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因何而衰退：國外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新進展

06-12

作者介紹

倪春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

正文

近年來，「民主的衰退」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顯著趨勢。2016年，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的「民主指數」報告指出，全球「民主」進入了「令人焦慮的時代」。無獨有偶，其他幾個重要的民主評估機構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如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發布的2016年「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顯示，在過去的兩年間，全球國家中民主質量顯著下降的比例超過了五分之一，而顯著提升的國家數量則不足十分之一。①「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披露的最新數據也表明，2015年，全球多達72個國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國家僅有43個。更重要的是，全球「自由程度」已經連續十年處於下降之中，因此「自由之家」將過去的十年稱為民主「衰退的十年」。②長期致力於民主衰退研究的斯坦福大學著名學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波瀾壯闊的「第三波」在2006年前後進入拐點，全球民主在此之後陷入了一個漫長的停滯期。「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和「選舉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數量在2006年之後分別有所下降。戴蒙德指出，民主衰退還突出地表現為，近年來民主崩潰(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明顯加快了。自1999年巴基斯坦發生政變顛覆民主政權以來，民主崩潰的步伐開始加速。③民主崩潰的比例在21世紀最初的15年間為17.6％，而上一個15年則只有12.7％。總體來看，1974～2014年間，全球所有民主國家中有29％的國家發生了民主崩潰，在西方以外的民主國家中，民主崩潰的比例更是高達35％。在穩定的西方民主國家之外的重要國家中(人口超過8000萬或者國民收入超過1300億美元的國家)，民主不是處於停滯狀態就是發生了倒退。即使那些未發生民主崩潰的新興民主國家，目前也遭遇了各種危機和困境，如選舉質量差強人意，同時還存在「非自由民主」發展不平衡的問題。④此外，包括美國在內的老牌西方國家的民主有效性和活力及對民主的自信均在衰減。如美國的政治生活正陷入空前的政治極化和政治僵局之中。美國民眾對國會的認同以及對政府的信任均處於歷史低谷。競選費用前所未有的增加，黑金政治影響的飆升以及公民投票率的新低等，都是美國民主制度處於「亞健康」的明顯病症。「美國如今遭受政治衰敗源自法治和『民主』無法為國家能力所平衡。」⑤

　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學術譜系

　　與戴蒙德共同創建《民主雜誌》的著名學者馬克·普拉塔納(Marc F.Plattner)認為，儘管全球民主國家的數量變動幅度不大，但是國際社會為何普遍認為民主處於衰退之中呢?普拉塔納強調，應該探尋「民主衰退論」得以興起的真正根源。⑥早期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的成因的探索主要可分為兩條路徑：一是討論政治行為者尤其是精英在民主衰退過程中的作用；二是聚焦於經濟、政治等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對民主衰退的影響。從過程視角分析民主衰退的代表性學者為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爾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他們對德國、西班牙和智利民主崩潰的案例研究發現，民主崩潰的主要原因在於政治主體之間的互動，其中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經濟精英和軍隊等政治主體的選擇，對民主政體的穩定性產生了尤為直接的影響。⑦林茨和斯泰潘認為：「主要的政治團體不尋求推翻民主政體，或者脫離國家而獨立，這樣，在行為層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體選擇。達到這樣一種共識之後，在民主轉型過程之中新生的民選政府，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不再是如何防止民主崩潰。即使在面臨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之時，民眾中的絕大多數也都相信，任何進一步的政治調整都必須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進行，這樣，在態度層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體選擇。當國家之中的所有行動者都習慣於這麼一種事實，即政治衝突必須依據既定規則加以解決，如果違反這些規則，很可能既沒有效率又代價高昂，此時在制度層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體選擇。」⑧斯科特·門瓦林(Scott P.Mainwaring)等學者對拉丁美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發現，主要的政治主體對民主的態度是民主制度能否存續的決定性因素之一。⑨其他一些著名的民主理論學者，如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托馬斯·卡羅瑟斯(Thomas Carothers)等也秉持相近的立場。近年來異軍突起的民主化「再分配主義理論」試圖從財富分配的角度對民主制度如何鞏固做出全新的解讀。該理論認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鞏固取決於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政治博弈。在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情況下，中間選民的稅收偏好很少帶有沒收性質，精英因而不會懼怕再分配而選擇接納民主制度。反之，較高的財富不平等將導致有利於多數選民的再分配政策，從而加劇了階級衝突和社會矛盾，最終將不利於民主制度的鞏固。⑩客觀地說，民主衰退的過程分析在解釋單個民主崩潰案例時十分有效，但是在觀察群體案例時存在解釋效力不足的缺陷。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Robinson)指出，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中，充斥著大量關於民主生成與鞏固富有深刻見解的案例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對於何種條件將引導一個社會成為和維持民主制度，並沒有提供多少有益的理論總結。(11)同時一些過程取向的研究所援引的案例年代較為久遠，甚至是「第三波」之前的案例，在此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性值得商榷。如以往過程取向的研究認為，民主政體的崩潰主要是軍事政變或行政政變造成的。但是自2000年以來，全球發生的25起民主崩潰案例，都不是由軍事政變或行政政變引發，而主要是民主權利和民主程序的漸進衰退，最終將民主體制推向競爭性威權導致的。(12)

　民主衰退的結構性分析主要側重於討論結構性因素如經濟變數、政治制度等對民主衰退的影響。自李普塞特提出良好的經濟表現將有利於民主政體的延續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外學者普遍相信經濟發展與民主制度之間存在著顯著關聯。(13)亞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學者發現，民主政權對經濟表現十分敏感，並且經濟危機時間越長，民主崩潰的概率就越高。當人均收入連續增長三年或以上時，民主崩潰的概率為1/135；而當人均收入連續兩年下降時，民主崩潰的概率為1/13。普澤沃斯基總結道，多數民主「死亡」時總有經濟危機相伴：39個民主「死亡」案例中，有28個在前一年或前兩年內人均收入處於下降之中。(14)戴蒙德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他指出，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引發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是卻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民主衰退。他認為，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有三個。首先，遭受經濟危機打擊的重災區，多數是富裕的工業化民主國家和歐洲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中經歷了數十年的成功運作之後已經得到了鞏固；其次，在新興和脆弱的民主國家中，經濟危機往往造成了民選政府的倒台而非民主制度的崩潰；第三，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已經有民主崩潰的案例發生，同時令人意外的是，許多國家在發生民主崩潰時依然保持著穩健的經濟增長。早期結構取向的民主衰退研究還忽視了深入探究向「民主」轉型的步伐放緩甚至是停滯了的原因。嚴格說來，民主衰退既包括民主國家所遭遇的各種困境和危機，同時也包括向「民主」轉型漸趨於停滯的問題。如卡萊斯·鮑什(Carles Boix)指出，經濟因素與民主之間的關聯隨著時間而不斷削弱。從20世紀早期開始，經濟現代化的各個變數，如收入水平、經濟平等、城市化、教育等變數與民主之間的聯繫在逐漸減弱。他認為國際環境的變化可能是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之一。(15)約爾根·默勒()和斯文—埃里克·斯康寧(Svend-Erik Skaaning)兩位學者也發現，自1992年起，結構性因素對民主的影響在變弱。(16)

　　在以往結構取向的研究中，國外學者還普遍認為，議會制還是總統制、聯邦制還是單一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等結構性差異對民主的穩定性產生了重要影響。事實上，有關政治制度對民主衰退的影響並沒有達成共識。如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胡安·林茨等學者主張，議會制比總統制更有利於民主的穩定。但是鮑什等學者的研究發現，總統制或議會制本身與民主政權的脆弱性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聯。(17)門瓦林對31個能夠長期維持民主政權的國家的分析發現，其中議會制和總統制國家的數量分別是24個和4個，他據此得出總統制不利於民主鞏固的結論。但是在最近的研究中，門瓦林認為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可能並不是影響民主制度崩潰或倖存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當政治領導人對民主擁有強烈的價值偏愛和避免激進的政策立場時，民主制度就有可能會倖存下來；而當區域環境有利於民主價值的傳播以及國內政治環境較為溫和時，民主制度就會變得更為強健。(18)近年來，有國外學者對介於「民主」和「獨裁」之間的「部分民主」或「半民主」政權的持續性進行了探討。其中，卡爾·亨利克·克魯特森(Carl Henrik Knutsen)等學者發現，民主的程度差異而非軍政府或主導政權的黨派，是解釋為何有的政權發生了崩潰而其他政權卻能夠延續下來的關鍵原因。(19)此外，斯蒂芬·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羅伯特·考夫曼(Robert R.Kaufman)也對以往單純強調製度類型的研究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對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而言，問題並不是出在正式的體制安排上，而是這些體制安排不能對在任者或反對派形成真正的約束。也就是說，制度設計本身具有重要性，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同樣具有重要性。在制度化水平低的民主國家中，在任者不願或不能向反對派做出可信的承諾，他們通過無視、改變和削弱憲法體制來追求政治目的或個人利益。這種行為預期同樣適用於反對派。他們總結道，正是制度化水平低而非制度本身導致了民主制度的削弱和被推翻。(20)

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新進展

　　民主衰退過程取向和結構取向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已經逐漸被國外學者所察覺。在近年來的民主衰退的歸因分析中，國外學者在吸取和總結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更側重於分析民主制度的績效而非制度結構本身。與此同時，從民主國家外部的國際因素來思考民主衰退也是顯著的特徵之一。需要指出的，沒有任何單一變數即可有效預測民主衰退是否會發生，民主衰退是許多變數共同作用的結果。(21)如戴蒙德發現，那些發生民主崩潰的國家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徵：多數是貧困的或收入中等偏下的國家；以世界銀行的善治衡量標準來看，這些國家的排名都很靠後；政治不穩定和暴力水平較高，並被階級、種族等界線深深割裂；行政權力被嚴重濫用。(22)斯蒂芬·海哥德和羅伯特·考夫曼也認為，貧窮、不平等、資源尋租和族群異質性都可能對民主的穩定性產生影響。在眾多可能對民主衰退產生影響的因素中，以下幾個原因在近年來的研究中被反覆加以強調。

　　首先，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許多國外學者看來，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合法性而被廣泛認同，原因在於它是達致善治的必要前提。相反，治理不善無疑會影響公民對民主的滿意度，同時也削弱了公民對民主的支持。(23)如戴蒙德明確指出，民主衰退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糟糕的治理。(24)普拉塔納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發酵至今的後果，致使當前發達民主國家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上深陷困境。與此同時，在新興市場國家中，那種認為西方的制度和政策不值得效仿的觀點越來越有吸引力，而困擾發達民主國家的政治紊亂及其應對失靈又進一步削弱了自身的吸引力。(25)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副主席、民主援助和比較民主化研究的權威托馬斯·卡羅瑟斯指出，民主的全球停滯是過去十年間國際政治發展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阿拉伯之春」曾被認為是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的標誌，然而最初進發的樂觀希望旋即被悲觀主義情緒所取代。卡瑟羅斯指出，當前美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的「陣痛」，損害了其民主在世界各地人民心中的形象。在美國，政治極化導致的功能失調、政治中金錢作用的飆升以及不公正劃分選區導致的代表性扭曲等成為美國特有的問題；在歐洲，歐元危機、極端主義政黨的興起以及對少數族群社會整合的挑戰等，都對民主的興盛產生了質疑。許多轉型國家人們開始相信，自由民主制度可能並不是影響治理和保持經濟活力的決定性因素。(26)福山指出，很難判斷全球是否正在經歷一股民主回潮，但是不難判斷的是，近年來全球民主國家的表現確實難以令人滿意。全球最發達和成熟的民主國家——美國和歐盟國家正在經受巨大的經濟危機，並且已然陷入了增長緩慢和收入停滯的困境之中。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從巴西到土耳其再到印度，在諸多方面的表現也差強人意，並且爆發了層出不窮的社會抗爭運動。福山認為，在過去數十年里，多數的民主倒退(democratic setbacks)都與制度化的失敗有關，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和老牌民主國家的國家能力滯後於民主問責的普遍要求。未能建設成為現代的、治理良好的國家是近年來民主轉型的致命缺陷。福山指出，現代自由民主制度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國家」在既定疆域內合法壟斷強制權力的行使。國家集中和行使權力來維持和平；保衛群體防禦外部敵人；執行法律和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法治」是一系列對公民和精英具有約束力並反映群體價值觀的規章制度。「民主問責」試圖確保政府為群體利益而非統治者的私利行事，它主要通過自由公正的多黨選舉等程序來實現，儘管「程序性問責」與「實質性問責」並不經常保持一致。福山強調，一個自由民主國家需要平衡這些制度之間的潛在衝突。國家產生和行使權力，法治和民主問責旨在約束權力和保證權力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他認為，現代國家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發展失衡，導致了新興民主國家和老牌民主國家不能滿足公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這種狀況進而也導致了民主制度合法性的不斷喪失。(27)一些學者也秉持相同的立場。如丹·史萊特(Dan Slater)等學者對139個國家橫截面的分析顯示，當代的民主崩潰均可以追溯到「弱國家」的政治根源上。(28)約爾根·默勒和斯文—埃里克·斯康寧進一步指出，民主穩定性依賴於不同類型的國家能力。與威權政權完全依賴強制力量維持政權不同，「行政有效性」即執行政策的能力，對民主政權能否保持穩定最為關鍵。(29)

其次，在國外學者看來，民主衰退的發生還應該歸咎於「威權主義的復興」。如《民主雜誌》自2015年第1期聚焦「民主衰退」話題以來，已經連續五期重點討論了威權主義對民主的「負面」影響。戴蒙德認為，全球民主衰退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威權主義的復興。一方面，從國內來看，當前威權國家對民主衰退最突出的影響是，制定法律將民主國家對威權國家的政黨、運動、媒體、選舉監督和公民社會組織的國際資金流動和技術援助活動定罪，以及對非政府組織能力、形式和運作等方面施加諸多的限制。根據戴蒙德的統計，在西方世界之外的98個國家中，有51個禁止或限制國外對國內公民社會組織進行援助。與此同時，威權國家甚至包括民主國家在內，在壓制網路自由方面變得資源更加豐富、手段更加嫻熟和態度更加強硬；另一方面，從國際上來看，戴蒙德認為，威權主義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他們試圖重塑國際的價值和規範以削弱民主的影響。威權國家成立了資金雄厚的國際傳播媒體來改變國際傳媒環境。不過威權主義對全球民主的挑戰並不僅限於對信息環境的操縱上，同時也在明顯地削弱一些重要的民主和人權機構，如美洲國家組織、歐洲議會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此外，威權國家還成立了新的國際組織，試圖在國界線之外輸出威權主義的價值規範。(30)普拉塔納贊同戴蒙德的判斷，他指出，民主聲譽萎縮的另一面相是許多重要的威權國家的影響力在與日俱增。儘管在21世紀最初幾年裡，流行的「民主勝利論」遭到了指責，但是僅就全球權力與合法性而言，民主並沒有遭遇到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然而十年之後，那種認為民主會繼續保持霸權的信念被動搖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出現了強大的反民主力量。(31)普拉塔納認為，一些威權國家的成功實踐表明，實現重大的經濟進步並不以引進民主制度為前提，因此人們質疑民主可能只是適用於富裕國家的政治制度。普拉塔納還認為，俄羅斯、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委內瑞拉等威權國家都在相互學習借鑒，甚至是合作共同反對民主進步。(32)克里斯多夫·沃克爾(Christopher Walker)進一步指出，儘管威權國家彼此各異，在很多方面存在著顯著不同，但是在阻礙民主進步和削弱民主原則的世界影響力方面的立場則是一致的。在過去十年里，這些國家精於改進鎮壓和控制的技術手段。(33)此外，與西方政客(如希拉里)堅信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將摧毀威權政權的樂觀基調相反，有學者發現，威權政權不僅沒有被網路技術的發展所削弱，相反他們正在積極塑造具有戰略優勢的網路空間，已經掌握了包括技術手段、法律、政策和法規以及更為隱蔽和具有進攻性的技術。(34)2016年1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發行了名為《走向世界的威權主義：民主的挑戰》的論文集，集中了有關威權主義導致全球民主衰退的研究成果。該書的基本論調是，過去十年間，威權國家開始變得有恃無恐，並在國際舞台上擁有話語權。幾個重要的威權國家採取了新的策略和方式，來控制民主的擴散和挑戰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與此同時，發達民主國家正在逐步退縮，未能有效地回應威權國家造成的威脅。(35)不過也有學者指出，「非民主」的區域性大國不能簡單地認定是「威權支持者」。當這些國家認為西方國家對第三國的民主輸出，損害了其地緣政治利益或危及政權生存時，他們自然會做出相應的回應，因而不能武斷地把這些國家的行為定性為「獨裁輸出」(autocracy promotion)。(36)

　第三，恐怖主義蔓延及其引發的政治後果也被視為民主衰退的重要誘因。自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許多國家應對恐怖主義的措施對民主制度本身及其擴散形成了直接的威脅。在國內，公民的政治權利因「反恐」而受到了公權力的擠壓和侵犯；在國際，「反恐」的安全議題壓倒了民主輸出。亞歷山大·庫利(Alexander Cooley)指出，過去十年間，國際社會對民主的強烈反彈力度在增加，並有不可遏制的發展態勢，其中最強有力的反彈是後9·11時代的反恐與安全轉向。自2001年發生恐怖襲擊以來，國際社會不僅僅是美國普遍接受了這樣的看法：安全和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需要進行調整以向前者傾斜。這種「國際緊急狀態」賦權政府擴張行政權力；增加保密範圍和國家特權；設置非法程序；擴大國內監控；繞過國家庇護程序以及安全部門進行各種合作以躲避監督。庫利指出，21世紀初，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和加強國家安全，「反憲政」的舉措逐漸在全球擴散開來。(37)艾琳娜·波卡洛娃(Elena Pokalova)發現，9·11恐怖襲擊之後，全球制定反恐法律的國家數量顯著增加。一些國家修改了既有的刑法，其他國家則制定了專門的反恐法。許多國家以反對恐怖主義和加強國家安全為名，肆意擴張和濫用公共權力，如當前土耳其成為以傳播恐怖主義宣傳為名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38)事實上，不僅僅是土耳其，自詡為世界「民主燈塔」的美國也以反恐的名義濫施暴力，嚴重侵犯公民權利。在國際上，恐怖主義蔓延的全球氛圍也不利於民主的擴散。卡羅瑟斯指出，儘管奧巴馬的一些顧問堅持聲稱美國政府仍在竭力推動民主輸出，但是大量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美國對很多地方是否應該促進民主化猶豫不決。當前美國和歐洲正專註於中東、前蘇聯和東亞地區令人堪憂的安全挑戰，許多政策制定者都主張，這些地區的政治穩定與民主變革相比具有絕對的優先性。(39)也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的全球民主擴散與反恐戰爭密切關聯。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堅信，恐怖主義孕育於威權政權之下，因此輸出更為開放的和經濟繁榮的治理體系，將有助於根除恐怖主義賴以滋生的土壤。小布希政府是這種觀點的積極鼓吹者和踐行者，他將民主輸出作為全球反恐戰爭的核心原則。在第二次就職演講中，小布希更加明確地表達了「自由社會之下的寬容是解決激進主義和恐怖主義的一劑良藥」。小布希用這一說辭為美國強行推動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權變更進行辯護，同時也向威權國家的民主改革施加了更大的外部壓力。(40)恐怖主義蔓延對民主的負面影響還可以通過「民主和平論」理論的「逆向因果解釋」(reverse causality explanation)來解讀。「民主和平論」的擁躉們認為，民主國家相互間很少會發生戰爭，並且與「非民主國家」相比，民主國家也不容易發生內戰和捲入國際衝突之中。「民主和平論」的「逆向因果解釋」理論認為，「民主」與「和平」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即民主對戰爭存在消極影響的同時，和平也對民主施加了積極作用。(41)一方面，由於缺少外部威脅，國內政治力量的擴散使得廣泛的和平產生了更多的民主國家，從而使和平成為民主的前因；另一方面，戰爭衝突將推動國內政治權力的集中，公民權利和自由往往受到限制。在戰爭狀態下，即使是民主政府也會推遲選舉或施行軍事管制法令。(42)「民主和平論」的逆向因果邏輯表明，民主的興盛取決於適宜的尤其是和平的國際環境，而當前全球蔓延和猖獗的恐怖主義以及各國應對恐怖主義而採取的措施均對「民主」產生了不利影響。

第四，一些國外學者認為，當前的民主衰退是由民主國家與其競爭對手之間的政治地理位移導致的。布魯斯金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認為，從民主「波浪」和「回潮」的歷史來看，全球的民主衰退都與地緣政治(geopolitics)密切相關。他指出，20世紀70年代之所以會爆發「第三波」，是因為全球的權力和理念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的國際氛圍變得越來越有利於民主國家而對威權國家不利。卡根認為，在推動民主「大爆炸」方面，美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美國開始對獨裁政權秉持一種更為批判的立場。由人權支持者領導的美國國會大幅削減和限制美國援助威權國家盟友。自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來，美國在全球運用了各種手段，包括直接的軍事干預、援助民主轉型和阻止對脆弱民主國家的破壞活動。如1989年，在軍事強人曼努埃爾·諾列加(Manuel Noriega)宣布大選無效之後，喬治·布希總統入侵了巴拿馬並幫助建立了「民主政府」。與此同時，美國還利用自身的影響力阻止了宏都拉斯、玻利維亞、薩爾瓦多、秘魯和韓國的軍事政變。卡根指出，即使在美國沒有發揮重大影響的情況下，全球和區域性的發展依然有可能會促成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問題是，這股民主化浪潮會不會規模如此龐大和持久?卡根認為，美國與民主國家盟友積極地在全球塑造出了一個廣泛的共識，他們更多地同情民主價值觀而非威權價值觀。這對許多國家的國內政治過程產生了影響，使得威權政府越來越難平安地渡過政治危機與經濟風暴，而各種民主運動則越來越具有合法性。卡根認為，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主導的世界格局中，國際層面的權力平衡自然向民主傾斜，這種情形有助於解釋為何在此後的民主革命能夠取得勝利。但是如果美國不再如此強大，向民主轉型的國家就會驟減，已發生的民主轉型也會曇花一現，在這種地緣政治背景下，更易於發生民主回潮。(43)還有學者指出，美英的領導尤其是他們取得了兩次大戰和「冷戰」的勝利，成為民主得以擴散的必要條件，同時超級大國間的權力移轉帶來的「霸權衝擊」(hegemonic shocks)也催生出了更多的民主國家。(44)此外，還有國外學者討論了區域一體化和「民主限定性條件」(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對某一區域或某個國家民主前景的影響。過去60年間，全球區域一體化組織(regional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RIOs)的數量急劇增加。各國組成RIOs，通過實現區域內的貿易自由化和提高資本與人力的流動性來促進經濟繁榮。推動區域一體化需要成員國能夠保持穩定的狀態。為了降低成員國的政治不確定性，RIOs施加了「民主」性質的條款。這些條款原則上要求，只有民主國家才能加入特定的RIOs，同時一旦獲得成員國的身份後，就必須繼續維持民主制度。RIOs正式的民主限定性條件要求，成員國必須通過自由公正的選舉而定期和有序地進行權力移轉。當某個成員國違反民主原則時，RIOs會給予相應的制裁。(45)歐盟是利用民主限定性條件向其周邊國家輸出民主的典型代表。弗蘭克·施美爾芬尼希(Frank Schimmelfennig)等學者發現，歐盟對周邊國家的政治性附加條件——提供歐盟成員國的前景作為它們進行政治改革的回報，對民主有著強烈的影響。(46)還有學者指出，當前東歐各國的民主前景取決於他們是選擇站在俄羅斯這邊還是歐盟那邊，這種情形表明，一國保持在民主軌道行使的能力受到其國際盟友和地理環境的限制。(47)無獨有偶，門瓦林對拉丁美洲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發現國際性因素如美國的政策和該地區民主國家的總數，是發生民主崩潰或民主轉型的重要預報器。(48)不過，簡·圖瑞爾(Jan Teorell)指出，由民主國家組成的區域組織的成員國身份確實有助於促進民主化，但是個案研究結果表明並非始終如此。(49)

　儘管國外學術界普遍認為民主衰退是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但是也有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命題提出了質疑，如民主理論權威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認為，當前有關民主處於危機和衰退之中的證據，都是源於不可靠的定量數據和從定性研究中得出的選擇性推論。多數主張民主衰退研究援引的數據主要出自「自由之家」的年度報告，尤其是自2008年以來，「自由之家」屢次強調全球「民主在潰退」和「自由程度」在下降。施密特認為這個判斷極具誤導性。因為「自由之家」使用的變數受到區間的限制(1～7)，民主政權的得分沒有繼續提升的空間，而許多不民主政權也不存在繼續下降的可能。(50)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也認為，總體上看，全球民主在過去十年間保持穩定，並且相對於20世紀90年代亦有顯著的進步，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民主衰退」現象。(51)施密特和列維茨基似乎證據充分、言辭鑿鑿，不過民主衰退成為當前國外民主化研究中最受關注的主題，如將「民主」與「崩潰」(breakdown)、「垮台」(meltdown)、「失敗」(failure)、「回潮」(reversal)、「衰退」(decline)、「危機」(crisis)、「挑戰」(challenge)、「退化」(regression)、「侵蝕」(erosion)、「停滯」(stagnation)、「撤退」(retreat)、「不滿」(dissatisfied)、「赤字」(deficit)、「幻滅」(disillusionment)等負面詞語聯繫起來的學術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數量更是不勝枚舉。

　　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的歸因分析開始關注民主國家內部的治理危機，這一研究取向具有合理性。因為不論是老牌民主國家還是新興民主國家，都必須解決好自身所面臨的治理困境。如果不能推進經濟發展，降低社會不平等、有效打擊腐敗和罪犯、切實保障自由和法治，民眾不可避免地終將失去對民主制度的信心。(52)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更多國外學者同時還試圖從民主國家外部來探尋民主衰退的根源，但是這些外部因素事實上並不是構成民主衰退的直接誘因。國外學者將矛頭指向威權主義的復興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上，是帶有強烈的價值訴求和意識形態色彩的，如他們在分析中一致性地將中國崛起視為「民主」的重大威脅。戴蒙德指出，中國利用建立孔子學院、舉辦盛大會議和開展交流項目等「軟實力」建設，來輸出自己的制度模式和價值觀。(53)甚至有國外學者發明了「獨裁輸出」這個充滿強烈貶抑色彩的術語來「污名化」中國，將中國置於「民主」的對立面和導致全球民主衰退的「罪魁」而大申撻伐。在多數國外學者看來，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但是他們將自由民主視為唯一價值可欲的制度模式，而拒絕和承認其他非自由主義的民主形態。近年來，斯泰潘·林德博格(Staffan Lindberg)和簡·圖瑞爾等幾位國外學者發起了「民主多樣性」(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研究項目，認為自1900年以來，實踐中的民主模式並非僅有自由民主一種，同時還包括多頭政體、協商民主、參與民主和平等民主。(54)遺憾的是，「民主多樣性」並沒有得到國外主流學術界的認可，他們在政體劃分上更多地還是沿襲「自由之家」「民主一不民主」此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與此同時，多數悲鳴民主衰退的國外學者還希冀美國能夠繼續維持和強化其全球霸主的地位，這種心態在民主衰退的地緣政治解釋中有赤裸裸的展現。如普拉塔納明確指出，美國及其「民主盟友」絕對主導下的「單極化契機」(unipolar moment)是民主抗爭備受矚目並成為可能，但是如果缺失這一有利的國際環境，民主就很難昌盛起來。如果地緣政治平衡向威權國家傾斜，對其他國家而言，威權模式就頗具吸引力，而民主制度則會漸失光彩。(55)這種論調看似是在討論民主衰退的地緣政治學，但同時也是在為美國遏制中國崛起製造輿論，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奉行更為強硬的路線進行背書。總之，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成因的新近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域外的認知視角，但是其背後暗含的意識形態色彩，及其對我國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則值得重視和警惕。　

文章來源：《江海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