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俄國知識階層在任何時候都是非主流

核心提示：真正的俄國知識階層在任何時候都是非主流。他們作為社會分化的產物，上不及廟堂，下難隱江湖，屬於社會的中間人，發展到後來成了「多餘人」，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益複雜化。其主體部分經歷了一個從無根基到有根基的轉變過程。

本文摘自： 《書屋》2003年第11期，作者：朱建剛，原題：《俄國知識階層談》

對俄國知識階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期。1905年革命失敗之後，俄國思想界開始對知識階層及其歷史作用進行反思。1909年推出的《路標》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儘管對其政治傾向爭執不一，但其歷史意義卻是不容置疑的。此後，俄國學者奧夫相尼科—庫利科夫斯基和伊凡諾夫—拉祖姆尼克分別推出了《俄國知識階層史》（1906～1911）和《俄國社會思想史》（1911年）。前者事實上是一本文學論著。奧夫相尼科—庫利科夫斯基作為俄國文學批評中文化學派的代表，側重考察社會變動和各種社會心理類型更替的過程。在開篇之初，作者就指出，由於俄國思想界精神生活的豐富和社會文化生活的貧乏而在知識分子中間形成了一種「恰達耶夫情緒」，該書任務就是分析這一情緒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其復興、在各時期的激化以及最終的消失。後者則在分析「何為知識階層」之後，提出市儈習氣和個人主義是俄國知識階層史的主要內容，知識階層反對前者而捍衛後者，由此構成了百年俄國思想史。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時期，當局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極少提及知識分子話題。勃列日涅夫甚至聲稱蘇聯已經不存在知識分子，只有與工農相結合的腦力勞動者。蘇聯解體前後，知識分子作為俄羅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其歷史地位和作用再一次受到關注，出版了大量論文專著，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交出版的許多經典論著如《路標》、《來自深處》等也多次再版，在俄國形成了一股研究熱潮。在西方，隨著二戰後蘇聯在世界上的影響日益擴大，西方對俄國問題、俄國知識分子問題的關注也隨之加強。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柏林以其《俄國思想家》一書享譽斯拉夫研究界。此書重點關注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俄國知識分子與作家之間的關係，揭示出諸如別林斯基、赫爾岑等知識分子代表在探索俄國解放之路中的種種困惑及痛苦，基本上突破了西方以夏皮羅等人為首的蘇俄思想史研究框架，在西方斯拉夫學研究方面具有撥亂反正之功。愛德華·希爾斯的學生、芝加哥大學的納希爾尼（VladimirC.Nahirny）在他的畢業論文《俄國知識階層：從痛苦到沉寂》（1983年出同名專著）一文中則緊緊抓住「意識形態化」這根線，詳細論述了作為一個整體的知識階層自誕生到衰落的過程，其副標題「從痛苦到沉寂」也很生動地揭示出知識階層的榮辱興衰。隨著蘇聯解體，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與命運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注意。無論在俄國還是西方以及中國，都日益成為一個談論或研究的熱點。

（一）

列寧在《紀念赫爾岑》（1912年）一文中把十九世紀俄國革命主導力量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貴族地主、平民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雖然從概念上說，知識階層並不等於革命主力，但在整個十九世紀主要的革命動力無疑是知識階層，因此列寧的階段劃分值得借鑒。如果說普希金等人作為俄國知識分子雛形的話，那麼縱觀整個十九世紀，俄國知識階層也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雖然有研究者認為知識階層出現於彼得改革之後，即以拉季舍夫為代表。但筆者以為，普希金之前所謂的「知識分子」只是一些受過西化教育的貴族子弟，尚未完全擺脫宮廷的控制（如拉季舍夫、茹科夫斯基都曾是宮中侍臣），與其稱為「知識分子」，不如稱為「文化人」更為合適。作為改革後社會分化而出現的文化精英，他們雖然讀著狄德羅、伏爾泰等人關於自由、民權之類的著作，但在現實生活中仍然擺脫不了原有的奴性心理。很多人不僅在實際生活中離不開宮廷的扶持，甚至在心理上也是以「沙皇僕人」自居。如馮維津就曾哀求葉卡捷琳娜二世對所有的作家都授予官職，「以使我們在徒然為俄國的繆斯服務之際，能為陛下效忠終身」。傑爾查文時刻不忘提醒自己及他人，他是「女皇陛下的私人作者」〔1〕。受「開明君主」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影響，他們有機會接受西歐的先進思想，尤以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啟蒙哲學為最。但這種對國外新思想的探討和文學創作，在他們看來只是接近宮廷、撈取一官半職的終南捷徑，或者在貴族沙龍里招搖過市的手段，與表達人民痛苦、傳達民眾心聲相去甚遠。他們對各種啟蒙思想的接受往往流於抽象的概念，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他們盲目自大的精英意識。沉醉於歌功頌德中的文化精英們極少有人想到去關注具體的社會問題、人民苦難，更遑論做到與沙皇政府勢不兩立，而這些恰恰是構成傳統知識分子的基本要素。他們與後來知識分子的相似之處，更多的在於他們所受的西式教育，以及他們在社會中的中間地位，即居於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但知識階層必備的批判立場和獨立精神的缺乏，構成了他們與後來者的根本區別。偶有犯上者如拉季舍夫之輩，其獨立性格亦如火花突閃，不成其為固定之個性，更遑論有薪火相繼之人。正如納希爾尼在《俄國知識階層》一書里所說的：「這樣的批評家作為個別不滿之聲很容易被逮捕，如對諾維科夫和拉季舍夫，或威脅，如對卡普尼斯特和馮維津，或簡單地拒絕授予官職或榮譽而予以消滅。他們太過於依賴朝廷顯貴的恩澤了，他們總與後者共享其不定的好運，他們太過於軟弱，沒有他們自己的利益和理想。除極少數例外，如知名的卡普尼斯特和拉季舍夫，其餘人都表現出一種恭順僕人的特點，深陷於國家體制之中，並意識到自己完全屬於他們。」〔2〕一言以蔽之，這批人更多地強調其精英意識，強調與民眾之異，與上層之同，他們屬於這個體制之內，要求的也是在這個體制內的改革以求更好地維持這一體制的運行。他們不曾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沙皇專制並與之決裂。人民在他們看來是陌生的，是一個極為疏遠的群體。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米·波克羅夫斯基一針見血地指出：「拉季舍夫根本沒有想到人民……」〔3〕

1812年衛國戰爭對於俄國社會的衝擊是巨大的，不僅促進了俄國思想界的繁榮，而且推動了以普希金為首的俄國民族文學的興起。之所以把普希金等人看做知識階層之原型，是因為在他們身上已經能看見後來構成俄國知識階層的某些特性：譬如對現狀的不滿、對人民的同情。但也應承認，作為最早的貴族知識分子，他們在很多方面尚不成熟。就政治層面而言，他們對專制的認識是膚淺的，缺乏一種深層次的思考。以普希金為例，他之所以對現實不滿，不是因為看到了專制對俄國歷史發展的阻礙，看到了人民在專制下的苦難，而是因為專制妨礙了他出版作品的自由，限制了他作為一個享受生活樂趣的人的自由。這種表面性的不滿反映到文學中，就使作品中的諷刺批評不僅是「偶然出現的」，而且「粗略而草率」，缺乏一種批判的力度。車爾尼雪夫斯基談到這一點時指出：「不管《奧涅金》中的諷刺閃光，不管《智慧的痛苦》中的輝煌的抨擊，批判的因素在果戈理之前，在我們文學中，還是只起次要的作用。」〔4〕人民的概念在他而言是模糊的、抽象的。終其一生，除了那個善於講故事的奶媽之外，普希金似乎沒有和其他下層人打過交道。高爾基說：「他是一個貴族，有著以舊家世族自豪的貴族階級之偏見。」〔5〕他筆下的阿樂哥、奧涅金等人物無不先混跡於上層社會沙龍，上流社會的無聊令其厭煩，繼而想到鄉村尋找新刺激，在他們看來，鄉村只是他們另一個取樂的舞台。正如岡察洛夫評論的：「他們一方面鄙視生活的空虛，鄙視無聊的貴族生活，另一方面卻又向它屈服，既不願與之抗爭，也不願與之決裂。」〔6〕這同樣是作家本人的真實寫照。徘徊於專制和個人自由之間，卻很少想到現實中的人民，這是普希金的悲哀，也是早期知識分子的某種缺陷。

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之交的文化精英注重對法國啟蒙哲學的吸收借鑒，並常以此為茶餘飯後之談資，缺乏深入研究。而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的知識分子在對國外哲學的吸收與借鑒上則有所突破。首先他們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正是黑格爾哲學在俄國大行其道之時，文人如別林斯基者皆沉湎於此，別林斯基甚至為此還陷入了「與現實妥協」的精神危機時期。其次，他們對外來思想不再單純地接受，而是加以批判地認識，並試圖將之改造成改變俄國現實的思想武器。譬如，俄國知識界對於黑格爾的接受大致有兩種傾向。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步」〔7〕，人類將在不斷進步之中達到終極目的。對此，激進派認為需要經過革命來達到，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而保守者則認為在現有的體制下無為而治或稍加改良也能實現這種「世界精神」。另外還有極少數人如晚年的赫爾岑、屠格涅夫等則對這種終極目標表示懷疑。正是在這種對西方思想的不斷認識和挑戰之中，出現了別林斯基等一些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人物，從而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俄國知識階層。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其獨立性還不止於此。與前人相比，別林斯基們在經濟上也是獨立的，雖不無窘迫之時，但大多能以著文或家庭遺產為生，而不必依賴國家俸祿和權貴賞賜。別林斯基等人出身大多為平民，家庭的苦難和自食其力的艱辛，使其能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下層勞動人民，思想探索上也更為激進大膽。相對於那些出身底層的年輕人來說，別林斯基較之普希金等人顯然更容易接近。平民知識分子作家費·米·列謝特尼科夫曾很生動對普希金和別林斯基的差別做了比較：「萊蒙托夫和普希金是山珍海味，別林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卻是精神上的成長所必不可少的食糧……」〔8〕莫斯科大學在十九世紀初的繁榮也為思想自由大開方便之門，培育出大批思想獨立、個性迥異的新青年。出身貴胄之家者如赫爾岑、奧加廖夫等人亦因身處此種相對寬鬆之環境而深受西方自由主義之影響，最終在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槍聲之後確立推翻專制、救民於水火的終身使命。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滲透下，俄國知識分子以批判的姿態看待現行沙皇體制，而不必一味地歌功頌德，從而逐漸形成一種獨立的聲音。別林斯基、赫爾岑由於各自經歷不同，見解迥異，雖為終身摯友，但彼此對於推翻專制的態度卻無疑暗示著以後知識分子自由派和激進派的分野。可以大致地說，別林斯基之前（甚至之後）的一些文人還是停留在貴族沙龍里，側重於文化啟蒙，自由平等對其中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種美好的理想。儘管他們激烈地抨擊農奴制，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平等〔9〕。而像別林斯基這些四十年代人則已經把眼光投到下層人民的痛苦境遇上，並著手以西歐的各種理論來解決俄國的實際問題。雖然有的人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奮鬥的途徑，無所成就，但他們不斷反思、不斷探索的精神仍然可歌可泣，充分體現了知識階層的對真理、對民眾的無限熱愛之心。文學作品中羅亭與奧涅金、畢巧林之根本分別就在於這裡。這是知識階層自身的成熟，也是文學塑造人物的發展。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可以被視為知識階層發展史上的第二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的1855年俄國與英、法、土三國之間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在歷經多時的堅持後終以塞瓦斯托波爾要塞的失陷而告失敗。舉國震驚，尼古拉一世為此焦慮不堪，於三月份去世（民間有傳言說是服毒自殺）。尼古拉一世是一位以精神壓迫而著稱的專制君主，被別爾嘉耶夫稱之為「普魯士警察的典型」。他的死對於俄國各階層而言顯然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克魯泡特金回憶說：「在聖彼得堡知識階級的人居然在街中擁抱，互相傳達這個消息。每個人都覺得戰爭快要終止了，在『暴君』治下盛行的可怕的情形也快要消滅了。」〔10〕遠在倫敦的赫爾岑在《關於北極星的發行聲明》中說道：「《北極星》被尼古拉統治的烏雲所遮蔽，現尼古拉命歸西天，而北極星又重現光明……」〔11〕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登基後，大赦政治犯，放鬆書刊檢查，令整個俄國社會對其充滿改革的希望。從流放地歸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親切地稱之為自己的「解放者」。這種對前景的盼望在1861年達到高潮。然而農奴制改革之後，政府以改革之名行掠奪之實，農民的赤貧依然如故，甚至反有惡化之勢。如此種種令這種改革的反動本質暴露無遺。在發現各種改革之夢徹底破滅後，俄國知識階層在鬥爭方向及思想認識等方面發生重大轉變，革命的呼聲大大超過改良要求。這一轉折在思想領域的反映，便是1855年間車爾尼雪夫斯基學位論文《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的發表。作者在文中旗幟鮮明地指出：「美是生活」；「科學與藝術（詩）是開始研究生活的人的Handbuch（德文：手冊，教科書——引者注）」；藝術的使命就是：「當現實不在眼前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代替現實，並且給人作為生活的教科書。」〔12〕車氏的唯物主義美學觀在社會上反響極大，年輕一代對此十分熱衷。屠格涅夫對此深為憂慮，他從藝術的角度出發，認為藝術除了為生活服務外，還應該考慮到美的問題。在作家眼裡，類似於車氏這種粗俗的、功利性極強的唯物主義只能毀滅美。儘管有屠格涅夫等人對其駁斥，但虛幻的、藝術的美還是難敵現實的、政治的殘酷，車氏論文以其鮮明的現實意義在六十年代大學生中影響日益增長。別林斯基之後，俄國知識階層對暴力革命的狂熱日益強烈，鼓吹「熱愛破壞就是熱愛建設」的巴枯寧主義一時間大行其道，甚至出現了如涅恰耶夫之類為目的不擇手段之輩。所謂「六十年代人」與「四十年代人」的衝突，便反映出兩代知識分子之間根本的分歧。這場衝突是俄國知識階層誕生以來的第一次重大轉變，它對於知識階層在心理、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可以說，自此之後，知識階層由大學講台上的啟蒙教師變成了現實鬥爭中的鬥士。革命顛覆取代了文化創造，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代替了溫情脈脈的改良主義，巴枯寧取代赫爾岑成為俄國青年的精神導師。知識階層走向民間，到農民中去宣傳西方的先進思想，此後甚至出現鼓動農民起來抗租抗稅等激烈舉動，從柴可夫斯基團到「土地與自由社」，再到民意黨，雖屢遭挫折也不改其初衷。

到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交，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敗之後，俄國知識階層再次發生了重大的轉折。這一轉折在傳統的馬列主義思想家看來，是對原有革命精神的偏離，是「知識分子幾乎全部叛變和變節」〔13〕的表現，但同時這也是知識階層主體意識成熟的時刻。1905年之前，隨著資本主義的大發展，俄國知識分子隊伍進一步壯大；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流行、地方自治局等機構的設置，大大加強了其參政議政意識。知識階層作為革命鬥爭的帶頭人，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俄國歷史的走向。這種歷史的重要性使其主體意識逐漸高漲，在1905年革命中他們利用革命形勢，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提出修改憲法、限制沙皇權力等主張。政府在其壓力之下被迫頒布《十月宣言》（即《完善國家制度宣言》）答應給予公民自由，成立國家杜馬。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知識階層最為活躍的時期，他們在俄國歷史舞台上扮演了最為奪目的角色。但是知識階層畢竟還是太年輕了，他們充滿熱情卻無法適應多變的時局，只知一味前進而不知稍作退讓以求更大進步。大臣會議主席維特事後不無遺憾地說：「應當說，不論皇帝，特別是整個宮廷集團和貴族對這條出路（指改良立憲之路——引者注）多麼不感興趣，但如果文化階級表現出明智的態度，當即割掉自己身上的革命尾巴的話，那麼尼古拉二世是會實現十月十七日許下的諾言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文化階級未能順應由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國務經驗造成的形勢。」〔14〕兩方實力僵持不下，稍後政府動用軍隊採取強硬措施解散杜馬，此舉無疑對知識階層的參政熱情潑了一盤大大的冷水，使其在頹唐之餘能坐下來批判地看待來自西方的理論和思潮，並立足本民族的傳統，對以往知識階層的一些問題進行反思：知識階層在社會中的地位是什麼？它的真正歷史使命是什麼？1909年出版的《路標》就是這一思考的成果，儘管其中不乏矯枉過正之詞，但卻深深折射出俄國知識分子力圖成為一個獨立階級的渴望。伊凡諾夫—拉祖姆尼克的《俄國社會思想史》開篇便提出：「何為俄國知識階層？」隨即提出：「知識階層首先是固定的社會集團。」「其特徵是創造新形式和新思想並積極把它們貫穿到生活中去，從而達到每一個性在物質和精神上、社會和個人上的解放。」〔15〕革命不再是知識階層惟一的使命，唯物主義、庸俗實證主義也不再是世紀之初的主要思想潮流。文化的創造和思想的探索逐漸成為世紀之交時知識階層活動的重要內容。雖然知識分子各個派別從列寧的革命派到自由派的某些人都對《路標》持批判態度，但無疑在此之後，知識分子的關注重點發生了變化。興起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俄國現代主義文學以及宗教哲學等逐漸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投身於此，大作尋章摘句之事，形成後世矚目的「白銀時代」。

假如把十月革命之前的知識階層發展史看做是一部反對沙皇專制的鬥爭史的話，那麼其武器就是其大腦中的各種指導思想。因此概括起來說，俄國知識階層的這三個階段可簡化為尋找武器、拿起武器、反思武器。當知識分子在反思自身的時候，他也就逐漸放棄了鬥爭武器，遠離了火熱的現實生活。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短短八個月政權易手，各個知識分子黨派威望急劇下跌，其中自然離不開列寧等人對時局的敏銳把握和大膽利用，但知識階層在此之前十多年間脫離現實，參政能力大跌，自然不得民眾歡迎，為革命所拋棄自在情理之中。新政權建立之後，堅持傳統獨立思想之知識分子不是被遣送出境，就是身陷囹圄，剩下的大多是作為無產階級附屬的知識分子（更確切地說是「知識者（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等堅持十九世紀先輩之批判意識、獨立個性的知識分子雖寥若晨星，但仍為俄國知識分子傳統精神保留一絲亮色，為六七十年代的扎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人所繼承。

（二）

知識階層本身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現象。僅以十九世紀而言，四十年代的知識階層和六十年代的知識階層無論在思想傾向還是批判社會的方式上都截然不同。在今天，俄國知識階層顯然已經成為一段獨特的過去。筆者以為，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俄國知識階層，其存在有兩個前提：首先是一個獨裁性較強的專制政權。這兩者之間有種共生關係，或者說正是有了專制政權，俄國知識階層才會成為俄國知識階層，否則它和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一般的知識者。其次，俄國知識階層總是離不開文學，他們或閱讀文學從中汲取精神力量，或自身創作文學賦予人精神力量。如果說在西歐，文學、哲學只是作為探討和表達真理的一種方式，那麼對於十九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來說，文學是他們反抗的根本途徑，也是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根本來源。文學地位之高，恰如赫爾岑所言：「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學是惟一的講壇，可以從這個講壇上向公眾訴說自己的憤怒的吶喊和良心的呼聲。」〔16〕

國外有研究者總結出了知識階層共有十條特徵，其中有「為大眾幸福的普遍事業獻身精神；與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的背離；對民主和個人完善的信念；個人信仰的堅定性」等等〔17〕。但筆者以為其中有些是重複或者不屬於俄國知識分子特性的東西。綜合起來說，十九世紀的俄國知識階層大致有下列三種特性：第一是知識階層擁有共同的政治態度，其堅定性堪與宗教信仰相媲美。注重政治鬥爭、道德主義至上是俄國知識階層有別於西歐知識分子的重要方面。政治鬥爭對象隨著時代而變，如在十九世紀便是推翻沙皇專制，二十世紀便是與斯大林集權體製作鬥爭。他們認為自身知識來源於人民的勞作，因而完全有義務關心人民苦難，在為人民利益獻身中達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所以別爾嘉耶夫說：「當拉季舍夫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說：『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俄國知識階層便誕生了。」〔18〕第二是思想的極端化，首先他們和西歐知識分子一樣執迷於對永恆真理的追求。他們永遠不局限於一種理論，永遠不滿於眼前現實，他們的想法總是超越當前的時代。「生活在別處」——這是他們的卓越之處，也是他們批判現狀的依據。其次，思想或者觀念在西歐知識分子來說僅僅是沙龍中用以討論的形而上的東西，但對俄國知識階層來說，卻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根本指導，是其投身於實踐時的武器。從這點上說，他們倒是應了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9〕第三，真正的俄國知識階層在任何時候都是非主流。他們作為社會分化的產物，上不及廟堂，下難隱江湖，屬於社會的中間人，發展到後來成了「多餘人」，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益複雜化。其主體部分經歷了一個從無根基到有根基的轉變過程。如果說別林斯基時期的知識分子尚屬無根基的話，那麼到了十九世紀末知識階層的主體部分就逐漸轉化為各個階級各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不但有革命與保守之分，還有立憲與民粹之別，當然還有少數堅持十九世紀傳統、做人民代言人的知識分子。僅以1911年彼得堡技術員為例，有百分之二十五點三屬於社會民主黨，百分之二十點七屬於立憲派，百分之十九點四是社會革命黨，百分之十五屬於無黨派，此外還有無政府主義者等〔20〕。技術類知識分子尚且如此界線分明，何況人文知識分子？但筆者以為，歸附於某個階級或政黨之後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是成為一種葛蘭西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或者說是「知識者」。1905年前後是知識階層分裂的主要時期，勃洛克在致吉皮烏斯的一封信里說到，他們之間對於詩歌、美學及政治的分歧是始於1905年，而非1917年。此語用於作為一個整體的俄國知識階層，也未嘗不可。當然，這裡所說的情況沒有完全囊括俄國知識階層的所有特點，但是，在我看來，第一，這幾個特點基本上概括了對知識階層各種不同定義的共同點；第二，使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知識階層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和某些知識分子派別所固有的特點。對於知識階層的這種理解既與過分縮小知識階層範圍的做法相對立，也反對把知識階層僅僅解釋成「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以至於把它同整個文化階層混為一談。

作為一個歷史現象的俄國知識階層隨著蘇聯紅旗的落地而走向發展的新階段，但是就目前看來，意識形態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似乎並未給它帶來多麼有利的發展契機。尤里·波利亞科夫在他那本《無望的逃離》（張建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中所刻畫的知識分子形象正是當代俄國知識分子在商品大潮中無奈的寫照。俄羅斯已經實現了民主化，他們失去了反抗的對象；大眾忙於每日生計，文學作為精神源泉已是明日黃花。知識分子該幹什麼，能幹什麼，成為目前俄國知識階層的主要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恐怕不僅僅是俄國知識分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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