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慈悲觀

　　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佛教認為「慈善」是溝通社會最好的橋樑，開展公益慈善事業是僧團實現普度眾生的崇高事業。中國佛教極度推崇慈悲精神，唐代釋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就說：「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中國佛教以諸佛、菩薩為理想人格的化身和學習修持的榜樣，也以救度一切眾生為最高願望。這正如《大乘起信論》所說：「眾生如是，甚為可憫。作此思惟，即應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離分別故，遍於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盡其未來，以無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惱眾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菩薩都有大悲願，慈悲濟世，救度眾生，不度盡眾生，誓不證菩提，不成佛道，這也構成為中國佛教的主導思想之一。

　　一、慈悲是佛教的基本精神

　　佛教典籍中有非常豐富的慈悲思想，如佛教的「緣起論」思想就揭示了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的關係，佛教「依正不二」的思想告訴我們有情正報的身心不能離開依報世界。「慈悲」教義告誡人們要保護動物和植物，當然更要憐憫與自己同類的人。人善待自然自然就會以和諧的面目回報人類；人類破壞大自然，自然便與人類對立，結果必然是人類自取滅亡。同理，人與人的關係也是與人與自然的關係一樣，因此，環境保護的根源在於人類本身，人與人的和諧也在人的本身。

　　（一）緣起論是慈悲理念的哲學基礎

　　佛教的緣起論認為世界是一個由互生關聯、相互依賴的各種條件組合而成的整體，所謂「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世界是因緣而起的，它的存在和滅亡均來自條件的成敗，來自因緣的聚散，它因條件聚合而產生，也因緣分分離而消失。世界的一切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世界上的人類生存所依賴的自然以及人通過對自然的改造而形成的社會之間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這是佛教解釋人生、社會和宇宙種種現象產生、變化和消亡的基本理論。

　　依據佛教的緣起法則，推導出「依正不二」、「無我論」、「同體論」和「平等論」等重要思想，這是佛教慈悲理念的哲學基礎。

　　「依正不二」是從佛教的基本原理即緣起論得出的結論，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所謂「依正」，是依報和正報的簡稱。《大明三藏法數》云：「依為依報，即世間國土也，為身所依，故名依報。正為正報，即五陽身也，正由業力，感報此身，故名正報。」佛教將生命主體所依存的國土稱為依報，即生存環境；將眾生乃至諸佛的身心稱為正報，即生命主體。「不二」也稱「無二」是指矛盾或對立的雙方並非均是相互對立的關係，也是相互統一、相互依存的統一體。

　　從緣起法則推導出的「無我論」：就人來說，也是由各種因緣聚會而生，即生理的、心理的多種萬分的組合，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獨立的自我存在。既然人不能作為自身的主宰，人生無常，畢竟空無，這就構成了人生痛苦，一切皆苦的價值基礎。如何離苦得樂，撫慰、緩解和拔除痛苦，也是人生的一種根本的需要，佛教慈悲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而被凸顯出來。

　　從緣起法則還能夠推導出「同體論」和「平等論」。佛教認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離開因緣而獨立存在，同樣，每個人也都與其他眾生息息相關。從三世因果關係來看，宇宙間各類生命實質上是一個整體。佛菩薩觀照眾生與自己具有同一的本性（同體），也就是說，一切眾生皆具有存在的同一性、本質的現一性和至善的同一性。佛菩薩也由此而生起與眾生的絕對平等心，生起為眾生拔苦與樂的慈悲心。這是佛教提出慈悲理念的必然性和踐行慈悲理念的可能性的理論基礎。

　　建立在緣起論哲學基礎上的慈悲理念，成為佛教弘法利生的出發點。《長阿含經·大本經》云：「以慈悲心幫，為說四真諦。」《法集要頌經·有為品》說：「如是佛世尊，一切智中師，慈悲為有情，廣說真實語。」慈悲心是佛為眾生闡說苦、集、滅、道四聖諦的內在動因，慈悲精神貫穿於四諦的學說之中。《中阿含經·說處經》和《增一阿含經·苦樂品》分別講到慈、悲、喜、舍「四無量心」與慈、悲喜、護「四等心」。許多大乘佛教經典都宣揚慈悲理念，如《妙法蓮華經》，尤其是其中的《妙音菩薩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更是集中地宣揚菩薩，特別是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精神。這集中表現了佛菩薩對眾生平等的深切關懷，慈悲標誌著中國佛教的根本精神。

　　（二）佛教慈悲理論的特色

　　慈悲和佛教的關係，很多人可能會知道「出家人慈悲為懷」這句話，但並不知道，慈悲一詞本就出自佛典。《大智度論》云：「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慈是愛眾生而隨時願意給他們提供快樂和幸福，悲是愛眾生而隨時願意救其離苦。這種對一切人都願意予樂拔苦的精神境界便是慈悲。慈悲既是一種實踐的法門，如慈心觀等，同時也是佛菩薩所成就的悲智兩大品質之一。作為佛菩薩品質特徵的慈悲，並不是一個泛泛的概念，而有著特定的內涵和考量標準。

　　慈悲的特色之一就在於菩薩的大慈大悲。所謂大，即慈悲的無限擴大。這種慈悲的對象，包括親人，也包括冤家；包括人類，也包括動物，包括六道一切眾生。換言之，只要還有一個眾生是我們不願利益的，是我們漠視甚至敵視的，就不是佛、菩薩所成就的大慈大悲。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佛、菩薩的慈悲又是長遠的，是盡未來際永不改變的。之所以稱為大，遍及一切眾生，延續是為久遠，就是體現出普遍性與長遠性。

　　慈悲的特色之二是佛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是慈悲的最高境界，就是無限的慈悲。佛之所以能成就無限的慈悲，關鍵就在於，他們已證得空性，已體認無我，已消除自我和眾生之間的對立和隔閡，所以這種慈悲又稱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所謂無緣，就是沒有任何親疏、愛憎之分，沒有哪個眾生是菩薩捨棄的，是菩薩不願施以援手的。所謂同體，就是將眾生和自己視為一體。就像你的腳扭傷時，手自然會去撫摸以減輕疼痛，這種幫助是身體的自然反應，是不需要加以考慮的。而在疼痛沒有解決之前，這種幫助決不會半途而廢，也不會去分別，手是施恩者而腳是受惠者，不會有什麼感恩與報恩的需求。

　　慈悲的特色之三就是慈與悲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佛教認為，慈從悲來，悲必為慈。「悲」原意為痛苦，由痛苦而生悲情。一個人深刻感受到自身的痛苦，也就能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產生悲情，自然地由衷地衍生出對他人的友情，並擴展為對一切眾生的普遍的平等的慈愛。只有慈悲相連，才能產生「與樂拔苦」的踐行和作用。

　　佛、菩薩對眾生的慈悲也是同樣，觀音菩薩之所以能「尋聲救苦」，之所以能「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也正是因為體證到眾生和自己本來就是一體。因此，這種幫助不需要任何條件為前提，不需要考量其中是否有利可圖，能否得到回報。同時，這種慈悲是「三輪體空」的，不存在施者和受者之間的對立。正如《金剛經》所說：「菩薩滅度無量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因為無我，才能無住；因為無住，才能無限。

　　慈悲的特色之四就是承認慈悲存在種類之分和層次之別。這是由佛教在教化過程中講究契理契機，隨緣是佛教教化的最高境界。如果佛、菩薩有應身、化身和法身之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觀念；修行應該循序漸進，有明道、悟道與證道之說，說明修行處於什麼果位。佛教追求最高境界的成佛之道，「諸惡不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同時，佛教也不會放棄一絲一毫的去惡向善之意，只要有一點向善意識，佛、菩薩也是讚歎的。「眾善」之中，儘管主要講數量之多，但是眾多之中自然也是有種類之分和層次之別的。

　　（三）佛教慈悲與世間慈悲

　　通過以上分析，佛教的慈悲在於強列性與普遍性，這與世間慈悲是有根本區別的，如是世間慈悲就變成了慈善、公益或者說公益慈善，儘管達到慈悲的境界，也是值得提倡的世間慈悲。

　　世間慈悲，也許只是針對某個人，比如母親對兒女的慈悲，雖然強烈，但並不普遍，不能擴展到兒女以外的其他人。也許只是由重大災難所激發的情感，如四川地震時全國上下所表現出的關愛之情，雖然普遍，但並不持久，不能一以貫之地保持下去。原因是什麼？因為凡夫是有「我執」的，這種執著蘊含著強烈的自我重要感，使我們本能地關注自己而忽略他人。母親對子女的關愛，看似忘我，但多半只是對「我」的一種延伸，所以這種慈悲無法繼續擴展到其他眾生。也正是因為有「我」，我們才難以對「我」以外的「他」保有持久關懷。即使因特定事件使這種情感被激發起來，但一段時間後，又會習慣性地轉向對「我」的重視。

　　在古漢語中，並未有「公益」一詞，至於「慈善」則起源很早，然而其原意並不是指一種行為，更不是指一種事業，而只是形容人的性情慈祥、寬厚。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個人性的扶貧濟困自古就有。傳統的慈善強調了慷慨救助的一種形式，其它的內涵決定了慈善事業對改善民間社會關係、維持社會物質文明再生產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現代公益慈善事業已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一種有組織、有規模的行為。慈善出於一種本能，而公益是現代概念，要從慈善走向公益。對乞討者捐錢是慈善，但看到乞討者時去想，我能用什麼方法讓他不再窮，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這才是現代公益事業。

　　中國的慈善思想源遠流長，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對此都曾有過精闢的論述。譬如：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孔子和孟子也曾說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以及人之幼；出入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慈」是「愛」的意思。孔穎達疏《左傳》有云：「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業」；又曰：「慈為愛之深也」。許慎的《說文解字》中也有解釋道：「慈，愛也」。它尤指長輩對晚輩的愛撫，即所謂「上愛下曰慈」。《國語·吳》中「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的「慈」即為此意。「善」的本義是「吉祥，美好」，即《說文解字》中所解釋的「善，吉」，後引申為和善、親善、友好，如《管子·心術下》中所說的：「善氣」二字合用，則是「仁善」，「善良」，「富於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崔光傳》中所講：「光寬和慈善」。一言以概之，長輩對晚輩的愛就是慈，同輩之間友好相處說是善，慈善存在等級區別。

　　事實上，慈善的概念起源於西方，在16-17世紀，由於資本家要完成原始積累，使得當時的社會主體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部分企業家提出來，把他們的財產拿出來分給別人，發展到後來形成了慈善事業的說法。當時，慈善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社會是不平等、分等級的，慈善的基礎概念是富人對於窮人、高級別的人對於低級別的人。

　　公益從字面的意思來看呢是為了公眾的利益，它的實質應該說是社會財富的再次分配。公益活動是指一定的組織或個人向社會捐贈財物，時間，精力和知識等活動。公益活動的內容包括社區服務，環境保護，知識傳播，公共福利，幫助他人，社會援助，社會治安，緊急援助，青年服務，慈善，社團活動，專業服務，文化藝術活動，國際合作，等等。公益事業應該做「市場不為，政府不能」的事情。

　　二、佛教承認慈悲有差別

　　佛教宣揚的大慈大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是慈悲的最高境界。既然有大，自然也會有小；既然有無緣，當然也得承認有緣。佛教承認慈悲是有差別的，可以分種類，還能夠劃分層次，這對我們進一步認為佛教的慈悲思想，對發展我國的公益慈善事業具有借鑒作用。

　　（一）佛教慈悲的種類

　　根據覺悟的程度，大乘佛教把慈悲分為三種，稱為「三緣慈悲」。《大智度論》卷四十云：「慈悲心有三種：眾生緣、法緣、無緣。凡夫人，眾生緣；聲聞、辟支佛及菩薩，初眾生緣，後法緣；諸佛善修行畢竟空，故名為無緣。」這三種緣是根據大乘佛教空宗思想劃分的，認為以眾生為對象的慈悲，是凡夫的慈悲，稱「眾生緣慈悲」；「法緣慈悲」是指覺悟眾生無我進而覺悟諸法無我的道理而生起的慈悲，是聲聞、辟支佛和菩薩的慈悲；心無所緣，離一切差別，超越對立，畢竟空無，此為佛的「無緣慈悲」。

　　隋代佛教義學高僧慧遠著《大乘義章》，他在該著第十四卷中把「三緣慈悲」，分解為三種悲和三種慈，即眾生緣悲、法緣悲、無緣悲和眾生緣慈、法緣慈、無緣慈，並分別就其意義，作出明確解釋，反映了中國佛教學者對慈悲概念的重視和理解。

　　（二）佛教慈悲的層次

　　與上述三種慈悲緊密相關，佛教還把慈悲層次化，分為小慈悲、中慈悲和大慈悲三個層次。

　　《大智度論》卷第二十七云：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譬如，有人諸子系在牢獄，當受大辟。其父慈惻，以若干方便，令得免苦，是大悲；得離苦已，以五所欲給與諸子，是大慈。如是等種種差別。問曰：「大慈大悲如是，何等是小慈小悲？因此小而名為大？」答曰：「四無量心中，慈悲名為小，此中十八不共法次第說大慈悲，名為大。複次，諸佛心中慈悲，名為大，餘人心中（慈悲），名為小。」問曰：「若爾者，何以言菩薩行大慈大悲？」答曰：「菩薩大慈者，於佛為小，於二乘為大。此是假名為大，佛大慈大悲，真實最大。」複次，小慈但心念與眾生樂，實無樂事；小悲名觀眾生種種身苦、心苦，憐憫而已，不能令脫。大慈者，令眾生得樂，亦與樂事；大悲憐憫眾生苦，亦能令脫苦。

　　據上所引，區別慈悲層次的標準有三：一是慈悲踐行者身份的不同。佛的慈悲為大：菩薩的慈悲相對於佛為小，相對於二乘為大，也可說菩薩的慈悲是中，是中慈悲；二乘即聲聞與緣覺的慈悲為小，是小慈悲。二是動機與效果的差異。小慈悲只是主觀的同情、憐憫，停留在心念、心愿上面，而大慈悲則給予眾生以實際的關懷、幫助，使眾生真正得到快樂，脫離痛苦。三是自他有別與平等一體的區別。小慈悲是主客有別、自他有別的，大慈悲則主眾生平等、佛與眾生平等，是一種無差別的、普遍的慈悲，這也稱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是最高層次的慈悲。

　　三緣慈悲偏重於從慈悲的對象來區分，大、中、小慈悲則偏於從佛教修持者的認知和思想境界的高下來立論。兩者的關係錯綜複雜，如以眾生為對象的「眾生緣慈悲」，也可以從動機與效果的差異角度區分為小慈悲與大慈悲。又如「法緣慈悲」，因慈悲踐行主體二乘與菩薩的不同而有小慈悲與大慈悲之別。至於「無緣慈悲」即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與佛的大慈大悲異名同實。慈悲的種類與層次的關係，雖然複雜，但從思想實質來看，兩者又是統一的。

　　《大智度論》卷第二十七云：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薩見眾生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後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於無量阿僧祗世生死中，心不厭沒。以大慈悲力故，久應得涅槃而不取證。以是故，一切諸佛法中慈悲為大。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為無上覺悟。「阿僧祗」，意為極為漫長的時間。就是說，慈悲是佛法中最重大的原則，是佛教的根本所在。大乘佛教菩薩的特徵就是全力踐行大慈大悲的原則，以普度眾生為自己的崇高職責和偉大理想。

　　（三）佛教慈悲實踐方式

　　慈悲在佛教修持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隨著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發展，佛教越來越強調慈悲與智慧的結合是解脫之道的兩大環節，也是大乘菩薩德性的兩個方面。慈悲是在踐行上要求自我犧牲和無私奉獻，智慧是在認識上證悟宇宙、人生的真諦。悲智結合，悲智雙運，自利利他，是為解脫成佛的正道。大乘佛教把「戒、定、慧」三學的戒學、定學歸結為慈悲，慧學為智慧。「六度」中的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也被定為慈悲之度，最後第六度智慧即是智慧之度。

　　大乘佛教，尤其中國佛教對慈悲理念的踐行主要側重於布施和不殺生兩個方面。佛教崇尚布施，認為布施具有無上功德。小乘佛教的布施有兩種：一是「財施」，將財物布施於他人，破除自我的貪心和吝嗇，以免除來世貧窮；二是「法施」，向人說法傳教，使人成就解脫智慧。大乘佛教在此基礎上又增加「無畏施」，給人增強無畏的信心，使之面對茫茫人生之苦而無所畏懼，在修持解脫的漫漫長途上勇猛精進。此外，佛教還有九施。《菩薩地持經》：「云何菩薩檀波羅蜜。略說有九種。一者自性施。二者一切施。三者難施。四者一切門施。五者善人施。六者一切行施。七者除惱施。八者此世他世樂施。九者清凈施。」大乘佛教還將布施與慈悲教義聯繫起來，用以濟世利他，普度眾生，把布施的對象擴大到遍及一切有情（眾生），並把它納入「四攝」和「六度」之中，且居於兩者之首項，這就表明，布施是大乘佛教道德修養與解脫修持中最重要的善行。

　　不殺生是佛教「五戒」的首戒，指不殺人，也指不殺鳥獸蟲蟻，還指不亂折草木等，表現了對一切生命的尊重，也體現了戒律所包含的慈悲的本質特性。佛教也認為，對社會和自然有害的東西，如害蟲害鼠，非殺不可，殺了，也是慈悲心的一種體現。中國佛教還特別反對戰爭和刑殺，並提出斷酒肉、素食、放生的主張。自南朝梁武帝提倡斷酒肉以來，素食成為漢地僧人普遍的飲食生活準則。

　　佛教重視利他是自利的有效途徑。《地藏菩薩本願經》：「未來世中，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見諸老病及生產婦女，若一念間，具大慈心，布施醫藥飲食卧具，使令安樂。如是福利最不思議，一百劫中常為凈居天主，二百劫中常為六欲天主，畢竟成佛，永不墮惡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聞苦聲。」《普賢菩薩行願品》：「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砂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眾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眾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

　　佛教修持講究自修自證，不能夠有依賴思想。佛經上說：「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意思是說：就好象眼睛裡長了東西，遮蔽了視線，看不見璀璨的陽光，卻反而去責怪太陽不夠明亮；我們的心眼被不正確的知識見解阻擋了，自以為是，見到的只是亂墜的空花，卻不能看到真實的狀況。所以有佛語：「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就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佛在哪裡？其實，佛就在我們身邊。

　　三、佛教慈悲觀對發展公益慈善事業的啟示

　　綜上所述，慈悲是利益他人，也是成就自己的美好事業。根據報導，我國每年有近8000萬困難群眾需要救濟，有6000萬殘疾人需要實施救助，還有多發的自然災害造成的災難。特別是世界上絕對貧困的評價標準逐步提高，我國貧困人口還有擴大的趨勢。要解決好這些群體面臨的困難，不僅需要政府財政加大投入力度，而且需要公益慈善機構積极參与、發揮作用。我國發展公益慈善事業起步較晚，在面對突出災難時期，能夠激發出高昂的扶危濟困的民族熱情，這項事業是大有用武之地；但是有平常時間以及在開展公益慈善活動中發出的許多不和諧之音，深感發展我國公益慈善事業成為一項十分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分析了佛教慈悲觀，我認為樹立崇高的公益慈善觀念，重視各種公益慈善群體不同作用，倡導人人均能夠從事公益慈善的社會風尚，這對於我國發展公益慈善事業有如下的啟示：

　　（一）大力宣揚最高境界的公益慈善觀念

　　清醒認識發展我國的公益慈善事業是一項緊迫的任務。我國正處在社會發展戰略機遇與矛盾凸顯的關鍵時期，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公益慈善事業任重而道遠。我國目前已進入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轉型關鍵時期。從國際發展的經驗來看，這個關鍵時期通常有產業結構快速轉變的特點，是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的時期，是一個充滿新的機遇、又面臨著多種社會風險的時期，表現在：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目前全國農村還有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低收入人口4977萬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難群眾有2200多萬人，據此，全國總貧困人口達9787萬人（不含港澳台地區）。此外，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如何扶持生活困難的人口，防止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保持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議題之一。

　　「大慈大悲」，「無緣寺慈，同體大悲。」這是最崇的公益慈善境界。這是要求我們社會大眾能夠無私、無償和自願地參加公益慈善事業，以利益他人為途徑的實現自利的行為。這就要營造公益慈善的文化環境，樹立高尚的公益慈善觀念，擴大公益慈善活動的影響力，提高公益慈善的救助效率，從而改善社會文明禮貌、友愛和諧的生活環境。我國歷史上其實不乏慈善思想，多少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唐朝著名詩人元稹的人生理想——「達則濟億兆，窮亦濟毫釐」，就是慈善之心的高境界。

　　繁榮我國的公益慈善文化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慈善文化是指人類在長期的慈善行動和慈善事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的總和。我國巨大的社會變革，民眾信仰多樣化，還存正確的信仰缺失問題，特別是普遍存在價值觀導向的偏差，社會問題比較突出。為此，大辦宣揚公益慈善文化成為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二）重視各種公益慈善群體能夠發揮不同的作用

　　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群體，從組織結構來分，我認為可以大致為分三個部分：政府、民間組織和個人。政府發揮主導作用，民間組織發揮主體作用，個人能夠發牢固基礎作用。

　　政府的主導作用就是科學合理地發揮公權力，確實保證公信力,發揮了決定作用。發揮公權力關鍵在於主導，而不是推動，還不是打造。一方面從繁榮公益慈文化出發，營造公益慈善環境；另一方面規範公益慈善行為，提高公益慈善效益。發揮公信力關鍵誠信，就是要公平、公正制定從事公益慈善事業政策法規，科學有效地監督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特別是要保證公益慈善捐贈款物使用的透明度，不僅僅在於使用財物的多少，而且還在於這些財物所發揮的效益如何？這兩個方面突出體現就是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公正和公開，是否在科學、民主的旗幟下民眾實現真正的自由，最終目標就是社會民眾之間的平等互利，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政府發揮作用的決定作用是完善體制，建設機制，保證社會最大限度的公平與正義，這是最根本的公益慈善事業。

　　政府政策是最大的公益慈善資源，企業的社會責任並不能夠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任志強專門做了這樣一個統計：每年3000多億美元的慈善款，按人數統計80%來源於普通人、自然人;按數額統計80%來源於富人，其中的99%又來源於1%的富人。中國2008年慈善款超過2007年的3.5倍，也只有1070億，全球貧富差距加大，企業責任並沒有減輕財富差別。在中國，1980-1990年代，依靠鄉鎮企業，1.5億人脫貧；1990-2000年代，依靠城市工業經濟和國有企業，6千萬人脫貧；2000-2009年，依靠國有企業、民退國進，只有3千萬人脫貧。政府實行的政策發生根本變化，儘管企業社會責任增強了，貧富差距仍然擴大。政府要認清楚當今社會存在貧富差距的問題，並分析造成這種差距的根本原因。

　　同時，政府能夠發揮決定作用，但也不能指望政府是萬能的。中共中央在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下，要求各級政府從「全能政府」和「無限政府」轉向「責任政府」、「法制政府」和「有限政府」。政府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社會事務進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群眾性、社會性、公共性和服務性職能必將逐步從政府職能中分離出來。客觀上講，慈善事業是具有公眾性、公益性、社會性和服務性職能的，因此政府支持慈善事業的發展一方面是滿足社會需求，另一方面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必然選擇。亞當·斯密認為的「利己主義的利他功能」也在市場上發揮作用。

　　現在各地慈善機構官辦色彩很濃，這與慈善的社會性距離很大，因而難以受到社會捐贈者的大規模擁戴，慈善活動比較被動。如是出現了這樣的呼聲，公益慈善事業不是靠政府的，它的力量和責任主要來自民間社會。國家倡導和支持慈善事業的強力措施，就是給予稅收優惠等等政策。政府搞好社會保障就行了，其實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慈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四個方面。這種完全依靠政府和反感政府過分參與是值得我們重視的現象。

　　民間組織的主體作用就在於能起到核心作用。民間組織的內涵，在進行公益慈善活動中是一個特定的概念，這裡我將外延進行擴展，認為是除政府之處組織，包括社會法人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宗教團體等等。這些組織構成了社會的機體，能夠形成合力，集中財力只大事情，特別是上能夠影響政府，下能夠廣泛聯繫各階層的民眾。這是發展公益慈善事業的主體，是增強公益慈善事業影響力的核心力量，是提高公益慈善效益的關鍵，是聯繫廣大民眾與政府的橋樑，是籌措社會資源的主體。

　　2008年5月15日，比爾·蓋茨與巴菲特等46名名企業家聯合出版《從貪婪到慈悲》。在書中，比爾·蓋茨提出「創造性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新方法」，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藉此來改造資本主義中的缺陷。他的核心是貪婪=資本主義，慈悲=社會主義，科技進步加大了社會不均，當今的科技只給了有能力負擔的人，市場只回應了「需求」，但沒有回應需要（如筆記本電腦，全球人都有需要，而只有相對富裕的人才能擁有）。國務院頒布了《關於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要求企業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個人的基礎作用就在於繁榮公益慈善文化。我們講公益慈善，需要政府的關懷，企業和富裕人士的慷慨，還需要最廣大的普通民眾支持與理解，特別需要受助群體的深切覺悟。受助者能夠認識到：「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唯艱。」慈善是平等主體間出於真誠友愛的情懷而作出的善舉。有位浙江老闆資助了百位貧困生，到了元旦沒有收到一張賀年卡，這位老闆很感慨：「現在學生的道德可能出問題了。」事情可能沒那麼嚴重，要是追問一下根源，不難發現根源並不在孩子們身上。在這麼一個「幼兒園讀小學、小學讀初中、初中讀高中、高中讀大學、大學再回過頭去學習幼兒園基礎文明」的應試教育環境中，不少受資助大學生沒把「感恩」二字擱在心上，我以為太正常不過了。年輕學子，不僅沒有「湧泉相報」，就是「滴水相報」也沒有，這個能怪罪學子乎？主要關乎教育，關乎社會文化環境。為此，繁榮公益慈善文化是根基，這要求落實到每一個的意識和行為上。

　　佛教告訴我們，慈悲不僅是利他的善行，更是一種使人格得到提升的自利行為。當我們對他人心懷慈悲時，內心是調柔而開放的。這種調柔能使我們感到安寧與祥和，而這種開放則能使我們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增強個人成就感和幸福感。從這個角度來說，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慈悲就會成為主動自覺的行為。因為我們在付出的同時就在收穫，這種收穫不在於他人的回報，而是自身心理的改善。

　　倡導和鼓勵民間的「主動慈善」，最大程度提高公眾對慈善事業的參與度。「被動慈善」與「主動慈善」兩者間有很大的區別：前者以「發動募捐」為特點，多為政府行為；後者以「主動捐贈」為特色，多為個人行為。

　　（三）倡導人人均能夠在公益慈善事業中發揮作用

　　我們讚賞能夠以最高境界從事情公益慈善事業，也應該認同還有不同層次的公益慈善意識的存在。不僅僅佛教如此，儒家也是這樣的。儒家倡導的「五常」：仁、義、禮、智、信，這是漢章帝建初四年以後，被確定的整體德目，是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價值理念。子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朱熹：「仁者，心這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這宜也。」《韓詩外傳》：「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韓俞《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這樣的核心價值不僅有種類，也是有層次，最高的就是「仁」，最基礎就是「信」。

　　靜水流深，大象無形。我崇尚這最高境界的公益慈善，有道是「天助人天下足，人助人一餐足」，我們希望普遍式的大恩大德，「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讓人能夠自立自強。儘管如此，還應該以佛教「心包太虛」的開闊心懷，容納凡夫俗子的善心好念。

　　借鑒儒家的「忠、孝、節、義」四字，其中的「忠、孝」在中國社會是基礎性的道德價值觀，是檢驗核心價值的實踐活動。《說文解字》：「忠，敬也，盡心曰忠。」「孝，善事父母者。」忠指居職任事者，當心心竭力求利於人而已；孝是人可以從身之最近處做起的人間關係德目，為「百德之首，百善之先」。做公益慈善事業，大慈大悲除外，還能夠兼顧中慈悲、小慈悲，這是值得稱道的。就是一個人不作為，還是比不慈悲和假慈假悲好。這就是古人所倡導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公益慈善事業就是我們身邊的事業，就從身邊的事情做起，也是人人能夠參與的事情。

　　如今施恩圖報，是基本的價值訴求。「施恩圖報」本來不算什麼大事，這與「知恩圖報」本質上是一樣的，問題在於施恩者圖什麼「報」，是圖受助者報以感謝之信函呢，還是圖社會給予讚許之目光，是圖自己得到助人之快樂呢，還是圖合力促進慈善事業之進步，境界是不一樣的。有一則來自河南的消息是，慈善總會擬要求受助學子簽訂一份「道德協議」，工作後以不同方式回報社會（2008年8月23日《河南商報》）。湖北5名貧困大學生，因為「受助無感恩」，被取消了繼續受助資格（2008年8月23日《北京青年報》）。

　　對於一些有爭議的人物，他們的公益慈善行為被人稱道。山西繁峙原副檢察長斂財過億，國信佛熱衷公益事業和愛心捐助，曾被稱讚為俠客。這個真實的穆新成，通過「江湖規則」，從政商兩界獲得巨額收入，而後扶危濟困，修廟種樹，樂此不疲。根據記者採訪，穆新成的錢確實不是來自「貪占」。「朋友給的，排難解紛得來的錢」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使。穆新成的事發不是「露富」，而是「激起了官憤」。知情人說穆新成運用反貪局的特殊職能，查過「同樣了不起的人物」，得罪了硬茬。一些人認為這是在不正常的社會中，出現正常的事情。在貪官屢見不鮮的時代，相比較之下，那些吃人了連骨頭也不吐，穆還做了一點人事，其行為還被一些人力挺，這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黑色幽默。同樣，社會上有一些人格上有污點的人，他們的公益慈善行為應該值得肯定。

　　與此相反，我們反對的欺世盜名的假公益慈善行為。對於不慈善的人，他們的貪得無厭，大眾早有眾論。世間一貫反感就是假慈善，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腦子的男盜好娼」，欺騙行為是公益慈善的毒藥。還有口惠而實不至，盜取社會讚譽的好名聲。最令人不齒就是以行公益慈善之名，行中飽私囊這實。

　　總之，人之為善，大中小慈悲都是值得肯定的，最應該反對的就是不慈悲和假慈悲。發展我國的公益慈善事業，還只處於起步階段，任重而道遠。但是，我們還需要十分清醒的認識，公益慈善只不過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有益的補充，在破解社會兩極分化，克服疑富心理和仇富心理，還需要真正的公益慈善就是「大慈大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讓廣大民眾在平等的機會與環境下，能夠共享溫暖的陽光，這才是接近體溫的溫暖，這不只是公益慈善事業所能夠完善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砸碎了舊文化，新的文化遠遠沒有建立起來，不少仁人志士為之奮鬥探索，這是可歌可泣的。在新文化建設過程中，出現了死灰復燃的現象，我們仍然要在科學、民主的旗幟下，爭取自由，實現公平與正義，沒有剝削和壓迫，人格平等的願望可期，才是真正的公益慈善之光才能照耀人間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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