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局三十年丨明周刊封面故事

「2017年，一人有一票」

閃光燈下，梁振英身後站著二十多名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會議成員。這是一場8月31日在港府總部召開的記者會。

他們身後還有175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成員。數小時前，2000公里外的北京，常委會剛剛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當日稍晚，香港政府新聞網公布一段記者會的視頻。其間，鏡頭畫面一直像梁振英的語速一樣平穩：「……香港可以從2017年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但當梁說到「也為香港歷史揭開新的篇章」時，畫面忽然抖動一下，一秒後才恢復正常。

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失誤。但當日這份2500字左右的《決定》，在香港全城引發的反應，遠遠不止視頻上的這一點小震動。

就在梁振英侃侃而談後不久，在距離香港不到1小時航程的澳門，60萬市民正在電視機前觀看自己的特首選舉。最終，唯一的候選人崔世安以380票當選。

對北京、香港和澳門而言，8月31日是一個時空神奇交錯的日子。

三張選票

多名反對派領袖反對政改折中的「袋住先」（先揣兜里）方案

按鳳凰衛視評論員鄭浩的觀點，2017年香港的第五屆行政長官，是由500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還是維持現狀、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某種程度上將由三名香港立法會的議員決定。

按照程序，北京通過的普選《決定》，將在2015年第一季度被提交到香港立法會進行表決。9月1日，鄭浩在香港的直播室里說：「目前，立法會一共有70名議員，擁護中央的『建制派』有43名，至少還要三票才能達到2/3獲得通過。這三名議員的傾向非常關鍵。」

香港立法會的另一些議員，不喜歡提名委員會這種「篩選機制」，更對8月31日的《決定》中「必須堅持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心存疑慮。

事實上，他們本不應對這條原則感到不適。早在今年6月，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時，已經有此一句：「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

那一次，美國的《洛杉磯時報》就不無警告地說，「國務院似乎在提醒香港，誰才是老闆。」

香港「泛民主派」和它的發起者戴耀廷，顯然沒有聽到這一「警告」。他們堅持普選應該繞開提名委員會，改由民眾或政黨直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實行「真正的」一人一票。

他們的政治籌碼，是2013年發起並付諸行動的「佔中」行動。自香港1841年開埠，經歷港英28任總督和4屆特首，作為政治和商業中心的中環，第一次如此長時間成為街頭抗議的中心。

氣氛不可謂不熱烈，但戴耀廷們期望的「國際干預」沒有到來，遙遠的英國一片靜默。

1997年，英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大國。當時，中國的GDP大約是9500億美元，僅是英國的2/3。現在，中國的經濟規模已是英國的4倍。儘管實力逆轉，但中國政府仍信守協定，忠實地堅持「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就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所言：「這17年實施的民主，比英國統治香港150年要快得多。」

李飛沒有說假話。從港英時代完全沒有民主，到《中英聯合聲明》沒有「普選」二字，再到《基本法》白紙黑字寫明「普選」、前四屆行政長官的「小圈子選舉」，最終抵達2014年8月31日的普選《決定》，從時間縱向看，香港的民主進程一直在前行，從未被中斷。

無怪乎，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要勸香港市民接受普選《決定》，給未來留一些空間。他把中央政府比作一位絕不會傷害自己孩子的母親。「母親總是會為自己的孩子著想，」他說，「她的目的很單純。」

兩張A4紙

董伯伯近日率香港「富豪團」面見習近平，有媒體傳其有再出山的兆頭。

「這不是香港民主的終結，今後仍有向前推進的空間。」

自2005年以健康理由辭職後，香港前任特首董建華已很少在公眾視野出現。但九月初，他在自己位於香港半山區的辦公室召開記者會，呼籲市民接受普選《決定》，並反問：「我們怎能在民主的路上停滯不前呢？」

多少年後，2014年這個讓退休九年的「老阿伯」都要打破沉默的《決定》，或許會成為香港的歷史分水嶺。

但和以往每一次宏大敘事一樣，這座城市的故事都要從最初開始講起。

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廣東全境和海南島，香港就在眼前。當時的香港總督在發給英國殖民地大臣的一封電報中說：「如果他們願意奪取香港的話，英國將無力保衛它。」

大臣不甘示弱，調兵遣將把5000人的香港駐軍增加到3萬。看上去中英之戰一觸即發，但中國軍隊的腳步突然停下來。中國的領導知道，武力收復香港沒有什麼好處，維持現狀卻大有可為。

蘇聯代表米高揚訪問中國時曾提出疑問，但毛澤東的回答很明確：「急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沒有多大意義。」

數十年後，這個問題在鄧小平嘴裡，就變成「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其時，他剛剛經歷政治生涯的第三次崛起，中英兩國近一個世紀前簽訂的租讓條約「大限將至」，香港問題有些匆忙地擺在案頭。

中國政府面臨的局面甚至比1949年時更複雜。英國人在得意洋洋地炫耀他們「治港有方」。事實好像真是這樣。那時，香港已是一個政治自由、經濟繁榮的港口城市，每年有5800多億港元的GDP。

當時的內地民眾不知道這些數據，但報紙經常提到英國的不良居心。他們喋喋不休在炫耀，似乎在試探中國是否有可能讓他們繼續留在香港。

但當1982年撒切爾夫人飛到北京時，她在香港問題上是一位底氣不足的英國首相。她說自己擔心如果「中國收回香港，會使國際和香港喪失信心。」好像英國有什麼神秘力量，沒有它香港就要完蛋。

1984年，中英兩國在聯合聲明上簽字。英國人後來回憶說，他們原以為要準備厚厚的一部卷宗，沒想到中方只需要兩張A4紙，就完成一份莊重的承諾。

時間終於到達1997年7月1日凌晨。中國的副總理錢其琛和剛剛上任12分鐘的董建華，把英國的查爾斯王儲、前任首相撒切爾、時任首相布萊爾和末代總督彭定康送出會堂門口，隨即轉身加入狂歡者的行列。

彭定康是過去30年香港繞不開的麻煩製造者。9月2日，普選《決定》通過的第三天，他在媒體上撰文，呼籲英國政府不要在香港問題上沉默。

他似乎忘記，去年年底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出訪中國時，高喊過這樣一句話：「英國將做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最強支持者。」

《環球時報》肯定沒忘記這番話，因此才會在9月4日「力勸」英國在香港的政改中「做一個自重的觀眾」。

歷史記錄卻顯示，彭定康一直有一顆要當主角的心。1984年後，中英兩國原本商定，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可以全部過渡，成為1997年第一屆立法會議員。

但1992年彭定康來到香港後，試圖遊走在《中英聯合聲明》的中間地帶，試圖在《東方之珠》日漸唱響的香港，推行一場政治改革。香港的政治氣氛迅速轉變，立法局「直通車」被取消，彭定康背上「罪人」的罵名。

對他的所作所為，並非只有中國政府才保持警惕。當年，英國上議院的一位資深議員蕭克羅斯勛爵曾公開表示：「英國用了400年時間才建立議會民主制度，至今還保存一個非普選產生的上議院。相比之下，香港的民主進程已經是超速度。如果還要再加快，那對香港的未來一點好處也沒有。」

多年後，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的主編戴維·皮林寫道：「1842年之後，英國人不把其治下的中國人當回事，從不給予他們任何選舉機會。然而，在1997年歸還香港前，最後一任港督惡作劇般地播下民主抱負的種子，這是一種政治破壞行動，相當於故意把一種瘋長的野草引種到外國的土壤。」

一個二線城市

「回歸多風雨，理想一起追。」

這是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弘毅多年前一篇文章的標題，至今適用。內地和香港的關係，並非一日之寒。自1984年確定回歸，兩地的相互試探和靠近就已經開始。雖然「血濃於水」，但仍免不了摸著石頭過河。

那時，內地正在改革開放，而香港的經濟和文化魅力正在歷史高峰。1988年，鄧小平說：「我們要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

作為一座遠離北方政治中心的城市，這是香港第一次被內地的官方語言贊為榜樣。當年，即便在內地最偏遠的山村，也可以從少年們的房間里看到周潤發和劉德華的海報。中環、旺角、銅鑼灣……每一個地名都那樣熟悉，因為早已在香港電影中溫習多年。

上世紀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隨後，1000名左右的內地幹部到香港學習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證券、房地產等知識。

十數年後，一位參加過當年培訓的廳級幹部還清晰記得當時上課的內容。他說：「當時給我們上課的梁振英說，他覺得大陸的房地產不是太冷，而是太熱。但是當時大陸的房地產剛剛起步。後來海南房地產事件爆發，證明他是對的。」

那時，香港的人均GDP甚至已經超過英國，港島自上而下充滿前所未有的自信，就像今時今日的內地一樣。

直到1997年以前，這個面積只有110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直在廣闊的內地面前，扮演著「老師」的角色。

但角色的互換不需要一萬年，幾乎在一朝一夕間就悄然完成。1997年回歸時，香港的GDP相當於全國的 15.6%，到2013年，這一比例下降到2.9%。

另外，一個叫「智谷趨勢」的民間智庫，言之鑿鑿地分析說，目前香港經濟的年度增長率僅為2%左右，內地主要中心城市的增長率都在7%以上。2017年前後，廣州、深圳、天津等城市經濟總量將超過香港。到2022年，重慶、成都和杭州的經濟總量，也有望與香港持平。屆時，香港在中國的城市經濟序列中會變成一個二線城市。

從歷史上看，香港早就品嘗過這種地理區位上的失落。19世紀40年代，當時從印度運往中國的鴉片，有3/4是經香港轉銷。但《南京條約》簽訂後五口通商，它的經濟地位馬上受到嚴重打擊。

當1949年英國完全失去在中國內地的機會後，香港的地位才重新變得重要起來。值得注意的是，自那以後，英國開始意識到，一個擁有強烈「中國意識」的香港，對殖民統治不是好事。於是，一百多年來，香港從沒有國民身份教育，有關中國的身份認同，被淡化到史上最低。

與此同時，香港被打造出一種務實的氣質。市民對政治缺乏興趣。這裡的計程車司機不像北京一樣，喜歡語氣神秘地談論時事。這裡的報攤上幾乎沒有一本像樣的時政雜誌，八卦周刊才是最好賣的印刷品。

一場演講

上世紀50-80年代，因貧窮和饑荒，有近100萬內地居民經深圳偷渡至香港，史稱「大逃港」

內地民眾剛剛在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里，重溫過當年「大逃港」時的情景。回歸十七年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也不缺乏溫情的畫面。

1998年長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水災時，全香港賣小菜的低收入群體，曾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獻給內地。要知道，這一行為並非由政府組織，而是民眾自願。十年後，汶川地震發生。香港以670萬的人口，貢獻100億港幣給災區。

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非典」時期的香港。那場造成299人死亡的瘟疫，令香港的經濟一片凄涼。此時內地開放香港自由行，是為香港解渴。

自1949年後，這座城市還從未見過這麼多內地居民。他們不是逃過來的饑民，而是懷揣人民幣的遊客。這是兩地民眾多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直接接觸。

但內地遊客中的一小撮，並未表現出與富裕程度相匹配的文明。這令香港市民心有抵觸。在他們日趨明顯的焦慮中，這種抵觸迅速變質。

就像作家梁文道在今夏所言：「以前香港的年輕人只想著如何賺錢。但反觀今天香港的年輕人，他們對政治濃厚的參與性卻大過以往任何一代。」

而對內地的年輕人而言，今時今日的香港，榜樣效應早已消退。周潤發和劉德華的海報也已從偏遠小山村的老屋牆上泛黃跌落。

此消彼長，摩擦悄然生長。雙方的第一次民間齟齬，發生在2011年夏天。矛頭被指向內地新移民，原因是香港政府準備也給他們發放6000元港幣的福利。

自那以後，「雙非孕婦」、「國民教育」和「蝗蟲廣告」等一系列事件，一次次激發陸港兩地的情緒對立。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部分香港人是狗」的言論，則與後來7名香港青年上街唱「蝗蟲歌」的行為一樣，充滿無知與無謂的氣息。

這種歷經「充分醞釀」的民間對立，最終成為2014年這個夏末普選風波的情緒基礎。不過，雖然高呼口號，雖然上街遊行，但作為一個自由的港口，這座城市的璀璨夜色里，仍有一部分理性的光輝。

2012年初春寒料峭的一天，在一場反對種族歧視的自由演講階段，就有一個外國人用發音清晰的中文說：「我在北京和香港生活過大半輩子，兩個地方的中國人我都喜歡，我希望你們也能不分彼此。」

2014年的普選《決定》發布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馮巍也表示，在一個多元的社會，進行如此重大的政治變革，存在意見分歧以致出現衝突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縮小分歧，尋求共識，向前邁進。

對香港和內地而言，向前邁進是一個大步。這種大步不是靠街頭遊行所能走出的。就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所言，「不要把一生獻給馬路，給社會留一點安寧」。

從1842年到1997年，香港渡盡劫波，「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你的尊嚴」。一位曾在港工作多年的內地官員說過，香港是一本難以讀懂的書，需要花很長時間來讀。面對2014年和更多更漫長的日夜，中國需要讀得更仔細，以便保持維多利亞港的光輝璀璨。

（文章原載《明周刊》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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