古希臘民主城邦制度的產物。雖然他在具體運作方式上反對當時的古希臘民主城邦制度，但是，他臨死前在法庭上的辯論，則是對民主制度的充分利用。他的對話方式的開放性，在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上保證了西方此後不斷發展完美民主法治制度提供了思想資源與自由、平等與開放的對話樣板。這一點與孔子及儒家格言警句式的獨斷話語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獨斷的話語體系及其產生的思維方式，其實是根深蒂固的。中國人在儒家文化體系里浸泡成長，幾乎可以說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孔子，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專制者。有條件時，他在台上，他就是皇權專制者或者皇權專制的維護者；沒條件時，他在台下，他就是當政者的積極批評者。至於批評的武器是什麼，這並不重要。儒法之爭時，多是這種爭鬥方式。儒對法的批評，多是因為儒唱軟的一面，法唱硬的一面，在皇權政治體制中，真正的實權與實利，常常是法的一派獲得。因此，儒家似乎總是以邊緣化人物出現。其實，當儒生進入到政治權力核心的時候，儒生瞬間就變成了法家人物。

孔子主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此留下的文字極少，這樣就為將來對孔子任意打扮與修飾留下了極大的空間。孔子收門徒三千，孔子的所有一切，幾乎就是靠這三千弟子吹出來的。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一部經歷百年修補而成的一萬多字的《論語》中。乃至幾乎每個朝代的皇帝都為他層層加碼，直到變成了嚇人的高帽：「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蘇格拉底則不同，他一直只是以哲人的身份出現，從來沒有被聖化過。哲人不同於聖人的地方，就在於哲人是可以甚至必須作為被批判、被分析與被研究的對象出現，而聖人則是不允許被質疑，被分析，被批判的。蘇格拉底雖然一生也沒有直接留下著述，但是，他的思想主要是以對話的方式出現，並且通過其弟子柏拉圖的轉述與回憶記錄在案的。這些的對話體，其思想靈魂主要表現在過程中，而不是結論上。必須在字裡行間去體會當時對話對方的靈動的思想與閃光的智慧。這就在思想源頭上杜絕了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數以百萬字的對話，也不太可能讓後人背誦記憶。這在文化源頭上杜絕了將蘇格拉底聖化的可能。也杜絕了在西方出現類似於中國的以儒家聖人經典為主要考試內容的科舉考試製度。蘇格拉底的開放的對話體系，形成了西方談判、說理、辯論與論證的言說方式與交往方式。這為西方的法庭辯論與律師制度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而中國的司法主要靠儒家聖人的格言警句，斷案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官僚的「驚堂木」。動輒在堂上打板子，暴力先於道理。至今中國人仍然不善於講理，只會習慣於人身攻擊。這都是儒家獨斷話語傳統所帶來的文化基因造成的。

孔子作為聖人，還是世俗的榮華富貴的享受者，孔子一生追求做官，過上「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生活，只是在做官不得的情況下，才大肆收門徒三千，行有教無類的招生辦法。其實也只是為了多收學生，多收學費，與今天的民辦學校老闆並沒有什麼不同。孔子的「有教無類」，其實就是一種招生策略，再聯繫到當時與另一個辦學人少正卯先生激烈爭奪生源大戰就可想而知，孔子當時收門徒實在不易，司馬遷後來在《史記》中記載：「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也就是說孔子當時招收的學生都被少正卯先生辦的學校吸引走了，只剩下一個顏回沒有離開孔子，可以說顏回在開始就追隨孔子，表現了顏回對孔子的忠心耿耿，一直到顏回因節衣縮食，造成營養嚴重不良，睡眠不足，加上整天圍著孔子家的事情奔波操勞過度，終因積勞成疾，短命而死。孔子在《論語》中誇讚顏回之多，有人統計過達70多次，是獨一無二的。

孔子的教學方法叫「啟發式」，蘇格拉底的教學法叫「產婆術」，二者究竟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呢？《論語-述而》中記載:「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啟發一詞正來源於此。孔子啟發學生之前，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有了自己的答案，所謂的啟發，就是在答案外面劃一個圈，然後引誘學生往裡鑽，善於揣摩意思，能夠察顏觀色的學生，如顏回就經常受到孔子的讚揚，有獨立思考，善於提問的學生，比如子路、宰予等就經常受到孔子的咒罵。如罵宰予「朽木糞土」、「小人哉」。罵子路：「野哉，由也」，就是粗魯啊，子路。其實就沒有揣摩明白孔子真實的意思而亂表態惹的禍。這一點特別像今天的人總是揣摩著領導的真實意思一樣。謀人走上層路線的中國人格，其實早就由孔子奠定了。而蘇格拉底的「產婆術」，在與學生對話過程中，連談什麼話題都是由學生提出來的，然後師生之間在自由、平等與開放的氛圍中展開討論，直到討論結束，雙方都沒有一個權威答案。當學生急於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的時候，蘇格拉底總是告訴他們，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也沒有知識，他只是懂得一點「產婆術」，有如蘇格拉底的媽媽，年紀已經大了，本身沒有生產能力，卻能夠幫助別的婦女生產。所謂思想知識的產婆術，就是採用一種遵循邏輯推理的問答方法，一步步進行歸謬，把原先人們信以為真，堅信不疑的所謂「知識」，擊得粉碎，以達到概念重建的目的。蘇格拉底說知識即美德，而要獲得這種美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像女人生小孩子那樣，經過思想的陣痛與磨難才有可能。而不可能交點學費就可以拿一個博士文憑那樣輕鬆簡單。

蘇格拉底收學生遠沒有孔子那麼多，這與蘇格拉底收學生的目的，只是為了享受那種開放式交流對話，而不是為了收學費享受世俗的榮華富貴有密切的關係。蘇格拉底法庭判刑的時候，法官提出只要蘇格拉底拿出三十個明那（一明那當時古希臘約合銀13兩左右）的銀子抵罪，就可以無罪釋放。但是一生收門徒的蘇格拉底連這點錢也拿不出，他坦誠表示，自己只能夠拿出一明那的銀子，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這種大打折扣的做法當時大大地激怒了審判的法官，等到柏拉圖答應願意出這筆錢的時候，法官們已經杜絕了用贖買金贖罪之路。而事實上當時一個智者收一個門徒的學費就在10明那以上的銀兩。而蘇格拉底之所以收門徒而不收費，純粹是為了追求學術思想自由。以致於把自己與家人弄得非常貧窮。甚至連自己一雙像樣的鞋子都沒有，經常赤腳去朋友家聚會。事實上當時的古希臘各行各業的商業氣氛已經十分濃厚，商業已經相當發達。各行各業都收取費用，這是正常的市場行為，為什麼唯獨智者收費會受到蘇格拉底的責難呢?關於這一點，格思里在綜合了柏拉圖《大希比亞斯篇》和克塞諾封的《回憶錄》以後，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蘇格拉底批評他們收費的根據與眾不同，而且這個人具有典型性。他主張，由於收受金錢，他們剝奪了自己的自由。他們只能同可以付給他們費用的人接觸，而他（指蘇格拉底）則可以自由地享有由他任意挑選的人組成的團體」。從這裡我們看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責難智者收費，主要是反對智者們把教育、學術這種純粹的基於天賦與興趣的事業，直接商業化，類似於今天有錢就可以買博士帽戴戴。只要肯付錢，就可以進入學術思想圈子，來個附庸風雅。儘管智者開放式的教育，通過收取昂貴的學費，在事實上從根本上打破了上層奴隸主階層的政治壟斷和社會壟斷，提高了雅典自由民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的能力，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是一致的，但是，顯然在蘇格拉底、柏拉圖看來，這樣的學術思想園地academy，是一種純粹的天賦、興趣的小眾團體，不可能通過商業交易就可以大眾化的。今天看來，蘇格拉底不肯像孔子，像智者那樣「有教無類」地大量收徒收費，實在是想維持一個純粹的學術思想共同體，這樣的學術共同體是不受世俗權威與商業氣氛影響的，至今這種純粹的學術精神，仍然是西方古老大學精神的核心所在。有權不能夠僭越學術標準，有錢同樣不能夠僭越學術標準。相比孔子而言，蘇格拉底、柏拉圖是打造人類歷史上學術思想王國的第一批哲人。作為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與孔子孟子的思想境界高低也是不難分出來的。

孔子以73歲壽終正寢，死前帶著學生周遊列國，尋找做官，而一生不得志，沒有如願以償。而蘇格拉底以70歲高齡被當時的古希臘民主城邦制度下的法庭審判判為死刑，被迫喝毒芹汁而死。死前仍然侃侃而談，還不忘記讓學生抱一隻公雞去祭神，因為他被判死刑的罪名之一就是「不信國家的神」。他這一舉動就是要表明他是有神論者。他作為無神論者受刑罰是冤枉的。蘇格拉底如果只是想活命，他至少有一百次出獄的機會，然而，他沒有僅僅是為了活命而逃離監獄。在法庭上的辯論，與其說是法官審判蘇格拉底，不如說蘇格拉底的申辯是在審判眾法官。那種邏輯思維嚴密，論證充分，在思想領域居高臨下的氣勢，沒有半點貪生怕死，委曲求全的樣子，可以說，蘇格拉底為人類留下了思想、人格高於生命絕好樣板。這樣的辯論自然也不可能獲得眾法官的同情與認可。雖然在一千多人的審判議員中，有五百人左右投了蘇格拉底無罪，但畢竟贊同蘇格拉底有罪的議員多了三十人，就此蘇格拉底被判有罪。這種審判過程與孔子上任七天，捏造五條罪名殺害同僚少正卯先生是大不相同的。孔子捏造的五條罪名是：「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對於孔子誅殺少正卯的場面，《孔子家語》中說「戮於兩觀之下，屍於朝三日」。夠可怖的，殺罷，還要陳屍於朝廷之上三天，以擴大教育的效果。孔子的殺人，開了一個不好的先河。到了漢朝，皇帝覺得孔子殺少正卯殺得真是好，「正合朕意」，於是就讓博士們將這一條寫進了《王制》之中，成了問罪治罪的法律條文:「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真是一個「殺」字，源遠流長。「偽」與「非」的解釋權，當然在執政者手裡，就算是你不「偽」不「非」，他定你個「偽」或「非」或者又「偽」又「非」，也一樣地說殺就殺。這樣濫殺無辜，雖純屬「莫須有」，也還有根有據，因為，這不僅是聖人之言，還是聖人之行。不僅這是《王制》的規定，而且還有第一先師聖人處理這一問題的案例可循，後來的歷代王朝都以「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之類是也」作為濫殺無辜的理由。「少正卯」，也就成了殺人整人的借口，從漢至於清末，一直絡繹不絕。

由此可見，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是因追求和堅持真理而被司法錯誤審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殉道者，其追求真理的過程與方式，是通過自由、開放、平等的對話過程來體現，從來不以獨斷語錄的方式呈現真理，這些開放的思想體系，供後人研究與借鑒之用。使得二千多年來，不斷讓後人超越前人。而孔子是獨斷話語，培育的是專斷思維與專制話語霸權者。一朝權到手，便把人來殺。孔子殺少正卯把公權私用，公報私仇發揮到淋漓盡致，同時也開創了中國歷代王朝的思想罪與文字獄的先河。至少，在中國歷史上，再沒有第二人，能夠把公權私用、公報私仇，以思想言論罪去殺人殺得如此光明正大，如此冠冕堂皇。哲人蘇格拉底因真理被殺，聖人孔子因權力與利益而殺人。自此之後，所謂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都是殺別人之身，以成自己之仁，舍別人之生，以取自己之義。仁義後面都是罪惡昭彰，都是違背人性，踐踏人權，濫殺無辜的借口而已。我想無論怎樣辯解，這可能是蘇格拉底式與孔子之間最大的差別吧。

許錫良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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